试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辩证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质文明论文,精神文明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两个文明统一的客观基础
物质与精神是哲学范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则是社会范畴。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两个文明的统一性则在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来讨论各种精神现象的；所以，以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为表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总是在实践中以互相对应的方式存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是人类社会文明在不同方面的体现，其本质规定性是文明。
文明是个多义范畴，但目前人们大都约定俗成地把它广义地理解为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这种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一方面“物化”结果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灵化”升华为精神文明。文明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跟自然状态相区别并且反作用于自然界的社会状态，亦即超出生物族类的“主体性”。这种状态表明人对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能动关系，表明人把自己跟周围环境区别开来的自我意识和能力，表明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文采”和“光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是社会的进步，其核心问题则是人自身的发展。文明的发展程度，就是人的发展程度。
如前所述，两个文明统一的客观基础，在于人类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实践活动。这是人类所特有的感性物质活动，并以改造世界的主体创造性为基本标志。人类是从制造工具以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劳动中脱离动物界，并由此开始自己的文明发展史的。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离不开人和社会，都是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改造世界的产物，亦即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人类改造世界成果的文明发展，就其主体来说，一方面标志着人类本身的发展，说明人类改造世界的创造力，亦即“自觉能动性”或曰“意志自由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同时标志着社会形态的历史进步，说明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机体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不断完善化和合理化，亦即社会调节“自组织”有序程度的提高。而就其客体来说，则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工具技术系统的演进；另一方面表现为“人化自然”的出现和发展。现在，地球上到处都布满了人类活动的印记，不受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纯粹“天然”物已经难以见到了。而能够进入人类精神领域的，也就是这个已经“人化”亦即社会化了的自然界。
由此可见，人们所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际只不过是人类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实践活动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体现。在这里，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对象化结果（即“精神变物质”），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主体化升华（即“物质变精神”）。文明对象化结果的动态表现，是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演化；文明主体化升华的动态表现，则是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前者演化展开为一定的“社会——工艺”结构，后者积淀升华为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二者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内外两个不同的方面罢了。在实际生活中，物质文明出现的问题，是精神状态上的失误所致；而精神文明出现的危机，则是物质关系上的矛盾造成。至于人们所说的“物质文明上了去，精神文明掉下来”状态，则是某种对抗性发展方式的产物。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两个文明间仍有深刻的对应关系。离开文明的社会实践基础，无法说明文明的对立统一。
人们把统一的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是为了分析和说明问题的方便。事实上并没有脱离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也没有脱离精神文明的物质文明。这是因为通过劳动工具来生产物质财富的物质生产，不可能没有人的意识和思维的参与，也不可能脱离人的情感和意志的推动，更不可能不要人的目的要求的导向；而通过语言符号来生产精神财富的精神生产，不可能不反映物质生产的过程和结果，也不可能不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不能不依附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物质关系。由此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外加附属物，而是物质文明的内在规定性；而物质文明也不是精神文明的外在约束，它恰好是精神文明本身的外部体现者。总之，任何意识、精神只有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才能取得自己的存在形态；同样，任何物的形态也只有在蕴涵人的主体创造性之后，才具文明的含义并区别于天然存在物。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实践上的统一性是不可分割的。
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作两个绝对独立存在的现象实体，并且形式主义地从外部循环论证它们怎样“互为目的、互为手段、互相作用、互相促进”，显然是很不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文明在怎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互相作用、共同发展的具体条件、运转方式、作用机制和表现形态。就存在的角度去看，这两个文明的关系，并不是历时性“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是共时性“躯体和灵魂”的关系；灵魂没有躯体固然会“烟消云散”，但躯体没有灵魂也变成“尸首一具”。就运作的角度去看，这两个文明的关系，也不是不同事物间互相作用的关系，而是同一事物中基础与主导的关系。如果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来解释，这两个文明的关系是形、神、体、用的关系。就存在形态而言，物质文明为形、精神文明为神；就演化形态而言，精神文明为体、物质文明为用。形神相即、体用一如，二者并无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
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最后都应该而且只能从人们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合理的科学说明。马克思主义就是从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这个角度，去探究统一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在这共同的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生产对象和物质关系，把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客体化）；与此同时，则把由此创造的财富——社会经验和社会关系“据为己有”（主体化）。生产劳动对象化和主体化这双重结果，来源于生产劳动本身的双重性质。人的生产劳动是一种借助于劳动工具的有目的的物质性活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同时支出，因而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在这里，劳动的物质属性便是生产，侧重于表述对象性的事物和对象化的结果，蕴涵着客体“可以捉摸”的客观效用；而劳动的精神属性则着重于主体性行为本身，表明人跟各种对象物之间价值关系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程度，蕴涵着主体“自由自觉”的创造。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时，是把人“为满足生活需要而占有自然物”和“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分开论述的。马克思认为，“作为生产活动本身”的劳动，目的是在于通过改造自然界，创造使用价值，获取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而“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的劳动，目的则在于通过创造对象世界来实现劳动者的理想、意志、智慧和创造力，即“自我实现”。在这里，物质文明相对于精神文明是客体性表征，而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则是主体性自觉。二者共同体现人类能动的创造本性。
根据两个文明统一于社会实践的原理，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突出“实践第一”的精神，冲破传统僵化模式对人的发展那种种限制，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开拓过程中，沿着全面提高人的现代文明素质方向扎扎实实地先干起来。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历史机遇中，广东人不但“得风气之先”而且“开风气之新”，在探索和创新过程中“先生小孩后起名字”，不拘泥于某些先定的条条框框而大展身手。随着实践中市场要素的增加和市场体系的建构，一种较新的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溶入了广东人的血液之中”。这种随机应变、敏捷灵巧的市场经济观念，使得广东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
二、两个文明统一的辩证性质
我们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绝不是机械地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同一”或“自身的等同”。特别是从社会的范围来看，物质生产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人的思想、目的、意志和情感等精神因素，终究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器物生产；而精神生产尽管永远不能脱离物的前提、机制、关系和载体，但毕竟又是不同于具体器物的无形无象的思想观念的生产，二者确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存在特点和发展机制。人类的物质生产，必须要服从人体外的各种自然规律，而人类的精神生产，与此同时还要服从人心中那“美的规律”。而且，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只能在各种矛盾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制衡中不平衡地发展。物质决定精神，而精神又反作用于物质。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统一，只能是一种辩证的统一或曰“有差别的统一”。跟物质文明不完全同步的精神文明相对独立性，就是这种辩证关系的集中体现。人们只有在克服或解决两个文明发展各种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求得二者的协调一致。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这些差异、矛盾、不平衡和不适应，首先就在于物质和意识本身的分化。我们知道，意识是物质长期进化的结果，是称之为“人脑”这块特殊物质的一种功能；而这种功能，则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并跟事物的相互作用和信息形态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精神文明是人类自身社会性发展的主体性特征。它的一个本质特性或曰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亦即具有自我意识的高级物质运动形态。人正是借助于精神的自我意识能力，把自己跟环境区别开来；并且由此通过制造工具、改造环境，使自己从动物界脱离出来。这种自觉的能动特性通过语言符号形成自我意识，借助劳动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用社会的力量去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精神作为一种自觉的活动，不但表现为自我意识，而且还表现为自我控制；它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同时还对自己的身心过程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改造。而人的需要本身，也由此发展出一系列不同的层次；它不但需要有生理上的物质满足，而且也需要有心理上的自我实现。
正是社会实践中物质与意识的这种分化，使人的存在二重化了。一方面，人的存在只是个生物学事实。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必须不断地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用以维持自身的生命。这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手段，是人类执着现实的“工具理性”。但另一方面，作为自由自觉的社会精神存在物，人又是超自然的。他通过自我意识去把握“美的规律”，建构起一个自足的“意义世界”，并在精神的升华中实现对现存事物的超越和突破，用“纯粹理性”和“批判理性”去制衡“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胀。
从信息形态发展角度说，人用以超越现实的“自我意识”，是通过符号系统来进行的。跟生物有机体的讯号信息不同，人类的符号信息利用语言、文字的符号来代表特定的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种共性，所以带有不同程度的间接性和抽象性。这抽象的符号信息可以超越具体时空的限制，因而能够用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能够使人对事物加以理解。这就使得人类的预测能力远远超过生物的“超前反映”，原则上可以无限的发展，成了沟通物质和精神的中间环节，从而使人具备改造世界的可能；但与此同时，这沟通物质与精神中间环节的任何一个断片，也都有可能把人引入歧途，使人产生某种歪曲事物本性的可能。物质与意识的分化，以及与此相应的信息形态的演进，在人类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造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分野，以及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相对独立性。
由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双互作用过程中，都有对方无法取代的独特作用。一方面，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外部环境、物质前提、经验基础和器物载体；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则为物质文明提供价值导向、智力支持、思想制衡、精神动力。把物质文明的功能局限于前提和载体是不够的，它还有发生机制的功能。把精神文明的功能局限于支持和动力也是不够的，它还有批判超越的功能。离开两个文明动态演化过程，无法全面并准确地说明和把握两个文明各自的社会功能。正如物质文明并非只是精神文明的工具性手段一样，精神文明也并非只是物质文明的工具性手段；由此才产生两个文明建设的社会任务。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为条件，并在双向建构过程中得到发展。而这两个文明建构中的矛盾运动，则是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通过一定机制全方位地展开的。其间充满了诸如手段和目的、过程和结果、需要和可能、实存和应有，以及进步和退化、合规律性和合理性等等的矛盾。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则有人的个体和人的族类、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人性结构中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人的有限存在和人的无限发展等等的矛盾。从作用形式的角度来看，两个文明互为前提、互相作用不仅有互相支持、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同向肯定形式，而且还有互相限定、互相制衡、互相超越的异向否定形式。从两个文明相互关系的性质来看，则有基本适应和基本不适应两类状态。而在基本适应状态中，可以有某些不适应的部分；在基本不适应状态中，也可以有某些适应部分。这诸如此类不同矛盾类型、状态、方式的交叉、对峙、重合，双向发生作用，产生各种形式的层次递进、渗透转化、进退反复、断续创新，并由此构成两个文明丰富多彩的矛盾运动全景。
过去，人们往往强调了两个文明关系中的同向肯定形式，但忽略了两个文明关系中的异向否定形式，这是有缺陷的。其实，文明的最初形式“禁忌”，其功能就不是同向肯定的支持和推动，而是异向否定的限定和制衡。日后在这原始禁忌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崇拜、占卜、驱邪等等，其基本的倾向是超越现实而不是认同现实。至于阶级社会中那庞大的法律系统和道德系统，固然有同现行做法比较一致的支持和巩固功能，但同时也有同现行做法不完全一致的制衡和规范功能。还有从近代开始长足发展起来的审视、批判、反思、扬弃、超越等等东西，更使一种革命的否定精神得到真正的大发扬。特别是在一场历史灾难过后，理论上首先需要的东西，应是揭露矛盾的深刻反思，而不应是掩盖矛盾的“大立不破”。人们提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任务，恰好是以这两个文明的不平衡为前提的。
在解释和处理两个文明的关系上，我们首先仍要反对唯心主义的精神万能论。长期以来，人们曾经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发展了一条“从头脑中找原因、从书本上找答案”的倒过来的思想路线，把客观社会矛盾运动归结为某些个人思想认识，并由此以为改变一个事物的名称便等于改变这个事物的本身。我们并不否认人的活动要以一定的思想、目的、意志、情感等作为先导，但问题在于这思想等等到底从何而来，它们到底如何才能实现，而在实现以后又跟最初设想有无区别。必须明白，我们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事实，而不是概念、名称、思想、意志、情感和想象。离开客观存在的社会运动，孤立地只从人的头脑中去寻找“思想原因”，显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解释和处理两个文明的关系上，我们同时还要反对形而上学的庸俗“经济决定”论。近年以来，流行一种离开物质跟精神的客观矛盾运动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认为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是无条件地重合的，只要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跟了上去。表面上看来，这种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但它无视客观的矛盾运动，要求精神文明“绝对”和无条件地去“适应”和“服从”物质文明的现状。这种观点抹煞了人类实践的革命能动性，抹煞了人类精神的革命批判本质和形上超越功能。它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歪曲为一种无矛盾的线性的机械重合，取消了“自由意志”、人的选择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从而也取消了两个文明的历史演进、人的道德责任和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使命。必须明白，动物本能的特性在于“适应”，而人类精神的特性则在于“创造”。两个文明的矛盾运动，要在多种可能的人的创造性活动中展开。那些跟风从众、超时媚俗的精神活动，恰好跟精神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现实虽然是我们行为的一个出发点，但却并不是行为的落脚点。人类精神活动的特点是。“以实求虚”而不是“以虚求实”。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活动降到动物本能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科学地解释了人类整个社会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运动，一方面揭示了两个文明在根源上的互相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两个文明在发展中的矛盾不平衡表现；说明特别是在一个“异化社会”中，两个文明的某种“二律背反”状态。即使在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以至共产主义社会里，对抗将会逐步消失，但矛盾则仍然存在。在当代社会中，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人类支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调控自身的能力，而由此产生的后果目前还很难具体预料；这时从精神上寻求物质发展与人类自身完善之间的合理平衡，更成了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之一。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语言的文化，都在各自的水平上理解和承受这个主题直接的压迫感；世界性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等学科组织和会议，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探寻人类的精神出路上，都在不同程度用不同方式并在不同角度上，提出这个区别于物质文明的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课题。两个文明统一的辩证性质，由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根据两个文明间同向的支持推动和异向的制衡超越双重辩证关系，邓小平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要求由此建立起协调社会运行的良性机制。根据这个方针，广东人不是一般地谈论两个文明建设，而是把它纳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去加强领导和认真规划。他们没有把这两个文明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而是从二者协调发展中去寻找出路。广东是国内率先对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战略规划的省份之一。从“七五”计划开始，广东就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全省经济和社会规划之中，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做到“两个规划一起订，两个任务一起下，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成果一起得。”就这样，他们一方面通过物质文明的成果去支撑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精神文明的成果去规划引导物质文明的进步。事实证明，这样的路子是正确的。
三、两个文明统一的社会历史内容
作为人类实践产物的两个文明，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生物进化的机制是自然选择，文明发展的机制是社会选择。两个文明的矛盾运动，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事实上人们总是在历史遗留下来的非常具体的条件下，利用一定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庞大的社会关系，去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一定意义上就是物质生产跟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曾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①]作为这两种生产成果的两个文明，以及两个文明的关系，由此自然也是历史的具体的。离开两个文明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形式，无法把握其统一的辨证性质。
任何社会，都有协调两个文明的要求，但这协调的内容和方式，却是很不一样的。两个文明矛盾运动的实际社会内容，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运动。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至今仍有极大的方法论意义。为了坚持两个文明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一般文明”的空话和说教。我们并不否认任何文明都具有全人类的内容，更不否认现代文明的全球性规模；但问题在于“共性存在与个性之中，普遍性寓与特殊性之中”。如果从特征的角度去看，两个文明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分别展开为历史继承性、过程阶段性和自身特殊性三个方面。首先，任何文明都是先前一切历史发展的结果，积淀和扬弃了先前的全部历史成果。人类的生产力是世代积累的结果，人类的生产关系也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人类的思想文化同样是承传进化的结果。人类史上的重大事件，日后都会积淀到人们心理结构中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因而可以说是永恒的。特别是在人类进入文明初期时的原始选择、语文工具和日后文化发展“轴心时期”所提问题和所走路向，更是全面地和长期地制约着以后整个发展。其次，任何文明都有自身形成和展开的过程，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且表现出自己时代的特征。任何文明都是人类实践的积极成果，它必须体现出自己时代的内容、走向、特征、要求、规律以及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的独特位置和功能。文明在一定过程中分阶段地有序展开，表明了它在超越自身过程中的某种不可超越性，并用自身的存在去反对各种“一般文明”的空话和说教。再次，任何文明又都具有区域、民族、阶层和个人的独创性，是时空“普遍联系之网”中不可替代的“这一个”独特的存在。这是一种时空综合特性，跟前面两个特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自有文字以来，人类文明一直是在阶级对抗中发展起来的。这是生产力发展有了剩余产品，但又未能充分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需要时的产物。正是阶级社会“异化劳动”的社会机制，使两个文明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展开。这就是说，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两个文明的矛盾和冲突，总是有其具体的社会阶级内容的。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磨擦，而我们国家的“道德滑坡”，则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日益衰败。离开这些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仅形式主义地从文明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上去作文章，那是无法把握文明本身的各种客观规定性的。当然，在文明的问题上，简单地贴上漫画式的阶级标签，显然也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的两个文明建设，一是要明确社会主义方向，二是要注意自己的发展程度。不要公共游戏规则和不择任何手段的财富聚敛，不仅在精神生活上会带来社会心理失衡，而且在物质生产上也会造成混乱和冲突。文化发展上的流氓化和霸权化，必然会带来物质生产的短期行为，使繁荣难以为继；物质生产上的短期化和无序化，也一定会造成精神生活的真正危机，让信念无法坚持。只有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上通过普遍交往、平等对话，去发展社会主义的实际关系，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这当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种区别于生产力较为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起始阶段的特殊社会状态。就实质而言，它当是经济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非资本主义方式的探索，要用非资本主义方式的探索，要用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完成资本主义方式，又恰好是资本主义时代国际两极对抗整体格局所决定的。在这个特定的阶段中，我们的两个文明建设自有其独特的内涵。广东在这个特定阶段的文明建设中，还注意到自己改革试验基地和开放前沿阵地的特定角色，特别注意从实际出发，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把传统性和开放性结合起来。在这里，广东一方面鼓励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框架，造成“观念北伐”的态势；另一方面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深入探究合适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一方面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并为其注入时代精神，开拓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建设一体化的新路子；另一方面又率先提出“有所引进、有所抵制”的口号，在宽松、开明、务实的社会环境中吸取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两个文明成果，在加强管理调控中不断地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就这样，广东在塑造自身特色中，增加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外幅射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