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自觉迈向理论自觉——郑杭生对中国社会学及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觉论文,理论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3-0002-06
理论之于一个学科，可以说是其脊梁。对于一个学科而言，只有理论的繁荣、发展和日臻成熟，才有学科的进步与发展。在学科及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常常会有一些重要人物即理论大家，他们的杰出工作对学科理论建设及学科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所谓里程碑意义，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就是类似于库恩(K.Kuhn)所说的“范式”(paradigm)创建者的作用。[1]在中国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中，郑杭生的卓越成就就具有这样里程碑的意义。无论从他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及社会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创造方面的贡献，还是从他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挑战，以及对促进中国社会学学科融合与学科繁荣等方面的贡献来看，郑杭生对中国社会学及理论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里程碑的作用。
一、从运行论到互构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及中国学派的创建
自1979年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后，郑杭生于1980年代中期起就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从英国访学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这一研究机构后来也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一个“重镇”，在这里，郑杭生带领其学术团队，一直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创建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之探索始于“社会运行论”的提出。社会学虽是一门年轻学科，但在中国的传播、萌芽与成长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这门学科之所以在中国中断发展，原因虽很复杂，但有一点与该学科自身在中国的理论定位有着一定关系。针对此问题，郑杭生首先系统地探讨了“社会学的对象问题”[2]。或许，在西方社会学者看来，社会学的对象问题已经在他们所认同的社会学“鼻祖”那里，已经得以解决了。然而，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长远发展来说，如果是照搬西方的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社会学学科中断的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路径所遇到的“陷阱”。所以，郑杭生认真、系统地探索“社会学的对象问题”，这不仅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而且也非常具有前瞻性。正如郑杭生在其《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强调：
社会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个，决定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和联系，规定了这门学科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规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3]
对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新探索和再思考，之所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是因为这一探索从一种宏大的历史观的角度，去审视社会学历史的和时代的合理性和根据，去诠释社会学与现实需要的内在联系。[4]很显然，这样的系统探索和再论证对于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可谓创建了一个新起点。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并非对老问题的简单再思考，而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前瞻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以及这一走向对中国社会学的需要。因而新探实际上非常准确地指明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或者说阐明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最值得关注的是，在对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新探中，郑杭生提出并从社会学史、时代特征、现实需要、中国特色、学科关联等多个方面深入论证了“社会运行论”，明确了社会学是关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对社会运行论的系统全面阐释，在中国社会学重建和发展中可以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犹如董驹翔在评述中提到：“我们有理由认为，郑杭生教授的这部著作，对社会学的研究带有阶段性总结的性质，在相当程度上使我们看清了以往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方面的成果与不足，并且对我国建设、发展社会学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部著作对社会学对象研究有承前启后的作用。”[5]
郑杭生在其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又进一步结合国内外社会学者关于社会学定义的全面把握和比较，正式从社会运行论的视角给“社会学”下了一个完整定义：
作为专门的具体社会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一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我们把这个定义代表的观点称作为“社会运行论”[6]。
从对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新探到以社会运行论为主线编写出教材，标志着社会运行论迈向成熟和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征途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社会运行论的内涵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理论蕴含了极为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的精髓。
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观念的提出，是在回溯诸子百家考察和论述社会治乱兴衰原因及规律基础上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与此同时，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理论视角，也是对新中国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正因为“社会运行论”饱含了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使得这一理论成为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创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重要基石。
当然，我们在强调社会运行论的中国特色之时，依然要看到这一理论的普遍性和高度概括性。郑杭生在提出并系统阐述社会运行论时，尤其是关于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的理论阐述，他很巧妙地将自己对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Spencer)的社会有机论、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Comte)的社会动力学和秩序论的理解与中国关于“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这一理论更为广泛的适应性。
如果说“社会运行论”的提出是朝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之宏图迈出坚实的第一步，那么“社会转型论”的形成则标志郑杭生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一次重要飞跃。
“社会转型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对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进行探索的另一项理论成果。这一研究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判断，构成了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基础。”[7]早在1989年，郑杭生就提出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转型论的核心概念，并撰写了系列论文，全面、深入地阐述了“社会转型论”，如《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一文强调，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解答转型过程的各种问题，既是中国社会学的责任，也是中国社会学的根基所在。[8]此外，《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等文章，[9]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学的关系的角度，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由此可见，郑杭生是最早提出“社会转型论”的中国社会学者，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在国内社会学界很快产生较大影响，从1990年代初开始，便有了社会转型的社会学研究。[10]而且对外国社会学的中国研究实际也产生了影响，只不过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有了另一种解读而已。[11]
与其他学者不同，郑杭生并非仅仅提出“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或观点，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高度系统地阐述和构建了“社会转型论”。所以，就系统社会学理论而言，他是社会转型论的代表人物。
郑杭生的社会转型论在以下四个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准确界定“社会转型”概念的内涵，正确判断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今中国社会学领域里“社会转型”概念的广泛使用，不同程度地得益于郑杭生对这一概念所作的明确界定：“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12]从这一概念的界定中可以看出，“社会转型”实际从一个高度概括的角度对当代社会运行的性质和趋势的总体判断和预测，因而对分析和认识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和理论框架
第二，从社会转型的“度”和“势”两个维度系统地论证了社会转型论。“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是郑杭生在社会转型论中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他将社会转型度具体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并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社会转型势主要用来分析转型状况的成因，转型势包含了势位、势级和势极，根据转型势级不同，可以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和弱势级。[13]对社会转型度和势的分析和阐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社会转型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使社会转型论的理论视角更具有操作性，对社会学的实证经验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三，推动了社会转型理论的应用研究。在社会转型基本理论形成后，1990年代，郑杭生本人及其学术团队开展了大量的与中国社会转型相关的应用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涉及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转型，而且也涵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宏观的研究，也有微观的考察。[14]社会转型论的应用研究，进一步提升了该理论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力，同时也验证了这一理论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第四，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转型观。随着“社会转型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上也曾出现滥用“社会转型”一词的现象，甚至误解、误用这一概念，如把社会转型理解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或“向市场社会的转变”。为正确、规范地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郑杭生明确提出要划清两种社会转型观，并坚持正确的社会转型观，即从新型现代化的角度去理解社会转型，而不是把社会转型简单地等同于某些局部转变。[15]
“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及日臻完善，意味着郑杭生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中国学派有了新进展。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社会互构论的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已经从探讨中国特色问题上升到有中国特色理论，因为社会互构论所研究的问题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共性问题，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所以，郑杭生用社会互构来概括和阐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及规律，向世界社会学界展示了中国社会学家的智慧和理论水准，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贡献。
就理论体系而言，社会互构论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我们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看到社会互构论的创新意义：首先，新概念。社会互构论包含了一些新的核心概念，如“旧式现代性”、“新型现代性”以及“社会互构”等，[16]其中社会互构是用来阐述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互构共变构成的。其次，新逻辑。社会互构论在理论逻辑上有很多创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梳理经典社会学理论基础上，把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归结为社会学的“元问题”。[17]第三，新理路。即从现代性过程的视角，来把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以及互为前提、互为存在条件、不可分割的互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恒久性和常新性。[18]
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和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和系统阐述，不仅标志着郑杭生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创建已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且还意味着社会学中国学派已取得理论新发展。国外学者曾把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所推动的农村社区研究评价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而且还评论这一学派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微观的个案研究推及到对中国社会总体或宏观的理解与认识。那么，如果他们现在看到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成就，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就不再是问题。由此看来，郑杭生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创建过程中，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因为对于一个学派来说，笔者以为有这样几个基本元素即可达成：一是有至少一位以上的学术代表人物；二是有自己独立的、系统的理论观点和体系；三是有一定规模且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四是有一个高效的机构和团队为依托。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郑杭生的社会学学术探索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可以说是“社会学中国新学派”，意指社会学中国学派已经取得理论上的新进展。
二、社会学的本土化：理论及实践
关于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郑杭生在其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也有很多的论述，所以，社会学学科本土化论实际也是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构成。在这里，将此问题单独列出来，是因为在笔者看来，郑杭生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论述，既有理论上的贡献，又有超越理论的贡献，也就是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贡献。郑杭生是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式人物之一，[19]不仅仅因为他对本土化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更重要的是他在学科本土化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
从社会学在中国传播之日起，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就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同时也有不同的讨论与争鸣。譬如，社会学要不要本土化?社会学能不能本土化?本土化问题是不是问题?以及如何实现本土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仅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前有争议，而且在恢复重建之后也有激烈的论争。学界曾有这样一些观点，认为本土化问题不是真问题，因为科学是无国界的，只要本国人从事社会学的研究，自然也就实现了本土化。很显然，这类观点就是彻底否认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推理得似乎井然有序，然而事实上其逻辑推理的前提就存在问题。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实际是有国界的，而且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线、时效性和价值性与自然科学也是有显著差异的。所以，否认社会学的本土化就可能使得中国社会学失去主体性。
郑杭生从新的视角和新的高度来研究和审视社会学本土化问题，显然是充分考虑到社会学学科在中国重建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所谓新视角，就是指从学术取向的角度来看待和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如他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20]
至于新的高度，是指站在社会学世界格局的高度来看中国社会学及其未来。郑杭生认为：“在世界社会学变迁史上，社会学本土化发生在与社会学学科的跨国、跨地区的传播和交流过程之中。”[21]站在世界社会学格局的高度，郑杭生突出地强调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意识”；二是创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他提出：“没有主体意识，就没有社会学中国化；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边陲思维’，是没有出息的，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健康发展的。”[22]由此可见，郑杭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体性丧失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可能对中国社会前途造成的伤害。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要真正具备与世界社会学平等对话的能力，最好的途径就是发展自己的社会学，尤其是要创建真正的中国学派。只有自己的社会学派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能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那么，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就会赢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郑杭生不仅仅从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而且还从学科史和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问题的认识。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轨迹的回顾和梳理，提出了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十六字”方针：“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23]“十六字”方针高度概括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观念，指明了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策略。“立足现实”强调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弘扬传统”就是重视中国社会学要有历史的意识和视角，要从中国历史传统、思想传统和学术传统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借鉴国外”强调的是正确处理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创造特色”就是指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郑杭生对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贡献，不仅在于其系统阐述了学科本土论，而且还体现在他的社会学学术活动践行和推动了本土化。某种意义上说，郑杭生的整个社会学学术历程，都是在实践社会学的中国化。无论从其社会学研究工作，还是从其社会学教育工作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三、反思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及理论流派的历程中，“理论自觉”的提出标志着这一历程达到了很成熟的阶段。尽管在对社会运行论、转型论、互构论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以及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也包含理论自觉意识，但正式地、系统地提出“理论自觉”，既是对已有工作的高度概括，同时又是对未来发展的高瞻远瞩。正如郑杭生总结道：
从9个方面加以论证和说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1)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2)对“价值中立”的具体分析；(3)对与前沿意识相结合的草根精神的提倡；(4)对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学反思和总结；(5)社会互构论与“理论自觉”的彼此推动；(6)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困境的超越；(7)对一些理论误导的学术剖析；(8)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9)学术争鸣、时代精神与理论自觉。[24]
“理论自觉”的不断增强与完善，与学术反思精神是分不开的。无论对于一个学科，还是对于一位学者，反思精神是思想和理论探究的重要源泉和动力。郑杭生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要推进理论自觉，正是源自对西方社会学话语霸权的深刻反思。他指出：“我们更需要以‘理论自觉’的精神，加以批判反思，尽快地跳出来，避免在西方理论框架的笼中跳舞。”[25]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及学术活动虽越来越活跃，但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后，也面临了一些挑战和问题，特别是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垄断地位，从不同方面影响和制约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一些盲从、迷信和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价值和学术准则的现象，使得自身发展越来越丧失主体性，社会学研究越来越背离本土现实而盲目跟从西方形式，有些研究甚至还盲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自身的发展加以解构。为了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消极影响，郑杭生曾对“新布达佩斯”学派及其在中国社会学界的追随者进行了尖锐批判。[26]针对布洛维等社会学者所宣扬的“二次转型论”，即把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统统地归结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郑杭生认为在这些理论及学术活动中，实际隐含了西方的意识形态阴谋。他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27]
要更好地反抗西方学术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霸权，最好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加强“理论自觉”。只有自身的学术发展了、强大了，自己的理论丰富了、成熟了，话语权也就会不断得以增强。郑杭生提出，在西方社会学处在强势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学者要争取更多的学术话语权，一味地追随西方、迷信西方、照抄照搬西方，肯定是行不通的。越是盲从，就会越来越失去话语权。只有发展自身的理论，实现理论自觉，就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平等对话的权利和能力。
由此看来，郑杭生对西方社会学话语霸权的批判和反思，并提出“理论自觉”，其意义不仅仅从理论上揭示了西方一些社会学理论之于解释中国社会的严重局限性，也不仅仅从学术话语权的角度挑战了西方话语霸权，而且是从现实关怀的高度揭露了一些西方理论的意识形态阴谋，对维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28]
此外，郑杭生还一再强调，“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启发，但同时‘理论自觉’又有与‘文化自觉’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性”。[29]在这个意义上，“理论自觉”是在传承“文化自觉”之基础上，进一步“自强不息”、创新进取、充实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一次重要飞跃。
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0]。
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某种意义上说是把文化自觉进一步具体到社会学学科发展及社会实践的层面，主张中国社会学不仅要反对“全盘西化”，而且要不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不仅要有自觉精神与意识，而且要有自主创新实践，通过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丰富中国理论学派，实现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自主认识能力和现实价值的不断提高。
从“社会运行论”的提出，再到“理论自觉”的提出，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郑杭生的学术历程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也可以从中学习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治学精神、理念和方法，那就是“自觉”。“自觉”一词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哲理，因而“理论自觉”思想不论对中国社会学学科而言，还是对社会学者个体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我们社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来说，“自觉”精神要求我们要“三省吾身”：一是自尊还是崇洋媚外；二是自主还是盲从西方；三是自强还是“贩卖”理论。
四、跨学科的视野：促进社会学学科融合与发展
郑杭生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和繁荣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以跨学科的视野、兼容并包的精神，推动社会学学科之间的良性分工与有效合作，从而促进了社会学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及繁荣发展。
首先，在理论上，通过对社会学相关学科的历史发展、学科特点、理论传统及相互关联的分析和总结，郑杭生提出：“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学科交叉和交融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这三门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贯通之处越来越多，也正是在这种学科交融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及学术传统。”[31]关于社会学相关学科交融的观念，郑杭生还从“理论自觉”的高度进行了论述。提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相关学科都面临共同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增强“理论自觉”。虽然各个相关学科实现“理论自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会有一些差别，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要把中国社会学相关学科建成“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兼具的学科，以更好地回答应对“人类困境”和“本土性挑战”问题。[32]
在关于如何推进社会学相关学科交融、促进学科繁荣发展方面，郑杭生继承和发扬了费孝通提出的“开风气、育人才”的精神[33]，倡导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要为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开创新风气，构建良性学术争鸣机制，鼓励理论创新，促进学派成长，为社会学学科中国化创造有益条件；倡导“育人才”就是要培养既有创新又能传承学科理论建设的人才。建立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就是培养懂得中国社会实际的人才，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人才。[34]
其次，在学术实践中，郑杭生坚持兼容并包原则，鼓励社会学采用跨学科视野来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正是基于这一长期的学术实践，促进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特别是人大学派的社会影响力。目前，这一学派所依托的学术机构不仅在理论社会学方面取得了大发展，而且在性与性别社会学、环境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以及农村社会学等分支学科及研究领域，也已取得了较大发展，在国内外都具有了较大的影响力。这一成果的取得，显然与郑杭生所坚持的学术兼容并包原则和鼓励跨学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就在具体实践方面，郑杭生曾主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战略规划研究课题“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建设重要方面的战略研究”，积极倡导社会学相关学科加强合作与交流，增进各自的理论自觉。同样在教学方面，郑杭生也积极鼓励社会学相关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由他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一书就是例证。[35]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郑杭生起到了承前启后和里程碑式的作用。之所以说是承前启后，是因为郑杭生吸取了中国历史中的传统学术思想之精华，并结合现代社会学经典理论，在中国社会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深刻而系统地阐述和澄清了社会学的对象问题，提出了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机制和条件的综合性社会科学。从而解决了困扰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石，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郑杭生的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于中国社会学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不难获得充分的证据。首先，郑杭生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和社会互构论，创建了较为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在社会学中国化方面，他以系统的本土化理论和脚踏实地的本土学术实践，起到了典范作用。再次，他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思想，不仅仅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反思和批判，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最后，郑杭生倡导的社会学相关学科的交融与合作，为社会学学科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综上所述，郑杭生对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所作的贡献非常之巨大。郑杭生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特别是“理论自觉”的思想，尤为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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