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的词学批评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目论文,提要论文,试论论文,四库全书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自康熙时起，由朝廷大量纂修官书。除前朝例有的经、史类官书外，“欲极赋学之全 ，而有《赋汇》；欲萃诗学之富，而有《全唐诗》，刊本宋、金、元、明四代诗选”（注：《历代诗余序》，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清内府本《历代诗馀》。）。值 得注意的是，还由赋学、诗学而及以往一直被摒弃于官书之外的词学。康熙四十六年(1707)
编成的《历代诗余》一百二十卷，是一部大型的历代词选。此书选词九千余首，分调编排， 选量与时间跨度均超过《词综》。康熙五十四年(1715)，继万树《词律》之后，又编成《词 谱》四十卷。两书均由康熙“亲自裁定”，书前冠以《御制序》。参与纂修《历代诗余》、 《词谱》的，不少是于词学修养有素的名家，如杜诏，字紫伦，无锡人。有《凤髓词》三卷 ，《浣花词》一卷，《蓉湖渔笛谱》一卷。顾贞观评曰：“浣花风流蕴藉，词如其人，丽而 则，清而峭，晏、周之流亚也。”宋荦则谓其“词品在草窗、玉田之间”。又如楼俨，字敬 思，义乌人。有《蓑笠轩词》四卷。他的《群雅集》一卷，是历代文集中少见的全部是论词 的专集。《历代诗余》、《词谱》二书，以“钦定”的名义列入官书，这是宋以来所没有的 ，反映了词学进入子正统文学的行列，得到朝廷的官方认可。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秉 承康熙时的余风，于集部独辟词曲一类，收《花间集》以下主要是宋人词集一百余部，每一 种词集又撰有提要，对唐宋以来词的历史进程、两宋各家词集版本等作出系统评述，这是历 来视词为小道而终于进入庙堂所带来的词学观念的重大变化。
一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是有所承袭、有所凭借的。从目录学上说，为词集撰写提要始 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该书卷二一专设“歌词类”，收录唐宋词集一百二十部。陈 振孙为之撰写解题，展开评论，开创了以目录提要为载体来开展词学批评的先河。陈氏受传 统文论的影响，拈出“词格”一说以论词。如《赤城词解题》称陈克“词格颇高丽，晏、周 之流亚”。论词重词格，论人则重气节。故陈氏对张元干、黄公度等人的一身正气甚为推崇 。《芦川词解题》介绍张元干生平，仅以“坐送胡邦衡词得罪秦相者也”一语，然其崇敬之 情已溢言表。《知稼翁集解题》也只用寥寥数语介绍黄公度：“坐与赵忠简往来，得罪秦桧 ，流落岭表”，然也隐含了对其人品的褒扬。反之，对康与之等人品低下者则不满。《顺庵 乐府解题》批评说：“（康）与之父倬惟章诡诞不检，事见《挥麈录》。与之又甚焉，尝挟吴 下妓赵芷以遁。与苏师德仁仲有隙，遂与苏玭训直之狱。玭，仁仲之子，而常同子正之婿 也。与之受知于子正，一朝背之，士论不齿。周南仲尝为作传，道其实如此。世所传康伯可 词鄙亵之甚，此集颇多佳语，陶定安世为之序，王性之、苏养直皆称之，而其人不自爱如此 ，不足道也。”
受《直斋书录解题》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也贯穿着以气格论词的批评原则。 如《于湖词提要》称张孝祥《六州歌头》词“其忠愤慷慨，有足动人者矣”，即以“忠愤慷 慨”作为其崇尚的气格之一。《稼轩词提要》以“慷慨纵横”之气论辛弃疾：“其词慷慨纵 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平斋词提要》以“抑塞磊落”之气评洪咨夔词 ，《竹斋诗余提要》以“沉郁苍凉”之气评黄机词，《坦庵词提要》以“萧疏淡远”之气称 赵师侠词。以气格论词，即要求词人抒发真情实意，作品内蕴充实，境界阔大，笔力高健深 厚，首尾一气贯通。同样，《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论人也重气节。《龙洲词提要》引《 渚山堂词话》云：“改之《沁园春》‘绿鬓朱颜’一阕，系代寿韩平原。然在当时，不知竟 代谁作，今亦无从详考。观集中《贺新郎》第五首，注曰：‘平原纳宠姬，奏方响，席上赋 。’则改之且身预南园之宴，不止代人祝嘏矣。盖纵横游士，志在功名，固不能规言而矩行 ，亦不必曲为之讳也。”韩平原，即韩侂胄。《宋史·宁宗纪》（庆元五年）“九月庚寅朔 ，加韩侂胄少师，封平原郡王。”四库馆臣认为，刘过在韩侂胄席上为其献词，有失气节 。
从版本学上说，《四库全书》所收宋人词选与宋元词话，相当完备。宋词别集则主要来自 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共六集九十一卷，收晏殊《珠玉词》至卢炳《烘 堂词》凡六十一家。“其次序先后，以得词付雕为准，未尝差以时代”（注：《宋名家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四库全书》则 按作者时代先后重行排列。李清照《漱玉词》、朱淑真《断肠词》未见于《宋六十名家词》 ，故从毛晋另刻之《词苑英华》本。四库馆臣肯定“唯晋此刻搜罗颇广，倚声家咸资采掇” （注：《宋名家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但对其存在的校勘问题，也作了批评。此类批评，虽不属严格意义上的词学理论批评， 但所关注的，实乃理论批评之依据。因为，在一纸鲁鱼亥豕的文本上展开批评，其结论必不 可靠。毛晋刊刻众家之词，传词之功不可没，但疏于校勘亦是事实。对此，四库馆臣时有批 评。如《乐章集提要》指出：“宋词之传于今者，惟此集最为残阙。晋此刻亦殊少勘正，讹 不胜乙。”尤为重要的是，此项批评对词籍校勘起到强烈的推进作用。词籍之校勘，宋时已 发其端。但校词而成专门之学，则直待至《彊村丛书》而臻于完善（注：参见《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而《彊村丛书》等 词籍校勘的典范之作的出现，则与《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重视词籍校勘分不开。
毛晋于《宋六十名家词》各有题跋，这些题跋往往成了四库馆臣撰写提要的出发点。毛晋 《芦川词跋》谓张元干：“平生忠义自矢，不屑与奸佞同朝，飘然挂冠。绍兴辛酉，胡澹庵 上书乞斩秦桧，被谪。作《贺新郎》一阕送之，坐是与作诗王民瞻同除名。兹集以此词压卷 ，其旨微矣。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真堪与片玉 、白石并垂不朽。”《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介绍张元干时，赞同毛晋的观点。说：“毛 晋跋曰：‘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可谓知言。”（注：《芦川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但 对毛晋的有些言论，四库馆臣则有所批评。如毛晋《平斋词跋》谓洪咨夔：“其诗余四十有 奇，多送行献寿之作，无判花嗜酒之篇。昔人谓王岐公多富贵气，余于舜俞之词亦云。”而 四库馆臣则表示异议：“晋跋乃徒以王岐公文多富贵气拟之，殊为未允。”（注：《平斋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这样的异议属
于正常的学术争论。但有一些批评意见则显得意气用事。如《东浦词提要》说：“毛晋刻其 词入《宋六十名家词》，又诋其虽与康与之、辛弃疾唱和，相去不止苎萝、无盐。今观其词 ，虽庆贺诸篇，不免俗滥，晋所摘《且坐令》中二句，亦体近北曲，诚非佳制。然宋人词 内，此类至多，何独刻责于玉。切集中如《感皇恩》、《减字木兰花》、《贺新郎》诸作， 未尝不凄清宛转，何独摈置不道，而独纠其‘冤家何处’二语。盖明人一代之积习，无不重 南而 轻北，内宋而外金，晋直以畛域之见，曲相排诋，非出于公论也。”《东浦词提要》认为， 明人有“重南而轻北，内宋而外金”的“畛域之见”，由此而认定毛晋对韩玉这位“由金而 入宋”者的评价也是不公正的。此论实已越出词学范围，正如饶宗颐所言：“《提要》讥及 明人重南而轻北，内宋而外金，则涉及题外而不中理。”（注：饶宗颐《词集考》，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3页。）对此，当区别对待。
二
从词学渊源上说，《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是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后继者，但在继承的 同时，又有更张。康熙三十年(1691)《词综》问世，标志着浙西词派的确立。乾隆三十八年 (1773)，四库开馆时，浙西派领袖朱彝尊虽已去世六十四年，该派另一盟主厉鹗也已离世近 二十年。但该词派仍占据着词坛中心。四库馆臣中的吴锡祺，则是浙西词派的后劲，有《有 正 味斋词》五种，始终尊奉浙派宗风。《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采纳与溶入浙西词派的理论 ，是当时词学环境所致。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对浙西派的继承，首先体现在对《词综》的认同上。《词综》 共三十卷，前二十六卷系朱彝尊所编，后四卷则由汪森所编。对此，《词综提要》评价说： “是编录唐、宋、金、元词通五百余家。于专集及诸选本外，凡稗官野纪中有片词足录者， 辄为采掇。故多他选未见之作。其词名、句读，为他选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皆详考而 订正之。其去取亦具有鉴别。盖彝尊本工于填词。平日尝以姜夔为词家正宗，而张辑、卢祖 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为之羽翼。谓自此以后，得其门者或寡。 又 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又谓论词必出于雅正，故曾慥录《雅词》，鲷阳 居士辑《复雅》。又盛称《绝妙好词》甄录之当。其立说，大抵精确。故其所选能简择不苟 如此。以视《花间》、《草堂》诸编，胜之远矣。”这里，四库馆臣对浙西词派尊姜夔、重 南宋、倡雅正的词学主张表示赞同，认为“其立说，大抵精确”。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四 库馆臣也贯穿着这一态度。如对浙派崇尚的姜夔词，一方面在提要中给予很高评价：“夔诗 格高秀，为杨万里等所推。词亦精深华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其诗 所谓‘自制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者，风致尚可想见。”（注：《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另一方面，对其词集的
收 录也予特别的待遇，共收了两种。除在卷一九八中收乾隆二年(1737)陆钟辉刊本《白石道人 歌曲四卷别集一卷》外，还将《宋六十名家词》本《白石词》一卷置于存目中。对浙派所推 重的其他词人，四库馆臣也颇加赞美。如，称史达祖词“清词丽句，在宋季颇属铮铮”（注：《梅溪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 谓蒋捷“其词练字精深，调音谐畅，为倚声家之榘矱”（注：《竹山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称张炎“以之接武姜夔，居然
后劲。宋元之间，亦可谓江东独秀矣”（注：《山中白云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
浙西词派所倡导的“雅正”的论词要求，同样也在《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中得到贯彻 。首先，在内容上要求“其词亦婉约娴雅，无酒楼歌管簪舄狼藉之态”（注：《
窟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反对“尘容俗状 ”的“寡味”之词，尤其是那些“谀颂上官之作”和“寿人及自寿之作”。卷二○○《芸窗 词提要》评张榘：“其词仅五十首，而应酬之作凡四十三首。四十三首之中，寿贾似道者五 ，寿似道之母者二。其余亦大抵谀颂上官之作。尘容俗状，开卷可憎。”卷二○○《洛水词 提要》评程珌词“中多寿人及自寿之作，颇嫌寡味”；《筠溪乐府提要》也指出：“自《 虞美人》以下十二首，皆祝寿之词。颟顸通用，一无可取。”其次，在语言上提倡“语工而 入律”的“清词丽句”。如《故溪词提要》称李之仪“小令尤清婉峭蒨，殆不减秦观”； 《 溪堂词提要》称谢逸《江神子》词“语意清丽”；《无住词提要》引胡仔语赞陈与义词“清 婉奇丽”；《芦川词提要》称张元干词“多清丽婉转，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天籁 集提要》称白朴词“清隽婉逸”；《蜕岩词提要》谓张翥“其词乃婉丽风流，有南宋旧格” 。而对那些“浅俗”、“俚俗”、“甜熟”、“鄙俚不文”的语言，甚为不满，认为“有 乖雅调”。
但浙西词派“尊姜史而厌辛刘”，门庭过窄，招致不少异议。《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 于浙西词派论词虽有承袭，但一些重要的异议也由此肇端。浙派重南宋，然只局限在姜、史 等人，即使是被视为姜、史同流的吴文英等人，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四库馆臣则以纠偏 ，认为“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其词则卓然南宋一大宗”（注：《梦窗词四卷补遗一卷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将其置于 词史中来评价。在对北宋词的态度上，四库馆臣也克服了浙派的某些片面性。朱彝尊曾声称 “不师秦七，不师黄九”（注：朱彝尊《解珮令自题词集》，上海书店《清名家词》本《曝书亭词》。），但四库馆臣对秦、黄则没有如此偏见。《山谷词提要》指出： “顾其佳者，则妙脱蹊径，迥出慧心。”《淮海词提要》也说：“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 则 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在评价《草堂诗余》时，也纠 正了浙派之偏见。朱彝尊在《孟彦林词序》中，主张“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 所役”（注：《四部丛刊》本《曝书亭集》卷四十。），甚至说《草堂》的选编者“可谓无目”。《类编草堂诗余提要》颇有针对性地指
出：“朱彝尊作《词综》，称草堂选词可谓无目，其诟之甚至。今观所录，虽未免杂而不 纯，不及《花间》诸集之精善。然利钝互陈，瑕瑜不掩，名章俊句，亦错出其间，一概诋排 ，亦未为公论。”既承认《草堂诗余》不如《词综》完善，又不一笔抹杀，为公允之论。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是对浙西派词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还表现在对词的“寄托” 的认识上。所谓寄托，本是诗学理论的范畴，强调作者的政治理想、政治情怀要在作品形象 与意境中含蓄寄寓。在清代有意识地提倡以寄托论词的，是嘉庆年间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他 指出，词“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 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注：张惠言《词选序》，道光重刻本《张氏词选》。）
。此前，朱彝尊也已有所认识。他一方面从词人创 作的角度指出：“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 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于《离骚》、变《雅》之意，此尤不 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注：《陈纬云红盐词序》，《四刻丛刊》本《曝书亭集》卷四十。）
另一方面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指出：“诵其词可以观其志意所
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之《橘颂》之遗音乎？”（注：《乐府补题序》，《四部丛刊》本《曝书亭集》卷三六。）这
是朱彝尊在解读南宋末年唐珏等人的咏物词时的体会，他认为这些咏物词寄托了作者的“身 世之感”，含有言外之意。四库馆臣也特别看重“备写身世盛衰”之词。《山中白云词提要 》指出：“（张）炎生于淳祐戊申。当宋邦沦覆，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 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遵循这一批 评思路，四库馆臣对一些寄托遥深的词给予肯定。如《珂雪词提要》称曹贞吉“其词大抵风 华掩映，寄托遥深。古调之中，纬以新意”。同样，在《鸣鹤余音提要》中，四库馆臣“不 以文字工拙论”，认为该集所录之词，“寄托幽旷，亦时有可观”。这里所说的“寄托”， 与朱彝尊所说的“假闺房之言，通于《离骚》、变《雅》之意”实质相同。不同的是，四库 馆臣还借鉴了诗学批评中“寄托”一词来运用，这就从批评术语到批评实质两方面发展了浙 西词派的批评理论，同时，也为随后而起的常州词派的寄托理论打下了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的词学批评，对常州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周济同样也有一定影 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对周邦彦的评价上。四库馆臣针对浙派轻北宋的倾向进行纠偏时， 肯定了周邦彦词的艺术地位。《沈氏乐府指迷提要》评沈义父的论词要义时说：“其论词以 周邦彦为宗，持论多为中理。”沈乐“论词以周邦彦为宗”，是在其《乐府指迷》中体现的 ：“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 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学者看词，当以《周词 集 解》为冠。”对此，四库馆臣予以认同，并将周邦彦词“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调”所达 到的艺术境界，评定为“浑然天成”（注：《片玉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
，这对周济的论词具有明显的启发性。周济从词的审 美鉴赏出发，提出“浑化”一说。要求作品章法严谨，浑然一体，结构上不见人工斧凿堆造 之痕，而清真词即已达到此种境界。他说：“清真浑厚，正在钩勒处见。他人一钩勒便刻削 ，清真愈钩勒，愈浑厚。”因而要求作词能“以还清真之浑化”（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介存斋论词杂著》附录。）
。周济以“浑厚”、“浑 化 ”论词，推崇清真，显然与《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对清真词的批评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
对词体特征和词史演变规律的探讨，无疑是词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词作为音乐文艺，是 伴随着隋唐燕乐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诗乐结合的新型诗体，具有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属性。但 这种双重属性，在词的发展过程中，有分有合，变化不居。因此，探讨词体特征，考察词史 演变规律，两者必须有机结合。换言之，在探讨词体特征时，必须要有史的意识，这样才能 认识词体特征的丰富性。同样，在考察词史的发展轨迹时，认识到了词体特征的丰富性，才 会理解词史发展的阶段性。
对此，清代学者作过不少的探索。如汪森《词综序》在追溯词的起源时，从词与古诗在外 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去思考，认为：“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 》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 铙歌》十八篇，篇篇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诚然，长短参差的句式，是词体的外在特征 之一，但不能据此将以往具有这一外在特征的诗歌如《南风》之操推为“词之源”。汪森的 错误在于忽略了词之源起实系于音乐系统的变异兴废这一关键问题。因为，他所说的周《颂 》等诗歌中的“长短句”，与词中的“长短句”同形而异质。比较而言，四库馆臣对词体的 认识要深入得多。虽然，其中也有“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之类的话（注：《四库全书部总目》卷一九八“词曲类”。），但不像汪森那样以外在形式为依据，将两者的关系加以坐实，而重在说明词与乐府一样， 均与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具体分析时，四库馆臣能将词乐与词史结合起来。如《 宋名家词提要》指出：“词萌于唐，而盛于宋。当时伎乐，惟以是为歌曲。而士大夫亦多知 音律，如今日之用南北曲也。金元以后，院本杂剧盛，而歌词之法失传。然音节婉转，较诗 易于言情，故好之者终不绝也。于是音律之事转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其宗宋 也，亦犹诗之宗唐。”这里，既指出了音乐对词体的主导作用，尤其在唐宋时期，词对音乐 的 依赖：“盖当日之词，犹今日里巷之歌，人人解其音律，能自我制腔，无须于谱”（注：《钦定词谱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也看 到了在词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词、乐分离的趋向。即当“歌词之法失传”后，“于是 音律之事转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对词体特征作这样的认识，是符合词史发 展实际的，因而也是把握住了词的艺术本质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四库馆臣在考察词史时，也尊重不同时期不同词人的创作风格，而不是 用 一成不变的模式来衡量。在描述唐宋词的发展、演变轨迹时，即是用变化的眼光来观照，如 《东坡词提要》曰：“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 居易。至轼而又有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 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有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四库馆臣看到， 从晚唐到两宋，词经历了多次的变化。正是有了这些变化，才使词的艺术风格出现多样化， 才使词史得以发展。不管是柳永，还是苏轼、辛弃疾，他们都在推动词史的发展，因而，人 们对此“不能偏废”。这样的词史观也体现在对词人的个案分析中，如《乐章集提要》评柳 永词时指出：“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 好之者终不绝也。”这里肯定了柳永词为人接受的原因，就在于柳永词符合传统词的“本色 ”特征。但对突破“本色”传统的稼轩词，四库馆臣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词慷慨纵横， 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 不废。”（注：《稼轩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在此之前，有些批评家，要么无视词的变化，要么对这种变化持否定态度，即固
守所谓的“婉约”传统。四库馆臣则不同，他们既认识到词是在不断变化的，又承认变化前后的词都是整个词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比较正确地把握住了词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四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之所以取得如此丰富的词学批评成就，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两 点似值得专门陈述。
第一，词籍提要的撰写者大都具有深厚的词学修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尽管我们目前还没 有考证清楚提要的撰写者究竟为谁，但四库馆臣中的不少学者，本人也都写词，如王鸣盛 有《谢桥词》二卷，蒋士铨有《铜弦词》二卷，陆锡熊有《篁村词》一卷，姚鼐有《惜抱轩 词》一卷，钱载有《万松居士词》，程晋芳有《勉行堂诗余》，余集有《忆庵剩稿附词》， 邵晋涵有《南江诗文钞附词》。总纂官纪昀虽未闻作词，但他长于衡文评诗，辨析源流，艺 术鉴赏尤为精到，见地甚高。曾评《文心雕龙》，评《苏轼诗集》，评《李义山诗集》，评 方回《瀛奎律髓》，所评每每超越常流。《纪文达公遗集》中有关唐宋诗文的题跋亦复不少 ，可见他于集部的研索有着长期积累。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所开展的词学批评 ，是以批评者精深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基础的，其批评也就别具慧眼。如对姜夔 词旁谱的批评就具有预见性，《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提要》指出：“其九歌皆注律吕 于字旁。琴曲亦注指法于字旁，皆尚可解。惟自制曲一卷，及二卷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 吟商小品、玉梅令，三卷之霓裳中序第一，皆记拍于字旁。宋代曲谱，今不可见，亦无人能 歌。莫辨其似波似磔，宛转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节奏安在。然歌词之法，仅仅留此一线 。 录而存之，安知无悬解之士能寻其分寸者乎。”诚然，解读姜词旁谱，甚为艰难，四库馆 臣也难胜任。但他们意识到“歌词之法，仅仅留此一线”，故“录而存之”供后人探究。果 然，此后便不断有方成培、戴长庚、陈澧、张文虎、唐兰、夏承焘等学者，释此旁谱，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对当代词学研究成果的吸收。四 库 开馆，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终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历时二十年。期间，清代词学 业已取得不少成果。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择要吸纳。如姜夔词集，共收了两 种版本。其中，《白石词》一卷，为《宋六十名家词》本，《四库全书》置于存目；《白石 道人歌曲》四卷外集一卷，乃乾隆二年(1737)陆钟辉刊本，此本源出宋刊。四库馆臣舍毛刻 本，用乾隆刊本，即体现了对当代词学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和合理利用。因为，乾隆二年的 刊本，源出宋刊，传有陶宗仪钞本。与毛晋刻本相比，更具价值。故四库馆臣将此收入正目 ，而将毛本录入存目。此外，对厉鹗《绝妙好词笺》的收录，也反映了四库馆臣对最新成果 的及时关注。《绝妙好词》为南宋周密所选，元以后三百年间已罕见。乾隆十三年(1748)， 厉鹗与查为仁搜讨合作《绝妙好词笺》。乾隆十四年(1749)成书，翌年刊刻。此时离四库开 馆，仅隔二十三年。四库馆臣将之收录，撰写提要，加以评说，体现了其批评的时效性和前 沿性。其价值自然也就胜人一筹。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体现了乾隆时期的词学批评成就，具有重要的词学 理论价值。在批评形式上，它遥接宋代《直斋书录解题》，丰富了以目录提要为载体的词学 批评实践。在批评理论上，注重对词的本体特征和词史发展规律的理性分析；对浙西词派理 论有继承，也有超越；是乾隆时期正统词学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理论 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标签：四库全书总目论文; 四库论文; 直斋书录解题论文; 乾隆论文; 读书论文; 贺新郎论文; 草堂论文; 曝书亭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