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定的祈求与流变的体验——《非诚勿扰》节目及其走红的社会心理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勿扰论文,节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制作的一档交友类真人秀节目。该节目自2010年年初推出以来，以其形式新潮、话题大胆、表现出位、嘉宾靓丽、主持给力迅速成为媒体及大众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其收视率也随之节节攀升，一度跃居全国电视综艺节目之榜首。一时间，《非诚勿扰》引发蝴蝶效应：“宝马女”、“豪宅女”、“三好女”、“离异女”、“环保男”、“文艺男”、“富二代”等，无论是用语还是相关当事人都相继一夜成名；“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等主题讨论点燃全社会；嘉宾、专家、观众、网民借助于各种媒体激情互动，浑然不分戏里戏外；地方卫视台竞相效颦，类似节目频频出炉，中国俨然进入后相亲时代。
浮华和异象是《非诚勿扰》这场娱乐盛宴的视觉印象。凭经验，浮华之下总会沉淀出厚重，异象背后往往隐藏着真实。诚如《非诚勿扰》舞台上心理专家乐嘉所言：“非诚”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大观园，里面包罗了人生百态。有想在宝马里哭泣的“拜金女”马诺，有金钱至上的朱真芳，有女博士、健身教练，社会的各个阶层，形形色色，表面光鲜的、内里腐败的、朴质无华的，他们呈现在镁光灯下，连同白驹过隙一般的一波波男嘉宾，呈现出的是一个真实的大千世界。① 不过，剥茧抽丝、去伪存真需要独特的视角和透析的技术。本文试就社会心理学的逻辑对这场“不包办婚姻，只提供邂逅”的新派娱乐盛宴进行理性透视。
一、草根时代的个人秀与自我认同焦虑
当社会跨入以“大众化”、“平民化”为特征的草根文化时代，那些生活于社会基层的个体被点燃了压抑已久的释放自我的激情。借助于现代传媒的推手，每个草根人物都获得了摆脱平庸、表达个性、出人头地、成就英雄的“自我秀”的无限机遇。电视、电台、QQ空间、博客、论坛、贴吧、视频播客等成为不同人可以量身定做的个人秀场。于是便有了李宇春、陈楚生、李玉刚、易中天们凭借“超级女声”、“快乐男声”、“星光大道”、“百家讲坛”的华丽蜕变，也成就了“芙蓉姐姐”、“榴莲哥哥”、“木子美”、“流氓燕”们在网络里凤凰涅槃。这些已经成功了的草根前辈们大大鼓舞了后来者的士气并为其提供了生动的效仿范例，所以草根族更加风吹草动、风生水起，每个秀场都人头攒动。
《非诚勿扰》恰恰迎合了时尚，所以一经推出就远远超越了初衷：不再只是一个相亲交友的平台，更成为参与者展示自我、推销自我的个人斗秀场。而且在商业策划者的运筹下，《非诚勿扰》把电视、网络、报刊等不同形式媒体巧妙链接，使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的平台上快速传播，使嘉宾、主持人、专家、观众不同台却可以同时互动！无疑，这场个人秀的盛宴从时间、空间和参与主体上，被大大拓展和放大了。只要自己肯努力，每一颗草根都可能凭借《非诚勿扰》崭露头角。拭目当下，主持人孟非、专家乐嘉、女嘉宾马诺、闫凤娇、马伊咪、俞夏、许秀琴等，男嘉宾刘云超（富二代）、蔡敏（企鹅男）、关敬敏（拜金男）、沈勇（丁桥男）等，甚至《非诚勿扰》的粉丝“我爱孟·嘉”、“老好先生”等都分别在不同的秀场上搏杀出位，其他同辈们仍孜孜以求着。看来，交友相亲也许是《非诚勿扰》参与者的初衷却不是目的，自我张扬甚至自我炒作才是夙愿。
《非诚勿扰》再次昭示了当代人自我秀的嗜好。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平民自我秀几乎成了现代社会的时尚流行元素？站在心理学的视域，以社会心理的逻辑来判断，狂热的乃至带有强迫性的自我秀行为只是一个表象甚至是假象，它所要表达的很可能是当事人内心深处的焦虑——自我认同焦虑。
自我认同，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中被解释为个体成长中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对于自己的生理、心理、社会特征的意识和接纳。它是贯穿个体生命全程的人格发展的核心，也是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发展的主题。如果个体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基本上能给予其成长以积极意义，而且其早期成长相对较为健康，个体将会在青少年时期结束时，获得较为明确的自我同一感：清楚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和未来适合做什么，积极地认同、接纳和整合来自不同方面不同质的自我。反之，社会文化环境的阻遏以及成长的伤痛将可能导致个体同一性的危机或让个体长久陷入寻找自我同一性的“合法延缓期”里。回观《非诚勿扰》的舞台，几乎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在竭力展示自己的个性，他们或言语犀利，或措辞雷人，或行为出位，无非都是为了让自己表现得更加与众不同。但其中的关于自我的矛盾、困惑和纠结也是随处可见。比如声言“宁可在宝马车中哭泣”的马诺，最后却没有牵手宝马男；再如贴吧或微博上的观众，一边对看不惯的女嘉宾报以粗口，一边在这女嘉宾终于下台后又惆怅失落！殊不知，自我的心理代入和投射认同机制导致他们最终还是自己和自己纠结不清。
以“80后”为主力军的中国当下年轻一代，在其自我同一性的获得上并不顺利，自我认同充满焦虑，这主要与伴随他们的特有的社会环境有关。我国在历经了20世纪80年代重大的社会变革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都历经了剧烈的渐变或突变，政治改革、经济转型、文化重构，这让生活于其中的成长者丧失稳定的文化依托和观念导向，在社会变动和自我变化中寻找自我恒长，何其困难！而且，此时扮演导师的教育，无论是学校的还是家庭的，由于深陷功利主义的泥潭，都未能给他们的寻找自我带来更多建设性帮助，甚至有意无意蒙蔽他们迷茫焦虑的眼睛。无数学子可以忍受漫长学业的枯燥无聊，却害怕走出校门踏向社会的瞬间，这不能不让人猜想他们自我寻找的无力和自我认同的匮乏。眼下社会变革的结果渐行渐近，收获的喜悦里也伴随着丧失的疼痛，传统价值失守、现代价值失序，理想信仰远去、物质主义流行，社会分层、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在这样变动不居的宏观社会背景下，个体必定首先遭遇到自我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这是所有自我认同危机中最前提也是最根本的。身为社会基层的草根虽然伟大，却是边缘化的，所以成长着的和已经长大了的草根们都渴望着寻找改变命运的机遇。在没有更多的资源的前提下，成本最小的个人秀成为出击的首选。遗憾的是，在时尚和流行充斥的时代，“神马都是浮云”，没有什么时尚可以持久，也没有什么流行可以不朽，社会身份也不例外。你可能一朝成名，一夜暴富，也可能转瞬王子变平民。我是谁？下一刻我又是谁？要获得答案，人们需要不断地重新建构和定位。
二、女性话语权的突破与性别刻板印象固着
长期以来，我国的大众传媒形象建构中，女性一直处于社会话语权力的边缘地带，失却社会主流话语权。“女性集体失语”、“女性奴性意识”、“女性是‘他者’”等是女权主义者一向讨伐男权社会的重要说辞。
《非诚勿扰》节目一反传统，在环节设置以1∶24的男女嘉宾悬殊比例，试图将女性话语权力放在前面。男嘉宾在出场之后首先要面对女嘉宾们的辛辣点评，虽然男嘉宾也有反驳的机会，但同时面对24位女嘉宾的审视挑选，男性话语权力在舞台上还是处于相对劣势的。节目中这种女性话语权的突破成为观众热议的另一焦点，他们甚至感叹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此类节目为普通女人发表话语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电视进入“平民秀女性时代”。也因此，《非诚勿扰》节目获得了更多女性拥抱。
遗憾的是，这些只不过是《非诚勿扰》的制作者刻意安排的一个形式而已。女性暂时获得话语权力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此可以平等地对话男性。女性接过男性给予的麦克，要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还要看她们自身的主体意识以及社会的两性文化和社会权利机制。我们的社会，男权统治根深蒂固，两性文化打造了代代传承的性别刻板印象：男性阳刚、勇敢、责任、霸道、主动，女性阴柔、温柔、贤良、美丽、被动、依赖，并以此引导着两性的成长和维系着男权社会的两性互动关系。在这样的性别文化知觉下，我们才能辨别和确认《非诚勿扰》的女嘉宾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和怎么说。
首先，绝大多数的女嘉宾们还是凭着性别刻板印象，以迎合男性的审美口味和标准来建构自己的肢体语言，彩妆、长发、短裙、妩媚、性感是她们选择的包装。极个别的以中性化装扮出场的女嘉宾，明显在这场相亲互动中遭遇冷落甚至歧视，如曾经的2号女嘉宾张闻。而自称“三好女生”（身材好、相貌好、气质好）的19号女嘉宾俞夏，自爆强力减肥后几乎每场都以性感丰胸形象出现在男嘉宾和观众面前，尽管其发嗲的造作语气让人忍无可忍，但俞夏却获得了超高的人气：不仅在场上多次成为男嘉宾的心动女生，而且在网络上很受追捧。网络上十大心动女生排行榜，高居榜首的马诺、马伊咪等，在身材和相貌上都的确让男生心动。其次，就女嘉宾的择偶标准、自我内在展示、和男嘉宾心目中的理想女生形象而言，无不显示出鲜明的性别刻板印象。男人有没有金钱、权力、社会地位、家庭背景，能不能让女性有安全感依然是女性意识和需求的焦点，而不是男性的性格、爱好、价值观等内容。在自己的心仪男性面前，女嘉宾一再强调和表现自己的温柔和体贴。统计男嘉宾的理想女生形象，温柔、孝顺、体谅也绝对是占据前几位的品质。再者，台上女性话语明显受困于两性对立思维模式，缺乏个人主体意识。她们要么依附并取悦男性世界，要么俯视并批判男性世界。无论是哪一种状态都是基于两性对立这一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并且明显受男权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游戏规则所牵绊。这正如一些网友所评论的：“每一个人一开口说话，就是一大套。好像挺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能看出他们每一句话背后的出处——没有一句是出于自己的独立思考。”② “糟糕的是，女人没有女性意识。男人过于男性意识。”③
虽然媒体促动下女性话语权的突破为女性解放又添亮色，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却也如影随形，始终禁锢着文明的步履。打破男权社会的固化思维，承认并尊重男女差别，建立和谐的两性社会，还路途遥远。
三、社会转型期的“拜金主义”和情感守望
在有关《非诚勿扰》节目的声讨和责骂声里，我们听到最多的莫过于借某些个女嘉宾之口爆出的所谓“拜金主义”价值观，甚至因此被媒体主管部门下令节目整改。其实，这也未必就是真相。
首先必须承认，当下中国转型期所形成的复杂社会现实：分层的社会结构和分化的社会群体、多元混乱的价值体系、父权制性别文化以及模糊的公共规则等。这使生活于其中的民众在物质和精神领域，在观念和行为层面都面临不确定性，角色、性别、伦理、价值、权利、义务、情感、认知等都在解构和重建。所以，大众是在一个复杂、变化、多元、不确定的社会情境中感受和判断，《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也恰恰是因为引发了众人观念、情感和行为的困惑、焦虑、碰撞、冲突、消解、重构而获得强大魅力。由此想来，观众对《非诚勿扰》里“拜金主义”的讨伐就具有了时代神经症的表征。很可能，大众是在假借个别语言或事件，宣泄和释放自我内部的焦虑和不适应。诸如那些源于社会贫富悬殊的羡慕嫉妒恨情结、源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权利躁狂、源于精神家园丧失的物质贪恋。但乍看起来，所有的不适，似乎都与金钱相关——都是金钱惹的祸！于是金钱在当下就成了人们敏感的、焦虑的、痛恨的对象。谁拜金，就鄙弃谁！
然而，财富从来都不是社会和个人的原罪。相反，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个人的成长，都是以物质为奠基和开端的。人类必须借助物质文明才能走向精神文明的彼岸，个人也必须由物质里汲取足够的营养才能培育出杰出的心智，这是简单浅白得几乎妇孺皆知的道理。真正纠结我们的是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物质所异化。当社会进程跨入资本本位阶段时，代表物质财富的金钱的功能被放大，以致让它的创造者迷失在金光闪闪的晕轮里，以为财富就是自己的终极目的。人生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这样被倒置，人驾驭功利的战车深陷物欲的泥潭，救赎还需等待。当社会还没有能力健全它各方面的机制时，当个人还没有在迷失冲突后重塑起精神信仰时，社会和个人的冲突与焦虑也只能暂时以神经症的形式释放。以此解释众人对“拜金”的声讨以及“拜金”本身，前者是基于物质贪欲无法满足的酸葡萄心理防御机制的过度使用，后者则是基于个人归属感安全感缺失焦虑的错误替代和补偿。
最终的救赎来自于爱。本来人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关系成为人的本质所在。个人的认同和自我的实现都借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而实现。所以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宣称，物质需要只是人的初级需要，精神需要才是更高一级的。当物质需要基本得以满足后，精神需要会显露出来。而无论是个人社会关系的建立还是精神需要的满足，来自于人际间的爱的情感都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内容。人的生命伴随着各种爱的亲密关系而获得营养、安全、归属、自尊、认同和自我实现，从而获得健康发展。相反，其中任何一次爱的伤害和情感缺失都可能造成个人的疾病和发展停滞。由此看来，以爱为灵魂的情感满足才应该且必须是人所终极追求的，物质财富不过是人实现爱的需要的条件和工具而已，两者是不可以并行而论的。自然，把两者对立起来同样是一种错误的思维逻辑。对照《非诚勿扰》节目传递的信息，我们与其责骂马诺之辈“拜金”，丢弃情感，不如转换思维，把她们的言语信息理解为或许因为社会环境或个人经验的原因而缺失安全感和归属感，缺乏亲密和依赖，她们比别人更需要情感，需要爱。不仅马诺，甚至整个以“80后”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其实都是特殊社会形态下的情感守望一族。在生命发展的历程上，他们正处于寻求亲密对抗孤独的时期；在当下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里，他们更需要依靠和支持；在个人的迷失和焦虑中，他们更需要认同和归属。他们在各自已有的情感经验下以他们的方式期盼、呼唤、寻找、奋斗。隔辈人也许看不懂他们，但是，他们的内心一定是在为爱而守望。
四、信息噪声下的人际信任危机
以《非诚勿扰》作为这档相亲真人秀的节目名字，本身就向受众暗示着节目的真实和诚意。节目制作者也言称他们在嘉宾身份、嘉宾互动以及场外信息发布等环节严格把关，力求节目反映社会和生活的真实。但最终《非诚勿扰》还是难逃造假的嫌疑而导致场外观众口水连连，甚至网上有把《非诚勿扰》戏谑为“非假勿扰”。一时间，沸沸扬扬的打假热在淹没解释者的声音后，更捧红了节目本身。这里，一个最简单的数据也许可以帮我们感受相关情况：笔者以“《非诚勿扰》造假”为百度搜索词，很快找到相关网页约1960000篇。其中的标题诸如“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折射的是当今社会的诚信畸形”，“一个造假的节目《非诚勿扰》所有托的真实资料”，“《非诚勿扰》遭遇信任危机 拜金女离场被疑造假”，“《非诚勿扰》再次造假”！
《非诚勿扰》的真实度不是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常理推断，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它不可能完全保证每一个环节的真实，但如果过分失真，也不会拥有如此的生命力。然而大众在这个问题的态度和认知判断上，却情绪化地更倾向于信其假，甚至一次次地发动人肉搜索来证明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人际信任危机在这场《非诚勿扰》效应里再次凸显。
人际信任危机一直是近些年来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话题，它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困扰当代人的社会问题之一。《非诚勿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信息噪声的影响。
信息噪声是信息过载理论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始，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到信息过载问题，认为大量、复杂、不断增加的信息在传播渠道上流动必然导致“超载”，从信息接受者的视角看，受众将信息、资料转化为自身知识的过程中也存在“瓶颈”障碍而无法有效吸纳，导致“过载”（David Bawden,et al,1999）。④ 奥林·克拉普（Orrin E.Klapp）认为，信息过载不仅是信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信息降级（degradation）。噪声化是信息降级的重要表现之一。日常我们所感受到的信息喧闹、费解、拥挤、缺少反馈、失真等都是酿成信息噪声的重要元素。信息噪声下，人很容易产生生理疲劳和心理焦虑，而后继发注意涣散和认知懈怠，思维陷入情绪化或非理性化，判断失常。⑤ 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未来的冲击》中早有预言：“在信息重荷下，人类行为的崩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精神病理学有关。”⑥
当下信息化时代，人们普遍产生信息依赖。因而人际信任不再首先依赖于人际交往经验而是借助于相关信息。最初不同质的信息面前，人的认知是倾向于注意和选择负面信息的，这可能和人的警戒防御心理有关。于是很可能是负面信息被更多复制、传播，那些缺乏事实根据的信息一旦受到置疑，认知失调又会促使信息拥护者一方更加卖力地通过更多途径发布更多同质信息，比如使用人肉搜索，以证明自己的正确。于是不断重复的单调的刺激信息降级为噪声，不明真相的大众在噪声里疲劳、丧失理性、失却判断能力，最后只能跟风从众。所以，我们推论，人际信任危机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信息过量，信息噪声里我们来不及判断或判断不清。如对《非诚勿扰》中的马诺，大众更喜欢断章取义地关注她“宁可在宝马里哭泣”的雷人言语信息，却忽略她心直口快的性格信息，更不愿花费精力分析她的语言环境和成长经验，甚至面对她最后牵手并无宝马车的男嘉宾这一事实，大众是更加不遗余力地认定和论证她造假，而不是反思和考虑其他可能性。
所以，有时并不是人间缺少真诚，而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去相信，只因社会的噪声过大！
总之，任何一次的社会行为显像，都有其内在的社会心理根源。《非诚勿扰》节目提醒我们：无论是个人作秀还是媒体造假，也无论是拜金还是媚俗，这些社会表层的喧嚣聒噪有时尽管是一种假象，但它却能表达另外一种真实。因此，重要的不是躁狂性的粗口，而是理性地察觉社会在发生着什么。我们的内心需要什么。
注释：
① 《新青年》：对话《非诚勿扰》节目产生全记录http://ent.sina.com.cn/...202_2.shtml.
②③ 应当加以适当的期许http://fds.blog.tianya.cn/blogger/Post_Date.asp? BlogID=454749&day=17&month=5&year=2010.
④⑤⑥ 信息过载问题及其研究http://www.docin.com/p-6955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