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女权主义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
1974法国学者F.奥波尼在《女权主义·毁灭》中首次使用“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一词， 这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
一、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的新特点
80年代至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生态女权主义研究日趋繁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越来越多的不同专业的妇女学者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卡罗琳·莫肯特的《妇女、生态科学革命》（1980）；斯塔哈克的《古代女神宗教的复兴》（1981）；范达娜·西瓦的《妇女、生态和发展》（1988）；内斯特拉·金的《女权生态学和生态女权主义》（1989）；卡伦·瓦伦的《生态女权主义的权力与承诺》（1990）；瓦尔·普鲁姆伍德的《女权主义、环境哲学和理性主义批判》（1991）；格瑞塔·加阿德的《妇女、动物、自然界》（1993）；瓦伦·格林的《捍卫自由女权主义》（1994）。
2.定期召开国际会议，促进生态女权主义的国际学术交流。1980年在马塞诸萨州的阿姆赫斯特市召开主题为“妇女和地球上的生命：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女权主义”的研讨会；1987年在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主题为“生态女权主义展望：文化、自然、理论”的研讨会；今年我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也涉及生态女权主题。
3.学术争论空前活跃，主要围绕着六个热点问题展开争论：（1 ）为什么环境伦理学必须涵盖女权主义内容？（ 2）生态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怎样？（3）男权家长制的根源和实质是什么？（4）妇女比男人更接近自然界吗？（5 ）用“母亲”象征我们的星球是否恰当？ （6）如何正确认识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在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中，各种生态女权观相互对立、相互补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4.生态女权主义超越学术研究的范围，成为美国和国际松散的和平运动、直接行动运动、绿党政治等民众左翼政治运动重要的组织原则。1980年11月和1981年11月，生态女权主义学者在美国华盛顿市发动并领导了两次生态女权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妇女的五角大楼行动”（the Women's Pentagon Actions），妇女们在集会中发表激进的和平宣言，呼吁“维护妇女的社会、经济和生育的正当权利”，并强烈谴责军备竞赛和“出于私利无节制剥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1〕，这两次运动和其后蓬勃不断的生态女权运动， 使生态女权主义由个别学者的卓识变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扩展为强劲的社会思潮。
目前，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的研究方兴未艾，理论视野非常开阔，许多女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环境学家等都是生态女权主义的核心人物，她们从各自不同的领域思考并阐释生态女权问题。因此当代西方生态女权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不象社会生态学那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众多思想家持有的多样性观点的综合。通常可以认为，生态女权主义是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的总体观点而不是统一的生态哲学理论。
二、生态女权主义的若干流派
生态女权主义流派众多，观点纷杂，具有代表性的学派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生态女权主义（Cultural ecofeminism）。这派学者把构建和弘扬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这些学者断言，妇女和自然界在创造生命方面有本原的联系。妇女孕育生命、哺养后代的性别角色使她们与养育万物的大自然有着特殊的亲近关系。然而男权文化的倡导者却以男女不同的生物机制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界的根据。妇女被视为类属于自然界的缺乏灵性、被动的、受物欲和情感支配的群体，理应服从富有理性和主动性的男人的统治。因此妇女和自然界一起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并遭受严重的贬抑。男权统治者在压迫“自然化的女人”的同时，也以微妙的心理定势压迫“女人化的自然界”。通过审视主流宗教、神学、艺术、文学中妇女和自然界之间象征性的关系，可以清楚地发现“对妇女的憎恶和对自然界的憎恶内在相连且相互强化”。如语言学中，人们常用描写妇女的性感的词汇形容对荒野的开垦、矿藏的挖掘和河流的利用。培根对自然科学功能的隐喻，则更典型地显露了潜在于主流文化中对妇女和自然界的侵略态度。按培根所言，自然科学的目的就是“在头脑与自然界之间构建纯洁合法的婚姻”。培根不仅认为自然界与妇女等同，而且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应当是虐待型的婚姻关系。此外，用动物（奶牛、狐狸、蛇、鸡等）指代妇女，也是更为普遍的性别歧视现象。文化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对妇女的蔑视是文明与自然对立的根源，所以解救了妇女，也就解救了自然。她们倡导开展文化革命并创造新型的女性文化。女性文化以激励和弘扬女性的独特天性为基础，重新评价、颂扬和捍卫曾被男权家长制文化贬低的女性、非人类自然界、肉体和情感的价值和优势。新的女性文化有两个核心内容：
（1）构建爱护伦理学（ethics of care），论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道路根据。爱护伦理学是与传统的原则伦理学不同的人格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它把被原则伦理学所排斥的，与妇女相关的关怀、爱护、友谊、信任和适当互惠的价值置于优先的地位，其出发点是以协同取代冲突、关联取代分离、爱护取代权利和责任的道德领域。在这个道德领域里不是个人意志和自由这样的抽象原则，而是母爱和友情成为道德理想。善良的人——例如慈爱的母亲是爱护伦理学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爱护伦理学的基础是妇女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母性思维。深受情感体验熏陶的妇女在理解和尊重生命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们的心性最适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按卡罗尔·吉利根所言，“妇女以关心和责任界定自我，男人以个人成就界定自我……妇女在交往中寻求安全，而男人在自立中寻求安全”，母性思维注重联系和情境，因而能打通主体与客体，自觉与环境的认同，建构人与自然慈爱友善的关系。苏姗·格瑞芬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述了这种观点：“妇女与自然界共语……她倾听大地的声音……风在她耳边吹拂，树在她耳边低语。”爱护伦理学所包容的这种女性的情感体验的思维方式，能使我们摆脱传统的主流伦理学不能解决的生态伦理困境。例如，在当代人对未来人的生态伦理责任问题上，基于母性经验的论说更令人信服。同样，在论证动物的道德地位时，爱护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爱护动物吗？我们与动物有关系吗？使我们与动物联结起来的基础是什么？”基于母性思维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使尊重生命的原则更具现实性。更值得强调的是，爱护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之父A.莱奥波尔德的道德戒律完全契合，即我们在应用更加抽象的大地伦理原则之前，必须首先去“热爱、尊重和赞美大地”。〔2〕
（2） 复兴古代的自然女神宗教，激发人们尊崇自然界的情感。7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生态女权主义学者一直热衷于探溯和挖掘“前家长制文化”中，尤其是古希腊前奥林匹亚时期的女神宗教传统。她们在对神话、神殿、壁画、塑像等宗教遗迹的考证中，发展古代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都曾普遍存在的自然女神崇拜。女性身体的繁育力在古代文化中具有中心地位。雷妮·艾斯勒发现在上古欧洲文化中“以妇女的身体为化身的创造生命的威力被赋予了最高的社会价值”。人们把地球上的万物生机看作出自一个有巨大生育力的女神（母亲神盖娅），地球被当作女神的躯体备受尊崇。埃莉诺·加顿指出，在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的神话中，“人们以妇女身体中的生理过程——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类比自然界的繁育过程，从而把地球描绘为一个养育所有生命的伟大女性。”〔3〕随着农业的发展， 女神由生命源泉的象征变为动物繁盛和土地肥沃的源泉的象征。但由于男权家长制文化的兴起，女神屈服于男神，女神宗教随之消亡。按照雷妮和斯普瑞耐克的考证，西欧男权家长制形成于公元前4500年左右，是由当时生息在俄国南部伏尔加盆地游牧的印欧部落的入侵造成的。他们的入侵破坏了上古欧洲以神为中心的男女平等的文化传统，摧毁了和平的、以地球为中心的非家长制的社会体制。他们所崇拜的愤怒的雷电之神和战争之神征服了欧洲的女神，使黑海西部的文化都变成男权家长制的文化。男权家长制文化排斥妇女，也就追求与自然界对立。正如查理妮揭示的那样：男权文化缺乏对“生态共同体”的体验，我们也缺乏与自然界神圣合一的宗教情感。由专家基于生态规律制定的环保政策，往往是基于维持人类生存，畏惧自然界报复的动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并不能使生态危机得到根本的解决。复兴古代女神宗教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把生态意识内化为强烈持久的宗教情感，在与自然界神圣一体的境界中治愈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伤痛。同样，如果在文化中尊崇自然界，就不会把妇女置于文化领域之外。所以，妇女的解放和自然界的解放都在女神精神中找到解决的良策。
按查理妮的概括，女神精神的复兴对当代生态智慧的完善有三方面创造性的贡献。
第一、确立生态有机体的观念。通过把我们星球的性别确定为女神，以浪漫主义方式表述莱奥波尔德的整体论大地伦理学。
第二、激发尊崇自然界的情感。自然界巨大的本体论潜势和创造力是神圣无比的，人类文化不应追求对肉体和自然界的超越，而应把神圣的超越理解为与宇宙神圣合一。
第三、正确看待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只是宇宙创造力的外现和继承。我们主体能力的增强来自对宇宙神圣性的分享。自然之子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能使当代文化分裂和孤独的迷茫中解脱。
2.社会生态女权主义（Social ecofeminism）。这种观点认为在家长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妇女和自然界所受的压迫相互强化。只有基于女性原则建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才能解放妇女和自然界。一些学者引用大量的事实材料论证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环境恶化对她们生活状态的影响，如原始水平的能量利用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毒素、农药的污染对妇女健康状态的损害。另一些社会学家在深层上分析了生态危机与妇女社会地位的关系。范达娜·西瓦的见解最具代表性。她侧重于研究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妇女和自然界遭受的剥削和压迫。
范达娜以印度为例说明第三世界的妇女是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和自然界联系在一起的。自然过程遵循的是女性原则。女性原则的内涵是能动的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生命神圣性。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按女性原则组织生产，形成了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协同互惠的关系。但在西方强加给第三世界的殖民主义经济模式中，男人被迫投入到商品生产中，而女人则以汲水、拾薪、采集、养殖、耕种等维持家庭生计的劳动继续参与生态循环，创造和保存生命。这就形成了女人特有的与自然界荣损与共的关系。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是西方殖民过程的延续，它把自然界由“女神”贬为“资源”，由“母亲”贬为“物质”。这种发展占用和摧毁了作为生计生产的基础和生存基础的自然资源，严重地影响了妇女维护家庭生计的能力。妇女在生产中的能动地位被男人取代。“对妇女来说，因为她们维持生计的生产是建立在自然界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以自然界母亲之死，也是妇女被‘边缘化’（marginalisation）、被贬低和取代，以至最终被否定的开始。”〔4〕生态危机的实质根源是女性原则的毁灭，这样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削和排斥妇女，掠夺并破坏自然界和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的，不但破坏生物圈，而且造成富裕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精英阶层对下层民众的掠夺。因此在崭短的繁荣之后，随之而来的生态危机引起的更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范达娜把这类以掠劫生命为代价的发展称为“不良发展（maldevelopment）”。
范达娜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就是恢复女性原则。女性原则的恢复就是把自然和妇女定位为生命和财富的源泉，创造和保持生命的主体力量，向妇女和自然界学习生态智慧，重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公正和谐的关系。她认为女性原则不仅是自然界和妇女的，也是男人的规则。因为男女的社会角色并不是由生物机制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体制决定的。西方家长制的性别观念把主动性、创造性与男人相联系，与女人相分离，为此需要转变性别意识，建立一种无性别偏见的行为规则——女性原则。女性原则的恢复不但解救妇女和自然界，也解救男人，因为男人在家长制统治中牺牲了自己的本性，“对男人而言，女性原则的重新恢复就是引导他们的行为和能动性定向于创建和增强生命，而非削弱和威胁生命的社会。”所以女性原则的恢复具有包容性，解放被压迫者，也要拯救压迫者。
范达娜还强调妇女在生态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她认为仅把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想象为生态破坏和不良发展的牺牲品是不对的，她们的思想仍是自由的，未受不良发展的扭曲，她们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具有的独特作用表现在：一方面她们承载不良发展的消费和负担，对不良发展的危害有切身感受，迫切地要求解放自身和自然界。另一方面她们有生命生产方面整体性的生态知识，始终保持着把自然界看作人类生活的前提条件的见识，因此她们是开展明智利用自然运动的领导者。她们边缘性的认识方法和知识也是治疗家长制顽症的一剂良方妙药。“只有生命的创造者，才是生命真正的保护者。”〔5〕
3.哲学生态女权主义（Philosophical ecofeminism）。 这派学者在观念层次上研究了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界的统治之间的关系，认为从根本上说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人们头脑中的家长制世界观。
瓦伦·卡伦指出对妇女和自然界的统治植根于家长制的概念框架。家长制的概念框架有三个重要特征：
（1） 二元思维方式。这种二元分类法依据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界的本质差别，划定了两类与之相应的群体和价值（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
（2） 价值等级观念。它按照预先设定的道德观，认定一类群体具有的某种价值特征使这一群体在道德上比缺乏这种价值特征的群体优越（人类优于自然界、理智优于情感）。
（3） 统治的逻辑。这种理论结构基于对两类不同价值的群体道德尊卑的假设，推论在道德上优越的群体统治另一类群体的合理性。瓦伦指出的统治的逻辑是家长制概念框架最基本的特征，正是统治的逻辑的运用，使尊卑观念演进为“强权观念”，使人们对两类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别的认识具有压迫性。那么统治的逻辑是如何论证妇女和自然界的从属地位的呢？瓦伦揭示如下：
（1）女人等同于自然界和物质领域， 男人等同于“人类”的精神领域（二元思维方式）。
（2） 与自然界和物质领域等同的群体是低等的，与“人类”和精神领域等同的群体是优越的（价值等级观）。
（3）所以女人较之男人是低等的，男人优于女人（尊卑观念）。
（4）对于X和Y来说，如果X优越于Y，那么Y就应当从属X（统治的逻辑）。
（5）所以女人从属于男人，男人应统治女人（强权观念）。
瓦伦认为统治的逻辑是性别压迫的认识论根源，也是其他压迫制度的认识论根源。以统治的逻辑贯穿起来的压迫制度在观念层次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以消除性别压迫与消除其他类型的压迫密切相关。我们只有阐明各种压迫制度之间观念层次上的相互联系，才能把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宗旨从传统意义上的消除性别压迫扩展到根除一切压迫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构女权主义理论使之涵盖生态伦理学的内容。生态女权主义的权力和承诺，就是根除统治的逻辑和用统治的逻辑贯穿起来的概念的框架，使人们在区分事物时，不会产生尊卑观念，只能产生本意良好的差别性的观念，非二元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革，根除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观念，确立非二元的思维方式和非等级制观念，在关联主义、归纳主义、多元论和整体论的基础上建构替代性的概念框架。
普鲁姆伍德认为，正是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支撑了西方家长制的观念框架，尤其是理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存在男性偏见。“人类中心主义和大男子主义与把人类自身界定为男性的理性论一脉相承，而女性的、动物的和自然界的特征被视为与理性相对，与人类本质无关，并遭到排斥。”〔6〕她指出以保尔·泰勒和汤姆·雷根为代表的主流环境哲学仍然植根于蔑视妇女和自然界的理性主义框架，试图通过约束人类定向自我利益的行为，构建保护自然界而非统治自然界的模式。主流环境哲学中隐藏着以男人的侵略性和自利性界定人类本质的缺陷，并没有摆脱排斥妇女和自然界的二元思维方式。普鲁姆伍德也批判了走向另一极端的深层生态学的自我观。阿恩·内思、约翰·西德等富于创见的深层生态学家也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把自我限定为与外界有着不可逾越的界线的静止的个体。他们提出与盖娅假说和母亲自然界的观念一致的人与自然融合的主张。其策略是教育人首先与环境同一，然后再追求自身的利益，这些深层生态学家认为应当用“人在环境中”（human in enironment）的思维方式界定人类， 并确立生态伦理信念。这就是由“我保护雨林”的“超然的自我”观转变到“我是蔽护我的雨林中的一员，保护雨林就是保护我自己”的“扩展的自我”（expanded self）观。 普鲁姆伍德反对深层生态学家这种抹杀地球和人类独特性的人类观。 她提出的“关系中的自我”（ self － in
－relationship）的观念克服了理性论和深层生态学的片面性。这种自我观明确肯定与自然界的差别，也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同一。处于关系中的自我对自然界爱护并不是基于对自我的抑制和超越，而是基于对人与自然的差别和同一性做出的伦理决定。注重关系的人类观有助于防止环境伦理学中大男子主义的“分裂”观和大女子主义的“融合”观，同时也避免了利已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截然对立，从而为建构关系伦理学或爱护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此外，后现代女权主义的重要分支——精神分析女权主义（Psychcanalytic feminism ）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性别心理与生态意识之间的联系。格瑞在《失去的绿色天堂》中断言“自然界被贬低，源于在性别心理方面自然界与妇女联系在一起”。〔7〕其理论依据是多萝西·迪纳斯丁和南希·乔多罗关于人类性别心理形成的理论。在传统的以母亲为主的家庭教养模式中，儿童第一个热爱和惧怕的人是母亲。儿童都有既爱恋、崇拜母亲，又厌恶母亲管束的矛盾心理。女孩在发展自我的过程中，倾向于对母亲的求同作用，形成与母亲相似或相关的性别心理和自我意识。男孩则在“恋母情结”的作用下，强化对父亲的求同作用，形成“超我”。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形成是以压抑对母亲的依恋，甚至以敌视母亲为代价的。与此相应，他们也追求对外在环境的超越，视妇女和自然界为异已的、有威胁力的客体，并加以强横的控制和主宰。格瑞指出，消除男性的攻击性和侵略性的性别心理的关键是变革传统的家庭教养模式。父亲应当和母亲一样平等地参与对儿童的养育。只有儿童第一热爱的人是母亲和父亲，他们才能在外界隔离和与外界同一这两种极端的心理倾向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形成健康稳定的人格。这有助于杜绝大男子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滋生。
三、简短的评论
生态女权主义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摒弃等级观念和统治观念，相应的也反对构建大一统的哲学理论。生态女权主义的结构是多元的，它是不同哲学倾向的多样化观点的汇集和多种价值观的共容。它在道德观和认识论上的独到之处正是得益于这种包容性。
生态女权主义是关联主义伦理学。它力求避免主流伦理学呆板抽象的演绎方式，尝试以讲叙故事（story— telling ）和第一人称叙事（first—person narrative ）的方式表述妇女和自然界所受的压迫和解放的意愿。在叙事的过程中主体能充分地感受客体，这使生态女权主义贴近现实，保持着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衔接，呈现出充满活力的动态发展趋势。
生态女权主义高扬情感的价值和被压迫群体的价值，批判理性主义的霸权倾向和西方社会制度的弊端，并描绘了理想化的社会蓝图。因此，生态女权主义带有激进的左翼政治色彩。从“价值中立”和“客观性”的意义上看，它也是偏颇的。但被压迫者的“偏见”也许会有益于进步。
社会生态学和生态女权主义都面临着诸多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准确把握人统治人和人统治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两类统治之间有因果关系吗？它们是相互强化的吗？一类统治是否在伦理上先于另一类？在哲学上抵御这些统治的更好的策略是什么？对妇女的统治和其他社会压迫制度之间的联系是什么？生态女权主义是社会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吗？尽管有诸多理论困境，但生态女权主义提出的批判性的理论框架和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方案已经促使人们关注社会问题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意味着人们已经不再孤立地探讨人统治人或人统治自然的问题了。
注释：
〔1〕Stephanie Lahar,Ecofeminist Theory and GrassrootsPolitic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McGraw—Hill,inc.1993),P445.
〔2〕约瑟夫R.狄斯查丁， （关春玲译）：《生态女权主义：沟通联系》，第63页。
〔3〕Elinor W.Gadon,The Once and Future Goddess:A Symbolfor Our Time (San Francisco:Harper and Row,Publisher,1989).P369.
〔4〕Vandana Shiva,Woman in Nature,Susan J.Armstrong,ed.,Environmental Ethics(McGraw-Hill inc,1993),P461.
〔5〕同上，P464.
〔6〕Val Plumwood,Femin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the Critique of Rationalism,D.Van De Veer,ed.,EnvironmentalEthics and Policy Book(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4),P263.
〔7〕Elizabeth D.Gray,Green Paradise Lost(Wellesley,Mass.:Roundtable Press,1981),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