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迎迎[1]2001年在《当前跨国并购行为研究及其对策》文中研究说明2001年11月，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为我国经济全面接轨国际经济赢得了新的机遇。当前，国际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增大，对我国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已由新建投资转为跨国并购，并且，后者已占据跨国直接投资的80％以上，并仍将成为今后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主体。然而，审视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还是主要停留在吸引新建投资上，更令人焦虑的是，我国引资政策还未做出相应调整，还未能与国际接轨，使我国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上举步不前，难于融入国际直接投资的跨国并购的浪潮。 本文通过对当前跨国并购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提出我国在跨国并购盛行的形势下利用外资的对策。 本文共分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并购行为的理论分析。首先从并购的基本概念入手，对有关概念进行阐述，然后对历次并购浪潮进行简单分析，最后对有关并购的代表性理论如协同效应论、代理成本论、价值低估论、先占权动因论、交易费用论、资产利用理论等进行了探析，并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了“时间收益假说”。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之一。通过最新的、详尽的数据对当前跨国并购浪潮的总量、行业、地区、并购方式等特点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本次跨国并购产生的原因，对世界经济和东道国的影响，并根据最新的数据对跨国并购的发展趋势做出推测。 第叁部分分析了我国当前在引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当前形势，提出了我国新时期面对跨国并购浪潮利用外资的对策建议。
林丽端[2]2014年在《基于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我国产业竞争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出现了一个很显着的经济现象,即跨国并购迅猛发展。跨国并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跨国并购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提高了当地的就业水平,对当地经济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却对一国的产业发展造成冲击。当前,我国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浪潮中,改革不断深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跨国并购更是成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我们在看到其有利的一面的同时,更应该看清楚其严重削弱了我国产业竞争水平,一定程度上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其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就是吸引外商投资,希望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但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以新建投资为主,外资并购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国的并购法日益完善,法律的健全推动了跨国并购的发展。跨国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表现出对公司控制权的强烈要求,甚至出现行业性收购的局面,这给国内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和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应对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采取适宜的产业对策,这是我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基于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和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在当前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趋势下,其削弱了我国产业竞争水平和一定程度上威胁了我国经济安全的严峻形势。并在借鉴国际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规制跨国并购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从政府、行业、企业叁个层面深入、系统地提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水平,优化产业竞争结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
谢翀[3]2012年在《产业安全视角下中国农业外资并购法律审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深远的影响了农业利用外资的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引入与利用。本文基于产业安全的视角,集中于在农业产业领域进行综合性研究。针对外资并购对我国农业企业造成的实际影响,分析了立法推进过程中的现实基础与法律缺失,集中研究了构建法律审查体系的内容框架。研究进行了如下设计：第一部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安全研究。这一部分首先界定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农业产业安全等基础概念,指出农业产业安全在国家整体经济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不断延伸的丰富内涵。以我国为例,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业安全整体现状,重点分析了在以并购模式为主的投资自由化趋势下,我国农业产业利用外资获得的积极意义,以及面临的危机与挑战。第二部分：外资并购境内农业企业的现实环境与法理基础研究。这一部分突出了并购模式与传统投资模式的差异,及其容易引发的垄断风险与产业安全威胁。通过外资并购在典型农业领域的样本性案例,提出当前国内农业产业应对外资并购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得出当前农业产业领域的法律监管与保障体系构建,已经具备了适时的基础,现实必要性与紧迫性。基于我国在监管外资与维护农业安全立法方面存在的各类问题,借鉴典型发达国家的综合保障体系,提出未来我国构建农业产业安全法所应具有的基本认识,确立的基本立法原则与针对农业领域的特殊价值追求。第叁部分：本文的主体与核心内容。是并购农业企业的反垄断审查与产业安全审查,二类制度的并行完善与协调研究。这一部分作为产业保障性立法的基础与核心,提出了并行审查的概念。依次介绍我国现行的反垄断审查与产业安全审查的实施效用、意义、缺失,辨析两种制度的联系与功能差异,提出每种审查制度本身的内容中需要改进的法律标准,并特别将这些标准运用到农业产业,确立一些仅适用于农业产业领域的风险评估、并购审查、法律保障的标准和原则。在此基础上,论证两种审查制度应该协调在实践中的不同领域,相互配合,实现法律功能上的互补,和法律主旨上的共融,以期能够达到较为完善的保障我国基础产业安全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外资准入的引导方向与实际标准也应适时变动与改进,以配套支持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理念。最后,从长远的观点提出构建统一国家产业安全法,并划分基本产业领域的立法建议。第四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农业的综合法律环境完善。这一部分属于配套性、支持性的立法研究。外资法的转变与完善,应该与产业法、竞争法并行推进。在整体法律环境中统一外资基本法,外资并购法,对于农业领域引资的安全度和合理度将有极大的帮助。同时,综合的投资环境优化也要求补充与提升农业领域吸引外资的环境保护要求、知识产权保障标准。加大支持农业技术投资、农村金融保障的力度,培育可以与跨国农业资本抗衡的主导型农业企业。基于维护农业产业领域的整体经济安全,本研究以在农业领域构建保障性法律体系为目的,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保障性法律体系建立的前提是：将竞争政策领域的反垄断审查与产业政策领域的产业安全审查并行完善,解决彼此的冲突或重复之处,明确各自的价值取向、审查标准与侧重范围,协调两类审查体制在实践中的法律监管作用。建立的核心是：反垄断审查以防范恶意并购,规制垄断行为,消除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垄断态势为重点,产业安全审查以维护国家重要产业的基本安全与自主权为核心,将东道国引资策略与促进产业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结合。支持的法律环境是：该体系应容纳配套性和辅助性、支持性的各类法律措施与政策规定。重点是外商投资整体法律环境的优化,包括推进现行外商投资法、外资并购法的统一,关注农业技术引进所引发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健全等。建立的最终目标是：构建独立统一的《(外资并购)国家经济安全法》,并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基础划分。
杨群[4]2012年在《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海外并购具有对外直接投资与并购的双重性质,现已成为企业成长的一种重要形式。从现实角度看,中国的并购实践和理论起步都相对滞后,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和经营模式向市场化过渡较晚,在跨国并购方面,没有过多的实践经验,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如何挖掘海外并购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建立并购过程的整体评估体系,克服并购过程的主要障碍,从而使中国国有企业并购做到有的放矢,减少并购的风险,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就使本文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意义。从理论角度,针对并购过程中涉及制度因素研究比较零散的现状,从制度因素视角把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作为整体框架分析制度因素的研究相对而言还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尚未能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范式,这是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切入点。论文立足于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背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并购理论、规制理论、法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制度经济理论等,采用比较研究、案例研究和规范演绎多种研究方法,从制度的视角,深入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并购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等制度因素,并把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渗透在整个交易过程之中,以理论剖析、现实特点与并购机理为主脉络,对制度因素进行细致的剖析,建立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交易的制度因素的逻辑框架体系,揭示出中国国有企业并购的制度因素的内在运行机制,并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对策建议。论文按照以下思路进行研究：首先在回顾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海外并购的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研究的逻辑框架体系：以制度因素为主线,进一步研究并购过程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双约束机制,从企业的逐利行为出发,认为经济制度为并购过程中的主要行为机制,政治制度利用合理的传导机制,直接或间接地对并购行为进行引导与约束,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建设是经济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保证,完善的、有广泛适用性的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政策体现,两者互相制约并互相促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经济、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关系,认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最终需要通过法律形式进行保障,尤其是某些制度具有隐性的特征,在国际运作当中,需通过法律的形式与国家法律体系接轨,使并购多方能通过具有通用性的一般行为准则,从而保障了多方的利益；接下来进一步论述文化隐性制度对经济、政治及法律的显性制度的影响,提出硬性制度的建设可以快速的借鉴、引用和修正,但文化的软制度建设是较长的过程,阐述正式制度的外显与文化制度的内隐的、制度的形式与文化的适应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进一步探讨制度因素适应性。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海外并购的实际行为,综合考虑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因素,结合并购双方不同的交易立场,研究并购过程中的具体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将上述逻辑机理落实到具体的实施主体；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出发,论证国家层面的宏观制度因素对企业的并购行为的引导,进一步分析国家制度因素对企业海外并购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的影响。在上述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等方面深入研究,具体四大模块的研究内容如下：在经济制度的研究方面,以海外并购的经济行为为主线,突出与并购行为紧密相关的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构建了母国、国际和东道国经济制度因素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影响机理模型。其中母国经济制度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政策、金融管制、国际贸易、GDP、税收、外汇储备、证券市场、货币供应量、汇率等,国际经济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双边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贸易壁垒,东道国经济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干预、金融监管、市场化程度、货币政策、政府支出等。最后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例进行了案例实证分析,并据此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在政治制度研究方面,以政治交易成本为主视角分析其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影响,首先界定了政治制度相关概念,在阐明政治制度因素主要研究范围为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体制和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秩序以及国际政治的基础上,构建企业海外并购的政治制度因素影响机理模型。政治制度因素导致并购政治风险的产生、交易成本的增加,而交易成本的增加、政治风险的加大降低了企业海外并购的效率。具体而言,跨国并购行为一方面受制于社会；另一方面,又必须克服社会的压力,特别是那些特殊阶层以及利益集团的压力。另外,并购中的东道国或者母国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并购中的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外交目的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并购效率。从交易成本政治经济学角度讲,政治合同的签订与强制实施、治理结构等因素构成了海外并购中的政治交易成本的主要限制条件,如果并购行为的东道国和母国都可以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机制的方法,那么就可以从并购中获益。在政治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通过规则和制度节约交易成本具有潜在的收益。而并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并购的博弈双方最低政治交易成本的均衡解。围绕这一基本作用原理,本部分进一步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政治制度因素对并购行为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主要包括：国际政治化倾向的影响、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家政治关系因素影响、东道国的社会责任条款、东道国工会利益集团条款与政府要约、东道国政府集团对产业敏感度风险、东道国国民态度与安全防卫意识、东道国局势风险、执政党变动带来的政治连续性风险、行政管理制度的稳定性、国有企业的政治行为、汇率及贸易争端、社会稳定问题、政治体制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本部分最后以北汽竞购欧宝公司失败的案例为素材,应用上述研究结论分析了北汽竞购欧宝公司面临的政治风险,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在法律制度研究方面,紧扣法律制度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行为保障和外在行为的逻辑,按照法律制度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逻辑机理,分别对相关国际性法律制度、东道国和母国法律制度中与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法律展开分析,结合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就如何利用有利因素、克服法律障碍给出立法建议,主要侧重于审核、反垄断等直接相关法律制度因素研究,最后选取中石化并购Addax公司案例进行案例实证研究,从并购动因和效应展开分析,就并购案中存在的主要法律制度因素及其利弊进行探讨。在文化影响因素方面,围绕文化的软约束特征,强调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突出“文化认知差异”这一核心理念,分析海外并购中海的文化差异概念及表现形式及并购风险与文化冲突的关系等问题,并梳理了作用机理。从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环境,对文化差异及适应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国家文化差异及组织文化差异。一方面文化差异的客观性会产生文化冲突及文化风险,另一方面,并购主体由于价值观、行为准则、舆论导向的不一致,导致客观文化差异的感知判断不一致,进而产生文化冲突及文化风险；过于强烈的文化冲突将产生并购过程中的文化风险。上述文化冲突和文化风险产生的路径必然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最后,结合中铝收购力拓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建立文化评估机制、识别跨文化风险、建立文化沟通机制、建立文化培训机制等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为：第一,建立了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综合框架体系。突破前人对于国有企业海外并购问题的单一研究框架,从综合制度因素视角出发,建立了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框架体系,并深入全面地研究制度因素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为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条更为系统的研究思路。第二,提出了政治交易成本的概念。建立政治交易成本博弈模型,提出研究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不仅应当考虑市场交易成本,而且还更需关注政治交易成本的观点。采用制度经济学方法,依据交易成本内部化的思路,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差异,通过政治制度影响传导机制的作用,将政治交易成本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进而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产生影响的演进过程。第叁,系统研究了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海外并购的法律体系。梳理了国际、国内、东道国的海外并购法规,分析这些法律规则对海外并购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组织叁个层面提出适用相关法规的建议。第四,系统地分析了各类经济制度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使用图表及数据分析法,得出一系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结论：比如,国有企业在确定海外并购标的的决策过程中,对于并购目标国贸易壁垒问题的考量。本文的分析认为,国有企业不能单纯考虑通过海外并购行为可以规避一国较高的贸易壁垒所带来的益处,还要综合考虑并购后企业的管理和发展,尤其当并购目标企业的原材料来自于并购目标国境外时,并购目标国较高的贸易壁垒也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最后,提出了文化差异认知的模式。围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沿着“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风险”的研究路径,将文化差异分为客观差异、认知差异,从中国和东道国的角度,强调了认知差异在并购中的实际影响,并建立了并购行为中文化差异认知模式。
牟青[5]2005年在《跨国公司并购行为与我国国有企业对策》文中研究表明在跨国并购理论研究中,对并购动因和行为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从推力角度分析引起并购的动因和行为方式。这些理论侧重于以跨国公司为行为主体分析并购形成的动因和行为方式,主要理论有协同效应论、交易成本论、风险分散论、价值低估论等。长期以来,从推力角度研究跨国并购行为的理论一致占据主导地位。其二,从引力角度研究并购动因和行为方式。这些理论认为东道国拥有的优势对跨国公司投资产生吸引力,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并购的动因和行为方式,其理论主要有区位优势论、国际生产周期论等。目前,国内外从引力角度研究跨国并购的理论主要侧重于并购动因和行为的解释,而从实务层面上分析和研究跨国并购行为模式及其实现手段的理论较少。 尽管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正负双重影响,但国有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将不可阻挡地继续下去。以东道国拥有的区位因素为价值取向展开并购活动是当前跨国并购发展的新趋势,东道国拥有的区位优势持续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同时,跨国公司将综合考虑东道国的市场、成本等因素做出选择。与之相适用,从引力角度研究跨国并购行为,对指导国有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国有企业在总体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趋利避害,积极参与跨国并购博弈,是当前政府和国有企业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文从引力角度分析和讨论跨国并购行为特点,探讨当前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及其实现手段。认为跨国并购行为存在叁种模式,即市场寻求型、要素寻求型和综合因素寻求型。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模式选择不同,跨国公司并购行为模式选择主要以市场寻求型和要素寻求型为主,我国国有企业并购行为模式则以获取资金和技术为主的要素寻求型。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的不同并购行为模式构成四种博弈关系,在具体博弈中,跨国公司采取不同手段实现其并购行为模式;国有企业则积极实施以市场和资源换取跨国公司的技术和资本的策略。 本文除导论外,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跨国并购动因及行为模式理论,从引力角度分析了跨国并购行为的叁种模式,为研究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分析了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对并购行为模式的选择及其
马金城[6]2004年在《跨国并购的效率改进研究》文中提出“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成为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并购成长起来的。”这是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在《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的论文中的开篇语。正因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并购浪潮迅速从美国漫延至欧洲、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第五次并购浪潮无论是个案规模，还是个案数量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其中1999年的跨国并购投资额占发达国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总额的80％以上，成为FDI的主要模式。 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跨国并购的频繁发生与并购效率缺失并存。据统计，基于种种原因，跨国并购有70％-80％是失败的。并购本身是有风险的，跨国并购的风险更大，一旦在一些环节上处理不当，将给一个原本实力强大的公司带来致命的打击，甚至会使一个百年老店陨灭。这引起了理论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理论界对跨国并购的研究主要从对外投资理论和一般并购理论在经济学视角和法律规制视角下展开的。与之对应的是：在实践中，法律和经济上可行的跨国并购失败案例不乏发生，同时，法律和经济上不可行的跨国并购却时有发生。显然，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缺陷，理论上对跨国并购的效率研究需要一个综合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 基于此，本文以帕累托效率改进理论为指导，以效率改进为出发点和切入点，融合了对外投资理论与一般并购理论，从经济学和管理学双重视角对跨国并购带来的微观层面的企业运营、中观层面的产业控制、宏观层面的国家利益的效率改进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对如何改变跨国并购效率低下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 本文写作中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分析中主要运用了经济学分析与管理学分析方法相结合，既注重对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邹小宇[7]2009年在《外资在华并购的经济效应和规制研究》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方式之一。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新时期我国吸引外资的需要,外资在华并购呈现上升势头,产生了一些新的动向和发展趋势,同时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带来了多重的影响,也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确实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外资在华并购这一课题,总结其发展历程,推导其走向趋势,系统分析外资并购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方法。本文沿着跨国并购概念、跨国并购理论、外资在华并购的状况、外资在华并购的正负效应、减少负面效应的政府规制方法这一逻辑主线,主要采用经济学、管理学和法理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对外资并购问题进行系统地研究,藉此提出我国应通过政府规制为主的措施,减轻或防止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危及、产业发展的影响及企业和个人利益的损害。本文首先从跨国并购的基本问题出发,明确了跨国并购的相关概念,梳理了跨国并购的类型划分,从法理学和经济学结合的视角出发,界定了跨国并购通过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动因、法律关系表现的内在涵义,并结合其内涵和时代特点,分析了当代跨国并购的外部特性。其次,本文总结了主要的关于跨国并购的基本理论,分别从FDI和M&A两处视角入手,较为系统地归纳和分析了20种跨国并购理论,阐述了相关理论的利弊所在。本文通过研究外资在华并购的发展,整理了其演变历程,归纳了外资并购的14种常规方式,指出了7种进一步发展的并购方式,并分析了外资在华并购今后的发展趋势。其中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初步分析了跨国并购的成因,对外资在华并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宏观和微观经济出发,本文研究了外资在华并购的正负面效应,并从防范负面效应的目的出发,在比较分析和借鉴美国、德国、日本政府规制经验的基础上,揭示了我国对外资并购采取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建立外资并购审查的政策维、经济维、安全维结合的“叁维审查标准”和对应的“分级审查手段”、完善外资国民待遇方式、完善《反垄断法》等建议。
王习农[8]2004年在《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跨国并购浪潮席卷全球，一方面加速经济全球化步伐，另一方面加速其自身发展，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全球经济向自由化、开放化发展，而任何国家在这一国际大趋势下无动于衷都无异于自甘落后。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而加入WTO，又为我国面向全球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我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企业如何确立新的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如何应对，从而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走向开放，将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正是以开放经济中增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为主线，通过建立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全面研究当前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企业发展战略和政府行为取向问题。全文共分七个部分。导论：主要是在说明论文选题背景和国内外跨国并购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简要说明全文的主体结构和框架构思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明确本论文主要创新之处。第一章，跨国并购实践及理论：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指出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即国际投资以跨国并购投资为主。同时，在总结全球跨国并购实践的基础上，界定开放经济内涵，给出跨国并购概念，分析跨国并购实质，梳理当前国际上关于跨国并购动因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以国内企业并购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并进行综合评价，旨在吸收利用并加以创新。本章对跨国并购和跨国新建两种FDI方式加以比较，进而说明在总体上跨国并购优于跨国新建而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方式的原因。第二章，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MCCAT）：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是在评价利用国际各种跨国并购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一个理论创新，目的在于架构解释跨国并购动因的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本章核心观点在于：企业并购的动因是企业试图利用自身竞争优势通过企业并购或跨国并购去获取更大的市场竞争优势，以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和持久利润。本理论以企业客观存在市场竞争优势为前提，提出市场综合竞争优势概念和函数，分析形成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探讨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构成、作用和选择方法，并以此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确立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代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战略目标，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为战略重点，以合作性战略、进攻性战略、防御性战略、宏微观环境相协调战略为战略方式。以下四章则以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代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为指导分别展开论述。第叁章，外国企业并购中国企业：本章以合作性战略为指导，在归纳我国企业客观存在的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分析外国企业并购我国企业的动因和现状，指出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中重新定位，进而提出我国企业<WP=4>制度和机制创新的构想。同时强调在外资并购大举进攻的挑战下，我国企业必须加快自身并购进程，快速形成规模经济的必然趋势。在知识优势日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前提下，我国企业经营战略必须作相应调整。最后，阐述通过打造我国企业竞争优势构建我国产业竞争力进而塑造国家竞争力的问题。第四章，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本章以进攻性战略为指导，在分析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动因和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指出我国企业如何利用自身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获取更大竞争优势的策略和技术问题，并对如何促进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提出相应对策。第五章，跨国并购与企业外部环境：本章以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相协调战略为指导，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针对目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宏观层面存在的问题，着力从政府管理、法律、金融和市场等四方面探讨如何为开放经济中我国企业构建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积极参与跨国并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六章，跨国并购与经济安全：本章以防御性战略为指导，重点论述跨国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防范、企业跨国并购防御、民族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和其他国际风险防范与控制等几方面内容，旨在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树立风险防范和经济安全意识，进一步保护和提高我国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研究表明，在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只有适应开放经济的要求，通过主动引进外资并购和走出去并购国外企业，通过重塑宏观环境为企业创造良好外部运行条件，不断增强经济安全意识，从而面向世界、面向开放、面向未来，确立新的企业发展战略并相应调整和改革，积极打造企业、产业和国家竞争力，才能快速赶超世界发达国家。
李艳艳[9]2007年在《我国金融业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风起云涌的银行并购浪潮标志着我国金融业进入新并购时代,而与这股并购浪潮不相称的是我国现行的金融业跨国并购立法还不完善,还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金融业跨国并购的法律制度。理论指导实践发展,实践促进理论深化,因此,对金融业跨国并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就成了当务之急。本文在对金融业跨国并购的基本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实证考查了我国金融业跨国并购现状,对其中银行业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我国金融业跨国并购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比较研究了美国、英国及日本这叁个金融并购立法相对完善国家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金融业跨国并购立法之具体意见。
叶建木[10]2003年在《跨国并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提出跨国并购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认真面对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经济结构正处于战略性调整阶段，中国加入WTO，更使我国企业直面国际竞争，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势头十分强劲。 本文沿着跨国并购概念—理论—决策—运行—风险—实证这一逻辑主线，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工程、期权理论、博弈论等理论与方法，从跨国并购的基本内涵、现实意义和相关理论出发，构建了跨国并购驱动轮模型，并分别对跨国并购的主要管理活动即决策、运行和风险控制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最后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角度对跨国并购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型和方法。 第1章和第2章研究了跨国并购的基本问题，研究了跨国并购的目的和意义、评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界定了跨国并购的内涵、简述了跨国并购的历史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第3章在总结集成前人研究的关于跨国并购的基本理论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跨国并购的驱动轮模型，揭示了跨国并购是FDI轮和M&A轮两轮共同驱动集成的结果：FDI轮主要回答企业为什么要跨越国界进行直接投资问题，即企业FDI的驱动力问题；M&A轮主要回答投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即M&A的驱动力问题。 第4章研究了跨国并购的决策问题：运用核心能力理论研究了跨国并购的战略问题；运用AHP方法对跨国并购的投资区位进行决策分析；应用实物期权方法对跨国并购的对象选择及时机决策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 第5章主要研究了跨国并购的运行与管理：总结并建立了跨国并购前后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体系，研究了跨国并购融资及支付方式选择问题，揭示了跨国并购整合的本质及层次管理原理。 第6章研究了跨国并购风险及其防范：分析了跨国并购风险概念及分类；提出并分析了跨国并购“风险链”概念及相关特性，运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了跨国并购决策风险的控制与预防。 第7章从实证角度对跨国并购分别从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参考文献：
[1]. 当前跨国并购行为研究及其对策[D]. 黄迎迎. 浙江大学. 2001
[2]. 基于跨国公司加剧在华并购的我国产业竞争研究[D]. 林丽端.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3]. 产业安全视角下中国农业外资并购法律审查研究[D]. 谢翀. 武汉大学. 2012
[4].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研究[D]. 杨群. 江西财经大学. 2012
[5]. 跨国公司并购行为与我国国有企业对策[D]. 牟青. 山东大学. 2005
[6]. 跨国并购的效率改进研究[D]. 马金城.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7]. 外资在华并购的经济效应和规制研究[D]. 邹小宇.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8]. 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D]. 王习农.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9]. 我国金融业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李艳艳. 黑龙江大学. 2007
[10]. 跨国并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D]. 叶建木.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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