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者为何误入歧路？——对“海德格尔事件”的一种审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歧路论文,误入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在当代学术思想界，“海德格尔事件”已成一专门用语，指称的是海德格尔与德国纳粹的牵连，关键事件则是海德格尔1933年5 月至1934年2 月在弗莱堡大学任短命校长时期的言行所标示的他对纳粹运动的认同和支持。
最露骨的言论是登载在1933—1934年冬季学期初弗莱堡地方大学生报上的一段话：“任何原理和思想都不是你们的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是今天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则。”（注：转引自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94页。）瞧，纳粹元凶希特勒俨然成了新时代的上帝！
多年以后，1966年9月23日， 当德国《明镜》杂志记者引述这段话来逼问海德格尔时，他曾这样辩解：“当我接任校长的时候，我已看清楚了，我若不实行妥协就干不下去。刚才引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再写。类似的话我在1934年就已经没有再说过了。”（注：转引自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94页。）这里，“妥协”一词暗示无可奈何的被迫之意，但毕竟缺乏自我批评的力度。
倒是在别处，我们找到了尽显力度的批判之言：“德意志人不可企图凭小聪明创造出上帝来，以为可以靠强力来弥补他们所想象的上帝的缺席。而且，他们也不可依靠吁请某个神灵息怪来聊以自慰。”（注：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美茵法兰克福1956年版，第28页。转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第284页。）
对照着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海德格尔这位德意志人中的佼佼者的确曾经犯下如此愚蠢的罪过：他企图凭小聪明吁请希特勒这个“神灵息怪”来聊以自慰，以为靠“元首”的强力便可以弥补“上帝的缺席”。对这罪过，如上所述，海德格尔自辩为“妥协”的违心之举。可是，我要说，其实此举透着海德格尔自觉的意愿。
一、背景：“上帝死了”
海德格尔多次提到，虚无主义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当历史的脚步跨入19世纪以后，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虚无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诸多表现，“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也变得司空见惯了。联系尼采的思想，海德格尔指出：“尼采的思想自以为是以虚无主义为标志的。‘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尼采把对虚无主义的解释综括在一个短句中：‘上帝死了！’”（注：《海德格尔选集》，第766—767页。）
“上帝死了”这句话在尼采那里是借“疯子”之口喊出来的。按尼采的叙述顺序，摘出三段有代表性的文字：
你们是否听说那个疯子，他大白天点着灯笼，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喊叫：“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
“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喊叫，“我要对你们说出真相！我们把它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怎样杀死上帝的呢？
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他现在已倒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典和庄严的庙会呢？难道这场面对我们来说不会显得太过于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注：尼采：《快乐的科学》，第125段。 转引自《海德格尔选集》，第769—770页。）
根据这些文字，我们追问三个问题：上帝在死之前是怎样的？上帝是怎样死的？上帝死后我们怎么办？
上帝在死之前乃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存在者、最万能的超感性根据、最高的价值。神圣存在者相对于尘世存在者而言，超感性根据相对于感性现象而言，最高价值相对于普通价值而言。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条思想展示的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之路。“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者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的表象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42—1243页。）所谓“表象”就是把存在者作为现成的对象摆出来，而这一“摆”便把存在本身给遗忘了，仅仅把握住存在者而已。海德格尔毕生追思存在问题，着力反对的正是沉溺于存在者而遗忘存在本身的形而上学进路。在此进路上，所谓“论证”便表现为寻找诸存在者的根据、本原和本性。照海德格尔看来，拍拉图的“理念”及其形而上学化的“上帝”，就充当着诸存在者根据、本原和本性的角色。理念和上帝居于超感性世界，它们对感性世界具有万能的约束力、激发力和建构力，亦为价值之源。于是，表象加论证使我们看清：“我们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那里想到的是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是就存在者整体被区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并且感性世界总是为超感性世界所包含和规定而言来考虑的。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世界，即理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构造力量并且成为虚无的。”（注：《海德格尔选集》，第774—775页。这里将原译的“观念”改为“理念”。）超感性世界之所以必然丧失其构造力并成为虚无，乃是因为形而上学本身在存在者的泥潭里打转。因此，上帝之死是“存在者之存在那里发生的杀害”；（注：《海德格尔选集》，第818页。）上帝之死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 ”（注：《海德格尔选集》，第771页。 ）上帝之死也是“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注：《海德格尔选集》，第776页。这是尼采回答“何谓虚无主义”的话，见《强力意志》，第2段。）
我们形而上学地寻找上帝，就像尼采笔下那个“疯子”那样，大白天点着灯笼遍地寻找。殊不知，正是我们这些寻找者最终杀死了上帝。“我们把它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凶手！”疯子问得急切：“但我们是怎样杀死上帝的呢？”尼采曾以一系列的提问来展示这一拷问，其中有三个意味深长的提问：“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去把整个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做些什么？”（注：尼采：《快乐的科学》，第125段。 转引自《海德格尔选集》，第769页。 ）海德格尔对这三个提问的揭示也是意味深长的：“以三个形象（太阳、地平线、大海）为引线，——它们对思想来说也许还不同于形象——，这三个问题解释了上帝被杀死这个事件的意思。此所谓杀死，是指人把自在存在的超感性世界消除掉了。杀死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没有彻底被消灭，而也许是在其存在中变了样。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变了样，而且首先是人变了样。人变成那个消除自在存在者意义的存在者的人。人起立而入于主观性中的过程存在者成了对象。但对象是通过表象而站立起来的。对自在存在者的消除，也即把上帝杀死，这是在那种持存保证中实现的；通过这种持存保证，人便为自己保证了质料的、身体的、心灵的和精神的持存——但这是由于他自己确信的缘故，这种确信意求取得对作为可能对象的存在者的统治，目的是为了与存在者之存在即强力意志相符合。”“作为确信之获得的保证植根于价值设定。这种价值设定控制了一切自在存在者，并因此把它们当作自为存在者而杀死了。杀死上帝过程中的这最后一击是由那种形而上学来提供的，后者作为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进行着价值思考意义上的思想。由这一击，存在被打倒在地，成了纯粹的价值。”（注：《海德格尔选集》，第814页。）至此， 我们明白，在形而上学养育下上帝必死，只是最后一击来自强力意志的价值形而上学罢了。
本由上帝创造和统治的子民，在上帝死后怎么办呢？尼采已经暗示，滚滚红尘中有人会尝试“使自身成为上帝”。纳粹元凶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吗？
海德格尔深知形而上学的造神之威和灭神之力，其成名大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立定“存在论的差异”之路标，意在从根子处严分存在本身与存在者之别，以切断形而上学继续蔓延之路。循此思想，海德格尔本不该加入现代形而上学造神运动的。失足之后，在解说尼采的话“上帝死了”的时候，海德格尔还这样说道：“播种之前要犁田。就是要开垦出那片田野，那片由于形而上学的土地的无可回避的统治地位而必然保持在未知之中的田野。现要紧的是，首先猜度这片田野，进而寻找这片田野，进而开垦这片田野。要紧的是向这片田野作一种初步的行进。”“也许《存在与时间》这个标题就是这样一条道路的路标。”（注：《海德格尔选集》，第765页。）即使在20世纪30 年代初开始思想的“转向”以后，海德格尔在为猜度、寻找、开垦那片非形而上学的田野而辛勤劳作。奇怪的是，“海德格尔事件”恰恰发生在《存在与时间》已立定路标，思想转向正发生之时。海德格尔十分清楚，“人是决不能取代上帝的位置的，因为人的本质达不到上帝的本质。”（注：《海德格尔选集》，第807页。）可是， 本文开头初所引的露骨之言不正表明海德格尔试图用“元首”取代上帝的位置吗？
二、动机：“科学的根株已经死亡”
1929年7月24日，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作教授就职演说， 选定讲题为《形而上学是什么？》其中有这样的话：
首先，每个形而上学问题总是包括形而上学问题的整体。它总是这个问题本身。其次，每个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只能这样被追问，即：发问者本身包括在问题里面，也就是说，已被摆到问题中去了。由此我们得到下列启发：形而上学的追问，是必须就整体来进行，并且必须从发问者此在的本质的处境中来进行的。我们是在此时此地为我们自身而发问。我们的此在——在研究人员、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中——是由科学规定着的。既然科学成了我们的热忱之所在，那么在我们的此在深处究竟发生什么本质情况呢？
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
然而，在一切科学中，当我们探索其最根本的旨趣的时候，我们是和存在者本身打交道。（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36页。）
这里由“此在”切入科学，挑明当今大学实用的趋势和科学致命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在与《明镜》杂志记者的谈话中，海德格尔引了上面的第二段话来说明他1933年决定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之职的动机，并且补充说：“我在校长任内鉴于当时更加趋于极端的各大学的这种状况而试图做的事情，已叙述在我的校长演说中。”（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91 页。 ）这里说的“校长演说”指的是海德格尔在1933年5月27 日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大学的状况，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H·Arendt）在1969年回忆说：“在那个时候， 即一次大战后的德国大学里，没有造反，却有对于所有院系（它们比单纯的职业学校还要多）中的教学机制的普遍不满。那些不只是为了找份好工作来学习的学生们都持有这种不满。一个人学哲学不是为了挣钱——他或她愿意饿着肚子来学它。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是挑剔的。……大学提供给他们的是哲学的诸学派，比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新柏拉图主义等等；要不就是老式的哲学训练，在其中哲学被整齐地划分为不同的门类（认识论、美学、伦理学、逻辑等）；这并没有利于交流，倒是以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把哲学弄得半死不活。”（注：这是阿伦特在海德格尔80岁生日时写的《马丁·海德格尔八十诞辰纪念》一文的话。转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页。）这一回忆印证了海德格尔对德国大学中学科支离破碎，教育注重实用的批评。正是基于这种批评，海德格尔企图接过纳粹鼓吹的“一体化”口号，并按自己的思路予以重释。在正式就任校长之前七天，海德格尔给希特勒拍了一份电报：“恭敬地请求延期批准德国大学联合会的委员会，直到按照一体化目标改造了此联合会。”（注：转引自《海德格尔传》，第243 页。）在校长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还围绕这种“一体化”纲领，阐述了所谓“总动员”、“劳动服务”、“军役服务”、“知识服务”，甚至“领袖的关键作用”等问题。
依海德格尔后来自陈，他选择《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作为校长就职演说题目是有深意的。在与《明镜》记者谈话中，海德格尔说：
当时我作为大学教师直接考虑的问题是从大学的任务的角度来探讨科学的意义的问题，因而也就是大学的使命问题。这种用心已在我的校长演说的题目中道出来了：《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大学的自我主张”，这是反对当时已经在党内并由纳粹学生会所要求的所谓“政治科学”的。这个名称当时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个名称没有今天所讲的政治学的意义，而是指：这种科学及其意义与价值，都要按对民族的实际用场来评定。把对科学这样的政治化的反对态度，在校长演说中特意表达出来了。
……但是自我主张同时还要提出任务，要面对大学仅有的技术组织还从回溯西欧思想的传统中争取到一种新的意义。（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93页。）
紧接这段话，《明镜》记者追问：“教授先生，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尊意：您当时认为，大学能够和纳粹分子一起来达到健康状态，对吗？”（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93页。）海德格尔立即反驳：“这话表达得不对。不是和纳粹分子一起，而是大学须从本身的回溯中革新自己并由此而面对在前述意义之下科学被政治化的危险取得一种坚定地位。”（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93—1294页。）但依我看，记者的追问值得重视，海德格尔的回答值得推敲。有证据显示，海德格尔当时的确认为他能够和纳粹分子一起共同促成“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就在校长就职演说的结尾处，海德格尔富于诗意地说道：
然而，我们能够完全理解这次觉醒的壮丽与伟大，只有当我们在自身中携有着那给予古希腊智慧以如下表达的深远思虑：
“一切伟大都站立在风暴之中……（柏拉图：《共和国》497d.9）”（注：转引自《海德格尔传》，第263页。）
这里强调返回古希腊智慧的确应和着“大学须从本身回溯中革新自己”的主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在海德格尔与《明镜》记者的谈话中有如下对话：
明：……可是当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务总理以后四个月，当您在校长就职演说中谈论什么“此次破晓的庄严伟大”（按：上面译为“这次觉醒的壮丽与伟大”）的时候，我们相信听到了一种新的音调呢。
海：是的，我当时也是这样的信念。
明：您现在还能谈谈这个信念吗？
海：愿谈。我当时看不出有其他出路。在22个政党的各种意见和政治倾向搅得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种民族的、特别是社会的思想……
明：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您在1933年是作为一个非政治性的人，就狭义说而不是就广义说，而进入此时的所谓破晓的政治……
海：……通过大学的途径……（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92—1294页。）
瞧，22个政党意见纷歧，支离破碎，似乎在政治领域印证着“科学的根株已经死亡”的断语，而希特勒所谓“一体化”的叫嚣似乎被海德格尔感受为“破晓的政治”露出了端倪。于是，海德格尔承认，他“通过大学的途径”卷入了所谓的“破晓”之中。按此，海德格尔曾相信纳粹运动具有批判现代文明的无根性从而也具有拯救现代文明的“内在真理和伟大”，就不足为奇了。哈贝马斯曾批判海德格尔直到1953年出版《形而上学导论》时仍坚持纳粹运动具有“内在真理和伟大”，实属顽固不化，确实不无道理。
三、诊断：“计算性思维不是沉思之思”
1955年，海德格尔在一次题为《泰然任之》的演讲中，挑明了“当今人类在逃避思想”的处境。为了解释这一断言，他说：
计算性思维权衡利弊。它权衡进一步的新的可能性，权衡前途更为远大而同时更为廉价的多种可能性。计算性思维唆使人不停地投机。计算性思维从不停息，达不到沉思。计算性思维不是沉思之思，不是思索在一切存在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意义的那种思维。
因此就有两种思想，两者各以它们的方式而为有根据的和必要的；计算性思维和沉思之思。
我们说，今天人们在逃避思想，这时我们指的是后面这种沉思之思（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33页。）。
以这里论述的两种思想方式来审视论者本人在“海德格尔事件”中的失误，我们发现一个荒诞的现象：海德格尔抱着沉思的愿望，却陷进了计算性思维中。思存在本身，思一切存在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意义，当然不应沉溺于存在者，不应在存在者身上上下打量，权衡利弊，投机钻营，阿谀奉承。这本是海德格尔反反复复地告诫世人的道理。然而，他本人却违背了这个道理，而且这种悖理之举似乎还带着善良的动机，这是发人深省的。
在与《明镜》记者的谈话中，谈到自己决定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之职时，海德格尔曾这样陈述：“在这段时期中，我还完全在思考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和以后几年间发表的著作和讲稿中考虑的问题，即思想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也间接地牵涉到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93页。）这就提示我们注意，海德格尔卷入纳粹运动，在他当时思考的“思想的根本问题”中可以寻到学理的根据。
我们知道，《存在与时间》立定的运思之路是从“此在”追问“存在”。因为唯此在领悟存在，所以此在成为追问存在的出发点。这种领悟亦“畏”亦“烦”，充满意欲。海德格尔立此在为基来追问存在，意在破解主客二分导致的对存在本身的遗忘，重新唤起“存在之思”。分析此在的“在世”处境是入思的关键进路。从前面的引文已知，海德格尔把“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已经死亡”作为他决定接任校长的动机，而这动机的立论根据恰恰就在如下被我们引述过的论述之中：“我们是在此时此地为我们自身而发问。我们的此在——在研究人员、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中——是由科学规定着的。”具体说来，与海德格尔出任校长职务紧密相关的“在世”处境包括两个关键因素：第一，如上所述，各门科学支离破碎，在德国大学的技术组织中靠实用目的维系在一起。第二，就德国政坛而言，22个政党意见纷争，使海德格尔感到“必须找到一种民族的、特别是社会的思想”。把住这两个关键因素，我们就能理解海德格尔在校长就职演说中发出的如下宣告：“科学和德国命运必须在对力量的本性的意愿中同时到来。”（注：转引自《海德格尔传》，第255页。 ）不管海德格尔本人怎样试图对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作现象学和诠释学的改造和批判，也不管迫于当时局势怎样不得已作出妥协而说出一些违心之言，他本人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毕竟滑入了与纳粹合谋犯罪的泥潭中。
使民族主义不至陷入专制极权的有效途径在于以民主制度制约和引导民族主义。但是，海德格尔恰恰对民主制度缺乏信心，反而憧憬在历史洪流中能将人们带入“真理状态”的“英明领袖”来实施统治。这种观念在《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这一校长就职演说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甚至到1966年在与《明镜》记者的谈话时，海德格尔仍坚持民主制度不是“技术时代”的合理的政治制度的观点。
民族主义立场加上精英政治理念，使海德格尔认定德国人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与《明镜》记者的谈话中，他甚至对这种认定作了两个方面的论证：（1 ）他强调“德国语文和希腊人的语文及其思想家的特殊内在亲属关系”（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314页。）。也许，这与海德格尔一再声言的返回古希腊及“语言是存在的家”的观点息息相通吧。（2）正是在“返回根据”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宣称：“我深信， 现代技术世界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314页。）。两个论点合起来，也许可以说明当年海德格尔断言纳粹德国带来“觉醒”或“破晓”的深层理据。
为存在开路，这当然是思者的职责。为德意志人加冕，这很难说是思者当所为。为希特勒唱赞歌，这只能算作吹鼓手的丑行。为纳粹运动出谋献策，并寻找理论根据（无论是否用了“转化”处理），正显出海德格尔热心充当“国师”的心态。中国有句俗话说，“学得好手艺，卖与帝王家”。应帝王，为国师，这在中国曾经是多少文人学士的毕生理想。想不到，一个以思者名世的德国人竟也落入俗套中。据学者研究，海德格尔欲作国师之志与他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崇拜的同乡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哈（Abraham a Sancta Clara）有关：“正在兴起的纳粹运动也批评西方现代文化的无根性；海德格尔因而觉得可以与之合作，以自己的更有哲理和历史深度的思想改造之，提升之，联合一切‘有生气和有建设能力的人物’，以完成历史赋予德国人民拯救西方文明于颓败的使命。（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哈作为“帝王师”的榜样的感召。）”（注：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241 页）历史已经昭示世人，好为国师者往往被强权所利用，很难保持人格的独立。海德格尔在所谓“妥协”之下竟然说出本文开头所引的露骨的奉承之语，又为历史的昭示提供了一个活证。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立场、精英政治理念及好为国师的心态互相缠绕，终于把海德格尔推入了尴尬的窘境。他之陷入窘境，虽有形势所迫的因素，但毕竟带着自觉的意愿。他一度认为纳粹运动给根株已死的西方文明带来了“破晓”或“觉醒”的希望，并天真地要把自己从此在入问存在的思想植入纳粹运动中，便是其自觉意愿的明证。
如上所引，海德格尔自己说他决定出任校长与他当时思考的“思想的根本问题”“间接地牵涉到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有关。据海德格尔自述：“自1930年以来，我一再尝试更其原始地去构成《存在与时间》的课题。而这意味着，要对《存在与时间》的问题的出发点作一种内在的批判。”（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42页。）我们已知，《存在与时间》的出发点是此在及其在世结构。后来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挑明了这个出发点的危险，就是“违反其意愿而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即只重新增强了主体性”（注：转引自《海德格尔选集》之“编者引论”，第6页。）。本来， 从此在入问存在之路的确立是为了反对传统进而上学立足主客二分所推崇的主体性哲学，现在却反其意愿地重新增强了主体性。正是由于认识到这种危险，海德格尔从1930年开始了他思想的“转向”。然而，恰恰在“转向”发生之时，“海德格尔事件”出现了。从思想之路看，正如海德格尔诗云：“一度敞开，又突兀锁闭的道路。”（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63页。）敞开者是召唤存在的沉思之路，锁闭者为权衡利弊、诱人投机的计算性思维之路。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锁闭之路上，海德格尔这位向往沉思的思者竟然在造神的大合唱中喊出了令人震惊的强音。
四、期待：“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意味深长的是，1966年海德格尔与《明镜》记者谈话的题目是“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当然，这“上帝”绝不可能是本文开头露骨的造神宣言中所说的“元首”。
尽管在我看来这篇谈话的辩解意味浓于忏悔意味，但毕竟留下一些忏悔言词。忏悔之言透着谦卑之情和期待之意。记者问道：“总而言之：哲学家就应该全心提供思想，使人们能够在这个由他们自己技术化了、却又使他们控制不了的世界里彼此很好相处嘛。人们很有理由期待哲学家提供指点，使人们想到可能如何生活；如果他什么指示也不给，那不是有负于他的职责和他的本分的一部分、哪怕是一小部分吗？”（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315页。）海德格尔答道：“从我所能见到的来说，一个个人从思想方面做不到把世界整体看得这样透，以至于能够给出实践的指示，尤其是做这件事还要考虑要为思想本身重新找出一个基础这个任务——这些都是一个个人从思想方面做不到的事。如果要思想在此准备给出指示，那么，只要思想是考虑到伟大的传统而严肃对待自己的话，思想就是被要求得过分了。 ”（注：《海德格尔选集》， 第1314—1316页。）在谈话的结尾处，海德格尔说得更谦卑了：“就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来说，有待思想的东西的伟大处是太伟大了。也许我们能够修修一个过程的一段狭窄而又到不了多远的小路也就疲惫不堪了。”（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317页。）这里同样透露出海德格尔重振思想的救世情怀，但强调的是思者的有限性。也许海德格尔从自己的失足已经领悟到，思者不应好为国师，否则思想的贬价出售在所难免。就在这篇谈话中，我们还读到了这样的句子：“也可能是，一种思想的途径今天引向：无言，以求防止这种思想在一年内被贬价卖掉。也可能是，这种思想需要300年，以求‘实现’。”（注：《海德格尔选集》， 第1310页。）无言，而且需等300年， 也许可能防止思想被即时贬价卖掉，也许会赢得思想的“实现”。当然，海德格尔接着强调指出：“不是只消等着，直到300年后人们没有想到的东西出现的问题， 而是不带任何先知的要求而从没有被思想过的现今时代的根本特点去预先想入正在到来的时代的问题。思想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自己在自身中行动，这种行动是处于与世界的命运的对话中。在我看来，从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和二者之间的转化的想法阻塞着洞察我们所理解的思想的道路。”（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311页。）
300年，不宜视为准确的预测，而应看作对未来的期盼。 要改变由形而上学造成的现状，实在需要艰辛的奋斗和漫长的岁月。海德格尔在谈话中坦陈：“我全不知道任何直接改变现今世界状况的道路，即使说这种改变根本就是人可能做到的我也不知道。”（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310页。）正是由对人的根本有限性的思考，使海德格尔产生了期待上帝之思：“如果我可以简短而且也许是说一点老实话，但却是从长期的沉思来回答，我就要说：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306页。）但是，对于这能救渡我们的上帝，海德格尔强调，“我们不能把他想出来。我们至多可以唤醒大家准备期待他。 ”（注：《海德格尔选集》， 第1306页。）
注意，上帝是在揭示“哲学”（形而上学）及“人的思索和图谋”的根本有限性时被海德格尔提出来的。这使我想起海德格尔的另一段话：
形而上学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来表达，存在者的真理的普遍性与其至高存在合一。根据形而上学的这一本性，从狭义上讲和从神学来说，它也是本体论。真正的哲学的这种本体论性质，无疑是由于存在者显露于其中的方式，亦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方式。因此，本体论带有神学的性质不仅是由于希腊形而上学后来被基督教的教义神学所采纳和改变，而且也由于存在者之作为存在者自始就显示自身的那种方式。正由于存在者的这种“无蔽”使得基督教神学能够吸收希腊哲学——基于他们对基督教的经验。但无论神学家们可能取决的是好是坏，他们都应该记取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写的话：“聪明人在哪里？博学之士在哪里？世上的雄辩家在哪里？上帝早已使这世上的智慧成为愚拙！”（《哥林多前书》1.20）根据《哥林多前书》1.22中的说法，这世上的智慧是指希腊人所追求的智慧。基督教神学是否也再次听从使徒保罗的话，并和他一样，把哲学的概念视为愚拙呢？（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美茵法兰克福1960年版，第20页。转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第260—261页。）
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两个十分重要的要点：第一，如刘小枫所评：“神学不是哲学，不是本体论，无需去询问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它应走自己的思路，即倾听和探寻十字架上真理之路。同样，哲学亦不可越出自己的范围，去谈论信仰或上帝，哲学家亦不可对神学问题胡言乱语。神学的话题得自于上帝的启示，哲学的话题得自于存在本身。”（注：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第261页。）第二，上帝显示神圣， 而“聪明人”、“博学之士”、“雄辩家”处于凡尘。“上帝早已使这世上的智慧成为愚拙！”尼采所谓“上帝死了”其实说的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上帝被“聪明人”等用形而上学的利剑杀死了。但是，十字架上显示的上帝永恒临在，世人的有限和愚拙正标示着上帝永在。
坚守圣凡之别，在上引海德格尔之言中明明白白。这也许是他青年时代从卡尔·巴特（Karl Barth）那里继承的遗产。有趣的是，在与《明镜》杂志记者谈话时，海德格尔抱怨说，受纳粹当政者惩罚，“我于1944年夏天被送到莱茵河对岸挖战壕”，记者却立即点出，“卡尔·巴特在另一边，在瑞士那边挖战壕。”（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301页。）受的惩罚相同，可导致惩罚的原因却全然不同：海德格尔在与纳粹政权的合作中企图为其植入自己的思想，以求对纳粹理论作“转化”和“深化”从而得罪了顽固的当政者；巴特却在1934年积极参与在巴门召开的反纳粹会议，并起草了著名的反纳粹的《巴门宣言》，1935年又拒绝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而被解除波恩大学教授职务，并被驱逐出境。两相比较，巴特的坚拒光彩照人，海德格尔的妥协黯然失色。对于世间的造神运动，巴特的警言永闪光芒：“世界就是世界，而上帝就是上帝。”（注：转引自《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第43页。）对比起来，本文开头所引的海德格尔吹捧“元首”的话表明他业已忘掉他曾敬重的巴特的告诫。
在造神行动此起彼伏的20世纪，我们都曾犯下了难赦的罪过。恶梦醒来，极需反思。冯友兰好为国师是出了名的，但他在后来反思“文革”中自己参与造神运动的表现时，说出了当时“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9页。）的肺腑之言。海德格尔似乎没有勇气说出类似的话，这是思者的失职。当然，海德格尔毕竟在绝望之中说出了“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的话来。“我们”永远不能成为“上帝”！切记此点，方可能立其诚而不作其伪，亦方可能谦卑前行而不哗众取宠，还可能在“思之道路”上“放开脚步，回应那稳靠的命运。”（注：《海德格尔选集》，第1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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