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当代命运——论文学的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当代论文,命运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社会生活带来了根本性变革，这使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遇到了强劲的挑战。一方面，文学的现实功用确实不能忽视，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文人作为肉体凡胎也不可能遗世独立；另一方面，在文学的商品价值和功利价值被无限夸大之时，精神价值遭到空前嘲弄，艺术创造的功能整个沦为“文学工业”了。经济地位的严重失落，致使知识分子的精神信念趋于衰落而无法形成社会的中心价值系统；市场经济的列车已经把文学拖上了迷茫的未知之途。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市场经济与文艺的关系难逃两种宿命：媚俗或者背时。故本文打算绕开正题，从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入手探讨一下中国文学的当代命运。
（一）
讨论文学的现代性首先要涉及到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定位问题。这里必须指出，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念和价值，它是现代欧美工业文明的产物，因而有其不可避免的时空局限性。它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限度，不允许无限扩张，同时也很难与其它文化体系实现价值通约。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以往的文艺观念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陷入了某种二律背反之中：我们崇尚精神文明却又不断地消解精神价值，我们推崇现代意识却又不断地降低现代水准，我们追求崇高境界却又不断地亵渎崇高形象，这使我们的理论和创作都很尴尬。前两年《文艺报》开展了一场“文学价值论”的讨论，居然有论者大量摘引《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试图证明“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一般社会劳动”，因而劳动价值论对于文学价值论来说具有“价值的普遍意义”，驳难的一方尽管持有不同看法却将价值本源归结为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其实这对立的双方并无原则上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本文无意理清这笔乱帐，只想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庸俗社会学的尘垢在当代文坛积压得太久了，经济决定论的定势在人们头脑中影响太深了。它把文学的安身立命之本紧紧地拴在了经济的战车上，为文艺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一个极其短视、极其肤浅的功利主义参照系，从而造成了文艺思想上的混乱和实践方式上错位。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定位，我以为最根本的是要回到马、恩的起点上来，回到文学的本性上来，回到人性的根柢上来。这是理清头绪的最好办法。
回到马、恩的起点，就是回到经典作家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艺术基于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出发点上来，确定人类艺术的根本座标。毫无疑问，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济最终决定论，但是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并不等于唯一决定作用，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不能把“存在决定意识”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和直接，在承认社会历史对文学的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艺术创造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在马、恩看来，一切精神现象，包括艺术创造，都是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或者说就是这些运动的一部分。但由整个人类无数次既理智又盲目的生存奋斗的普遍的社会运动，到一个作家的具体的创造冲动，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复杂的中介物的转换，有多少意外和偶然的因素掺杂其间，甚至可以说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社会历史对文艺的影响，就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这些复杂的中介因素，而社会历史批评说到底就是对这些中介因素的批评。马克思找到了主体的人，从而为其社会历史的批评的巨大综合找到了一个根本的中介。马克思着眼的是人类本性的诗性气质，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诗歌相敌对的本质，马克思在断言“劳动创造了美”的同时，多次强调“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密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是他“天性的能动表现”，马克思这种生命本体论的文学价值观，在终极的意义上建构了人类艺术的根本价值规范。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价值论绝不是抽象的唯物史观的解说词，它追求鲜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人类情愫，这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
回到文学的本性，就是回到人类生存的诗性智慧上来，确定人类艺术的根本内涵。中国人一向活得沉重，这在文人尤甚。如果说过去的“文以载道”成了中国文人一个悲壮的祭坛，那么今天的“文以载钱”则成了中国文人一个悲凉的末路。这是对于文学本性的迷失，它导致了我们的文学思维太过于实用化、理性化了。其实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就是崇尚艺术的人生和诗意的生命，中国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作家，其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都具有审美的超验性，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庄子的艺术精神自不必说，就连人们目若圣哲的孔老夫子也曾神往于“舞雩之志”（见《论语·先进》）。在中国艺术精神的浸染下，充满苦难意识的印度佛教被改造成了充满浪漫情调的中国禅宗，这使中国人能够轻易地超越当下苦难而走向诗化人生。从上世纪开始，西方现代派的先驱及其后继者们就日益向东方的庄禅文化靠拢。席勒自云他在进行哲学思维时诗情占了上风；叔本华的哲学表述简直就等于是抒情散文；尼采压根儿在哲学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上都是诗化的；海德格尔的哲思极富诗的气质，他最欣赏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是：“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马尔库塞倡导审美解放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艺术应该成为现实的形式，也就是使现实艺术化。面对21世纪的人类困境，庄禅精神有可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这是中华文化母体的原血，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穿透历史烟云而具有超现代性的确证。由此我想到，当代文学困境之最深层的原因，不是外在因素的冷遇或拒斥，而是作家主体艺术情思的贫乏，我们太多的是浮躁，太少的是诗意，文学的诗意王国遭到越来越多非文学的侵害，象妓女一样人尽可失，什么社会学的、伦理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乃至系统论的，控制论的，都要由文学来给予演绎和证明，唯独生命体验的诗意被忽略不计，社会主义文学成为古典主义的现代翻版。人类文学的本性，根本要点在于把激情、体验和灵性还给文学，展示人类生存的诗意的天性，使审美成为基本的思维方式。
回到人性的根柢，就是回到人之为人的终极追问层面，确认人类艺术的根本使命。人类需要艺术干什么？从最确切的意义上说就是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人不仅是物质动物，还是精神动物，人是唯一能够为了精神追求而死的万物灵长。这是人性的根柢，是人区别于兽性的光荣旗帜。这使人类的文学天生带有一种终极关怀的鲜明特性，它是人类为了拒绝沉沦走向超越而保留的唯一的一块精神净土。无论是希伯莱人对上帝的向往，还是中华先民对原道的钟情，我们都不难体会到人类进取的崇高情怀，这类终极价值是无法进入交换状态的，文学价值永远也不可能转化成商品价值。但是中国文学的市场化进程其实早已悄然而至：一篇小说的轰动效应足以使一个作家跻身“庙堂”或者成为“大腕”，一个成名作家又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名声高价拍卖“文稿”，一个作家可以由卖身而卖文，另一个作家又可以由卖文而卖身。这还是指基本上可称为“文学”的一类东西，等而下之者如大量的广告文学、地摊读物更使文学市场“繁荣兴旺”。由于作家的良知与人格已进入商品交换状态，海德格尔所称的“文化工业”似已产生了。我以为中国文学的市场化步伐走得过于匆忙了一点，至少显得心理准备不足。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宏观经济运行规则，而不是某种商品叫卖方式，或者说它是一种约束机制而非放纵机制，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进行交换。而且即使在西方社会，文学的走向市场也并不必然导致沦丧，不是非得如此“掉价”。把文学的买方市场理解为精神上的投其所好是很可笑的。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我们要做超人”，体现了西方人在失去终极价值之后的焦虑不安和企图自救的努力；而我们目前的状况似乎是“信念没了，我们都做庸人”，彻底消解了价值中心，放弃了终极关怀，从而事实上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都他妈的那么回事”。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社会心态。终极价值是各个种族乃至个性安身立命的基石，人类不能没有乌托邦。一篇题为《酸甜苦辣个体户》的报告文学披露个体户的精神失落感，有句口头言足以警世：我们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由是观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纪之末的最大课题是文化批判与价值重建。因此，所谓文学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指一个民族超越现实对于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能力，以及在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终极价值追问的能力。
（二）
与价值定位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文化选择，这是人们在现代性问题上陷入迷茫的又一症结所在。我在近年曾反复申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当代文学在搬演了西方文学的各种节目又客串了意识形态的各种角色之后，艺术更深层地包容哲学、历史和文化，也即不断接近文学本身。这个判断的逻辑前提其实就是文学的非文学性和非文化性。这个前提使人难堪，不幸却是一个事实。85年开始的文学寻根思潮有人曾经触及了这根敏感的神经，但是“寻根派”的主将们由于自身的文化功力不足而难以为继，其末流仅得皮毛而陷入了民俗考古的泥潭；87年开始的“新写实”走向，是文人心态克服浮躁达于平和之后一种新的艺术体验，这是一次明显的文化转向，触及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某些深层内涵。张艺谋的电影改编尽管不无曲解和浅薄之处，但他确实聪明地感受到了这其中的文化含量。93年的滔滔商海，把这点可怜的文化付之东流，至此人们才恍然大悟，文学已经贫困得一无所有。不过没有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虚无、意义沦丧的浪子文化。某些学院派批判家据此倡导一种所谓“第三世界文学”，鼓吹“精神深度模式的瓦解”，实质上默认了这种文化的亵渎行为，似乎中国历史早已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卡峡谷”，国人正在荣幸地品尝“上帝已死”的巨大痛苦，而且已经开始潇洒地走向沉沦，这是我们同世界对话的千载良机。确切地说，这正是一种反文化，是一种以无知为时尚，以沉沦为潇洒的精神叛卖，因而是一种地道的伪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学在世纪之末的文化选择中将会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它使国人的智慧面临挑战。
首先是文化的有无问题。文化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或者可以说文化就是文明。任何一个现代民族都把宏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看得很重，并且用以作为赢得民族地位的重要筹码，经过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等人传播的拉美印地安文化，甚至在现代性的意义上为全世界所瞩目。但是有着数千年文明积淀的中国文化，在目前却面临着被泯灭的危机，这并不是耸人听闻。本世纪以来中国民族文化受到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其动机之实用，理论之偏激，思维之绝对，态度之狂妄，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对鼓动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尽管出了一批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坛巨星，有人称之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以为与其称为“发展”不如称为“绝唱”更加确切；第二次是文革时期，其主题就是横扫一切文化遗产，这是人们熟知的；第三次就是目前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时期，这是一次波及面、震撼力和穿透性无与伦比的观念变革运动。我无意否定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但是从目前已见之端倪看，它的副作用对于民族文化的破坏可能是极大的。这突出表现为它的绝对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全方位的市侩主义哲学以及无所不在的庸人气息。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只有“文革”堪与之比。所不同的只是它多了不少铜臭，少了许多真诚。人们有理由担心，文化的沙漠正在向我们逼近。然而可悲的还不是这种文化的贫困，而是这种贫困的反讽：无知中的自以为是。我们有许多批评家习惯于操着西方社会的理论话语夸夸其谈，殊不知拣来的只不过是西方社会的文化垃圾而已。德国批评家汉斯·迈耶讲了点实话：现在的西方文化已走进了死胡同。一边是艺术家深深的寂寞、绝望和悲剧，另一边是文化企业的堕落，其堕落达到的程度，连善于揭资本主义疮疤的阿多诺在世时也没有诊断出来。因此他断言：我们已不再有文化（见《文艺报》1994.8.6）。人家尚且有此自知之明，我们拾人牙慧而不自知，不是更可悲、更没文化呢？
其次是文化的优劣问题。既然是在现代性的基准上进行文化选择，就不能不考虑文化的品位而只讲文化的存在，事实上前述所谓文化之“无”也不是绝对的“无”，而是一种品位的“劣”。近年来在文化界人士中经常提到一种现象，叫“文化不可通约”，我以为也可看作是文化价值层次上的不可同日而语。本世纪近百年来，中国文人使出浑身解数，用最快的速度匆匆搬演了西方舞台上的各种节目，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时下正在兜售之中，然而在那些文坛才子们高谈阔论的文字后面，人们看到的是对于个体书摊上的行尸走肉文学的纵容，是对文学艺术人性意味和精神价值的亵渎。回顾近10年来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化观念的引进，除了局部的真理性之外，总体上并无多少积极意义，而文学作为民族文化整体的综合表征，它应当是对人类一切优秀精神遗产的积极的反思，而不是认可一切既成的现实。高层次的文化系统主要是一种规范和批判的功能，它是面向终极价值的呼唤，因此，优秀的文学家常常是天生的遗世独立者。
最后是文化的通变问题。文化选择向人类浑朴的本真状态的回归，这反映了现代人类对诗意生存的向往和摆脱异化的渴望，因此，现代派的大师们对此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只要看一下尼采对酒神精神的颂扬，荣格对原始意象的向往，海德格尔对诗意栖居的钟情，马尔库塞对审美之维的构想，我们就可以明白文学的现代性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样子了，也可以明白他们何以不约而同地向东方文化顶礼膜拜了。说到底，现代性之含义不在于概念如何新潮，时间是否后起，它是对于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思能力，也是对诗性智慧和终极价值的探寻。在这个意义上，复归不等于复古，它是站在现实生存的理性层面上的一种价值判断。刘勰提出了“通变”的命题，认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通”即师古，“变”即避俗，两者相辅相成，都是对于“原道”之类即终极价值的追问。中国文学史上复古运动不绝如缕根源即在于此。因此，“通”不等于泥古不化，“变”也不是随波逐流，这在当前的文化选择中是一个亟待明确的原则立场。黑格尔在其绝对理念辩证发展的思辩过程中曾经预见到“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的终结”，这个局面现在事实上已经出现，只不过这种“变”的趋向不是黑格尔预言的导向宗教和哲学，而是导向一种小市民的犬儒主义。由于“文化工业”的破坏作用，文学的形而上学之路已经不“通”，文学天才们的创造力浪费在满足小市民趣味的娱乐需求上，一切都成为消费的对象，包括搜奇猎艳的新闻和窥淫偷情的禁果。许多人把这看作是当代文化的多元发展，以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不可避免的精神伴生现象。这是一种误解。西方社会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而“后现代”文化只在6、70年代时兴了一阵子很快就归于沉寂，社会主流始终还是冷静务实的，我们所理解的那种醉生梦死，在人家看来也是社会怪胎，而其文化精英们关心的始终是“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归宿问题。由此可见，文化上的通变，实质是指终极价值的勾通和摆脱凡俗的努力，从人类对于精神家园的渴望来看，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现代性是否必要都是值得怀疑的。
（三）
价值定位和文化选择的廓清，最终落实在理论建构的成熟上，这是一个时代文学精神的逻辑形式，使用恰当的批评话语对文化的意义做出精确表述，常常是一种理论体系在现代性的意义上获得成熟的标志。有人说19世纪是创作的世纪，而20世纪则是批评的世纪，这是有道理的。20世纪文学的最伟大特色是思辨能力的提高，是理论思维对文学创作的大规模介入，是诗与思的交相融汇。因此，在20世纪当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和文化本体论以及巨大的历史穿透力，那是不可想象的。同样，20世纪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也对文学的品位、层次、格调、魅力负起了更多的责任，因为理论家以某种审美导向参与了文学活动的全过程，他是文学精神的理论旗手，用这样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不能不说惭愧得很。尽管我们学西方学得是那样勤奋，那样虔诚，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不断揭竿易帜，竟相标举，还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是否存在文学理论？不但理论的有无尚待存疑，就连“文学是什么”也成了问题，因为我们的理论并没有揭示中国文学的本性，引进的理论又存在文化上的不可通约性，所以我们还没有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观，我们的理论批评基本上只有文用论，没有文本论，是一种缺少形而上学追求的实用主义理论。在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下，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文学现象，理论批评的苍白无力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有的理论家试图把商品性引进文学理论体系中来，也有的理论家极力鼓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还有人干脆把艺术生产与商品生产等同起来，这些似乎是坚持了反映论的文学见解，实质上恰恰是对文学本性的深刻误解，因为他们对社会、艺术和文本都存在某种误读，从而在理论操作上把问题平面化、庸俗化、简单化了。这就为现代性的理论建构提出了新的课题。
首先是如何看取社会。对社会的认识和评价是切入文学现象的前提，也将决定理论表述的理性深度。如果从社会发展的精神尺度考察，我感到我国社会的实际进程仍然处在理性主义的启蒙时期，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已经失落了的那些东西例如上帝观念、人的价值、理性精神等我们还汉有真正确立起来，换言之，即使已经确立起来，这些东西也远非过时。因此，企图杜撰一种中国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神话，只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事实上，当今社会的大多数人还是活得很压抑、很苦闷。信念的迷茫、价值的失落、正义的沦丧，乃至良知的泯灭，都在呼唤文学的启蒙责任，呼唤一种人道主义的激情。但是，理论界误读了社会这个大文本，他们表现了惊人的麻木不仁。例如现在人们已不屑于谈社会而热衷于谈“生命”，“生命意识”成了一个时髦名词。应当说它揭示了表现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但这命题的深刻性目前已受到调侃：一是某些生命意识缺乏应有的现实品性，显得浮泛、肤浅、做作，他们抛掉了其中的社会性内容和巨大的文化内蕴，而仅仅将其归结为单纯的性意识，似乎生命现象除了本能需要渲泄之外再没别的了，有些情调不过是西方时髦在中国的不伦不类的附庸风雅；二是生命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非理性的同义语，一些人过分渲染和推崇生命的感觉化、情绪化、模糊化的一面，而对生命固有的理性内容则持回避态度，从而极大影响了作品艺术思考的深度和把握生活、历史与人生的准确度与力度，听任生命冲动的惯性而信马由缰；三是生命意识的贵族化倾向带来了主体情感的自我贬值，一些人把它变成了招摇过市的标签，以表现“生命”来显示自己的“新潮”和“现代”，同时又把个人的有限的痛苦视为代表一代人的巨大痛苦，俨然以“时代的良心”自居，而实际上在这种夸张了的痛苦后面却是一片空白。他们对人类生命的普遍状况可以说是毫无所知。而文学的意义在于保持一种真正的生命激情以后抗精神叛变的黑暗，自觉保持一种赤子血性而与人类的高贵灵魂勾通，断然拒绝一切庸俗和堕落。
其次是如何看取艺术。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文学本体论考察，我们应当对文学的本质、对象、功能做出科学的理论界定，这是建构现代文艺学框架时一道不能逾越的关口。前述所谓中国文学只有文用论没有文本论，就是指它只在功能论的层面上描述，而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界定，例如意识形态论着眼的是思维对存在的反映，形象典型论着眼的是主观对客观的适应，经济决定论着眼的是精神对物质的附丽，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势，即把文字简单地附骥于经济的事实上。现在市场经济大潮涌来，我们又提出了“市场经济与文艺”的命题，也是这种定势的反映。其实市场经济与文艺之间并无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把它们简单起来，只会造成一种错误的思维导向和理论上的混乱。文学按其本性来说它是一种人类主体生命体验诗意表达的象征形式，是一种极富个人冥想色彩的独特的人生感悟，无论是就一个作家的全部创作过程来看，还是就一个时代的全部创作成果来看，如果没有“收视返听”式的玄思冥想，没有自我封闭式的心灵独白，而只是一味顺从地复制别人和再现社会，总是急不可耐的加入一个时代的共同主题和潮流，那就是文学的最大悲哀，也是艺术的最大失败，而艺术的使命即在于反抗世俗捕捉天籁，引导人类走向生命的诗境。这就要求文学在与世界的对话过程中应当超越表层的社会情绪，如共同的牢骚和伤感，共同的嘲讽和颓废等，而极大地突进到人性的层面，关注人之为人的那些深层的体验和律动，以及更具形而上色彩的生命的个体深度。对人性的关注必然要导致生命的激情，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感体验。现在侃风大盛，在那些试图走出“深度”步入“平面”的批评话语中，我们已经感受不到那种悲天悯人的激动和超凡脱俗的悲壮，这是艺术的自我放逐；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艺术是一种神话，一种人类的高度想象力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一种最纯净天真的原始生命精神。现代神话—原型批评的根本动机，就是找出文学与神话的内在关联，接通人事与天道的神秘联系，这是现代人的心灵归宿。
最后是如何看取文本。它衡量的是一种理论观点处理作品文本的视角、能力及其所达到的真理性高度。面对文学新变，我感到我们的批评武器是贫乏的，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方式和视点能使我们在操作中茅塞顿开。现有的各种批评话语，例如“后现代”、“后新潮”、“新体验”、“新状态”等都给人一种“冷饭新炒”、无病呻吟之感，有些说法几乎就是一种黔驴技穷之后的“突围表演”。他们缺少对于当代文本的纵深把握和理论上的穿透能力，满足于新名词的花样翻新。我以为对于当代作品文本的理论阐释必须明确这样几个前提：即当代社会芸芸众生目前所处的困惑、焦虑与尴尬的境遇；文化回归的时代潮流与文人的疏离心态；象征主义的现代复兴所带来的文本操作的寓言效应；以及由于存在本身不可言说而形成的直面本相的还原叙述。这给当代作品的文本构成带来了极为深刻的美学转变。这种转变突出表现为对“原生形态”的重视，对生存的本身的平庸、丑恶与悲剧的关注。以往那种经过理性提纯的寓于崇高性、戏剧性的人生画卷不见了，生命常态中的苦难历程得以“恬然澄明”、“亮光朗照”。这是一个极富现代性的理论命题：审美价值是不是文学的一种普遍性特征？或者还可以这样提问：是否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美学？我们被文学的“审美愉悦”性蒙蔽得太久了，以致于使文学从黑格尔那里的绝对理念发展环节沦落为现代人手中的百无聊赖的消遣工具，这是文学的发展还是它的不幸？全部问题只在我们对文学本性、文本构成太过于理想化、太自欺欺人了。我们常谈论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其实如果从彻底的意义上说，丑就是真，丑既是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又是其可笑之处，表现在文本构成上的最大特色就是荒诞命运、尴尬情结、反英雄形象，这可能会使美学上的“先定和谐”论者感到难堪，但这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类理性越是进步，越应敢于直面本相，而本相又是非理性的丑，这就是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对痛苦、死亡的体验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我们民族据说是“乐感文化”，这使我们养成了一种“苦中取乐”的阿Q精神，“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美文”的观念提供了玩文学、玩人生的理论根据。由此可见，我们关于文本构成上的唯美时尚，对于文风日下确实难辞其咎。为了人类的清醒，文学不能拒绝丑恶，不能没有审丑。美与丑是人类生命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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