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动因探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动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动因作了细致入微的探讨，同时也简要分析了合作破裂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国民革命的客观需要是国共合作的根本动因，至于直接动因，在国民党方面主要是：联俄必须联共的考虑，“补充新血液”、改组和发展国民党的愿望，发展、完善三民主义的需求；在共产党方面主要是：壮大本党力量的考虑，使本党活动公开化的愿望，扩大本党影响、提高民众觉悟的需求。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一是缘于“党内合作”形式不易化解矛盾，二是缘于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蜕化变质。
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的统一旗帜下，出于各自的需要而结成的革命联盟。在军阀割据、列强恣肆的本世纪初，要实现国家统一，建立民主共和国，无论拥有强大政治影响而又组织涣散的国民党，还是具有蓬勃生机却又年幼弱小的共产党，都极难单独胜任。两党互相促进，取长补短，结成了患难之交。然而，基于此种动因而形成的国共联盟具有较大的脆性，当其内部机制和外部条件发生异变时，联盟便很快走向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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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华民国诞生，但不久，倚仗帝国主义和封建余孽支持的袁世凯篡夺了民主革命的果实。袁世凯死后，各个派系的军阀或以“武力统一”为幌子，或以“保境息民”作招牌，裂地纷争，涂炭生灵。北洋军阀盘踞的各届“中央”政府，对外出卖国家权益，对内镇压民主力量，而帝国主义在政治渗透的同时不断加紧经济的侵略和控制，农村进一步沦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市场，加上繁重的封建剥削，再加上兵燹、天灾，逼使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曾一度因欧洲列强忙于“一战”乘隙壮大，但战后帝国主义又加强了在华的经济扩张，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多重凌轹下举步维艰。
为了解救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些革命党派、进步组织展开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探索、尝试。
在北洋军阀时期，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民主力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战，但包括轰轰烈烈的两次护法战争在内的努力都告失败。究其因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力量强大固然是客观事实，但革命民主力量本身的分散、歧争同样也不容否认。辛亥革命后，原来为推翻满清王朝而集合起来的革命力量趋于分化、解体，其中，势力最大的同盟会所固有的松散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为使其担负起领导民众、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孙中山等人先后对同盟会几易其名（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进行调整、改造，但成效甚微。再者，孙中山等人对列强、军阀也抱有幻想，试图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可唐继尧、陈炯明之流，无非是假“民主”、“共和”之名，行争地、窃国之实。孙中山还把希望寄托于旧国会，以为“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①]主张“废督裁兵”，这不啻为对牛弹琴。事实表明，国民党凭借自身力量，按照原有活动方式，是难以完成实现统一、再造共和之重任的。
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1921年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鉴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在党的“二大”上即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行动纲领，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②]。然而，诞生伊始的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缺乏经验，无力单独完成这一任务。逮至1923年6月“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不过四百余人。
另外，当时其它带有进步倾向的党派或团体也不成气候。辛亥革命前后涌现的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历经时局嬗变，或演化，或瓦解，或堕落，大多丧失了革命性的一面，且影响日渐衰退。五四时期蜂起的各色社团、学社，由于宗旨不同，各自为战，纵然掀起些微澜，但“都是自然发生的，散漫的，偏于一方面的，偏于局部的，各归各不相联接的。”[③]
那么，如何实现国家统一，把人民从中外反动派的牢笼里解放出来？时代赋予了社会变革以特殊的涵义——用国民革命的形式实现这一目标，即如陈独秀所指出的：“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④]为什么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之路或纯粹的社会主义之路行不通呢？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以及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殊状况决定的。“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⑤]，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妥协、保守、力量分散又弱小的先天弱点，而“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⑥]。完成国民革命，亟需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大联合。所以，正是为了进行国民革命这个根本动因，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两大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终于携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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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需要各革命阶级和各革命政党的大联合。国共两党的合作，可以互为补短，以带动起各阶级各阶层的广大民众，产生一股摧枯拉朽的伟大合力。因此，革命实践或斗争手段的彼此需要，成为合作的直接动因。
首先看国民党方面。孙中山之所以同意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这是与他对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分不开的。经过一系列失败之后，他痛切地意识到：“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唯有民众广泛参与的国民革命，才能铲除旧的官僚、武人、政客这三种“地底陈土”。他始终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却并不排斥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⑦]况且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他的三民主义颇为近似，使他觉得共产党是一支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些观点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认识前提。国民党联共的直接动因是：
首先，联俄必须联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其联俄思想的形成不是一帆风顺的，联俄策略是他在对英、美、法、日等列强绝望后的抉择。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一再向西方世界呼吁帮助，但帝国主义却总是援助、配合国内的反动势力挤他、压他，国民党实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使孙中山“不胜其希望也”。他曾于1918年致电苏维埃政府，“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然而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他建议承认并联合苏俄时，由于顾虑“过早地同俄国联合，将会招致列强对他的干涉”，孙中山没有采纳。直到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背叛孙中山，第二次护法运动流产，极度苦闷的孙中山的立场才又出现了转变，“孙中山自己由于他在广东的失败则被导向沿着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其次是借重俄国的援助，来考虑问题了”[⑧]。几经周折，反复权衡，他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他的一段话颇能体现他那时的复杂心情：“民国是我的孩子，现在眼看就要淹死了……我向英美呼救，它们却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漂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的时候抓住它，英国和美国站在岸上向我大嚷大吵，叫我千万别抓那根稻草，但是它们帮助我吗？不……我知道这是根稻草，可是总比什么也没有好。”[⑨]联俄必须联共。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则直接受布尔什维克领导。惟其容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才能巩固同苏俄的关系，得到持久的援助。联俄是形势逼出来的，于是乎联共亦不免带有某种牵强性。
其次，联共有益于“补充新血液”，改组和发展国民党。国民党原是一个松散的革命联盟，从其前身同盟会起，每一阶段都有思想、旨趣不尽一致的个人和团体汇入。党内矛盾重重，是非尽凭人事。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体察到：“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⑩]他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布尔什维克党高度的组织统一、纪律严明不无关系，故此意识到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也需要一个集中、有力的革命政党。以前几次组织整顿之所以起色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依赖的中坚、骨干不多。以新的方式改组国民党，势必需要补充新的有生力量，而最鲜活的血液便是生机勃勃的共产党人。“在他的争取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粉碎农村中的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的伟大斗争中，他发现只有他遇到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他真正的同盟者。”[①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数量少，但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有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只有吸收共产党人，充实工农力量，才能使国民党脱胎换骨，获得新生。
再次，联共有助于发展和完善三民主义。孙中山等人创立的三民主义曾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斗争中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但在更为纷繁的新形势下却显得一筹莫展。再就三民主义本身而言，也有许多内在局限性。孙中山为了避免欧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病，提出“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阐扬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基本内容的民生主义。但这类被列宁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纲领有相当的空想性。如何改造、发展陷入困境的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在俄国的实践使孙中山豁然开朗，他从要求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悉心研习共产主义，到接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都有“补充”、复活三民主义的动机，尽管他本人没有正面表白这一点。在孙中山晚年关于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不能抹煞。发展了的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进而成为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共同纲领。
其次看共产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农联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甚至可以同资产阶级结盟，哪怕这种联盟是暂时的、不稳固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特殊性的有关论述，把国民革命作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二七大罢工的创痛使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①②]“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①③]于是采取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形式。至于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直接动因，我认为主要是如下几点：
第一，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威信，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作为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政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联系，不特在南方有较为普遍的各级组织，在北方也有党的活动，在广东尚有一块根据地，还能支配一定数量的军队。因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可以借助其既有的组织和势力，壮大自己支配的革命力量。
第二，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共产党被北洋军阀政府和地方军阀视为非法的极端组织，活动常常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这严重限制了革命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开展。而国民党不仅在南方略占优势，而且在国会中也有一席之地。因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可以凭依其合法地位，使本党的工作走向正常。
第三，利用三民主义的广泛影响，积极宣传本党的主张，借以扩展马列主义的群众基础。年轻的共产党人少势微，早期革命工作局限在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劳苦大众虽有迫切摆脱被剥削、被奴役处境的要求，可由于没有亲身体验到共产党倡导的社会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一时也难以理解和接受，甚或以为过于激进。而国民党则是一面尽人皆知的旗帜，孙中山等人与工人以及农民有大量联系，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十分普遍，他们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与民主共和的观念一起深入人心的。而且国民党改组后，其“民族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较为现实的主张更易为群众接受。既然孙中山许诺共产党员能在国民党内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共产党便可以在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在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施以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和认识水平，扩大党的组织影响，为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过渡做理论的、群众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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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事物的产生、发展与消亡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国共联盟作为一个统一体，其存在也是有条件的，当其内外根据发生异变时，它就会丧失存在的理由，解体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狂飙，然而何以国民革命大业未竟，两党便过早分手，以至于反目为仇？我以为，源于前述动因而结成的国共合作，具有较大的脆弱性，其中某些牵强性、机会性的动因，易于消失或畸变，由此导致了联盟的破裂。
首先，从国共联盟的结构特质看，国共两党的根本动因是一致的，而直接动因却是各从其本位出发的彼此需要，动机的指向是互逆的，这就使得双方的合作具有相反相成的特点，这一特点要求在共同的大方向前提下容许彼此有较大的独立性，不能绝对地同一化。然而，国共合作却采取了“党内合作”的形式，这种结构特质要求统一体内部的绝对划一。于是就形成内容与形式的冲突。另外，国民党方面的动因有较多的牵强性。如前所述，国民党本是一个各式各样的人物组成的松懈、混杂的组织，1924年的改组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可谓“布新”而未“除旧”。党内成员对许多原则问题都存在严重的争议，并且国民党领导集团中真正的左派不多，而右派势力却人多势众。因此，对国民党总体尤其是上层领导而言，国民革命这一根本动因并不带有统一性、普遍性，而联俄这一直接动因实为权宜之计。至于“补充新血液”、发展三民主义，也仅限于孙中山等一部分人的要求。再者，单就孙中山本人来说，基于“三民主义包含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他具有一定的“溶共”思想，这给右派们后来的反共提供了理论上的借口。总之，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国民党方面动因的牵强性，决定了国共统一体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其次，国民党方面动因的消失直接导致了国共联盟的破裂。国共合作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大多数国民党领袖对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共产党组织和影响力的急速扩大十分忧惧，于是强迫共产党员绝对服从国民党，一切活动均要经过国民党，这无疑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方针和策略相冲突。1925年孙中山的逝世成为国民党内形势变化、国共矛盾明朗化的转折点。从西山会议、刺杀廖仲恺到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右派或右倾势力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国民党及其政权迅速蜕化变质，国民革命这个根本动因亦随之消失。同时，由于左派力量的分化、削弱，联俄政策的生命力也枯萎了，不久国民党内的各主要集团接踵加入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国际阵营。联俄动因的消失，也就是反共的公开化。国民党中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中共“图谋不轨”，“溶共”不成，于是开始“分共”、“清共”。1927年的“四一二”和“七一五”悲剧以剧变的形式宣告了国共联盟的最后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败得失，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历史是生活的教师。今天，国家统一、民族振兴这一根本动因要求国共两党，要求爱国的各种组织、人士，存异求同，以切实、真诚的动机，再次携手共进，共同承担起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使命。
注释：
① ⑩《孙中山选集》第421、461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③瞿秋白：《中国革命史之第二篇》，1924年1月《民国日报》特刊。
④ ⑤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号。
⑥陈独秀：《造国论》，1922年9月20日《向导》第2期。
⑦ ①①《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93页。
⑧《马林赴华回忆》，转引自《党史研究资料》（1）。
⑨《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8—9页。
①②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41页。
①③ ①④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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