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终结”① 与审美现代性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性自发轫起就饱受争议。虽说它的进步性值得肯定，但其自身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早在现代性初期，卢梭就揭露了现代性的野蛮特性。“文明人在奴隶状态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他一生下来就被人捆在襁褓里；他一死就被人钉在棺材里；只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的制度的束缚。”②（这种野蛮性伴随着现代性的前进步伐不断蔓延，致使人们对其产生了信任危机，人们担心现代性将要终结。进入20世纪后，这种终结之声响彻现代性整个庭院，久久挥之不去。既有艺术和哲学终结论，又有人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还有意识形态终结论和现代性终结论等。现代性似乎已经是土崩瓦解，行将就木了，尤其横空出世的后现代更直接指向了现代性自身的叙事方式。现代性似乎成了一个人人诛之的罪恶之物，一个必须被埋葬的腐朽之体。
毋庸置疑，现代性本身出了病症，表现为现代性动力变异、主体隐退以及人的精神动力式微等。现代性虽然处于危机之中，但它不会终结，因为现代性发展是不均衡的，“元叙事”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审美现代性也提醒着现代性不断反省和完善自身。
一、终结论：现代性病入膏肓？
较早的终结论应该算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1817年，在海德堡演讲时，黑格尔说：“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③ 这是他的绝对精神在逻辑上自我生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后来阿瑟·丹托进一步深化了黑格尔这个思想。丹托认为，随着精神的成长，作为它一个阶段的艺术将在对自身纯粹思考的耀眼光芒中蒸发掉，剩下的是更注重理论的哲学。黑格尔与丹托都强调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提升，艺术这种直观方式不再适应精神形式的需要，它要被更高一级的哲学取代。其中的辩证性虽然令人叫绝，但难以掩饰“理性的伎俩”，所以并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振动。阿多诺虽然延续着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但内容却大相径庭。他提醒人们，艺术真有可能像黑格尔在150年前估计的那样进入它的没落时代，原因在于标准化、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在严重威胁着艺术作为社会反题的立场，企图把艺术同化为统治秩序的“社会水泥”。本雅明也声称，机械复制技术消解了艺术品固有的光晕。阿多诺和本雅明这种现实关怀真正地触及到艺术的生存现状，所以远比黑格尔和丹托引出的社会反响大。
与黑格尔和丹托的观点相反，一些理论家提出了“哲学终结论”。海德格尔指出，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技术不需要思考，因此，承担思的任务的哲学已经完成使命，人转而应该以艺术方式“诗意栖居”，即哲学正在终结。德里达从语言（文字）符号本身的隐喻性出发，指出哲学和文学一样本身都具有隐喻性，即哲学也具有虚构性和未确定性。所以传统的不可解释的“大写哲学”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被解释的“小写哲学”。
如果说艺术和哲学终结论，让人还有点隔岸观火的悠闲之心的话，那么，人的终结则让人有点坐立不安了。福柯说，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无论是孤立的人还是集体的人都应成为科学的对象，都只是知识之序中的一个事件，即“人死了”。弗洛姆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利奥塔认为：“人不是语言的主人，人使用语言不是为了自己的交际目的或者表达自己的思想；除了由句子构成的宇宙赋予他们的身份外，他们别无任何其他‘同一性’。”④ 这些言论或揭露了人的主体地位在动摇，预言人将降低为被奴役的对象；或洞察到人的本性将改变，断言人将衰落到“非人”的地步。这对自启蒙主义以来辛苦建立起来自尊和自信的主体来说，不啻于一个巨大打击。
本来“人的终结”已经使人备受折磨了，而不期而至的人类文明或文化终结论无疑更如雪上加霜，让人不堪忍受。斯宾格勒慨叹道，由于金钱成为大地的主宰，金钱的王国成为这世界唯一的王国，因此，民主和自由实为金钱的奴仆，这将导致西方文化和文明衰亡。锡德尼·维伯和比阿特里斯·维伯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贫困、不平等的收入、悬殊的个人自由，以及与物质水平极不协调的精神状况等问题，这些与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极不相符合。尼采更是满怀激情地宣布“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渴望唤回酒神精神。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文明或文化终结论愈演愈烈。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丹尼尔·贝尔指出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福山则断言，由于自由民主制度战胜了像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这样的敌对意识形态，因此，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的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即原本讲究意识形态区分的历史将终结。另外，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大失控与大混乱》，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等论著，这些更是在现代性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而一些思想家则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现代性自身的叙事方式。利奥塔指出现代性赖以存在的“元叙事”已经不再可信了，其合法性受到了极大挑战。在他看来，后工业时期人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水平，而应更多关注碎片、差异和边缘这些曾被忽略的有价值东西。德里达把颠覆之手放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身上，认为由于它们假定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从而把整个世界和文明都固定于这种僵硬对立之上。阿多诺揭露了同一性的危害，他认为同一性导致人的异化、文化工业化、艺术意识形态化等。巴赫金也敏锐地看到“独自型”的一元权威强化了等级制，确立了权威和规则，但扼杀了人的创造潜力，窒息了人的蓬勃生机，从而导致了人性和社会的单一化、简单化和僵硬化。
从现代性的精神层面（艺术和哲学）——现代性主体——现代性自身叙事方式，我们看到现代性危机逐渐加深，现代性的信任危机不断加重。这是非常危险的，这表明原本支持现代性的人可能转为现代性终结者的同谋者，甚至直接就演变为现代性的颠覆者。这种打击对现代性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在现代性伊始阶段，它经常受到英雄般的礼遇和赞扬，而今却备受质疑和指责，这种两重天的巨大失落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在这种内忧外患处境中，现代性是否已是四面楚歌，病入膏肓了呢？
二、“终结论”产生的原因
这些终结论中，虽有些意指该事物的完美谢幕，而不是被动地消解，但它们凸现了苛求同一性的现代性的裂变，如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论；虽有些有夸大的嫌疑，有造势的企图，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总体来说，它们还是紧紧抓住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来谈，现代性危机的本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现代性动力的变异。现代性是流动性的（齐格蒙特·鲍曼语），就像一条河水一样奔腾向前；它也像一个“蒸汽压路机”（阿格尼丝·赫勒语）碾过了欧洲和殖民地，最后成为全球的支配性社会格局。现代性之所以能这样在于它有两个不竭的动力——技术和货币。现代性的序幕就是由新技术大规模使用拉开的，在新技术辅佐下，人的创造力不断扩大，人涉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阔。但是人对技术过分依赖促成了一种“技术万能主义”，结果精于算计的技术转而就把人算计为待沽的商品，此时，技术实质上在扮演着统治者“帮凶”的角色。“帮凶”的技术具有极强的社会控制功能，把人规范为一个言听计从的顺民。技术还起着蒙蔽和欺骗大众的作用。胡塞尔批判道，这种单纯的算计技术虽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但会掩盖直观的自然和理论原始、真正的意义。技术甚至扮演了邪恶意识的实施者角色。二战中，技术成为了纳粹快速而有效地屠杀犹太人的“合作者”，而今天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发挥着助纣为虐的作用。
同技术一样，货币的性质也变异了。跨区域的货币流通推动了现代性冲破地域和国家界限，使得现代性成为全球性的一种生活方式。货币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当它被推崇为衡量万物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圭臬时，它就被妖魔化了。莎士比亚曾痛斥了金子对黑白、丑美、错对、卑贱和尊贵的颠倒；齐美尔发现货币在不断地弱化人的精神，在把人化约为无情感的碎片，在培养人的“计算性格”。“计算性格”会催使人用计算方式来衡量一切，不但是显性的物质世界，就连隐性的生活价值本身也被人乐此不疲地计算着。由于经常要以计算方式来寻求连续不断的刺激和快乐，结果无限地追求快乐使人变得厌世，以至于到最后对什么都丧失了反应。这使人产生了“厌世感”，而人原有的那种乐观、热情和开朗等性格丢失了。
第二是现代性主体的被迫隐退。现代性主体——人曾经是那样辉煌和伟大，以致自然和万物都要向人类屈服，否则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灭种之灾。但时过境迁，主体之位已经岌岌可危，不但其内部涌现了诸多矛盾，如弗洛伊德对多重人格结构的揭露，拉康对“分裂人格”的分析；同时，外在质疑也不期而至，如尼采的“末人之死”和福柯“人之死”等。
人被从主体位置上拉了下来，是因为人产生了裂变——身体和精神分离。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逐渐被树立起来。人似乎可以藐视一切了，他无限度开发自然资源，无节制地屠杀动物，甚至进行种族屠杀。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能力和活动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却“缩小”了。古代的人可以同时担当几个角色，如杰出的哲学家、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等，而现在的人都往往会画地为牢，只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⑤ 卡夫卡的“变形人”、马克思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阿多诺的“石化”和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等，都表明了人不再是一个健全的生命体了，而是一个身体和精神相分离的异化体。
异化的人不再是一个光彩照人、自信心十足的现代性主体了，他开始了自责和自我怀疑。帕斯卡尔说“我”是可憎的，“每一个我都是敌人，都想作为统治其他一切的暴君。”⑥ 叔本华宣扬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诞生了。另外，人以悲观态度处世，开始自暴自弃了。巴塔耶把死当作自信的根源，认为只有在死亡光晕中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福楼拜体会到一种“现代的厌倦”，厌倦的主体不再是一个乐观的、有生气的人，而是一个活死人，一个不真实的人。更可怕的是，这种厌世和悲观之情的源头难以确定，它如同一个“柔弱的怪物”（布雷东语），可以浇灭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潜在的兴致，也将夺走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
在这种内忧外患处境下，人开始从主体位置上退却到写作之中以求缓解自己的厌倦之情。福楼拜把写作想像为摆脱乏味和获得自由的途径，布雷东把写作视为自身使命的追求，萨特更是将写作看作存在的方式，把“我”界定为“写我的那个我”。但是，即使人退到写作之中，他也无法再像巴尔扎克一样做一个文学上的“拿破仑”，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开创的事业。相反，人成为被语言掌控的对象。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⑦ 此时作者的真实身份需要由文本来界定，他的真实性要忠于文本，即作者沦落为写作工具。这样，不再是人在说语言了，转而成为了语言在说人。就是在这样逐步退却中，主体——异化的人——作者——写作工具——被言说的对象，人蜕变为一个被摆布的木偶。曾经强壮的主体隐退了，随之而来的是“人之死”和“作者之死”。
第三是人的精神动力式微。人的精神动力式微是现代性危机四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现代性动力衰竭和主体隐退的内在隐患。人有两种精神动力——快乐和否定。快乐，一方面可以激发人的内在欲望和内在的潜能，让人陶醉在一种自由愉悦和快乐享受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动力可以催发人的创造欲望，使人成为一个能力超强的人。前者带有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本我”的身影，后者具有尼采的“酒神精神”品格。
无意识和本我是人心理结构中最底层、最原始、最具野性的部分，它们遵从的“快乐原则”，目的就是如何宣泄性欲望（爱欲）和攻击欲望（死亡本能）。但是文明的发展却要压抑这些性欲望和攻击欲望，使人的这些快乐欲求降低到最小值。但是即使人把自己的快乐欲望全部托付给文明，贪婪的文明仍旧会增加新的“额外压抑”（马尔库塞语）来剥夺人更多的幸福。文明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人的幸福和快乐却丧失了。尼采自称自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位弟子，他认为酒神精神可以激发人的全部潜能，使人成为一个身体强健的人，同时也能把人的精神提升到一种乐观和果敢的境界。可是，在尼采看来，由于苏格拉底过分强调知识和科学，谴责和漠视酒神智慧和艺术，从而误导了西方社会对“酒神精神”的遗忘，结果悲剧衰落了，西方人体力和智力也相应地减弱了。
否定首先是人的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它的存在保证人是一个丰富矛盾体，而不是一个只知肯定和顺从他人命令的“单面人”。其次，否定是人看待事物的一种姿态，它确保人不被假象所蒙蔽，让人保持其真实感受。但是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人不但丧失了否定事物的意识和勇气，而且也丢失了反省自身的耐心。“人类中心主义”虽带给人自信和勇气，但也使人沉湎于盲目自己肯定中，而忘记反省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技术万能主义”把人简约为现代性“同一化”进程中的一个顺从者，一个人被剥夺了否定意识的人。另外，以“金钱逻辑”为准则的大众文化，它常以美丽的面容遮蔽大众的否定意识。在“金钱逻辑”制约和诱惑下，大多数作家炮制的是哗众取宠的“造势作品”，而非可以传世的“经典作品”。此时，知识分子推卸了自己“说出真理，揭露谎言”（乔姆斯基语）的责任，落伍为一个粉饰太平的社会维护者。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死了，存活的是一些没有棱角的知识分子。读者也会被这种造势作品蒙蔽眼睛，相信社会就是这样美好，从而在享受这种“画饼”过程中，被塑形为只知盲目肯定的“单面人”。
三、审美现代性——现代性的监督者
现代性是否已经是必须被埋葬的腐朽之体呢？回答是否定，因为现代性的启蒙和解放任务远未完成，“元叙事”仍处于被召唤之中。波德莱尔的启蒙现代性、霍尔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等，刘小枫的现代化题域等，这些思想共同点是肯定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现代性确立的一个首要标志。这说明现代性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消灭农民，实现工业化，但是全球范围内仍然有一些地区仍停滞在农业化层面上，工业化和现代化仍是它们主要奋斗目标。因此，全球的现代性是不均衡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质上是被排斥在现代性范围之外的，它们仍在期待着和召唤着启蒙和解放，所以“解放叙事”和“启蒙叙事”仍是现代性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还将继续生活在现代性之中。另外，一些具有反思意识的后现代思想家发现现代性和后现代是不可分割的，认识到后现代并不是一个不同于现代性的新时期，而是对现代性的某些特征的重写，是现代性的一个自我矫正的阶段。
因此，现代性不会终结。在审美现代性的监督下，它虽不断犯错误，但能尽快改进。审美现代性是围绕“完整的人”来审视现代性的批判性的艺术和美学形式。审美现代性拷问着所有威胁人的完整性的事物，包括技术、货币、人自身、大众文化以及现代性自身等。那么，审美现代性是如何批判和拯救现代性呢？
其一，在现代性动力方面，审美现代性批判“同一性”，提倡“非同一性”。在揭露出技术和货币已经神化后，审美现代性提出了对它们祛魅。祛魅的关键就是以“非同一性”打破同一性的禁锢，还原技术、货币和人的真实面貌。为此，阿多诺强调无限制的、毫不妥协的否定，甚至排斥“否定之否定”这种不彻底的批判。在持续的否定中，所谓的“技术万能主义”和“拜金主义”被褫去华丽的外衣，技术和货币恢复了其工具的原貌，人则恢复了主人身份。还原了本色的技术和货币将有效地发挥其动力作用，推动着现代性进一步前进，而人将重新施展其现代性主体的魄力，来更完善地规划和建构现代性。当然，此时虽然人、技术和货币都各归其位，各就其职，但是人在提防技术和货币再次篡权同时，更应反省自身对技术和货币的滥用，还应警惕自身对它们的敌视和误解。因为这种滥用、敌视和误解其实又是另一种“同一性”，它可能会压制技术和货币的潜力，会延缓现代性进程。因此，我们在批判技术和货币的缺点的同时，更要尽力地发挥其创造性和流通性，使它们充分展现出现代性动力的能量。这就是说，人与技术和货币之间应该始终保持一种“非同一性”关系，应遵循一种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独立的张力关系。这样，技术和货币既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来促进现代性向深广方面发展，也不至于僭越为人的主宰者，使现代性重陷不均衡的窠臼之中。
其二，在现代性主体上，审美现代性批判“非人”，肯定“完整的人”。审美现代性揭露了异化已经充斥在现代性的每个角落，包括人与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人与他的同胞、人与他自己等关系之中。如何拯救已经处于危机的人呢？席勒的“完整的人”、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人”、尼采的“超人”等，这些思想强调恢复已经被压制和遗忘的人的感性和人的否定能力，使人重新恢复为感性与理性、肯定与否定的统一体。这样的“完整的人”既不会随意地屈从于外在压制力量，也不会肆意地欺凌他者。他力图在自律和他律之间达到平衡，使自己的独立性和社会性达到和谐。而对于丧失了批判姿态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需要重新找回批判勇气，继续担当“说出真理，揭露谎言”的重任。已逝的赛义德无疑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极好表率。他执著地、激情地关注着第三世界人们（尤其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精神状况，无畏地批判当权者的话语霸权。结果，“三十年来，他富于创新的著作，正式的公共演讲，以及课堂的教学，意义深远地改变了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人看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改变了看待整个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方式。”⑧这样，人就会恢复其现代性主体的个性——乐观、果敢和勇于否定，而知识分子们仍将以“批判”姿态来看待现实。
其三，在人的精神方面，审美现代性摒弃悲观主义，宣扬乐观精神；批判单纯的肯定，主张否定和想象。卢梭揭露出文明对人的幸福和快乐的盘剥，席勒看到文明对人的感性的压抑，弗洛伊德揭露了文明对人快乐本能的限制，尼采发现文明对酒神精神的漠视等。为此，他们提出了“天真汉”（卢梭）、“游戏的人”（席勒）、“权力意志”（尼采）等观念，希望恢复人乐观、快乐的一面。另外，福柯洞察到文明史就是理性疯狂压迫疯癫的疯癫史，巴赫金提醒我们“独白式”传统对多元性的压抑，阿多诺则告诫人们注意权威人格的控制，马尔库塞揭露了文明对爱欲的压制等。为了反对压抑和保持人的否定权利，尼采宣告“上帝之死”，福柯断言“人之死”，巴赫金倡导“狂欢式”思维方式，阿多诺提倡无限制的否定，马尔库塞提出“绝对拒绝”等。此时“否定”从精神层面提升到社会姿态高度。只有坚守着否定姿态，人才能与社会保持一种距离，才能认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从而不至于随意被社会假象蒙蔽住眼睛。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发挥想象能力来构建一个理想的生活空间，此时的人既可以自由地运用认识能力和判断力，也可以快乐地施展想象力和创造力，即人将向全方位发展。
那么，人如何来保持快乐和否定两个动力呢？审美现代性把这个重担放在艺术肩上。席勒提出了在游戏冲动基础上的“审美教育”，巴赫金提出了“复调小说”理论等。他们认为人在艺术王国内是自由快乐的，而且这种艺术上的快乐可以拓展到现实中人的行为上。对于“否定”动力和姿态来说，阿多诺提出一种“反艺术”。这种“反艺术”击碎了社会企图同化的梦想，保持了艺术相对独立的身份，从而使得艺术能够继续承担批判社会与解放人们的责任。在对社会主要反抗力量——工人丧失信心后，马尔库塞把“绝对拒绝”的厚望寄托在艺术这块最后保留地上。为什么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他们这么信任艺术呢？在他们看来，艺术具有一种反抗的利器——审美形式。审美形式保证了艺术具有自律权利，使得艺术通过建构一个自己的世界来拒绝社会的控制，来恢复和发挥人们的真实感觉。“审美形式构成了自律，使艺术与‘给定的东西’区别开来。不过，艺术的这种超然独立产生出的不是‘虚假的意识’或纯粹的幻象，而是一种反抗的意识：即对在现实中随波逐流的心灵的否定。”⑨ 自律性使得艺术成为人们摆脱社会控制和发挥自己创造力的理想场所，在艺术中否定和快乐达到了完美结合，进而这种结合影响了现实中的人和现代性本身，使现代性趋向更完善和更合理。当然，艺术自身的局限性提醒人们艺术不可能完全担负起解放人这样的重任，因此，人们应该凭借多种方式来解放自身和反省自身，从而更有效地建构现代性。
结语
在审美现代性的监督下，处于危机中的现代性不再像初期和盛期那样意气行事了，它多了一份稳重和反思，即它进入了一个反思期。反思现代性反对同一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强调肯定与否定相结合的狂欢化思维方式，期待一种认同与批判相结合的最低限度的和谐秩序。在对话与和谐秩序中，现代性曾暴露出的危机可能会消失，也可能以新的方式浮现。这意味着审美现代性仍将担负着监督和批判现代性的重任，同时，后现代也将责无旁贷地分担这样神圣的责任。当然，审美现代性与后现代也并不是金瓯无缺，它们内在争吵声也此起彼伏，这往往影响他们的批判威力。但正是在这众声喧哗的语境中，我们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陌生东西的考验和挑战，这会刺激我们寻觅新的方法来解决陌生问题。就是在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答问题过程中，人将获得进一步的启蒙，人将更成熟起来。而这也恰恰是启蒙运动的主旨所在。
注释：
① 终结可指一个事物胜利完成使命，也可指一个事物被动地走向消亡，即事物处于危机之中。本文主要以批判角度来探究现代性涌现出的种种危机。
② 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页。
③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④⑥ 彼得·毕尔格著、陈良梅等译：《主体的退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5页。
⑦ 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8页。
⑧ 保罗·鲍威著、王丽亚等译：《向权利说真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⑨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