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神”：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助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公正论文,精神论文,国际新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1)03-0074-04
在“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上海精神”，使上海合作组织在世界上树立了和平、合作、开放、进步的良好形象，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也为国际社会摈弃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积极因素。
一、“上海精神”的创立及核心内涵
“上海五国”机制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适应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区域化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部署。欧亚大陆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中国和俄罗斯又是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位于亚洲大陆中心地区，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地位，冷战后大国在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大国的博弈以及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日益猖獗，严重威胁到各国的安全与稳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严峻的形势促使中、俄、哈、吉、塔以合作来寻求共同安全。
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聚会上海，谈论共同边境的安全问题，签署了举世瞩目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4月25日上述五国元首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五国间的军事互信机制逐步建立，从而在中国与俄、哈、吉、塔之间7000多公里的边境地带上建立了信任和透明、军事活动可预测和可监控的区域，这样的相互取信和承诺是亘古少有的。这两个协定的签署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促进五国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提供了不同于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为增加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开辟了一条有益途径。
在“上海五国”机制的发展历程中，成员国在共同打击“三股势力”、解决内部矛盾冲突、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上海精神”。正是本着这一精神，“上海五国”成员国成功解决了几个世纪以来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并在打击包括“东突”在内的“三股势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维护了各成员国和整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各国不论国家大小，国力如何，都平等相待，坦诚对话，通过平等协商，和平地解决彼此间的歧异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在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关系；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了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以谋求共同发展；也正是本着这一精神，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欧亚大陆一个崭新的区域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实现了“上海五国”由会晤机制向区域多边合作组织的历史性转变。
虽然“上海精神”的集中表述仅有20个字，但其内涵深刻。所谓“互信”就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遵循不结盟原则，不人为地树立假想敌，各国坦诚相待，言必行，行必果；“互利”就是在保护本国安全、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和尊重别国的安全，并实现经济利益的共享；“平等”是指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协作”就是各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促进各个领域的合作；“尊重多样文明”，就是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强调不同文明的国家和民族可以而且应该和睦相处；“谋求共同发展”，就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尊异、平等合作中共谋繁荣。“上海精神”的“实质是以对话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和对外开放。它超越意识形态，摒弃冷战思维，紧扣时代脉搏，符合本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和实际需要，代表着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上海精神’为国际社会探索新型安全观、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和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实现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
应该说，“上海精神”不仅仅是本地区国家多年来合作的经验积累和宝贵财富，更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普遍要求，也体现了国际社会探索建立新型国家关系进而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强烈愿望。
二、国际社会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不懈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雅尔塔体系”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对战后各国恢复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在极少数大国主宰下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具有浓厚的强权政治色彩。这个秩序是不合理的，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日益觉醒，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就开始了打破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积极探索，并成立了“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粮食输出国组织”等，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做出不懈努力。1973年的石油斗争取得胜利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这之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开始积极关注南北问题，西欧、日本等纷纷调整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在国际贷款、援助、债务减免、技术转让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作出一定的让步，开始了南北对话；联合国更是把发展问题作为重要议程，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完善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74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义主张。此后，邓小平不断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议后，中国为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89年3月，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以中国政府倡议的形式，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91年3月，我国将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写进了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的决议中，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每年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重申这一主张，表示要努力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及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国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利益进一步发展，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契机。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时起时伏，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许多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在一些地区还相当活跃，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2]。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单靠用一种价值或一种模式去同化别的国家和民族是行不通的，靠强权的力量去强行制造“和平”更会导致大的动乱和战争。为此，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建构“和谐世界”新理念。
然而，美好的愿景要变成现实需要有成功的实践来支撑，“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遵循“上海精神”在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尊重本地区文明多样性、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谋求成员国共同繁荣等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最好的示范。
三、“上海精神”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国际新秩序
“上海精神”倡导以互信、协商化解矛盾，争取持久和平，而不是以威慑或直接以武力手段解决国家间存在的问题。冷战后，国际形势虽然总体上趋于缓和，但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更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高举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干涉他国内政、以推进民主为借口左右他国的政权选举，强化并扩大军事集团，甚至打着各种旗号对别国动用武力。其结果非但没有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真正的民主与和平，反而干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和平或和解进程，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急剧动荡。而“上海精神”以加强互信和协商的方式成功解决了成员国间的边界纠纷问题，建立起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为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上海精神”倡导以平等、互利谋求共同发展，而不是以国际经济旧秩序继续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际经济旧秩序是伴随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形成的，具体表现为：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以及技术转让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等。其实质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在这样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发达国家的原料和市场的提供者，而自身不能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形成南北贫富鸿沟。而今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进一步拉大了南北间的贫富差距。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从而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
为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现状，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国际经济领域中发达国家垄断、操纵的局面，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发言权，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以争取平等的发展机会。“上海精神”坚持平等和互利互惠的原则，成员国无论是大国小国，相互尊重，互相促进，保障成员国的共同繁荣。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俄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不以大国自居，片面追求本国利益，而是遵循平等互惠精神，加强与其他成员国间的合作，赢得了中亚国家赞扬与支持，也为本组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实践证明，“上海精神”所倡导的平等互利谋求共同发展的理念与第三世界国家所追求的在相互合作中共同繁荣，努力缩小南北差距，建立有平等发展机会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完全一致，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平等合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开拓了道路。
“上海精神”倡导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不是以一种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统治全世界。《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阐明：“本组织顺利发展，在于它一直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作为本组织一个完整的基本理念和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它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普遍要求。‘上海精神’对国际社会寻求新型的、非对抗性的国际关系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模式要求摒弃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3]
尊重世界多样性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纽约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2]各国应该坚持平等对话和交流，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存在着差异，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更不能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归因于哪一种文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种宗教，而应该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真正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中亚地区是伊斯兰、斯拉夫、中华、印度四大文明的交汇处，具有不同文明的中、俄、哈、吉、塔、乌六国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同舟共济，正是因为贯彻了“上海精神”，充分尊重多样文明。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已经把以“上海精神”“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规定为本组织的宗旨和任务之一[4]。贯彻“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成功缓解了成员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进而阻遏了外部动乱因素对成员国的冲击，抑制了与巴尔干、中东地区十分相似的恶性冲突在中亚地区的蔓延，促进了成员国间的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为该地区的长治久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冷战后持续动荡的国际舞台上树立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成功典范，为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收稿日期：201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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