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中国外贸——发展格局及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态势论文,格局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17年来，中国的外贸事业长足发展，成绩显著。1978年进出口贸易额仅为206亿美元，而1996年已达到2899亿美元，增加了14倍之多。1982—1996年15年间，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3.75%，出口年均增长14%，进口年均增长14.2%。1986—1996年，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连年上升：由1986年的11.2%，上升到近年来的20%以上。进口资源在中国国民生产中的比重不断增加：1978—1984年仅占4%—7%，1985—1993年增加到10%—13%，1994年以来已占16%左右。
上述统计数字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从纵向来观察和认识中国外贸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它同我国经济和改革开放的紧密关系。从横向来看，由于中国外贸规模的不断扩大，它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已由80年代初的1.2%上升到今天的3%左右，位次也由以往的17—18位晋升到今天的11位（且连续五年稳居第11位）。这反映了中国经济通过对外贸易这个环节与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紧密关系，说明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见表1）
表1 1982—199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比较（亿美元）
说明：为预计数。据《中国对外经贸年鉴1983—1996年》整理。
由于长期处在消耗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且外贸一直受“千方百计创汇，支援国家建设”的方针左右，巨额的出口贸易往往也伴随着巨额的有形和无形的成本代价，创汇与效益不成比例。现在中央提出，要实现以效益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无疑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1996年格局
1996年是中国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也是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三年后计划要求“软着陆”的一年。中国对外贸易正是面对国际市场条件严峻、国内实施两个根本转变、进出口税制有较大改革、相继调低出口退税率、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取消部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实行加工贸易保证金台帐制度、经营管理机制的改革、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和开工率下降、资金周转严重困难等等诸多因素，艰辛地度过这一年的。
199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8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其中，出口1510.7亿美元，微增1.5%；进口1388.3亿美元，增长5.1%，全年实现顺差122.4亿美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42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吸收外资的国家。这表明国际资本继续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投资市场仍然有活力。外汇储备已超过1100亿美元，这增强了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大大改善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条件，增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和回旋余地。在经济增长低谷的1996年，外贸仍取得这样的成绩，而且还保持较大的顺差实属不易。
稳中应求进
如果陶醉于1996年对外贸易“稳中有升”的花环里，不思进取，不居安思危，那对在对外贸易领域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是有害的。
1）出口的大起大落说明对把握外贸出口度心中无数。1995年，中国出口连续10个月增长率高达30%以上，其中有5个月都在50%以上，最高月份达88%，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当出口猛增时，我们听到的更多是兴高采烈和对大好形势的赞扬，而对它所牵动的问题以及超出应有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甚少。进入1996年，除了1月份与上年持平外，连续9个月“负”增长，全年出口由1995年的年增长22.9%下跌到1996年的1.5%。（见表2）当出口连续下滑时，除了中央加快落实出口退税和出口退税欠款外，未见其它有效补救措施出台。我国外贸出口的非正常高速增长出现于1995年上半年。如果及时防范和调控，从理论上探讨不同时期不同的出口规模，那么这种大起大落是可以避免的，至少负增长不会这样严重。因为，1996年多数月份出口的负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是在1995年同期高增长基数上形成的。
1995—199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月度累计额比较
表2 （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1995、1996年统计资料。
出口连续且长时间的滑坡，其直接后果除了影响到国家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外，最显而易见的是影响外汇储备的构成比例。1995年全年外汇储备净增219亿美元，同年外贸顺差为168亿美元；1996年外汇储备净增364亿美元，而当年出口顺差仅为122亿美元（其中41%是由外商企业出口的）。由此可见其作用之一斑。
导致出口滑坡的成因很多，如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反倾销加强；出口退税率调低和退税滞后；人民币汇率上调，换汇成本过高；信贷资金短缺，周转太慢；产品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下降；国家对出口的优惠利率取消，外贸企业负债率普遍偏高；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有的外贸企业已经虚盈实亏，甚至资不抵债等等，但根子在于长期以来外贸企业的粗放经营，依赖国家支撑，缺乏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力；再加上分散经营，规模太小，内耗加剧，成本增大，情况越发令人担忧。即使在1995年全国出口增长高达22.9%的情况下，根据资料统计分析，对分散经营，规模太小的弊端也会有较清晰的认识。在目前1.2万家拥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中，进出口总额超过2亿美元的仅133家，超过10亿美元的有22家，超过100亿美元的只有1家。
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外贸主力军的外经贸部系统中央17家外贸企业以及成千上万的地方外贸公司，在1996年的出口大滑坡中首当其冲，下滑的程度备受人们的关注。即使是在出口快速增长的1995年，它们的实绩也每况愈下，仅占当年出口总额的8.7%。在出口额超1亿美元的200家企业中他们的排位如下（见表3）。
外经贸部系统17家外贸企业1995年出口排位表
表3
企业简称
1995年出口额（亿美元）位次
中化 30.6 1
中纺 19.4 2
工艺 13.3 6
丝绸 11.9 8
土畜9.7
10
基地8.5
14
五矿7.3
17
包装5.7
22
中粮5.1
24
深外贸 3.0
40
轻工2.9
42
机械2.8
44
中技2.8
45
医保1.8
91
海外贸易1.7
95
中国南光1.6 102
中国华润1.4 124
共17家129.5占全国出口额8.7%
这说明中国的外贸经营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形成了“多主体经营”的局面，但对此看法不一。分散经营，不求规模，在国内争夺货源，在国外削价内哄，互不相让，有何效益可言？由于分散经营，各自为政，就无法形成力量与国外大公司相抗衡，往往不攻自退。也正是由于分散经营，才形成过度竞争。中央提出“外贸企业必须联合、重组”，当然联合不等于垄断，应以资金、股权为纽带，以经济手段促联合，要从实效出发，不搞“拉郎配”，不搞形式。为实现规模经营，必须从体制上动大手术。凡没有效益的、经营与内贸重复的、没有国外市场销售渠道的、缺乏人才和信息的等等，都应合并或重组或撤销，尤其是地区市级外贸公司，应重点加以整顿重组。日本也有1万多家商社，但40%的外贸业务集中在9大综合商社手中，没有出现分散经营的情况。我国是否可以借鉴？
2）低速增长并非合理，与GDP增长相适应才合理。1996年的外贸是地地道道的一次全面低速增长，这是近14年来同比降幅最大的一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曾经历了3次大的调整（或叫大起大落）：第1次是从1980—1986年，第2次是从1987—1991年，第3次是从1992—1996年，一般都用了2至3年时间调整（第1次例外）。每当经济增长高峰，整个进出口高速上升，而进口猛增；每当经过调整而使经济增长回落到低谷时，整个进出口急剧下滑，而进口下降幅度最大（见表4）。这次的“软着陆”有别于前两次调整，原因是没有牺牲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没有高通膨，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相比之下，这次的外贸速度与GDP速度极不相称，甚至相差6个百分点，这是值得思考的。因为“软着陆”后，预示着1997年的GDP在原有的较高速度基础上将再加速，预计可达11%，而1996年外贸全面低速，1997年若要提速难度更大。国家计划1997年进出口额将达到3100亿美元以上，即比1996年增长7%—8%，为此进口起码要保持7%，出口要保持8%的增速。且不说按国际经验，外贸的发展速度一般应高出GDP速度3—5个百分点较合理。从1996年的情况来看，多数省份出口下滑，出现负增长，出口数额较大且有增长的省份几乎都在沿海，但增长幅度明显低于上一年。就出口区位优势而言，内地和沿海协调得不好。因此，1997年的对外贸易任重又迫在眉睫。
表4 我国经济3次大调整时期的进出口情况
3）宏观调控要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宏观调控，但这种调控必须有针对性和时效性。所谓针对性就是有的放矢，所谓时效性就是不滞后，不超前，基本上收到好处，抓到点子上。回顾过去，不难发现政府的一些宏观调控、改革导向等，或是晚了，或是早了；或是严了，或是松了，有难以适从之感。如：
①出口退税及退税率水平问题。连续调低出口退税率是造成1996年出口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它的预期效应所致。1994年初我国实行全面税制改革，出口退税率按不同商品确定为17%、13%、6%三个档次；1995年7月出口商品增值税退税率调整为14%、10%、6%和3%；1996年1月起又调为9%、6%、3%。平均退税率由过去的17%降至现在的8%，下降了9个百分点，降幅之大，时间间隔又短，使企业措手不及。如机电产品中成套设备出口退税由14%降为9%，每降1个百分点，企业每出口1元就要影响8分钱的收入，还不算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从银行借贷到税款退还这一期间的利息。因此，出口企业的实际情况是：出口越多，资金沉淀也就越多，利息负担就加大，效果越来越差，亏损也越来越大。最后集中反映在产品积压、开工不足、资金周转困难、出口受阻、创汇骤减、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由此看出，科学、实事求是地研究并解决出口退税率水平问题，事关重大。从实际情况看，目前的出口退税率偏低，尤其是对机电产品和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应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出口退税款的严重拖欠问题现已解决。1995年的退税款已于1996年全部退还生产部门和出口企业；1996年的出口退税进展顺利，目前尚有200多亿元等候退税。尽管由于中央的直接干预才使出口退税工作进程加快，但财税、外经贸和出口产业部门之间，各自对出口退税的理解不一，有时相距甚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今后中国出口退税工作的担心。
实行出口退税各国皆有之，在中国也实行了多年，而且一直按“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原则办事。由于在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含义的出口退税（广义出口退税——免征流转税或退还已征流转税，简称出口不含税；狭义出口退税——已征流转税从国库中退还，简称出口税退库），财税主管部门与出口产业和出口企业之间相互争执不下，扯皮不断，征退脱节，最终酿成“你不退税我不出口”的局面。事实上，由于现行出口退税办法漏洞多，骗税严重，办税人员面临的风险责任也很大，日感难以安全操作。但把出口退税当作是国家对外贸的“优惠”、“吃偏饭”、“补贴”等，显然是错误的，更不能以部门、行业之间的一些偏见和误解来解释出口退税工作。出口商品实行零税率是世界各国普遍坚持实施的基本税收政策，也获得了世贸组织的认可，是国际惯例，因此，也应根据我国以往的实践，参照国际运行规则，制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出口退税率水平和出口退税的明确概念，千万不要再摇摇摆摆、互相扯皮了。
②人民币的汇率政策问题。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过去作为创汇计划的执行者，我国外贸企业一直存在着“等、靠、要”的经营思想，长期依赖国家给予政策手段来参与国际竞争。在“一切为了创汇”的口号下，甚至可以不惜成本，亏损经营，挂帐经营。过去出口一遇困难企业就寄希望于国家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实现出口创汇，完成出口计划。1996年这方面的呼声也很高，但是政府经过再三考虑，只能在允许人民币汇率正常浮动的同时，坚持稳定币值。当然，一国的汇率水平和稳定程度反映了它的经济状况和实力。在计划实现经济“软着陆”的1996年，面对1997年的香港回归等重大事件，绝对不可能对汇率作大的调整，更不可能贬值，何况中国正向世界承诺：要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这是一项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意义的大举措，有关汇率调整必然要从上述大局出发，研讨其利弊。同时，在出口下滑时对汇率不作调整还可以促使外贸行业加快两个根本转变的进程，逼迫外贸企业从一味依赖贬值的消极环境里走出来，积极地思考如何提高管理水平和自身竞争力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到汇率调整的目的是要使大部分出口商品能正常盈利，能提高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因为汇率上下调整1个百分点，每出口1美元就会有几分钱的差异。据告，1996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已超过官方汇率0.1—0.2元人民币，有的产品换汇成本居高不下，这就难以消除出口产品的财务困难，市场竞争力也难以增强。各国的实践表明：一国的汇率灵活性和符合供求关系的外汇供求均衡的统一，则是外汇储备健康运作的根本保证。根据汇率均衡的要求，中央银行完全可以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影响外汇供求关系，从而达到调整汇率，支持出口或抑制进口的目的。在我国的国际收支中，出口与进口贸易的收支是直接关连的，在必要时应通过人民币适当贬值、运用汇率杠杆来调节和维持出口的发展，这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各国也都是把进出口的收支状况作为确定本币汇率调节方案的基本出发点。由此看来，有时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政府也会出现未能及时调整汇率的现象，从而导致汇率的误差。有的部门说，因受外汇供求的影响（外汇充足），人民币汇率不会贬值，这仅仅考虑到了问题的一面，而另一面即如何有意识地按出口换汇成本适度调整汇率，也未必就会影响全局，相反经济上的各方相互协调更会导致政治形象上的完美，何况人民币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已十分明显，人民币的固定汇率也是靠外汇储备来支撑并维持“稳中有升”的局面的。
③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问题。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已迫在眉睫，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又不能不顾及中国的国情并实事求是地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继承与开发等关系。传统的粗放型出口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仍有相当的份额，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仍在支撑着我国的出口产业，如1996年我国的原材料、纺织品、鞋、玩具、水海产品、蔬菜水果、箱包、家具、食品等就占总出口额的68%，机电产品占32%。
在整个国家经济投入产出比例低、效益低下的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出口的高速增长就意味着浪费，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看到出口贸易巨大发展的同时，还应同时看到它掩盖着中国从产业结构到商品结构，从劳动生产率到资金利用率、科技贡献率等诸多方面的滞后：出口商品档次低、附加值低、经济效益差，出口增长必然乏力。最近10年里，中国广义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很快，由1985年的16.8亿美元发展到1996年的482亿美元，增长了近29倍，占当年出口总值的32%。这是中国今后出口发展之希望所在。出口产品能否具有竞争力，说到底就在于是否依靠科技进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加工深度，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从目前内外部环境来看，发展并扩大中国出口贸易较为有利，但我们的“家底”较薄，科研成果的商品转化率只有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地区）的水平（据报载，中国只有日本和美国的1／9，韩国和新加坡的2／3）。同时还应看到，中国的“机电产品”这个概念包含面较广，粗与精、简单与复杂交织在一起，相差很大；另外在1995年的438亿美元机电产品出口中，进料加工占50.5%（达221亿美元），来料加工占19.4%（85.1亿美元），而一般贸易仅为28.4%（124亿美元）。这一方面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不能操之过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有改变这一局面的紧迫感和战略部署，因为来料加工贸易我们仅收取7—10%的工缴费，对国家来说收汇不大，而进料加工的出口增值也只有20—25%，国家创汇也不很多。尽管如此，这种贸易方式大大缓解了职工的失业，仍然是可取的。面对现实，一定要处理好出口商品的远期开发与传统求精的关系，处理好开发机电产品与继续推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关系。主管部门不能一味只想着发展机电产品而忽略传统出口商品。新旧经济增长方式的交替需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出口商品由粗到精，由浅到深，尤其是增加科技含量，结构先进等，更需要时间，更需要全国上下通力合作，甚至要有几代人的努力。
上面仅列举了政府在出口退税、汇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等方面的调控和导向，无非是想说明：一是政府行为必不可少，二是必须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三是不要政出多门，让企业无所适从。
4）重新认识外贸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认识对外贸易是在外贸领域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一个基础。由于国家所处内外环境的不同以及所处经济建设时期的不同，中国的外贸经历了由50年代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到后来的“一切为了创汇”，到今天的“以效益为中心”，长达近半个世纪。对外贸易在中国的各个不同建设时期，都发挥了出色的作用，成绩巨大，功不可没，但仅有这种认识是不够的。现在面临中央提出的“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任务。中国的外贸能否步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关键是要看在实现这两个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流通渠道的作用。
①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科技已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成果也是商品参与交易，因此各国的经济活动就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连的。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的产值中约有1／3是通过国际间的交换实现的。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对该国经济的支持和带动是不可低估的。本文开头就列举了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进口资源与国民生产的关系等。现再以利用外资为例，1995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375亿美元，它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约占国家预算资金的11%（1996年为420亿美元，这个比重还要大些）。据计算，1996年国民经济9.7%的增长率中，约有2—3%是利用外资取得的。目前中国的外资企业已占工业总产值的14.1%，安排就业1700万人。三资企业已占中国出口的41%，占进口的一半以上，占进出口总额的近一半。由此可见通过流通把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充分带动起来了，把双边或多边的经济也带动起来了。
②外贸作为流通渠道之一，它已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和加速器，无论是亚太地区“四小龙”的崛起，还是中国沿海经济区和开发区的超速发展，都是从商品流通领域起步，在流通领域大做文章，然后在此基础上，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人耳目一新。没有发达的流通产业，就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就没有生产的速度和效益。过去我们很熟知“生产决定流通”，因此对“以产定销”熟门熟道，而对流通于生产的反作用，对“以销定产”，“以市场为导向”和“以营销为导向”的研究不够。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迫使人们对经济活动进行反思，逐步认识到流通和市场的作用竟能直接制约和导向生产的发展。通过对流通市场效益的评价，推动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重组和合理配置，做到生产规模随市场需求扩大而扩大，“以需定产”或“以销定产”已成为市场经济模式的核心。
一国的流通市场本是一个整体，中国因种种主客观原因，把这一整体分成为几块，时至今日，这种格局显得很不协调；内耗增加，互相封锁，效益下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变化了的客观环境呼唤着内外流通市场的合理经营和统一管理。实现以效益为中心的两个根本转变应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排除门户之见，联手繁荣我国的流通市场，是当务之急。
5）“多主体经营”不能没有主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外贸领域的一些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贸易方式和贸易企业比重的变化引人注目。在1996年的进出口总额中，国有企业与外商企业所占的比重基本持平，出口方面国企占57%，外企占41%，进口方面则外企占54%，国企占42%。这表明在中国外贸中已出现了“多主体经营”的局面，它既是我国经济现行发展的客观反映，同时它又是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的热点。这几年中国的经济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发展，主要受益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高速增长和亏损率小。这一情况在外贸领域更为明显。如若再剖析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比例，就会发现：外贸顺差净增额所占的比重太小了，而就是这个不大的比重，也不是都由国有企业所获，它只占其中一部分而已（见表5）。
1985—1996年我国利用外资、外贸顺逆差及外汇储备情况
表5
（亿美元）
年份利用外资额 外贸顺逆差外汇储备
198546.47
－149.0
198672.58
－119.620.7
198784.52
－37.8 29.2
1988 102.26－77.5 33.7
1989 100.59－66.0 55.5
1990 102.89 87.5110.9
1991 115.54 81.2217.1
1992 192.02 43.5194.4
1993 389.60
－122.2212.0
1994 432.13 53.9516.2
1995 481.33 167.0736.0
1996 预计500.00122.4
1100.0
说明：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等资料。
从一些基本统计资料来看，国有外贸企业仍是我国外贸的主力军，在“多主体经营”中仍居首位，但已受到别人的挑战和紧逼，优势日趋没落。值得担心的是，如果主管和决策部门不着手抓这个问题，过不了多久，将是另外的情况。国有外贸企业拥有一支经过近半个世纪锻炼培养的队伍，人才济济；又有响亮的招牌、品牌和良好的资信条件，还有四通八达的销售渠道和迅捷的信息网络……。这是一笔巨额无形资产。在国有外贸企业困难当头的今天，更应充分发挥和运用这些优势。一方面要正确、客观地评价和对待三资企业，并给予潜心指导，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扶植工贸企业，培养新的增长点，但同时更要全力关心和帮助外贸企业，通过整顿、合并、重组，使之再建新功。为了使中国外汇储备结构合理，安全可靠，国有外贸企业（包括工贸企业）应该成为我国经营外贸的举足轻重、健康向上的主体，而不是被人紧逼得喘不过气来的、每况愈下的主体。这应是众望所归。
人们在跟踪观察1997年的中国外贸。希望中国外贸在1997年能跟上已经“软着陆”的中国经济步伐并使之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