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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首富李嘉诚近期连环出售中港资产，同时不断物色、并购海外尤其是欧洲资产，惹来“撤资”传闻。不少外界人士纷纷解读李嘉诚此举用意，如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微博）曾在微博表示，“精明的李嘉诚先生在卖北京、上海的物业，这是一个信号，小心了！”以此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剧的论据。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则认为，随时代的转变，属于李嘉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面对外界种种揣测，李嘉诚不得不亲自现身澄清从中港“撤资”传言，强调“我爱香港、爱国家，长实和黄绝对不会迁册”。其实，企业资金在不同地区间流动是十分正常的，李嘉诚虽然售卖旗下个别中港资产，但并非对两地意兴阑珊，他2013年3月刚刚斥资买下香港葵涌的亚洲货柜码头，各处项目建设也依然如火如荼，例如位于香港将军澳的大型住宅项目日出康城（LOHAS Park），第三期建设工程正热火朝天。
实际上，李嘉诚此次之所以要出售部分中港资产，转购欧洲资产，当中至少涉及对于中港因素、欧美因素和自身因素三方面的考虑。李嘉诚此次“西进”所蕴含的深意，也深值希望发展壮大、走出国门，以及培养第二代成功接班的中国企业借鉴和参考。
中港：减持“鸡肋”资产
首先，在中港因素方面，目前的许多“鸡肋”业务未能给予李嘉诚合理回报。李嘉诚此次最刺激外界神经的动作，是一度准备出售已有40年历史的百佳超市，该超市在中国内地有56家门店，在香港更有270家门店，规模虽然非常庞大，但盈利非常低微，2012年中港两地的毛利率合共不足6%。
李嘉诚旗下的“长和系”（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过去20年的资产收益率均超过10%，过去三年李嘉诚从西方国家收购的业务，其年均回报率更超过15%。由于“长和系”目前的融资成本在3%至4%之间，加上通胀的因素，只有15%左右的年回报率，才符合资金成本效益要求，所以，百佳超市不足6%的收益率对“长和系”而言是“食之无味”，因此才一度有了“弃之”的念头。只可惜，或许这样的利润对潜在收购方而言吸引力也不够大，出售计划最后功败垂成。
李嘉诚出售广州西城都荟广场及停车场，同样是出于放弃“鸡肋”业务的考虑。一方面，随内地淘宝网、天猫网和京东网上商城等购物网站的崛起，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到商场购物的消费模式已改变，严重冲击商场的回报率，导致都荟广场2012年的回报率仅为7%，未能达到李嘉诚所希望的合理回报。
另一方面，“长和系”原本就不太擅长商场经营业务，莫说在内地，即使在香港，无论是时代广场、海港城还是太古广场这些著名大商场，都不是出自“长和系”。此外，都荟广场属于“长和系”旗下楼盘逸翠湾的基座商场，“鸡肉”逸翠湾于2011年开售现已售罄了，将“鸡肋”都荟广场善价而沽，是李嘉诚在商言商的上佳选择。
李嘉诚这轮资产减持更是一次典型的“高位减持”。香港经济发展已成熟，未来发展空间缩小，加之面对上海、深圳、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竞争，其制度和区位优势正在逐渐降低。
李嘉诚在未寻找到新增长点时，暂时转移发展重心是必然选择。至于中国内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早在2013年3月就已指出，要完成中共十八大目标，在2020年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每年经济增长率只需6.8%就够，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发表演讲时，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达到7%已足够，经济在未来几年的增长速度放缓已成为各界共识。
在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几年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资产价格是否还有迅速上涨的潜力成疑。何况，中央政府实施“限购令”后，中国房地产商一窝蜂转型开发商业地产，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把大量土地改为商用，从而导致中国大城市的商业地产泛滥，甚至出现泡沫化，也是越来越清晰的事实。
对李嘉诚而言，在中国的资产价格仍然处在高位时，出售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国际甲级写字楼东方汇经中心，以便将资本投入新的、资产价格较低的业务，这既是对中国资产价格已经高估的一种判断，也是他奉行“高卖低买”投资逻辑的体现。
欧洲：追寻价值“洼地”
在2008年环球经济危机、2010年欧美债务危机侵袭下，世界经济呈现出“东盛西衰”之势，欧美经济遭受重击，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却迅猛前进，“东盛”引发了亚洲资产价格高涨，“西衰”则导致欧美资产价格降低，为外界创造了投资欧美的机遇。李嘉诚此时把握时机“西进”，也是为追求利益最大化。
尤其是在债务危机阴霾远未消去的欧洲，除了资产价格较低，至少有两个投资各国的好机会。第一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不少国家由于债务缠身难于偿还，相继宣布通过将国企私有化的方式来筹资还债，以缓解燃眉之急，如希腊正在推进到2015年出售价值500亿欧元国营企业的计划，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也都推出将国企民营化筹资还债项目，形同向外界打开欧洲国家长期封闭的市场大门。
第二，欧盟多国国债高筑，政府必须撙节开支，但政府越紧缩财政政策，就越冲击企业的经营，而企业收益减少又令政府税收减少，从而影响本已增长乏力的经济，债务问题就更难解决，在这个财政越缩经济越差国债越高的死亡螺旋下，欧洲许多企业经营愈趋困难，要被迫变现旗下资产自救。
因此，欧洲在过去两年来出现了大量由卖方发起的并购投资机会。这对业务版图涉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企业中拥有最大国际网络的李嘉诚而言，物色、购买价廉物美的欧洲优质资产，坐等欧洲经济出现周期性回升，投资回报必然十分丰厚，这是一个国际性企业负责人对股东负责任之举。
何况，李嘉诚在欧洲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供电、燃气和通讯等领域，此类公用事业不但有约15%以上的稳定回报率，而且即使遭受经济危机冲击，也不会受到沉重打击。李嘉诚还可凭借这些优质资产，作为以后重返亚洲市场的跳板，打造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局面。
其实，李嘉诚“西进”也是未雨绸缪、顺势而为。自从美国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13年6月勾勒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的路线图后，资金纷纷撤离亚洲回流欧美。除了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售出所持的中国工商银行股，美国银行全面出售中国建设银行股以便“班资回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亚洲国家也遭受外资撤离之苦，如从印度流出的资金数月间已超过100亿美元，导致该国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受到损伤。
由此可见，从亚洲新兴国家暂时撤资的何止李嘉诚？而且，美国即将退市的阴霾已对亚洲经济、金融市场带来冲击，如果美国未来正式启动退市措施，减少购买债券规模甚至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对亚洲的影响更难以估算。
自身：培育下一个“超人”
许多人没有留意到，李嘉诚本次出售、分拆中港资产的一大直接目的，是降低“长和系”的负债。李嘉诚在创业初期经营塑料厂时，曾因债务问题被银行逼债，企业险些破产，此后他在财务方面一直非常谨慎。相较于中港不少开发商动辄超过70%的资产负债率，“长和系”负债率一直相当保守，尤其是长江实业的负债率长期低于20%。
当前和记黄埔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32%，短期及长期带息负债约2340亿港元，今后两年则有872亿港元债务到期，高于李嘉诚要将和记黄埔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25%以下的目标。而且，虽然当前香港仍处于实质负利率，但美联储很有可能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一旦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利率出现显著上升，债务负担将极为沉重。
因此，虽然“长和系”目前的财政状况并未出现危险，但“长和系”业务广泛“船大难掉头”，减债必须尽早筹谋，在利率暂未急升前出售业务减债，符合李嘉诚一贯谨慎理财的风格。根据最近出售的中港资产规模，“长和系”已可削减超过1000亿港元的债务，相信李嘉诚未来仍会逐步出售部分中港资产，回笼资金，进一步降低负债率。
此外，李嘉诚拟2014年分拆和记黄埔旗下的屈臣氏集团上市，既可减轻“长和系”债务，又能提升公司价值。
屈臣氏集团业务遍布33个国家、地区，共经营超过10万间零售商店，2012年的收益总额超过1000亿港元。
由于屈臣氏业务覆盖广泛、收益亮丽、在环球各国都难觅同业比较，屈臣氏上市就能争取一个可观市盈率，以出售25%权益及2012年盈利推算，屈臣氏市盈率如达30倍，市值3000亿港元，集资额高达750亿港元，这不但可令和记黄埔负债率降低至25%以下，并对和记黄埔的股价有极大提升作用，可令和记黄埔每股的资产净值额外增加10港元至22港元。
更为重要的是，年届85岁高龄的李嘉诚正在培养下一个“李超人”。李嘉诚深明中国和香港作为他的发迹之地和成为华人首富的成功之地，他的长子李泽钜如果继续在中港两地深耕，难以突破父亲的成就，只能成为父亲事业的守成者，外界也会质疑接班者的能力。
因此，在李嘉诚的大力支持、鼓励下，李泽钜转往全球开疆辟土，短短十多年间，“长和系”业务已涉足全球四大洲，业务涵盖能源、公路、水务、环保等多项业务，更成为了英国最大的单一海外投资者，已经深度介入了英国的经济与民生。李泽钜由此成为“长和系”迈出香港走向全球化的功臣，并向外界展现了既能继承父业，又能开拓新疆土的形象。
“长和系”逐步推进的“西进”举措，可以进一步显现出李嘉诚家族的多样性，这不但能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更能在各国政府间左右逢源，有利“长和系”版图扩张。
虽然不少西方国家、舆论认定李嘉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良好，但“长和系”逐步发展成业务遍及环球、运作畅顺的国际跨国企业后，已成功令西方舆论逐步接受、认同李嘉诚家族商业诚信，相信“长和系”的运作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干预。
因此西方政府对“长和系”到西方国家投资行为、态度，与中国国企、私企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对待，这为李嘉诚家族赢得投资西方企业的先机。
由于“长和系”能取信于西方社会，获得中国企业在西方国家无法获得的投资便利，这优势让中国政府十分看重，因李嘉诚家族可充当中国外交上的特殊角色，协助中国购买具战略意义的物资、企业和码头。作为回报，中国政府自然会厚待“长和系”在中国的投资。李嘉诚家族由于能在中国、西方国家之间长袖善舞，自然能助力“长和系”在环球范围内发展、扩大。
正所谓“商人有祖国，从商无国界”，李嘉诚虽然出售中港资产、转购欧洲资产引发外界种种误读，但是，李嘉诚在当中所体现的不少策略，深值中国企业借鉴。
一方面，李嘉诚灵活融资的经验值得参考。当前中国企业要融资，除了上市融资、对外举债和出售股权，别无长策。但对外举债和出售股权后遗症颇多，尤其是企业如要上市融资时，会出现企业决策权旁落带来巨大风险。
在融资方式上，李嘉诚一贯财技高超，一方面剔除盈利黯淡的业务，获得充裕的现金：另一方面灵活处置和重组企业集团业务，除了拟将屈臣氏分拆上市，李嘉诚更在不断将已开发成熟、增长趋于平缓而又有稳定租金的房地产项目分拆上市，获得较高估值的同时也便利未来融资。
例如打包北京东方广场上市的“汇贤商业信托”这样的房地产信托融资方式，既能够用高派息吸引到投资者，又不会威胁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是李嘉诚特别青睐的融资方式。这样实体运营和资本运作相辅相成，对中国民企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另一方面，李嘉诚对接班人的培养值得内地企业家借鉴。中国不少企业的第二代，由于成长时代、接受教育不同于父辈，因此经常在经营理念、发展策略上都与父辈产生矛盾，如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的女儿、宗庆后事业的接班人宗馥莉就曾发出“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们以后不可能搬出去”的质疑。
由于父辈的不放心、不放手，中国企业第二代往往不能或者不愿接班。李泽钜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成归来后，不但年仅26岁就参与和记黄埔并购英国电信公司项目，更让其出掌新分拆的长江基建，充分培养、发挥李泽钜的经营能力，其后，李嘉诚更支持、鼓励李泽钜“走出去”拓展业务，成功将“长和系”打造成业务涉足全球四大洲的跨国企业。李嘉诚这种培育接班人的策略，或许也应当引起内地企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