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党党内民主选举建设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政党论文,民主选举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各政党不管其性质如何，都把规范完善党内选举作为发展党内民主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特别是伴随着代议民主制和普选制的发展，国外一些主要政党在党内民主选举建设上都有不少创新举措。探究分析国外政党在推进党内选举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减少候选人资格限制，扩大党内选举的民主基础
尽管各国政党对候选人的资格仍有很多具体的衡量标准，但从总体来说，年龄、性别、种族等资格条件都放宽了。
在年龄问题上，加大了年轻党员干部的培养力度，党的权力机构的成员明显年轻化。德国社民党提出，联邦议会党团中40岁以下的年轻议员必须达到10％的目标，这一目标已经实现。法国社会党规定，党内各级重要岗位必须提拔年轻的新生代干部，并委以重任。俄共也努力改变“老年人党”的形象，每年吸收上万名大学生和青年人入党，并恢复了对共青团和少年队的指导。2008年俄共召开十三大，一多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年龄在40岁以下。在英国，原工党领袖布莱尔在1994年当选工党主席时只有41岁，现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39岁就成为了英国保守党领袖，副首相尼克·克莱格2007年当选英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时也只有40岁。
在性别问题上，英、德、法及挪威等国政党对女性候选人及当选女性的比例作出规定，提高了女性党员的政治地位。德国基民盟建立女性配额制，女性在基民盟的官员和议员中至少须占三分之一。在英国，保守党规定至少四分之一的议员应为女性。英国工党也抛弃了“男性工党”的特征，大幅增加女性在议会中的候选人。在1997年的大选中，工党提出女候选人158人，占工党议会候选人的24.7％；当选101人，占工党议员总数的24.2％，占议会女性议员总数的84.2％。女性党员地位的大幅提高，为工党赢得女性选民的支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南非非国大也非常重视男女平等问题，执政十几年来，选拔了大量女性担任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级议会议员。在2004年大选中，有131名女议员当选，占总数的32.75％，在同期的内阁中，女性比例更是高达44.89％，在世界政党中名列前茅。
在民族、种族问题上，大部分政党都主张不分民族、种族，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比如，在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印度，印度国大党就主张吸引和吸收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种姓、不同教派、不同政见的人，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2004年，在一度丧失执政地位后，有着更广泛党员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国大党打败了教派主义色彩浓厚的印人党，国大党联盟重新上台执政。美国共产党甚至还规定，只要居住在美国、年满18岁，无论性别、国籍、种族、信仰和性取向，都可以申请加入美共。2009年8月，一名中国留学生在互联网上申请加入美共，不到10天即获批准，并开始缴纳党费和参加党组织活动。
二、完善党内选举方式，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
选举是民主运作的方式，它既是民主化的目标，又是民主化的工具，合理的选举程序和选举方式是保证民主进程的关键。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政党和发展中国家政党各有侧重。
西方国家政党把直选、普选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核心内容。比如，1997年法国社会党召开71大后，明显加快了党内直接民主的步伐。过去党的第一书记由执行委员会选举。现已改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党的各级议会候选人也由自上而下的指定方式改由地方党组织选举产生。英国工党领导人的选举过去一直由议会党团控制。1981年，工党改革了领袖选举制度，规定党的正副主席由一个新成立的选举团选举，这个选举团的选票40％由附属工党的工会实行集体投票制，30％来自地方选区，议会党团代表在选举团中的比例下降到了30％。1993年，工党进一步提出了“一人一票”的口号，限制掌握在工会领导人手中的集体表决权，使大多数党员在推选领导人中都有了发言权。同时，英国保守党等右翼政党也纷纷将选拔领袖的权力从封闭转向开放，由政党高层内定逐渐下放到党内的普通党员。德国社会党也提出由全体党员而不是由党代会选举总理候选人。19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修订了党的章程，规定对于总理候选人和地方党组织最高职位的候选人进行初选，可以通过党员公决。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政党，大多通过扩大差额选举、基层直选等方式，来激发党员的民主参与意识。古巴共产党自1900年2月召开中央特别全会以后，对各支部领导实行差额选举，改变过去由上级指定的做法。在五大代表选举中，没有预设党员代表人选，而是在广泛听取党内外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越共在2006年中央领导机关和总书记的选举中，在206名候选人中差额选举产生了181人组成了新一届越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委员160人，候补委员21人，差额率达到了13％。突尼斯宪盟在2003年举行的四大上，推出了参加下届市政选举的候选人，其中2／3由直选产生，选举150名中央委员时实行了差额选举。
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浪潮中，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主要政党也纷纷效仿西方政党，加快了党内公推直选、公开竞选的步伐。但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和瓶颈，甚至影响到政党的团结统一。比如，2007年12月，南非非国大召开52大，以姆贝基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祖马等为代表的传统派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尽管从威望上讲，时任总统和党的领袖的姆贝基明显超过祖马，但是来自基层的4000多名代表大都把票投给了祖马，结果在公开唱票时，祖马以2339票对1505票的较大优势战胜姆贝基，当选为非国大第12任领袖。2008年9月，非国大全国执委会又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逼迫姆贝基辞去总统职务，进而引起“挺姆派”的强烈反弹。随后不久，非国大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姆贝基执政时期的国防部长勒斯塔率领一部分“挺姆派”宣布脱离非国大，另立“非洲民主大会”，这一新党的成立无疑宣告了非国大的分裂，大大损害了该党党内民主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党内选举方式的选择上，除了要充分体现党员的主体地位，落实党员的民主权利外，也要充分考虑社会和政党自身民主发展的现状，以党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逐步引入竞争机制，有效整合各方面的利益。完全照搬西方政党内部的选举模式，脱离政党所处的政治生态，反而可能导致党内民主秩序的失控。
三、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党内选举的规范化
政党制度化是衡量政党成熟与否以及政党自身治理能力与执政能力强弱的标尺。从党内选举的制度化来说，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党层面，即政党自身对民主选举运作进行制度设计。二是国家层面，即国家介入政党选举，用法律规范党内民主。无论是哪个层面，关键问题就是通过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来保障民主选举的操作实施，以规范化的选举程序来保证选举结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主要政党，民主法治原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各政党的民主选举制度经过长时间的建设，也已经比较成熟。比如，从国家层面来说，德国1967年制订、1979年修订的《政党法》作为世界政党立法史上迄今为止最完备的政党法，对党内机构组成及其职责划分、选举程序、任期限制、仲裁等事项都作了明确规定。美国也对涉及政党国会候选人、总统候选人等党内重要选举作出了法律规定。从政党层面来说，英国保守党早在1965年就公布了“保守统一党领袖选举规章”，就党内选举的总原则、行为主体、领袖资格的审核、领袖职位竞争的时间、候选人的资格与提名、投票过程、正式认定和就职仪式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1975年，保守党还根据新形势，对“选举规章”作了进一步修订。
相对而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的社会基础比较薄弱，文本性的制度和规定往往过于原则，有些选举程序不合理、不科学、随意性大，制度建设在党内选举的实际运作中缺少权威性和严肃性。塞缪尔·亨廷顿曾说，“衡量一个政党的制度化力量，首先就要看它能否闯过其缔造者或首先使它登上权力宝座的魅力领袖离开之后这一难关。”但从这方面来看，一些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往往存在任人唯亲的情况，甚至凭借领导人的威望和权势，形成了家族式统治。以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为例，专业集团自1967年苏哈托上台执政，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长期实行“朋党政治”，大批任用亲信和亲属控制权力核心。苏哈托家族中，其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部长，4个子女和1个媳妇是国会议员。1998年，苏哈托被迫下台，专业集团也在1999年举行的印尼国会选举中丧失了执政地位。
从上可知，政党选举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工程，要使党内民主选举具有真实性、可操作性，不仅涉及改进党内候选人提名方式、规范尊重和体现选举人意志的选举程序等诸多方面，还需要从国家法律形式规范政党内部的民主选举运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政党来说，如何使这些制度和程序得以实际运作而不是只停留在文本中，是今后发展党内民主的着力点。
四、发展电子党务，推进民主选举的信息化
随着以网络为运行平台的计算机、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迈入了信息时代。正如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汗所言，“信息的即速即得创造着更深层次的民主”，网络技术由于它在传递信息、增加互动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引起了各国政党的普遍关注，加快了政党民主建设和选举过程的“信息化改造”。
据统计，自1994年美国国会选举时政党建立了第一个网站起，到2000年中期，世界上大约有1250个政党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比如，法国社会党、瑞典社会党创建了涵盖全国和基层党组织的共享网站，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各级领导人与党员、支持者的网上见面会，给党员发送党内文件和公决选票，采用电子问卷调查方式开展各种议题的讨论等。德国社民党的1万多个地方党组织也实现了全部内部联网，基层党员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理的限制通过内部网页了解党的纲领、政策、党的领导人的主要言行及活动日程安排、党内重大政治活动的情况，甚至还可用电子邮件投票的方式决定谁担任竞选公职的本党的候选人。突尼斯宪盟为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建立起全国联网的党员信息数据库，把党员资料全部输入电脑并实行全国联网，党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掌握党员的个人动态。
特别是在竞选期间，各国政党更加重视通过网络加强与选民的沟通，利用网络进行竞选组织动员和资金筹集成为政党推行电子党务的重头戏。英国工党于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长期选举运动”行动总部，负责24小时搜集和分析网上舆论动态，帮助本党候选人应对瞬息万变的舆论环境。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创造出“电子民意咨询”模式，通过电子装置将每位选民对本党政策纲领的相关评论输入电脑，经过软件处理和专家分析，汇总形成反映选民意见的结论，以此来调整、修正政党的行动和决策。近年来，一些政党领袖还纷纷建立个人网站、博客等，网络助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例如，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的19位参选人中有15位开没了自己的大选博客，如奥巴马、希拉里、朱利安尼等都有自己的大选博客。奥巴马被称为第一位“网络总统”，足见其成功当选互联网是功不可没。有媒体报道称，奥巴马所募集的资金中超过85％来自互联网，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足100美元的小额捐款。
但不可否认，政党网络民主的推进，一方面提高了民众和普通党员的参与感，拉近了党与民众的距离，增强了党内运作的透明度，提高了民主选举的投票率。另一方面，由于政党领袖可以借助网络直接与其支持者和投票者进行沟通互动，由此也削弱了普通党员作为政党与支持者和投票者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这使得普通党员的传统角色逐渐被淡化，给政党的传统功能和运作模式带来严峻挑战。
因此，信息化条件下，如何积极稳妥推进民主选举的电子化、信息化，对各国政党来说，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重大课题和实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