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舍”佚诗与狱中的周作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狱中论文,周作人论文,忠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因编辑《老新闻》丛书，从民国时期的旧报纸中发现一些与周作人有关的文字，其中周氏于1946年10月25日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写的七律《偶作寄呈王龙律师》及跋文，既不见于《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和《周作人集外文》，也未见《周作人年谱》和《周作人传》提及，故有必要作一介绍，从中可看出周作人当时的心境及其人其思想在那前后的某些变化。
一、周作人狱中佚诗
该诗和跋登载于1946年11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内容如下：
但凭一苇横江至，
风雨如磐前路赊。
（《中山狼传》：狼欲
是处中山逢老
啖东郭先生，问老树
老，皆左袒狼。）
（伊索寓言：樵夫
不堪伊索话僵蛇。见蛇冻僵，纳之
怀中，乃为所啮。）
左庑立语缘非偶，
东郭生还望转奢。
我欲新编游侠传，
文人今日有朱家。
鄙人于去冬被逮，于今已十阅月。寒门拙老，素鲜亲族，三十年来不少旧学生，有三数人尚见存问，而下井投石，或跳踉叫号，如欲搏噬者，亦不无其人。昔读《中山狼传》，虽知人世常情，不足为怪，而近年中一再见之，亦不能无所感慨。今年夏来南京受讯，在法院邂逅王天瑞先生，立谈数语，慨然允任义务辩护，侠情高谊，不知所报。近闻某生又复叫号，此声余固已谂闻，未免毛戴，唯想起王君，有如中山道中之遇老叟，更深致感激之意。计在法院相见之日将三月，因作一诗以为纪念，并寄呈天瑞先生，以博一笑。
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知堂
是时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忠舍”里，新经历的“人情世故”使他有无限感慨；对未来命运的忧虑与企望也让他心神不宁。诗中大意，是说自己“一苇渡江”南来，在狱中已“面壁”十月，不能破壁归去；“风雨如磐”，前路渺茫。而“以德报怨”的“小人”，像中山狼般“狠毒”地“下井投石”，必欲置之死地。但他终于也看到了一线希望：一位与自己并无什么交情的律师，如汉初侠客朱家仗义救人于危难一样，“慨然允任义务辩护”，从而“东郭生还望转奢”。他怎能不感激涕零？乃寄赠诗篇，目之为今日游侠。
律师王龙字天瑞，是当时南京颇有社会影响的律师，好接公众兴趣浓厚的案子，即使案中人声名不佳，亦每以“侠骨柔肠”自任，为之申辩。周作人与他不过在南京高等法院所在的朝天宫左庑偶然相遇，“立谈数语”，他即表示愿义务作辩护律师，使身处困境的周作人感激不已，誉之为“侠情高谊”。所寄赠七律一首，正反映出周氏当时怨天尤人的心境，及对律师可能为他带来法庭宽宥的判决的期望。
跋中所提“某生”，系指傅斯年。登载上述诗的《文汇报》记者说：某生“据说是新潮社时代与罗家伦同为一时健将”，“现在则是社会贤达了”。而且，“记者曾听周作人说胜利后曾以一书致‘某生’”，所求助之事，周氏自称“非为个人的事相卤，而是为了东北（原文如此，疑为“华北”或“北平”——引者注）教育界的问题”，但遭对方严辞拒绝。这对周氏是个不小的打击。按抗战胜利后，眼看伪北大被取缔，大批伪教职员面临着被解聘，尤其是一个个汉奸又相继被捕，使周作人在一段时期内坐卧不安，从1945年8月中旬到11月底的三个半月里，他这位散文高产大家没写几篇文章即可见其一斑。此期间，他的心里无疑主要放在了为自己寻找出路及为华北伪教育界申辩上。恰好“五四”时期曾深得他提携和栽培的傅斯年，当时在重庆被委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之职，将成为中央派赴北平教育界的接收大员。轻易不求人的周作人在犹豫再三后（《周作人日记》这年10月6 日即载：“拟写往渝傅斯年，但亦不堪得说，故且止也。”）最终还是向傅斯年等某些旧时学生好友发了求助信函。尽管他料到所求之人未必都会拉他一把，但决不会想到像傅斯年这位《新潮》时期曾受他指教颇多的学生会让他难堪，让他在众目睽睽下碰一鼻子灰。前述《文汇报》记者说：“这封信据说曾被‘某生’大加批注，宣示于众，力斥其妄云云。”黄裳《更谈周作人》也说：“周也曾经致书蒋梦麟傅斯年诸先生，有所申说。诸先生的反应不一，有的置之不答，有的大加批注，痛斥一番。”当时傅斯年公开发表过谈话，对所有附逆者的态度均是不留情面：“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注：北平《世界日报》1945年12月8日。）既是无关系， 在北大复员中，他就要毫不留情地一概解聘伪北大教员；对周作人，他也公开表示因周“下水”是原则问题，他无法顾及师生关系了。傅斯年对北平教育界的严厉举措，极大地打击了日伪时期的教职员，也狠狠地给了周作人当头一棒。周作人对此恨之入骨可想而知，故1945年12 月2日的周作人日记中，把傅斯年要让伪教育职员解职的谈话与“巷内驴鸣”作比。
对王龙律师感恩戴德，把傅斯年等比喻为中山狼，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
二、周作人当时的处境
向傅斯年等旧时学生、好友求助，不仅未达目的，还遭到其中一些人的指斥，周作人对此愤恨不已，对时局和个人前景也悲观失望，这在他的日记中有所反映：1945年11月10日：“近时世人语云：越等中央越遭殃。又学生间传语云：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17日又记：“近年所见事、人中，败类卑劣、无人理者，沈启无之外，有赵万里、王纺源、顾子刚、沈兼士，此辈何多也？又皆是浙西与吴人，亦奇。”他与开始在苦雨斋中向记者申辩自己附逆：“是在沦陷区为国家教育青年，为国家保存元气”，但他知道，这终归是徒劳的，只好“坐在家中等待国家的制裁”了。（注：《申报》1946年6月11日。）
周作人于1945年12月6日被捕，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监狱；1946年5月从北平解送南京老虎桥监狱，至10月写《偶作寄呈王龙律师》诗时，他已在监狱待了十个多月。此期间，他从苦苦等待公审，到经历公审，再到静候最后判决，陷在失落、绝望、期望的几起几落中，外界又对他的惩处判决众说纷纭，使他感到了“故园虽好已无家”的孤寂，也深陷于“日暮途穷剧可哀”的悲凉情绪中。
1946年，大汉奸陈公博、梁鸿志、储民谊等相继被处决，与他们相比，文化汉奸周作人的罪责轻得多。然而，法庭终将对他如何量刑呢？与周作人关押在一起的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于5月31 日被判死刑，10月8日执行枪决。这对周作人也是不小的刺激， 他为此写有《无题》诗：“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反映出兔死狐悲的情结，对“当世”不体谅他们这类为“维持教育，抵抗奴化”（注：《申报》1946年7月19日。）、 “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注：周作人《立春以前·广阳杂记》。），他感到十分失望。经过7、8、9 三个月三次出庭公审，在等待高等法院的判决时，他忐忑不安而又怀着能得到宽宥的期望，写下了上述那首诗。
在他入狱的十个月中，外界对他究竟是怎样的态度？
一些人在为周作人辩护，希望法院“作公平之判决”。周之弟子俞平伯，在周作人被捕后不久，即致书身在美国的胡适，称周“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吁请胡适或向国民政府建议，或致书友好的当道者，或诉诸舆论，使周“得一公直之待遇”（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71页。）；废名，周作人的另一弟子，借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为周申诉，称“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而出任伪职的；沈兼士，抗战中曾十分不满周作人的所作所为（参见林语堂《记周氏弟兄》），战后作为国民政府文教部门派往平津的接收大员，也因未理会周作人希望被安排工作（常风《关于周作人》就提到周曾天真地期望被派“到日本接收被劫走的文物”），而受到周作人怨恨，却仍在周氏入狱后与俞平伯、陈雪屏等十三人一起，联名呈文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列举证据，谓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应“减其罪戾”；北大前校长蒋梦麟（时任行政院秘书），开出了战时曾委任周作人在北大保管校产的证明；1946年夏回国后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也给法院去公函证明战时“北大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有增无减”。诸如此类，表明一些曾与周作人关系较密切的人，在周待审及受审期间曾奔走呼号，必欲救之于水火。虽然周作人初从北平押到南京时，“比起别的汉奸来，算他最穷”，“行囊也最简单，一个不足十斤的小包袱”（注：《申报》1946年6月11日。）；留在北平的家属也“惶惶不安， 既无从获悉老人抵金陵后的一切情况，又因经济困难无力南下探望老人”（注：龙顺宜《知堂老人在南京》。），周作人的情形十分狼狈。但据曾照料他的龙顺宜回忆，“在老虎桥囚居的老人，并不是没人关心。当时找到我家来了解探监情况者尚不乏人，多是老人的朋友及学生”（注：龙顺宜《知堂老人在南京》。）。可见最初的阶下囚生活虽较艰难，但他还不至落到孤家寡人的地步，外界尚有不少人在关心着他的命运。
第二类人是既恨他附逆，又深深惋惜这一文化“巨石重镇”的毁灭，因而在深刻批判他的汉奸面目同时，也表达出对他从轻发落的愿望。郑振铎《惜周作人》一文，便是这方面代表。文中谴责了周的中国“必败论”思想，同时又感叹：“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即使这样，“我们几个朋友也还不能忘情于他”，总想保全他，“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曹作汉《周作人如何科刑》一文，“除对周氏本身觉其可惜外，且为中国文化可惜”，也同样主张：周作人“虽是汉奸，不过在调查其罪行后，我想建议当局，不必处死，而代之以无期徒刑，令其译出全部希腊文学史以自赎”。（按这些文章发表于公审之前，其时尚不能预料是否会对周处死刑。）诚如何其芳所指出的，当时的文坛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人们“一方面从理智上能够批判他，一方面在感情上还感到有些被牵引”（注：何其芳《两条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
还有一类人，则明确表示不能宽恕他的附逆。迪吉发表的《胡适之和周作人的藤葛》，指斥胡适、蒋梦麟证明周作人保持北大校产有功，讽刺说：胡适等人的证明收效显著，“对于我们这位伟大的‘地下文化功臣’不但不会判甚么罪名，还该建纪功碑哩”！傅斯年在回答记者提问周作人事时，也明确表示，“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并在1946年10月12日致胡适信中说“校产有增无减，此与事实不尽合”，且举出若干例子为证。（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33页 。）执这种不宽恕周作人态度的人并非与周有什么个人恩怨，纯是从维护民族大义出发。因事关“国法人纪”，故而像傅斯年那样，无论招致多大的“不共戴天的忿怒”，也“不作乡愿”！
公审之前，周作人尚难预料自己的前景，内心充满悲观、失落情绪。“风雨如磐前路赊”，正是他入狱后一直弥漫在心头的感受。然而，一、二、三审后，有王龙律师不遗余力的辩护，一再挖掘出种种有利于周作人的证据；有胡适等开具的关于他有功于北大的证明；还有一批为之奔走呼号的社会名流，使周作人不仅感到了“东郭生还”之望，而且还觉得不应对自己重判！1946年11月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十年，他听后便“很气愤，平静的声调骤然掀起了波澜”（注：龙顺宜《知堂老人在南京》。），并提出上诉。周作人前后在情绪上、在对前途的判断上的这种变化，实有王龙律师鼎力相助之功，故周作人在赠诗中对他有极高的赞誉。相反，在周作人苦苦挣扎于泥淖之际，“近闻某生又复叫号”，“下井投石”，这不免使周作人对“中山狼”、“僵蛇”之类的联想倍增，愤恨之火也越烧越旺。
三、从沈启无到傅斯年
1943年底到1944年初，周作人因日本作家片冈铁兵攻击他是“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而“奋起”与日本人“干了一仗”。此期间，他对“背叛”自己的门生沈启无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挞伐，“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
他曾有恩于沈启无，而一旦发现“徒弟要吃师父”，不禁怒从中来，在报上连发数篇文章，以痛快淋漓的笔锋，将“负恩之徒”逐出教门。对一个在背后稍做小动作便采取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实难让人理解：那位总是慢声细语、心平气和的苦雨斋老人在这件事上怎么显出这般暴风骤雨的模样？其实，从周作人内心世界分析，也不难发现，这位外表谦和、内里却颇自负的人，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关系，“处处以自己做主”，“把一切都拿来适合于自己”。一般人对他“那样悠闲的一个人”，有时尚且“觉得可怕，使人不敢惹”（注：向培良《关于周作人》。），何况是门生先挑起事端呢！
废名评周作人是两个字：“宽容”；林语堂评周作人是一个字：“冷”；温源宁的评价则更贴切：“铁与温雅”，即“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人，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注：温源宁《周作人先生》。）。从一下子把对手打得失去还手之力看，“打一下子就满够了”是对的；而从击中对手要害即罢休来说，则未必。周作人对于背叛自己的门人轻易不能释怀，不时地还要“追打”，即便是不点名。沈启无在他“破门”打击下默然而退，他却仍时时引“狼”作“负恩之徒”的比喻。1943年冬，他有“掩卷闭门无一事，支颐独自听狼嗥”的诗句；次年，他又写《遇狼的故事》一文，明确说“山野的狼是并不怎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或者是狼而能说人话的”，并自我“反省”道：自己被咬活该，谁叫自己“引狼入室”呢！1945年6月， 他还写了《关于东郭》，对“颠倒错乱以怨报德之徒”进行了挞伐，并说：“东郭先生之遇险正是活该”，世人“固当以狼为戒，却亦不可以先生为法”。俞平伯后来在给邓云乡信中说的“东郭先生即‘沈氏’也（当时报刊如是称之）”恐误，实则东郭为周氏自喻，中山狼乃指沈氏。
对“狼”的斥责，延续到抗战以后。而且，他已很明确地把自己比作昔日说遇险活该的东郭先生；同时却不反省自己有当过汉奸而不值得人们怜悯的一面，唯想着所谓狼“忘恩负义”和自己“上当受骗”的另一面。赠王龙诗中的“是处中山逢老”，跋文中的“跳踉叫号”，矛头所向，正是当时他认为与自己“过不去”的旧时学生傅斯年，表明这仍是自沈启无以来对“背叛”自己的学生严厉挞伐的继续。只是此时他为阶下囚，再不能像昔日驱逐沈启无那样以高屋建瓴之势将“小子”击倒、压垮。于是，恨埋心中，在狱中所写的诗文里泄愤。但有愤恨而不能公布于众，那种怒火之强烈就可想而知了。因而，他在狱中咒骂“负义”者的诗文，也就不只局限于用“狼”作比喻了——
1946年6月，傅斯年离北平赴重庆，周作人作《骑驴》诗， 讥讽傅斯年为吃人肉（“登莱腊”）的“西上巴山”的“义民”。
1947年，作《修禊》诗，仍以“吃人腊”为喻，暗讽傅斯年“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并作《〈往昔·修禊〉说明》，称前两句是其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自己也觉得仿佛是神来之笔”。把声言坚持惩治汉奸主持正义的傅斯年歪曲成是通过“咀嚼”人肉来“化正气”，形容之恶毒，达到极至。
同年，又写《中山狼》诗，内有“人世有异物，面目犹同俦。忽尔现狼相，不省恩与仇”句。并提及“人狼”，自注谓“人而能化为狼，食人或羊，中国旧称变鬼人”。所言仍与吃人有关，而不只是以前只提的“咬人”了；还写了《八犬传》诗，指斥“狼本无所为，志在得片脔。手法有祖传，不知恩与怨”。
这都是周作人在狱中对“背信弃义”者的诛心之论。这位一向以平和冲淡自居的苦雨斋主变得如此老辣，诚如他自己所说：“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也。（注：周作人《〈往昔·修禊〉说明》。）这表明他仍是从个人沉浮的感受出发，将自己所受惩罚归咎于世态炎凉，而未认真反思一个背弃民族大义的人必陷于众叛亲离境地的必然性。
周作人在狱中所作这类斥责之诗文，尚不敢显山显水、直接了当地点傅斯年的名。“此恨绵绵无尽期”，建国后，傅斯年去了台湾，周作人也不再是楚囚，便大举进行笔伐了。仅在1950年中，他便写了《〈新青年〉与北大》（1月3日）、《副净与二丑》（6月6日）、《新潮的泡沫》（6月13日）、《新潮的泡沫（二）》（6月14日）、《陈仪的下场》（6月30日）等提及傅斯年的文章。 文中称胡适是《新青年》的文学革命时期的说话人，傅斯年是在胡适离开后才“附和《新青年》而成功的学生”；称傅斯年是“蒋二秃子手下文武两班”十个代表之一；说傅斯年发起《新潮》月刊时陈独秀曾怀疑他是“间谍”，等等，如果说，这些说法还有一定的依据，不完全是污蔑歪曲的话，那么，称他是“伪君子”，“标榜无党派，以‘社会贤达’的头衔出现，替蒋二秃子出力”，“是个外强中干的人，个子很大，胆则甚小，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是一个小胆敏感的人”，这样的人身攻击则完全是周作人出于内心的仇视而泼出的污水。甚至在傅氏去世后，周作人犹在《傅斯年》（1951年1月13 日）一文中，找出若干不值一提的小事继续对傅氏的所谓“虚假”进行攻击，可见周作人对他的痛恨之深。联系十多年后写《知堂回想录》时他还在作这样的评论：新文化运动中旧派“黄季刚乃专门泼妇式的骂街，特别是在讲堂上尤其大放厥词”，“这手法传给了及门弟子”；《新潮》干将傅斯年原是“黄派中坚”，却混入新派，“实在是投机”，则可以想见，周作人终其一生，对傅斯年都是不宽恕的，尽管末年评说时的语调已平缓了许多。
从沈启无到傅斯年，周作人充分表露了对于“背叛”自己的门生的冷酷、仇视，从而也告诉人们，“平淡自然”的周作人，也有着“深刻泼辣”的一面，一旦愤怒起来，会“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的掐进肉里去”的。（注：《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
四、周作人狱中思想
周作人狱中寄赠王龙之诗，可以说反映着他的思想的又一个转折。诗中充满无奈与愤恨、渴望与感激之情。因主旨是致谢，诗中表露感谢激赏情致是自然的。而怨恨之意的抒发，则体现着他当时甚至在整个被关押期间的基本心态。
沉郁固然是周作人平生诗作的基本调子，但表达的思想旨趣，在他一生中是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的。曹聚仁先生曾说，周作人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带着强烈的“浮躁凌厉之气”，像孔融那样愤世嫉俗；其后备历世变，思想渐消沉，便走上了陶渊明式的隐士之路。然而周作人说隐又并非不与世事，这就难免在国难声中打着做些“于人有益”之事的幌子而附逆了。
战后被捕入狱，他感到“冤屈”，认为名份上的顺逆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像他的《刘继庄》诗中所说：“立德与立功”，“事功期及众”。当年他留北平，正如刘继庄以北人终老吴中，顾亭林以南人客死北方一样，“二君所为均有志士苦心存于其中”，“身家非所计”也。（注：周作人《立春以前·广阳杂记》。）抱定这样一种认识，在自己受到牢狱之苦后，自然会怨恨不已。愤世，便又成为此时期他的基本心境。但这与五四时期的愤世是不同的，因为此时的出发点只在个人沉浮。
经过三次公审，他一再申诉了自己在敌伪时期的所谓“功劳”，赠王龙诗中已多少表达了他对判决的宽宥性预想。但结果还是不如其意，于是只好采取“作揖主义”，满怀愤恨了。
他恨当时的政府和司法制度。但此意又不能明说，《〈虎牢吟啸〉后序》对“中国司法的毛病与监狱的缺点”也只有一些间接的指谪；待出狱后，他才能发为《拟题壁》之类“缺少温柔敦厚之致”的诗，并在日记中说：“今日国民党与蒋已一败涂地，此总是可喜事也。”
他恨国民党政客及那些与他“结怨”的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一直诅咒的傅斯年。“贤达善大言，满纸语刺刺”（《笑林》），尚为客气之辞；“却喜最黑术，能伏两脚蛇”（《黑色花》），说出了他对那类人的横眉冷对态度。
他恨炎凉世态。尽管学界政界有不少人同情他，但毕竟自己身陷囹圄，被判十年之期，他还是感到孤寂无知音，“哀怨虽刻骨，旁人那得知”？（《李长吉》）昔日相近之人，“本当共忧喜，十年成敌怨”（《挑担》），使他尤感悲哀。在他认为“遇狼也已惯”的世道中，他只有沉寂，无奈。
他也反思，但不是懊悔自己“下水”附逆，而是后悔先前推崇隐士却又没有真正避世，不能像“无人情”的耦耕者长沮桀溺那般超然。“向往不能至，如望秋月明”，只好一再追悔“卖却黄牛入若耶”、“数典何因学画蛇”了。应该说，后悔弃农从文未必是真心，而向往田园牧歌式生活、极欲超脱阴冷烦恼的凡世则无疑义。他对寒山子的仰慕，对禅境的追寻，均表达出他对佛家禅味的领悟远比昔日自称“山中老比丘”时更为深刻。
不过，他的思想是矛盾的。真正的禅家，能忘却世间一切痛苦和烦恼。周作人一再表示“宜安忧虑”，极力推崇杜牧“忍过事堪喜”之句，自己有种种难言之隐，也不想过分张扬，以为一说便俗。而他内心又带着抹不掉的怨恨“伤痕”，只因环境所迫，对于种种怨怼“欲报无由致”而已。正如他在《〈虎牢吟啸〉序》中说人们“不能忘情，故不能无所怨嗟”一样，他对世事也是不能忘情的。“本来诗就只是怨”，因而他在狱中所作杂诗，与他过去所作“寄沉痛于幽闲”的诗作相比，更突出了一个“怨”字，即使他实际上很少用这个字，他仍以晦涩的形式表露了这样一种思想和情绪。心境既笼罩在怨的氛围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超逸了。不可否认，他在狱中保持了自己固有的本色：冲淡平和，一些忆旧闲咏之诗，仍透露着悠远淡雅之趣。只是这是其人的一个方面，他深埋在心头的另一面——怨恨，并未在那些狱中杂诗中消失，与前者一样，它们也是有感而发的，“须兴会乃能成就”。前述赠王龙诗中充斥的怨恨情绪，就表露了他狱中思想这一方面的气息。
总之，周作人不承认自己犯有汉奸罪，甚至还认为自己在抗战中有一定功劳。自以为曾做了于国于民有益之事，却被判入狱十年，他就不能不生怨恨，不能不对陷他于此境的政权和人（尤其是那些曾有交情者）满怀愤懑了。无论他如何地自我超越，他的思想终究跳不出这一点——怨恨。
（本文撰写中曾得到张铁荣先生的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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