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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际差异”使“80后”特征鲜明
当下，打开电脑，翻开报纸，“80后”的概念可谓“满视野”。一些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也以此申报课题，举行研讨，开办讲座。那么，“80后”的概念是如何发端的？其发端的内在机缘是什么？
“80后”的概念发端于大众传媒，其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之类的新锐作家。正是这些上世纪80年代生人的作品如《三重门》、《北京娃娃》、《梦城》、《樱桃之远》等，以动辄几十万册的发行量，形成了偶像化的市场造势，由“80后作家群”演变而来的“80后”的概念便呼之而出。
从字面上看，以一个出生年代来构造一代人群似乎是成立的。从学术上看，却显得浮泛，且表述也不严谨和纯粹。尽管如此，我仍要在此表明，“80后”的概念在这个时候产生，在这个时候流行，不是偶然的一次思想碰撞，而是有其关涉社会变迁的背景和意义。
众所周知，1970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出版了《文化与承诺——论70年代各代人之间的新关系》一书，首次对“代沟”理论作了经典而系统的分析，引起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M.米德认为有的文化演变十分缓慢，属于“未来重复过去”型，也称“后喻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成年人的过去表示着新生代的未来，以至孩子是长者的身体和精神、土地和传统的后代。有的文化则演变得很快，属于“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型，也称“互喻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每一代人的行为应不同于父辈，以至强调青年人向同辈人学习。M.米德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因社会的运行节奏明显加快，承载的信息量成倍递增，青年人的经验“对未知的将来”具有“前喻文化”的理解，而生长了新的权威性，以至年长者不得不向青年人学习了。由此，这一方面可导致老一辈权威因迟钝、僵化而式微；另一方面则可促使新一代青年因敏锐、活跃而崛起，同时又因其间的地位转换涉及种种观念和利益的抵触，便构成代际间的分歧和冲突。
应该承认，中国学者对上述论述引用得很多，运用得很纯熟，但遗憾的是，大家对M.米德“代沟”理论更为关键、更为本质的部分很少关注——那就是真正具有典型意义的“代沟”，必然是经历了一场社会的“折断”，它应该包括战争、革命、政治事变、宗教改革、地震、瘟疫，以及科技革命等等。于是，经历过这场“折断”的一代人与没有经历过这场“折断”的一代人，便产生了“代沟”。
这就是说，实质性的“代沟”必然是在巨大的社会转型中产生的，或者说，巨大的社会转型必然拉开一条深深的沟壑，将经历者和未经历者阻隔开来。据此，M.米德认为，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人类史上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如此引申和推论，我们认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便是导致当代中国十分典型地出现“代沟”现象的根本原因。试想，“80后”父辈的一代与共和国同岁；“80后”一代与改革开放同岁，中间相隔的不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吗？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代际差异的“发生源”与“表现流”之间存在着20年左右的时空距离。所以，M.米德所说的发生在西方社会的“代沟”，其源头在上世纪40年代，其显现则在上世纪60年代(放射至上世纪70年代以后)；而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代沟”，其源头在上世纪60年代，其显现则在上世纪80年代(放射至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是因为一代人完成了从婴儿→少年→青年的成长，不仅体格发育了，知识丰富了，自我意识也成熟了。于是，对人生、对社会便产生独立的见解，便会向父辈争取对话的权利，并需要通过种种渠道极其鲜明地表达出来。
另外，社会经历了重大变革以后，各方面的机制因素、利益因素和关系因素通过调整、磨合，形成了新的结构和新的运作，就会有许多新的观念、新的规范、新的行为需要获得标树和伸展。正是立足在这个角度，可以认定在社会关系的领域里产生“80后”的概念，是正常而合理的，其学术背景就是“代际差异”的理论。
至于当下传媒中频频出现“70后”、“90后”，甚至还有“60后”、“85后”等等说法，似乎十年就可划分出一代人群，是一种模仿性的“泛化”倾向，在学理上是不严肃的，也是不能成立的。
2 形象多面导致评价不一
按照惯常的理解，“80后”指的是中国在八十年代那10年间出生的人群，“80后”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一代。许多社会舆论评价为“小皇帝一代”、“享乐的一代”、“消费主义的一代”，甚至还有“叛逆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政治冷漠的一代”等等说法。
2008年，因为“80后”在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中的表现，又有社会舆论将他们称为“爱国主义的一代”、“鸟巢的一代”等等。有位著名且高龄的中科院院士，甚至在一次讲演中给台下的“80后”鞠躬。该年年末《南方周末》评选“年度人物”时，竟然将群体性质的“80后”列为候选名单。
其实，每一代人都是被所处时代塑造的，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自身的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特点(包括长处和局限)。就此，相对于父辈来说，“80后”一代在知识结构，在科学技能，在观念、视野以及民主、法治等现代意识方面，均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放眼望去，整个上海最有活力的陆家嘴、虹桥、张江等地区，每天进进出出的大多是青年人；在IT、生物科技、航天、创意传媒等领域，正是青年人撑起了一片朗朗的天空。同时，从人口结构上说，不管按国际流行的60岁或65岁标准统计，上海都已是一个老龄化社会。但现在整个上海市民的生活节奏、生活情趣和精神面貌，显得活跃而富有青春感，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潮流、审美品质被青年人引领着、带动着。
为此，我查了一下网络，发现“80后”在自己的网站上挥舞着旗帜，努力地向世人表露着自身的责任心和进取心，并自豪地向世人举着例证——请看：姚明、刘翔、丁俊晖等代表了中国年青一代的力量、坚强和速度；李宇春、周笔畅等代表了年青一代的乐观、活泼和魅力；韩寒、春树等代表了年青一代的才华、聪慧和激情。还有一大批“80后”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后起之秀，科技界的翘楚，企业界的精英……面对这些蒙太奇般闪过的一张张青春的脸庞，怎能不让人投去一片称羡的眼光呢！怎能不让人为“80后”热烈鼓掌呢——我发自内心地说：青春真好！年轻真好！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也有比较尖锐的评论指出，与父辈相比，“80后”是吃着洋快餐、听着港台歌、玩着游戏机长大的；是缺少历练，却又自高自大；是生活能力差，却又追慕时尚独立，基本属于“眼高手低”、“自我中心”的一代。所以，“80后”网站也坦白说：“我们一边被人注目着，一边被人鄙视着；一边任人宠溺着，一边任人声讨着。”如果说这是在统计学意义上概括并批评了“80后”一代的缺点和短处，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社会究竟立定什么坐标，来引导和教育以“80后”为主体的当代青年？
3 “大我”教育被忽视了
我的命题是：与其先讨论如何教育青年人，不如先检讨教育。
请读2009年3月20日《南方周末》刊登的一个初中生的来信：每当上“思想品德”课，我所在的班级会有一半同学昏昏欲睡，另一半则做其他科作业。这并非同学们不热爱学习，不勤奋刻苦，只因为有些课多说教，与实际脱轨。其后隐藏着的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社会在提出类似“树立理想信念”、“重塑青年人的精神支柱”等宏大而崇高的“无我”性质的命题和标准，同时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青年人的“大我”。
其实，“无我”的标准是上世纪五、六年代的话语，它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行政导向相一致，在强调“革命”、“奉献”和“牺牲”的同时，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所在。在当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检索当年的“无我”走向当今的所谓“大我”的路径，其中的动因和趋势是值得深思的。而面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困惑，用当年“无我”的价值判断来修正当代的“大我”，或者说企图使“大我”回归“无我”，显然不符合时代特征和青年人特点。
那么，“大我”的出路又在何方呢？因之，便提出往前走的路径就是——“有我的利他观”。在此，所谓“有我”，不是坚持“大我”、“独我”的观念，而是看到个人的价值，争取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时，人是社会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有良知和道德的评判；在社会交往中，有公共规则的约定。所以，在肯定青年人自我奋斗的同时，特别强调要有“利他”的理念、态度和行为，即更多地为他人、为社会着想。大处着眼，有豁达的胸怀和端正的操守，做一个有境界的人；小处着手，遵守社会公共道德和公共规则，做一个有修养的人。总之，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共处的问题，在不排斥“有我”的情况下，倡导“利他”的思想和行为，是今天青少年道德教育发展的方向。
殊不知，人生的痛苦和幸福全源于与他人的交往中。面对世纪之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了教育“四大支柱”的理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共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因为越是趋于现代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在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依存程度就会越高。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共处”中，才能获得社会意义的“存在”。所以，“共处”不仅仅是人“存在”的形式，即“人在关系中”，更是人“存在”的本质，即“关系中的人”。
但是，在现代社会，还是有人提出了具有“利己”倾向的“丛林原则”，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一种原动力。所以，事事处处以自我为圆心，来构筑“利己”的利益圈，来确立“利己”的处世原则当属正常。如果说，这一观点在生物进化、抑或是在低层次的竞争上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现代社会——人类处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地球村”里，在人与人处在利益共存的“关系圈”里，单纯的“利己”原则恐怕很难再有市场。举很小的例子来说，一个“80后”的年轻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毋宁说总是自我独大，即便对他人的冷暖，总是不闻不问；对他人的拜托，总是漫不经心，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得到“80后”群体的认可和欢迎。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学会共处”的原则，就包括学会关心(to care)、学会分享(to share)与学会合作(to work with others)等，这些都是具有“利他”倾向的内容。
事实上，尽管“利己”的命题可能同时是“排他”的，但反过来的命题则是：“利他”的同时也是“利己”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先哲有过精彩而深刻的论述，《老子》就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还说过：“自受弊薄，后己先人，天下敬之”。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尽量帮助别人，自己更加充实；尽量给予别人，自己更加富有”；“自己得不好的，少得一些，先人后己，就会受到天下人的敬重。”再来看西方人的有关见解。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强调经济人的谋利行为是创造的动因；后者强调更广泛地促进人类福利。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就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再请听1998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说法：《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带给西方世界的影响更为深远，它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圣经”。可见，“利己”与“利他”可以在更高的层次和境界上求得一致，而主导的因素就在于是否具备和表现出“利他”的倾向。
“有我的利他观”是一道人生的命题，它不仅需要行为中有技巧和艺术的支撑，更取决植根于内心的正义和善良；构筑在胸怀中的宽厚与阔达。我们平常讲的“欲望”、“欲念”、“欲求”，就是发自于自然本性的望之、念之、求之，这会导致争之、斗之甚或夺之。但当人发自内心的正义和善良，变得十分博大，十分宏阔，呈现一种充满的状态，便会导致和之、谦之甚或让之。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是哲学的大问题，但引导“人性向善”应是共识。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就是在强调从心灵深处萌生出的同情、仁慈、谦恭、正直等情感；强调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应有“利他”的观念和态度。
根据现在的教育情况，“80后”一代人大多属于“知识人”。余英时教授在题为《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讲演中说：“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我理解，这番话的主旨，就是“有我的利他观”。记录在此，引为坐标。
4 世博会与“80后”
2010年世博会即将在上海举办，其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检索世界人口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可知，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然而，至2000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迁入了城市。联系今天所讨论的“80后”的话题——关于“城市发展与人口”，以及新近频频使用的“城市地标”、“城市公共空间”等概念，似乎多与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相关，将其与青年人群的结合进行研究并不多见。其实，城市和青年是天然融合在一起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城市是属于青年的。所以，类似“奥运会”、“世博会”等活动，将为青年人践行“有我的利他观”提供时机和检验。
现在，借助“城市地标”的概念，介绍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持的一项很有意义的调查——上海历史上的“城市地标”是外滩、城隍庙、徐家汇等。如今，上海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城市地标”，如新天地、百盛广场、巴黎春天、大剧院、F1赛车场等——以此为观察点，发现不管是节假日、双休日，还是平时工作日，在“城市地标”中流动的人口，75-85％以上是青年人，或者是居住在这个城市的青年人，或者是来到这个城市的外地、外国的青年人。反之，65岁以上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一般不超过5公里。原来，一座城市的形态和风貌，除了街道和建筑物外，更重要的是鲜活的人群，而承担这个人群表达和体现的，正是青年群体。这就是说，正是风华正茂的“80后”一代的装束、打扮、音容、笑貌、肤色、形体、情绪、姿态，以及种种行为举止，才集中而经典地显示了这座城市的个性、品质和风格。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为上海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机场、轨交、公共设施、街区环境，以及场馆、招商等各项硬件指标均在建设落实之中。然而，世博会的最大金牌应是上海市民的文明表现。城市的不断现代化，必然引出“人际与空间”的关系问题。首先，亲人关系如妻子、丈夫、孩子、父母等，对应的是“私密空间”。其次，熟人关系如同事、朋友等，平时有所交往和了解，对应的是“单位空间”。最后，陌生人关系，即彼此完全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文化、个性等情况，对应的是街道、商场、影院、车厢等“公共空间”。一般来说，亲人和熟人关系知根知底。陌生人关系则必然涉及公共规则，那就要求所有在社会“公共空间”流动的人群，以遵守公共规则为行为判准和道德底线。既然“80后”一代的青年人富有活力，引领潮流，是构筑城市文明的主力，那就应该在“迎世博”的日子里，率先标树“有我的利他观”，在公共领域走出一条“礼仪他人”、“礼让他人”，甚至“友爱他人”、“帮助他人”的文明之路，既为提升自身素养，又能惠及市民大众。
“80后”的青年人还应想到：若是社会的“利他”行为只是少数人的行动，这些少数人不仅是孤独的，有时甚或是滑稽和狼狈的。只有当“利他”成为群体的认同和选择，即在人际交往和公众环境中高频率地出现时，“利他”倾向才会成为社会的主导。所以，对城市精神体现者“80后”青年来说，低标准是要对“利他”行为表示欣赏和赞同，这将构成社会的支持系统；高标准就是践行示范，以自身的“利他”行为为公共的表率。
“80后”，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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