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奇文[1]2003年在《清代澳门与广州经济互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的古老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发生改变，中国的自然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以这样的一种特殊方式开始了近百年的交融与撞碰。而处在珠江叁角洲地区的澳门与广州经济，在这场交融与撞碰的大背景下，因其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而产生经济互动关系，并在这种彼此消长的经济互动关系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经济轨迹与经济景观。 本文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的理论，将清代作为一个整体的时间概念，系统地阐述清前期与清后期澳门与广州的经济互动关系，以便我们能够对清代澳门与广州的经济互动问题，以及整个珠江叁角洲经济网络的形成与特点，有更为清楚的认识。
刘琼琳[2]2015年在《广州近代商贸建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商贸建筑是广州这个具有典型商贸特质的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呼应广州实现“国际商贸中心和国际文化中心”的发展目标,我们将之置于世界近代商贸建筑发展的广大背景中,探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缺乏广泛关注的情况下,本论文尝试深层挖掘这类建筑蕴含的丰富文化意义,也尝试依据体系之特性建立适用的建筑保护和修缮的原则,促进保护走向整体化和科学化。本文以近代广州为时空背景,以《巴拉宪章》之“广义整体”的概念确定广州近代商贸建筑研究体系。体系中的各类建筑在百年内以先后、主次的特点发展演变。通过总结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各时期世界主导的商贸业态,以经济学增长极概念和经济数据确定各阶段的主导型建筑类型：清末时期的海关类建筑、民国初期百货类建筑和民国中期的酒店类建筑。再以英国建筑师戴维·史密斯·卡彭先生的建筑六项范畴分析模式分析这些主导型建筑的特征演变,进而提出了殖民时代之新古典主义的粤海关、大消费时代之折衷主义带芝加哥学派风格的城外大新、大饭店时代之装饰艺术风格的爱群大厦等叁个典型案例,作为1840-1949年间广州商贸建筑发展的叁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代表,形成文化发展和实体空间对比研究的框架体系,将此体系建筑与西方建筑原型、上海近代的同类建筑比较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广州近代商贸建筑发展的总体特征。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对研究背景、意义、文献及内容组织进行了阐述,研究思路遵循时空关系中自上而下、自宏观而微观、层层深入；第二章回溯了广州历代商贸建筑和商贸区的发展,提出研究对象的重点区域是沙面岛、长堤商贸区,同时将研究划分为分别以海关类、百货类和酒店类为主导的叁个阶段；第叁、四、五章分别探讨了近代的叁个主要时期的主导型商贸建筑的发展演变特征,重点运用六项范畴模式进行各阶段建筑特征分析；第六章是在前叁章的研究基础上对广州近代商贸建筑进行特征总结,并展示了论文的分析模式和结论在近代建筑实践中的运用。
赵殿红, 赵新良[3]2019年在《近代澳门财政转型、城市建设与旅游业的兴起》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后,澳门通过经济转型使得政府财库逐渐充裕,开始重视城市空间的整体安排和管理。澳葡当局根据城市发展需求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或直接投入资金,或引入社会资本,广泛推动以填海造地、铺设道路、绿化环境以及修建修缮公园、教堂和庙宇等为主要内容的开发建设。1883年,政府组建"澳门城市物质条件改善委员会",并完成《澳门城市物质改善报告》,这是澳门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城市规划报告,并在之后的40多年发挥着指导作用。到19世纪末,景色优美、中西建筑风格和谐共存的独特城市景观逐渐形成,澳门成为一个极具特色旅游资源、充满浓厚异域风情的旅游城市。澳门的旅游景点、交通设施及食宿条件等方面都有较大提高,旅游业发展的条件逐渐完备,加上旅游内容的丰富多样,近代澳门旅游业日渐兴旺,到澳门旅游观光的人数逐年增多。在澳葡政府和澳门社会的共同推动下,澳门旅游业在19世纪后期基本成型。
罗小霞[4]2008年在《近代广州港贸易兴衰与其腹地范围的变迁（1842-1911）》文中认为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处于中心地位,其腹地范围几乎遍及全国。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设,加之世界市场、国内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广州港对外贸易逐渐衰落,其腹地范围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主要通过研究近代广州港茶叶、生丝、蔗糖、草席等主要出口商品的贸易情况与其腹地范围变迁,从而揭示广州港贸易的盛衰与其腹地之间的相互关联:广州港贸易的盛衰是影响其腹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腹地范围的变迁及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制约着广州港贸易的兴衰。近代广州港出口腹地范围变化呈现出省外腹地不断缩小与省内腹地范围扩大并存的特征,这种特征对近代广州港与其腹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任健强[5]2011年在《华侨作用下的江门侨乡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华侨史学和建筑与城市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以华侨史学的理论为基础,以珠江叁角洲重要的传统侨乡江门为研究对象,以华侨对侨乡建设的作用为线索,通过大量而翔实的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分析近代以来华侨对侨乡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揭示华侨与侨乡建设之间的规律和特征。全文共分七章,其中第二至第七章是文章的重点。文章采用“总-分-总”的总体结构论述华侨对侨乡建设的所产生作用,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就研究目的和意义、既往研究、研究范围、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重要概念进行阐述。第二章是对华侨与侨乡建设之间关系的理论概括。基于华侨史学的研究,分析华侨对侨乡建设产生作用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从理论上总结华侨对侨乡建设产生作用的时空规律,并归纳华侨对侨乡建设产生影响的若干个层面。第叁章至第六章是对侨乡建设的若干层面展开详细论述,实际上是分析在华侨的作用下,侨乡建设所发生的变化。第叁章论述在华侨作用下,乡村物质建设所发生的变化,包括墟市、村落以及民居等叁个方面;第四章论述城镇物质建设方面的变化,包括城镇功能与空间格局、城镇空间扩展模式、新型城镇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以及侨乡城镇形态特征等;第五章分析在华侨交通业投资的影响下,侨乡区域层面的城镇建设所发生的变化。以新宁铁路为例,分析铁路沿线墟镇的数量与规模、布局与商业发展、商业等级差异以及等级体系等方面的变化;第六章论述改革开放以后华侨对江门侨乡经济建设的影响。首先以改革开放前后国内外形势以及华侨自身方面的变化为背景,论述改革开放后华侨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转变,并由此导致华侨对侨乡建设的主要作用发生改变,即经济投资成为该时期华侨的主要作用。再以历年的经济数据为基础,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华侨对江门侨乡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建设产生影响的时空规律,总结华侨对江门侨乡经济建设产生影响的特征。第七章既是对前文论述的总结,又是从理论层面上概括华侨作用所产生的效应及其所导致的侨乡转型。该章将华侨作用的效应概括为商业化效应、慈善化效应以及文化效应叁个方面,并论述在此些效应下,侨乡建设所发生的转型。本文是华侨史与建筑和城市史的学科交叉研究,以建筑和城市史为基础,时间上从近代到当代,空间上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区域,范畴上从物质到非物质,全面地梳理华侨与侨乡建设之间关系的历史脉络。通过对侨乡建设的全面考察和理论研究,一方面丰富和完善近代城市史学的理论,另一方面在响应广东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战略目标的号召下,为进一步挖掘侨乡的人文资源,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侨乡文化提供理论基础,并为当今侨乡制定有利于侨乡和华侨之间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史鉴。
陈汉元[6]2010年在《明清时期饶平客家人迁台及两地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以清代饶平县为考察区域,以田野调查为基本的研究方法,通过利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充分利用田野调查所获民间文献结合正史文献,探讨明清时期饶平人迁台的相关问题。试图勾勒出明清时期饶平人从原乡移居台湾及两岸互动较为完整的图景,并与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从而丰富了粤东移民台湾史的研究,对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移民台湾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清代众多饶平人在台从事商贸活动。以“土地贫瘠”、“生活艰苦”、“环境恶劣”、“谋生不易”“人地矛盾”等表述作为解释迁台的原因过于笼统。清代饶平山区部分地带确实面临着生计困难的问题,这是饶平人迁台的客观因素之一。但是,人地关系并非是将一地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量的直接对应,而应考虑土地的所有权。移民网络的存在也是迁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从影响饶平人迁台的因素来看,将推拉理论放置于不同的个案或是同一个案不同个体、不同的时空中时,显然不太适用。迁台的原因通常并不能用单个因素所能解释,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历时性的变化,同时处于一个“非线性关联的系统”之中。清代饶平与台湾的往来紧密而频繁,即使是在“日据”时代,虽然遇到不少阻碍,但饶、台两地宗亲乡人及经济文化的联系却从未中断。“持续迁台”是清代早期饶、台两地互动的一种主要形式。以宗亲乡亲为基础的地缘组织是饶、台两地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纽带。这样的纽带作用表现为既延续了原乡的地方文化传统,同时两岸互动又与台湾的宗族乡亲的保持着密切的互动联系。饶平与台湾在血缘、文化等方面一脉相承。两岸同胞乃同根同源。
易刚明[7]2010年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文中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是中国的海外移民,基于共同的血缘与文化,部分东南亚华侨华人程度不等地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中国对其海外生存与发展也曾予以特别关注。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华侨虽为中国公民但常居海外,而华人则已然是外国公民,因而他们只要与中国发生关系,就必然跨越国界并受到一系列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影响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所有国际因素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互动而成的国际体系至为重要,因为它对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影响最深远、作用最持久。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属于体系内的单位互动,是体系内单位行为的结果。根据结构主义理论,结构是体系制约单位行为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国际体系对单位互动的影响是通过结构对单位行为的塑造来完成的。由此可见,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不仅要受到中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共同建构的国际体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不是由体系本身直接施加的,而是通过体系结构对中国、东南亚华侨华人及其居住国叁者行为的塑造来最终完成的。至于体系结构对这叁者行为的制约,则都表现为理性基础上的“结构选择”。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东南亚华侨华人及其居住国叁者基于自身利益根据国际体系的结构逻辑而展开的理性互动结果。
朱丽仙[8]2010年在《妈祖神格化的路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神格化就是由人到神的过程,即人格力量的一种异化过程。妈祖林默由一平凡女子演变成万民敬仰的海神,就是一个神格化的过程。笔者借鉴宗教学的概念首次以神格化为切入点来研究妈祖信仰。妈祖由人到神的神格化过程,其实是一个不同建构主体根据各自的内心期望和现实需要积极参与建构的复杂过程。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把历史当做具有阐释性的叙事文本,有关妈祖信仰的朝廷奏折、文书、封号以及民间传说都是具有阐释意义的叙事文本,其中蕴含着建构者的叙事策略以及文化心理。通过对这些叙事文本的微观分析,笔者发现妈祖神格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条形态各异、走向不同的妈祖神格化路径,即妈祖神格化的民间路径与官方路径。通过对叙事模式的分析以及比较研究思路的运用,笔者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从路径源头来看,妈祖由人到神的神格化生成是在宋代民间得以完成的,而妈祖神格化的官方路径是在妈祖由人到神完成后才开始的,官方根据自身的社会需要与利益诉求把民间现成的信仰纳入到正统的祭祀体系中来,它是在民间路径的枝干上生发出来的。就路径走向而言,民间路径走的是具备空间性特色的横向路径,官方路径走的则是具备时间性特色的纵向路径。在政治层面上,妈祖神格化的民间路径有着跨阶级、跨民族的文化特性。相反妈祖神格化的官方路径却有着浓烈的阶级色彩,妈祖信仰只是官方教化的一个工具。官方在表述形式上虽然采用的是相对稳定的文字形式,然而所述内容和评价却极其不稳定。不同的历史情境下,由于文字表达主体有着不同的政治需要和利益诉求,对妈祖的评价亦褒亦贬,并且前一个朝代还是妈祖庇佑的对象,在后一个朝代有可能就成为妈祖打击的对象。在文化层面上,妈祖神格化的民间路径体现的是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心理,而官方路径则是一种封闭式、标准的文化心理。在着手对妈祖信仰进行控制与利用过程中,官方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积极推动妈祖信仰“合法化”的完成,即采用“标准化”与“允准化”(approved)的方式来完成对妈祖的神格化过程。官方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妈祖这一象征之上。面对官方强势的标准化过程,民间并非一味顺从,而是通过“非制度化”的家庭与社区内部的“耳闻目染”来进行妈祖信仰的代代传承。民间的妈祖神格化体现的是一种多元化的特征,以多元来消解官方的一元。
王默[9]2017年在《多元信仰文化与族际互动》文中提出青海河湟地区地处我国青藏高原游牧文化、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重合地带,自古就是多民族流动、聚居的地区,也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民族走廊之一。因此,其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交流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文化特征和地缘特征,使其在历史更迭、民族迁徙、文化碰撞交融以及社会发展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今天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分布格局,也成为了各种不同文化集中展演的舞台。在这些文化特征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期存在于此的多样性形态最为丰富集中、积淀最为深厚、对区域中各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信仰文化。因此,以该地区的多元信仰文化作为研究视角,是对中国多民族、多信仰文化这种复杂民族结构和文化模式能够和谐共生的最佳诠释和注脚。多元信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单线过程,而是信仰文化在社会发展变迁中充分互动交融后的结果。信仰文化在不同族群中的互动,影响着族群间的族际关系以及族群间的边界与认同。反之,族群间的交往互动行为,也造成了不同信仰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吸收、融合的状况出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多元信仰文化在族群互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族群间的互动行为也在影响和改变着部分信仰文化原初的内容与形态。不同民族之间积极、频繁的交往互动则是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关键过程之一,与时俱进则是这一互动过程中对信仰文化的基本要求。本文以青海河湟地区多元信仰与族际互动问题的研究作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呈现出在中国乡土社会多元信仰文化之间的互动情况,分析了信仰文化互动与族际互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族际交往过程中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问题。阐释了多元信仰文化对乡土社会中村落秩序的维系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从而揭示出乡土社会内在的生存逻辑和运行法则。同时提出当前信仰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力求明晰一个关乎处理现实生活中国家、民族和多元信仰文化叁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实践性问题。纵观全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首先,苯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信仰长期并存于河湟地区。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也深刻的影响着人们共同的日常生活。从这几大制度化宗教和儒家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形成过程、发展历史和现状中,可以梳理出制度化宗教在这里的具体生存情况,以此来解释这一区域的制度化宗教不但种类多样、历史深远,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同时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河湟地区汉、藏、土族的民间信仰文化的分类和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将民间信仰文化中的主要信仰,分类为原生性的民间信仰、创生性的民间信仰和融生性的民间信仰叁大类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信仰中杂糅了他文化、他信仰中的因子,这些信仰文化因子中,既有民间信仰文化的因子,也存在着制度化宗教的因子。其次,对多元信仰文化互动过程中媒介、空间和仪式叁个重要的基本属性作为研究中的一个侧重点。通过详细诠释这叁个构成信仰文化的关键因素,分析其是如何建立起人神之间沟通的桥梁,以及这种桥梁是如何对族群间的互动行为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同时,对信仰生活中族际互动中的具体仪式活动、社会组织结构进行深描研究,来勾勒出信仰活动中族群的互动行为及其表现,解释信仰文化在族际互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信仰行为的约束下,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民众互动行为的行动逻辑和内涵。再次,透过对历史记忆中的民族边界的探寻和追忆,加之对当前社会发展水平下影响族群边界的普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了族群互动中族群的边界是如何维持和重构的,以及多元信仰文化对族群边界的维持和重构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着重强调了族际互动中的宗教信仰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文中探讨了信仰文化在民众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通过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两部分,分析出乡土社会多元信仰文化生存空间存续的内在逻辑。阐述多元信仰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究竟是如何发挥自身的功能,从而对村落日常生活秩序进行维系和治理的。最终,将落脚点着眼于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背景下,信仰文化在乡土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并试图寻求解决困境的办法和路径。最后,通过对本文研究内容的梳理和总结,进行再次的探索思考,提出了多元信仰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共生互补、文化共享的关系。多元信仰文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同信仰文化其内部存在着可以沟通、对话的机制和可能性。在多元信仰文化普遍存在的今天,无论是区域社会还是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的最终形态应该是在互动和交融下形成新的信仰复合体。这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地区争端等问题的最合理有效的机制和途径。
胡乐伟[10]2018年在《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的历史地理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近代广东侨乡的人口变动与房地产业为着眼点,运用历史地理学、华侨华人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近代广东侨乡的社会经济变迁问题,以此推动和丰富笔者所提出的侨乡历史地理尤其是侨乡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文章首先从广东不同侨乡地区的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出发,以此揭示各侨乡近代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同基础。其中,人地矛盾加剧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是直接促进侨乡海外移民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广东不同侨乡的人口数量、结构及其分布问题,不同侨乡表现出的不同的人口特征既是影响海外移民的基础,又是海外移民影响下的结果,两者相伴而生又相互影响。文章探讨了海外华侨的分布及其职业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各地侨乡侨汇的差异以及房地产投资资金规模、投资形式、投资影响等方面的差异性。海外华侨的侨居地及其职业分布直接决定了其经济实力,并影响了侨乡侨汇的多寡尤其是各地房地产投资规模和类型的差异。海外华侨整体上以中低收入者为主的特点,决定了近代华侨投资侨乡房地产业时表现出来“量少而分散”的特征。但就地区而言,北美华侨较其他地区平均收入更高。以北美为主要侨居地的五邑华侨在房地产投资规模、西化程度以及房地产投资的运作模式上与以南洋为主要侨居地的潮汕、兴梅客家华侨表现出迥异的特点,前者房地产投资规模往往更大,房地产西化程度更加彻底而房地产投资的运作模式也更加现代性。文章将人口的变动尤其是海外移民、侨汇流通及华侨投资叁者作为紧密关联的整体进行考察,以揭示华侨与侨眷的互动以及侨资在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变迁中产生影响的完整过程。文章亦注重对广东各不同侨乡区域在人口变动、侨汇流动以及房地产投资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的探讨。文章最后指出,华侨及其在近代侨乡的大规模房地产投资是这一时段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变迁的关键性因素,这是广东侨乡近代城乡社会经济变迁有别于内陆地区乃至于大部分沿海地区的主要特点。此外,侨资房地产业在推动各地侨乡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广州由于城市本身较为发达,侨资房地产在完善和拓展城市功能空间方面作用明显;而江门得益于侨资的建设城市等级上升迅速,由墟镇上升为省辖市;而在梅州,墟镇和乡村的繁荣,则促进了城、镇、村叁级商业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清代澳门与广州经济互动问题研究[D]. 卜奇文. 暨南大学. 2003
[2]. 广州近代商贸建筑研究[D]. 刘琼琳. 华南理工大学. 2015
[3]. 近代澳门财政转型、城市建设与旅游业的兴起[J]. 赵殿红, 赵新良.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 近代广州港贸易兴衰与其腹地范围的变迁（1842-1911）[D]. 罗小霞. 暨南大学. 2008
[5]. 华侨作用下的江门侨乡建设研究[D]. 任健强.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6]. 明清时期饶平客家人迁台及两地互动研究[D]. 陈汉元. 南昌大学. 2010
[7]. 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D]. 易刚明. 暨南大学. 2010
[8]. 妈祖神格化的路径分析[D]. 朱丽仙.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9]. 多元信仰文化与族际互动[D]. 王默. 兰州大学. 2017
[10].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的历史地理学考察[D]. 胡乐伟. 暨南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