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研究家的刘以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论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以鬯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说过：“我的兴趣相当广，除写小说，还在（一）研究新文学；（二）写文学批评；（三）翻译名著；（四）编辑文学期刊。”①在小说创作方面，刘以鬯已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刘以鬯，好似还未有人专门论述过。作为新文学评论与研究家的刘以鬯，只有零星介绍，也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本文拟以刘以鬯出版的三本文学论著为对象，结合未收入集子的其它重要文章，谈谈刘以鬯的文学评论和对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成就。
为研究端木蕻良打开一扇明亮的窗口
对东北作家群的一位重要成员端木蕻良的研究，还在端木蕻良崛起于1936年后不久即已开始。胡风就曾称赞端木蕻良的作品“创造出一幅凄美动人的图画”。巴人在《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中，对端木蕻良的雄浑、“直立”的审美风范亦作了高度的评价。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研究氛围，他们都还未能对端木蕻良的创作作出全面的评价，写出自己的专著。
新中国成立后，理应对这位杰出的作家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可由于端木蕻良在政治运动中被狂潮打湿，再加上疾病缠身，没拿出更引人瞩目的作品，因而对他的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以致于1974年8月在波士顿近郊举行的一次国际性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会议上，除夏志清外，与会者三四十人“竟然没有一个看过端木的作品，有几位甚至于没有听说过端木这个人。”②这种情形，使对中国现代小说史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的刘以鬯大吃一惊。他深深感到：必须宣传端木蕻良，深入研究端木蕻良。如果不确认端木蕻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位短篇、长篇皆写得出色的作家，也许真的会被人遗忘了，这是一件十分值得忧虑的事情。
于是，这位靠卖文为生，“每天必须写几千字的连载小说”③的作家，下决心抽出时间来研究端木蕻良的作品及有关资料。就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刘以鬯断断续续写了十篇论文，总计六万多字，于1977年结集为《端木蕻良论》，交由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
在《端木蕻良论》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评〈科尔沁前史〉》。此文首次披露了与《科尔沁旗草原》有密切关系的《科尔沁前史》一文，对研究《科尔沁旗草原》的写作过程及艺术材料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作者还将《科尔沁前史》与《科尔沁旗草原》从文体、内容、写作时间作了对比，得出“前史”“只能算是‘草原’的注释”的结论，并由此认为：端木蕻良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含有‘自传’成分”仅次于郁达夫的作家。和郁达夫不同的是，郁达夫的小说“只是表现自己的工具；而端木蕻良却将小说当作工具去表现他的家族。”④从“自传”的观念和视角去观照描述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既是刘以鬯的独特发现，也是端木蕻良的研究中的一次突破和飞跃。
然而，如果仅仅用自传色彩去解释端木蕻良的小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端木蕻良还有非自传体或自传色彩不浓厚的小说。因此，为了更多层次去展示端木蕻良的创作面貌，刘以鬯改换别的视角去研究端木蕻良。如《评〈大地的海〉》，评述了端木蕻良所使用的电影手法和舞台技巧以及作品中所创造的文学语言，并指出“端木的文学语言，是从群众中学习得来的，极具真实感，显示他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家。”⑤这种评判标准，是以现实主义为准绳，与端木的创作方法正好相吻合。这说明，刘以鬯评价端木蕻良创作时，能宽容别人，不以自己的实验小说模式强求他人。
刘以鬯还十分注意端木蕻良写作风格的变化。端木蕻良在写作《新都花絮》时，改变了过去的作风，将这篇小说写成政治性浓厚的作品。可一般人只看到《新都花絮》的爱情故事，很少看到隐藏在爱情故事背后的政治抗议。刘以鬯与这些人不同，他看到了。他认为：“不将它视作政治小说，就不容易了解它所具有的意义以及作者写书的动机。”⑥这种评价，同样十分符合端木蕻良的实际。端木蕻良是具有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新都花絮》正是抗战开始三年后，端木蕻良“为战时重庆的上流社会”画的“一幅讽刺画”⑦。刘以鬯如此注意创作主体，即端木蕻良作为一位东北作家身处的特定流亡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创作目的、追求的社会效果和心理境况，来阐释《新都花絮》的内涵，确实搔到了痒处。《评〈浑河的急流〉》，则进一步阐明了端木蕻良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作家。那时尽管抗日战争还未打响，当局还下不了御侮的决心，但政治敏锐、忧患意识强烈的端木蕻良，并未听当局的指挥，而是“用金声抛刀的技巧来表达反日意识，构思之巧妙，是细心的读者不能不感到惊诧的”。⑧刘以鬯所极力赞赏的端木作品中写纪念亡妹的一分真切感情的描写，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悲凉”这一总体特征正相一致。正是这种不忘家仇、不忘国恨的忧患意识，使端木蕻良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在配合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刘以鬯用“金声抛刀”去点明《浑河的急流》的技巧，与端木蕻良所写的题材正好相符合。这比简单的就事论事，确实更能给人以启示。
端木蕻良小说所刻划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也吸引了刘以鬯的视线。而这，也确是端木蕻良的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山：端木蕻良塑造的英雄形象》，便是专门论述《科尔沁旗草原》的重要人物大山的。在论述时，作者将大山与《科尔沁旗草原》的主角丁宁加以对照，指出大山与丁宁的不同：丁宁是“行动的侏儒”，大山是“行动的巨人”。⑨刘以鬯一方面指出大山身上所体现的雄强性、超常性的特征，是端木蕻良本人也是广大读者的希望所在，另方面还注意端木蕻良善于利用特殊环境去突出人物性格的艺术技巧。刘以鬯还由大山的“大”字，联想到端木蕻良以“大”字命名的一系列作品：《大地的海》、《大江》、《大时代》，指出“端木蕻良是个很喜欢‘大’字的作家”。⑩这里讲的“大”字，以及隐喻人物的功业可以与山并传的“山”字，说明端木蕻良非常喜欢雄强犷悍、敢于反抗的人物形象。正是这种形象，改变了前行代作家只将反帝题旨停留在诅咒、抗议、呐喊的情形，从而以自己的鲜亮色彩丰富了现代文学史人物画廓，显示出端木蕻良作为一位东北作家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及其艺术独创性。
《端木蕻良论》另一特点是注意到端木蕻良所受的西洋文学的影响。值得称道的是，刘以鬯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局限在端木蕻良读了什么外国文学作品的泛泛介绍上，而是将端木蕻良的创作与巴尔扎克进行比较，认为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端木蕻良并没有蓄意摹拟巴尔扎克，受其影响并不强烈。又进一步指出：端木蕻良没有表白过自己喜欢高尔基，但如果仔细比较，端木蕻良受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的影响，相当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端木蕻良作品问世的时代，正是高尔基作品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的时代，另一方面是无论作品的题材、体裁，还是文学语言，两者均有近似之处。这些论述，都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发人之未发。
在上述微观研究与综合研究中，刘以鬯均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其比较的问题主要有：（一）端木蕻良与现代作家的创作。在《评〈大地的海〉》一文中，作者先后以肖军、沙汀、周文、老舍、师陀、夏衍、骆宾基、穆时英的创作情况与端木蕻良对照，以便从比较中看出端木蕻良的创作个性。在《评〈科尔沁前史〉》中，认为比较起“不长于描写”的茅盾与巴金，“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长于描写的，端木蕻良是极少数中的一个。”(11)在写景方面，纵逸多彩的端木蕻良，超过了巴金、茅盾、张天翼，“甚至沈从文”(12)。这样谈论端木蕻良的艺术成就，在别的学者的论著中是看不到的。但这不是无限拔高，而是建立在作品的具体分析上，因而有较强的说服力。（二）鲁迅与端木蕻良。指出端木蕻良与鲁迅的关系虽远不及萧军、萧红密切，但他所受鲁迅的教泽，与艾芜、沙汀不相上下。端木蕻良是因得到鲁迅的鼓励才开始撰写长篇的。（三）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与纪实作品的比较。如“如果将‘草原’喻作帆船的话，‘前史’就是风。不过，有一点不能忘记：帆船不扯帆的时候，一样可以在海上航行。”(13)像这种比较，王统照、巴人对端木蕻良的评论均没有做过。刘以鬯所作的这种工作显然对后来者有巨大的启迪。
刘以鬯对端木蕻良的文学成就及其地位的高度评价，并不是出于什么私人情谊（他与端木蕻良不相识，对其为人并不十分清楚），而是出于他对端木蕻良创作的理解。还在端木蕻良发表《雌鹭湖的忧郁》时，他就开始注意端木蕻良的创作。以后为了加深对端木蕻良的了解，又访问了端木蕻良的老友周鲸文，还和旅美现代文学史专家夏志清共同切磋评价端木蕻良诸问题。刘以鬯虽然如此敬佩端木蕻良，但他并没有以情感取代科学分析，而是实事求是指出端木蕻良的局限和不足。如指出端木蕻良将电影手法运用在小说中的时候，忘记了“小说是要用兴味线来吸引读者的”。(14)在《评〈新都花絮〉》时，指出“端木写小说虽有不少长处，却不能算是一个长于讽刺的小说家。像《新都花絮》这样的题材，交给张天翼来写，也许可以写得更接近理想。”(15)还指出《新都花絮》的“表现手法是旧的；想要表现的东西也是旧的”，这是“一本只有目的而无文学冲劲的书”。这种独到有识的指瑕，同样为今后对端木蕻良的研究打开一扇明亮的窗口。
《端木蕻良论》作为第一部研究端木蕻良的专著，其开拓价值不言而喻。当然，如果仅仅从“第一”的角度来理解其开拓性，未免低估了它的学术价值。《端木蕻良论》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还在于它体现了刘以鬯的下列小说美学观：（一）小说可以有宣传性，但其宣传成分不应损害它的艺术性。（二）作者不仅要善于描写，还要精于选择。“当他选择题材时，必不甘于庸俗。”(16)这种选择能使人感到新鲜，具有特异性。（三）“理想英雄，需要特殊的背景去突出他的性格。利用特殊环境去突出人物的性格，是小说艺术的一种手段。”(17)（四）对小说的模特儿，“在现实基础上予以艺术加工，可以使塑造出来的形象更完整更具体。写现实，并非影印现实。不过，将真人真事插入小说，没有艺术加工，即使效果如不理想，也不至于形成对立。”(18)（五）作品应力求精炼。那怕字数再多，也不应有浮文赘词。这样所收到的效果，“并不因字数较多而减低。”(19)这些观点，均是通过对端木蕻良的小说分析自然流露出来的，故使人乐意接受。刘以鬯一直没有机会较为系统地论述过自己的小说美学观点，这次通过《端木蕻良论》的写作，他不仅评论了别人，也表明了自己对小说美学的钻研不仅登堂入室，且融汇贯通，自成一家之言。
遗憾的是，刘以鬯由于编务和其它写作任务太重，他还有其它认端木蕻良的计划未能实现。如果他还能多写几篇像《西洋文学对端木蕻良的影响》那样的综合论述，一定能更好地照亮对端木蕻良的具体作品及创作现象的研究，加强此书的份量。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贯穿全书始终的，是与理论性相关的严谨性。作者对端木蕻良所下的任何判断，均不是想当然的猜测，而是以众多事实和大量村料为依据。还有，刘以鬯的评论文字质朴无华，简捷明了，从不故弄玄虚，这也是严谨性的一种表现。《评〈科尔沁旗草原〉》，寥寥几百字就将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及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清了，真可谓是缩龙成寸。《大山：端木蕻良塑造的英雄形象》，追求语言的警策，多半由尺幅式的格言组成，读来耐人咀嚼，很有新意。对比之下，目前有些作者喜欢以浮华的文辞掩饰自己的贫乏思想，更使人感到刘以鬯朴素严谨文风之可贵。
寻找可靠证据保卫新文学史的真实
在70年代，台港地区曾刮过一阵急于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浮躁之风。或集体编著，或个人独撰，写出来的新文学史看起来有砖头那么厚，但由于缺乏慎重态度，更缺乏史家正误辨伪的能力，这就难免漏洞百出。而另有一些人却埋头做学问，不为此风困扰，不急于写史，先从一点一滴的史科积累做起。看来这种做法有点“笨”，但正是依靠这种“笨”功夫。才取得了坚实的研究成果。刘以鬯继《端木蕻良论》后出版的《看树看林》（1982年4月初版），就是香港地区研究新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收获。
多少年来困扰着新文学史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使史实不仅丰富，而且翔实、可靠。刘以鬯也时常考虑这一问题。他的《看树看林》，给人一个直观印象是，十分重视新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它宣传了一种“看树看林”──即“研究新文学，不能只看树不看林，更不能只看林不看树”的史学主张，并以自己撰写的25篇与中国新文学有关的短文作为这一主张的实践。这25篇文章共分四辑，第一辑收有关抗战时期的文章4篇。第二辑为记丰子恺、陆晶清、叶灵凤、赵清阁四位作家的五篇回忆录。第三辑为论穆时英的双重人格、评《村儿辍学记》及其它史料考证等六篇文章。第四辑为有关姚雪垠、老舍、孙伏园、茅盾等人的十篇短文。另有“后记”。这些文章，把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当年作品得奖篇目、作家续稿下落、刊物创办地点等问题清晰地梳理出来，改正了以往不少以讹传讹的说法，还作家作品本来的真实面目，为后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和新鲜的史料。
正是由于这本著作采用了回忆与辨伪、钩沉相结合的写法，使它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可读性相当高。实质上，它通过忆旧的笔法重现新文学的真面目，既不失为一部回忆录的求真品格，又具有一部记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少文化精英艰辛奋斗的生存史和文学史相交融的品格。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属性来说，它是史学的一种。既然是史学，史料就“必须求真、求确”，而“不应该将猜想当作事实。”(20)可有些研究新文学史的人，所缺乏的正是掌握可靠的史料和辨别史料真伪的能力。看到这一情况，作为新文学史的过来人和见证人，刘以鬯不能不感到万分忧虑。他决心从我做起，把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从爬梳史料、考据、校订之类的“琐事”做起。具体说来，他在《看树看林》中主要做了下列工作：
一是考证。考证又称考据，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现代文学由于年代比当代文学久远，也存在着考证的问题，只不过这考证的重点在史实的考订和史料的钩沉，而不像古典文学着重在音韵、文字、训诂上。
对刘以鬯来说，考证工作是建立在占有极为丰富的村料基础上的。比如，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文艺阵地》是在何处创刊这一问题，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文艺史》说创刊于桂林，(21)上海版《辞海》试行本和叶子铭均说创刊于广州(22)，丁望、鲁深、何多源及《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编者，则认为创刊于武汉。(23)后来，刘以鬯根据当年《文艺阵地》的编委以群写的《〈文艺阵地〉杂忆》，再加上其他记载，认为创刊于汉口说比创刊于广州说确切。至于创刊于桂林说，并无具体的依据，因而不可信。
在刘以鬯的考据中，史料的订误内容占了较大部分。在订误、辨伪中，充分显示了刘以鬯不同寻常的鉴别眼光。比如孙毓棠的《宝马》有无获1938年《大公报》文艺奖金？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卷第11页、187页中，反复提到《宝马》获奖。在他的另一本书《新文学丛谈·〈宝马〉的礼赞》中，再次坚持此说。香港大学出版部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共同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也沿袭此说。刘以鬯认为，这些记载均不可靠，《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及黎活仁的《何其芳评传》的记载才可靠。但这只是旁证。为了澄清这一混乱，刘以鬯搜集了另外一些直接凭据，如1937年千秋版的杜君谋所撰的《作家腻事》、靳以于1937年6月15日编的《文丛》月刊第一卷第四号的广告，均证明《宝马》榜上无名。有考据癖的刘以鬯不满足于此，还找出《宝马》的作者孙毓棠本人的一封信为证，才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宝马》未获1936年《大公报》文艺奖金，应该是一项毋须争辩的事实。”刘以鬯的论据非常过硬，其论断有如老吏断狱，不容置辩。
二为钩沉。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常常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才以书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有的辞世者，其书则由亲属或现代文学史家代为编辑出版。不管是作者亲自动手或请人代劳，均难免有所遗漏。这或为年代久远、记忆不清遗漏，或由于某种原因有意不收。但对求全、求完备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一定要设法将这遗漏的钩沉出来。刘以鬯便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萧红的《马伯乐》的有无续编？美籍学者葛诰文的权威著作《萧红评传》以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的《萧红选集》，还有香港“创作书社”1975年1月出版的《马伯乐》，均无续编的记载。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及梅林的《忆萧红》这两种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也未提及《马位乐》续稿。可心细的刘以鬯念念不忘萧红佚著的钩沉，朝夕向图书馆奔走、查抄，终于从发黄的1941年的报刊中查到了九万多字的《马伯乐》续稿。这正是他用辛劳忘我精神锐意穷搜取来的收获。
钩沉工作虽然枯燥，但也乐在其中，正如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在《编父亲的散文集》中所说：“收集材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件极有味的事，像挖矿似的，挖的时候确辛苦，挖到之后的高兴也无法形容。”这种苦尽甘来的体会，非亲自实践者不能道。不仅有乐趣，史料的钩沉还能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如刘以鬯发现了萧红《马伯乐》的续稿后，又在《马伯乐》是否为萧红最后发表的作品、马伯乐往何处去、为什么会忽略《马伯乐》续稿的存在、从续稿看萧红写《马伯乐》的计划等问题“穷追猛打”，大做文章。这种搜集的完整，考证的周详，证据的确凿，刘以鬯无疑承袭了朴学的遗风。
考证离不开当事人的回忆。对这类“活材料”，不利用殊可惜，但照单全收，则容易出错。因记忆力模糊，或忆者有借回忆前辈抬高自己的私心，回忆材料的真实性便打折扣。对这类渗有水分的材料，如不审慎考核，便容易将错就错。刘以鬯是一位极为严谨的现代文学研究家。他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也常取存疑态度。如当年《大公报》文艺副刊主持者肖乾回忆该报得奖的有田军《八月的乡村》，他就认为纯属错记。在刘以鬯看来，“记忆是靠不住的。写忆旧的文字，如果记忆力不太强的话，很容易在不想说假话的时候说了假话。”(24)从《看树看林》整本书的风格看，刘以鬯不想也不会说假话，他同样容不得别人说假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老朋友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认为该书史实错误太多，没有一本史著比此书“更令人失望的了。”(25)
三是文坛史话。后人研究现代文学，很重视文坛史料、文坛掌故的收集。但这类史料或掌故，也有不可靠的。有人就曾送给刘以鬯一本抗战时期间沦陷区出版的《文坛史料》(26)，其中说到作家华林“‘七·七’事变”后“已客死西南”，其实在事变后华林仍与刘以鬯有联系，并为其在重庆编的副刊供稿。刘以鬯与这位《文坛史料》作者不同。他写的文坛忆旧所提供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经得起别人查证的。即使有个别部分写得不精确，一旦发现，他便删去，如《记陆晶清》一文。《记丰子恺》则是作者多年前发表于《文林》的旧作。收进集子时觉得有些地方史料线索不够清楚，出版时索性将此段重写。
在刘以鬯写的人物记中，极富史料价值的是《记赵清阁》与《再记赵清阁》。赵清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量最丰的一位女作家，可在大陆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鲜有提及。即使提及，也以《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为依据。刘以鬯在这两篇文章中提供的资料，多为亲手采访所得，并不列入“作家小传”，也不见诸于其他现代文学史著作，显得特别珍贵。陆晶清不是左翼作家；王平陵过去受过鲁迅批判，以后又去了台湾，这两位作家在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也没有地位。对于他们的作品，后人知之甚少。刘以鬯写的《〈素笺〉与〈低诉〉》，纠正了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陆晶清的书名错误。《关于〈归舟返旧京〉》，则纠正了《中华民国文艺史》中的谬误，提供了王平陵《归舟返旧京》发表过程及出版胎死腹中的详细情形，这都是首次披露的史实。
刘以鬯提供的文坛史料时有创见，在史识方面也很值得重视。如《评〈村儿辍学记〉》一文谈及老向（王向辰）在林语堂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短篇《村儿辍学记》时说：
老向作品的重要性，为史家所忽视，是一件必须引以为憾的事情。《论语》时期，写幽默文章最受注意的，是“三堂”──语堂、知堂、鼎堂（郭沫若）。论幽默“三堂”似不及“两老”──老舍与老向。“两老”走的文学道路颇多相似之处，得到评价却不同。老舍声闻遐迩；老向则一直受到不公平的漠视。从30年代到40年代，老向写过不少优秀的小说与散文；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老向在曲艺方面所作的努力，即使不超过老舍，最低限度也有同样的成就。在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能竭力摆脱西洋文学的影响的，老向是极少数中间的一个。他的作品，民族风格显明，不大有洋葱味。
恕我孤陋寡闻，我过去一直没读过老向的作品，也不知道有老向与老舍并称为“两老”的提法，更不知道老向在曲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像这样一位知名作家，过去长期烟灭无闻，的确是不公平。刘以鬯在这里提出的“三堂”与“两老”的比较问题，很引人深思。还有《从抗战时期作家生活困苦看社会对作家的责任》所提出的社会对作家的责任问题，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问题，不仅适用于社会不重视文学的香港地区，同样适用于社会较重视文学的大陆地区。据说，刘以鬯提出的社会“必须先负起对作家的责任”的主张，一发表即遭到别人的“攻击”，这正好从反面证明这一主张的重要性。刘以鬯不是海峡两岸那种常见的政治挂帅的文学研究家。他反对因人废文，还在1972年就提出曾参加过敌伪组织的穆时英，应对其“作品的历史意义以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予应承认”(27)，这比大陆学者肯定穆时英的文学成就早十多年。
最后应提及的是《看树看林》的史笔。曾有人这样称赞刘以鬯的文笔：“可说是简炼到不能再简炼了，如同丰子恺的漫画一样，寥寥几笔，不多一墨，清新明快，很有独特而出色的风格。(28)这种评价一点也不过誉。试读《记赵清阁》中的一段：
不见这位多产的女作家，已有30年。每一次想起她，就会想起北方冬日玻璃上的霜花，虽然惨白，只要有阳光照射，就会熠熠发光。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冷”。其实，这种说法不一定对。缺乏热情的作家，绝对写不出扣人心弦的作品。赵清阁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她愿意将热情灌注在作品里，不愿意将它当作面具戴在脸上。(29)
这里有文学创作知识的传授，有对人物的评价，可读性相当强。刘以鬯用这种小说笔法写文坛史料，无疑增加了文字的魅力。这在《端木蕻良论》中是较少看到的。还有《关于〈归舟返旧京〉》中开段一句：“新出版的《中华民国文艺史》，是本很厚的书，厚得像电话簿”(30)。用“电话簿”形容一本厚书，其贬义用得非常含蓄，这也是精炼一例。如果我们认为刘以鬯所写的这类文坛史料无非是陈谷子烂芝麻，或将《看树看林》视为潮湿瀑竹，无疑是可怕的浪费。
史家的开拓精神与创造精神
作为新文学研究家的刘以鬯，其研究成绩主要体现在上面提及的《端木蕻良论》、《看树看林》这两本书上。此外，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2月出版的《短绠集》，也有不少地方反映了史家的开拓精神与创造精神。如写于1979年8月12日的《台静农的短篇小说》，在将台静农与鲁迅等作家比较后，得出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台静农有些短篇已超越鲁迅达到的水准。”这里讲的有些短篇，是指《蚯蚓们》、《拜堂》、《红灯》、《负伤者》这些中国新文学运动早期的宝贵收获。在谈到冲喜这一题材的，刘以鬯还认为：“20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的，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个。”(31)可由于政治的原因，台静农的文学地位在大陆长期没有受到重视。正是在刘以鬯文章的启发下，大陆于1981年发表了专门论述台静农的文章(32)。白先勇在读了刘文后，很快促成了台北远景版的《台静农短篇小说选》的印行(33)。刘以鬯给台静农的评价这么高，有人可能不同意。这是正常的。刘以鬯曾和梅子说：“我是以自己的名声作‘冒险’”。(34)作家学术研究，的确应有打破传统思维定势的“冒险”精神。刘以鬯一再为赵清阁不受文学史农重视鸣不平，以及将得到柯灵、楼适夷肯定的郑定文的《大姊》列入中国现代短篇杰作的篇目(35)，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探险精神。如没有这种探险精神，写出的新文学史著作必然陈陈相因，有如“把破帽年年拈出。”
刘以鬯不仅对大陆文学，而且对香港文学史也有独到的研究。如未收入集子的《30年来香港与台湾在文学上的相互联系》(36)、《50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1985年4月在“香港文学研讨会”的发言》(37)，不仅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史料，而且还充满了对香港文学发展历程的独特理解，是每一位研究香港当代文学的人必读的参考文献。
“中国的新文学应该建立自己的技巧和理论，不要老是追随别人。”(38)刘以鬯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他为建设中国新文学小说的技巧和理论作了自己应有的努力。他认为，写小说“要有新的表现方法”，不能“循着老路子走，墨守成规，缺乏创新的勇气。”创新必须借鉴他人，“不过，写小说应该尽量保持民族风格与民族色彩。我相信用新的表现方法写旧故事，是一条可以走的路子”。刘以鬯本人写的几则故事新编，便是在这个信念下写就的(39)。他在《酒徒》的序言中，说自己平时写小说是“娱乐别人”，写《酒徒》则是“娱乐自己”。这里讲的“娱乐别人”，一方面是指写小说必须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另方面是指小说本身所具的娱乐功能。“娱乐自己”，则是指写小说既要考虑读者的口味，更不能违反自己的兴趣。一味的媚俗，迎合读者而放弃自己的审美理想，就不能达到“娱乐自己”的目的。最理想的做法是，将“娱乐别人”与“娱乐自己”结合起来。在香港这个煮字只为稻梁谋的社会里，能顶住商业社会的压力，像刘以鬯这样坚守“文章防线”，不放弃“娱乐自己”的严肃文学创作者，应该说是不多的。
刘以鬯还十分关心小说的发展前途。他写的《小说会不会死亡》(40)谈了自己对现实主义以及传记小说、历史小说特征的看法，和自己摸索挽救小说艺术生命的创作方法的体会。他多次向文学青年讲述诗人与作家的责任：
今天，年轻男女在写作时忘却了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才值得写，只有这个问题才值得受苦与流汗；所以，只有写这个问题才能产生好的作品。……人类之所以能够不灭，并不因为他是唯一具有讲话能力的动物；而是因为他有灵魂，一种可以使他能够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精神。诗人与作家的责任，就是写这些事情。(41)
这话，其实是W·福克纳于1950年12月10日在瑞京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讲的。刘以鬯之所以加以引用，是因为他同意这种观点：小说家必须以描写人类的内心冲突和深层意识为根本职责。他自己的《酒徒》，便运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表现主角的内心世界受到外界压迫时所引起的冲突。他这一艺术经验，给依旧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在十多年前讲的这番话，至今读来仍觉新警启人。
刘以鬯曾表示“希望能够抽出时间来写一部《中国新文学史》”(42)。事后，他也曾和黄继持、卢玮銮、黎活仁等三位学院派评论家合作草拟过《关于编撰“现代(1915─1949)中国文学史”的新构想》(43)，可由于太忙，这个构想一直未能实现。以他对新文学的亲闻亲见的大量史实，外加他考订《文艺阵地》创刊地点、发掘萧红力作《马伯乐》续稿的功力，还有他从不将猜想当作事实的严谨治学态度，他写出来的新文学史，很可能有不同于王瑶、刘缓松，也不同于李辉英、司马长风的新风貌。可他这“新构思”已被搁置十多年。在他忙得“即使每天有25个小时也不够用”的今天，很有可能一再搁置下去。如他生前不能完成大陆乃至台湾学术界急盼问世的这部具有开拓精神与创造精神的新文学史，那将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注释：
①、(39)、(42)香港《新晚报》记者：《刘以鬯访问记》，《新晚报》1981年7月28日。
②转引自刘以鬯：《端木蕻良论》，香港世界出版社1977年版，第4页。原文刊于1975年7月《中华月报》（总第718期），题为《记一次现代中国文学座谈会》，董保中执笔。
③刘以鬯：《端木蕻良论·后记》，第139页。
④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9页。
⑤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27页。
⑥、⑦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46页。
⑧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62页。
⑨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71页。
⑩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76页。
(11)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15页。
(12)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34页。
(13)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21页。
(14)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25页。
(15)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52页。
(16)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64页。
(17)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75页。
(18)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82页。
(19)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57页。
(20)刘以鬯：《看树看林》，香港书画屋图书公司1982年4月初版，第198页。
(21)尹雪曼总纂：《中华民国文艺史》，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461页。
(22)《辞海》第10分册，第20页；叶子铭，《论茅盾40年的文学道路》，第140页。
(23)参看丁望：《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言论集》（三）载《明报月刊》第120期，第37页。鲁深：《晚清以来文学期刊目录简编（初编）》：何多源编。《抗战时期我国出版之文学史学期刊》。夏志清：《近代中国小说史》，第653页。《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图片第13页，编者待查。
(24)刘以鬯：《看树看林》，第199页。
(25)刘以鬯：《看树看林》，第106页。
(26)编者杨一鸣，大连书店“昭和19年”11月7日印刷，即1944年出版。后以影印本面貌出现在香港书市。
(27)刘以鬯：《看树看林》，第98、99页。
(28)雁枫：《刘以鬯新著〈看树看林〉》，香港《晶报》1982年9月14日。
(29)刘以鬯：《看树看林》，第81页。
(30)刘以鬯：《看树看林》，第166页。
(31)刘以鬯：《短绠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2月版。第143页。另见香港《明报月刊》总第165期，1979年9月号。
(32)金宏达：《台静农小说简论》，北京《新文学论丛》1981年10月，第2期。
(33)、(34)、(35)参看梅子：《刘以鬯及其文学成就》，香港《文艺杂志》季刊第4期，1982年12月。
(36)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副刊1984年8月22日、29日。
(37)《香港文学》1985第6期。
(38)《香港青年周报》记者：《刘以鬯先生访问记，载《香港青年周报》第151期，969年11月19日。
(40)见《天堂与地狱》，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8月版。
(41)《香港文学》创刊号，1979年5月。
(43)载《抖擞》1982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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