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跨越设想与邓小平的开放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2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改革开放论文,而作论文,周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实现哲学思想根本变革的标志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当唯物史观揭开历史之谜，向世人昭示：社会是推陈出新，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历时性”过程时，又从“共时性”的角度加以考察，指出社会机体的存在与发展得助于构成它的各要素相互间的影响和制约。社会的纵向发展紧紧依赖于这种横向的联系。密切关注着世界革命动向的马克思，晚年把视角从西方发达国家移到东方落后国家，他通过能否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考，阐述了如下观点：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一切国家、民族都被卷进世界经济纵横交错的密网中。倘若东方落后国家能利用自身的特殊条件，同时注意吸取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性成果，那就可能越过某个社会阶段而加快其发展。显然，马克思把敞开国门，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时期创造的文明作为实现“跨越”的一个基本前提。
进入本世纪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国际分工的膨胀、各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出现，把经济推向了全面的国际化。在这一背景下，绝大多数国家明智地选择开放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战略。始终关注着中国发展问题的邓小平，在结束“文革”，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把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顺应开放这一国际性潮流，鲜明地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开放理论。他历数闭关自守的危害，把发展经济的视野由本国延伸到世界范围；他摒弃“左”的偏见，从重视发展国际间的交往到提出大胆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利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指导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与马克思当年有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时间上相差刚好百年，尽管着眼点有别，但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以彻底的实践品格和勇敢的创新精神，向渴求进步的人们提出走向世界，吸取各国包括西方先进国家文明成果的问题。
二
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是1881年2月底至3月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草稿中提出来的。他认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面前摆着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是“摧毁”村社占有制这一组织形式，“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去“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另一条是既看到村社制度“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又抓住“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和269页。），“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6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论及后者即“跨越”问题时，马克思深信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模式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会有特殊表现。对当时的俄国来说，这种“特殊”起码有二：(1)俄国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它“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留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页。），这里存在的村社制度、公有制因素、劳动组合关系等具有与西欧前资本主义社会判若云泥的性质，因而具备直接跨向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2)“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页。），在这里，“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于是，“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页。）。假如说，(1)是实现“跨越”的内部根据，那么(2)便是它的外部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不把俄国的村社制度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联系之网中，“跨越”将难以实现。
其实，马克思关于扩大交往，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就的思想由来已久。1845年当他和恩格斯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就批判了任何民族可能在世界历史之外独立发展的观点，而把与生产力普遍增长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共产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之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进一步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开拓的世界市场的意义，指出“过去那种……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注意到“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的现实。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他又把“生产的国际关系”作为经济学的专门篇章加以研究，并指出这种关系包括“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与输入”、“汇率”等方面的内容。及至80年代初，复信给查苏利奇时，他以俄国为例，论述了东方落后国家在土地村社占有制的基础上，通过享用同时代外部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性成果，就可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跨进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这一设想，突破了以往主要以西方国家为背景构思的向社会主义推进的框图，同时，突出了扩大对外联系，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政治意义。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否是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俄、中等国是否真正实现了“跨越”姑且不论，但领会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
三
中国在历经长期封闭和半封闭后，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现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为加快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又坚决推进全面的改革开放。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的“对外开放”，既与马克思有关跨越需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果这一思想积极承继，又是对当代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一种整体把握。
社会是一种采取特殊形式运动着的自然存在，这一特点使人们可以用科学的眼光对之考察。具有横断性质的系统科学就为我们把握历史的必然性提供了新的工具。当马克思把社会看成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活生生的有机体时，也就肯定了它是一个系统。在现代系统论看来，凡封闭的系统，伴随着熵增——无序性的增大会逐步走向衰亡、解体。一切系统有与外在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即本质上是开放的才能生存发展。社会系统亦不例外。我国要维持自己的系统质，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必须有与其他国家、地区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种种交往，形成符合国情的开放格局。
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讲，由于机器和蒸汽机的使用，火车、轮船、电报的发明，就在这些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开拓出世界贸易，形成了国际分工，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就包容于国别、民族性和世界历史的辩证统一之中，出现一国的生产关系因受他国生产力的影响而发展壮大的情况。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就不“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也没有必要否定“一下子”在自己国家建立起“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6页。）的可能性。为缩小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选择和利用它们的肯定性成果是明智之举。
从世界发展的现状看，一些落后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接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水平，也同它们重视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直接相关。50～60年代，巴西、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在于它们能积极利用国外的市场、资源、资金、信息等，采取了主动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近20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自己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形成了把开放视为本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力的国际性潮流。与之相反，谁若以民族的自傲感、优越感拒绝向他国学习，谁若视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文明为“洪水猛兽”，谁若坚持闭关锁国而继续推行大量消耗人财物的“粗放”战略，谁就可能落伍、亡国。原苏联解体的缘由固然复杂，但这方面不无教训。
四
依据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邓小平在探索和开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提出了开放理论。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关于“跨越”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果，扩大对外联系思想的继承，但在诸多方面又富于特色：
第一，他从总结中国人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中，说明实行对外开放的紧迫性。邓小平讲：“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如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的三百多年间，封建专制制度几乎牢不可破地严格执行闭关政策。商人到海外经商被视为非法，当然不会鼓励、保护他们去开辟国外市场。中国疆域辽阔，人口殷繁，理应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但占人口极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被摒弃于市场之外，因此国内市场的范围也非常狭小。当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撞开天朝的大门，中国虽被强行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却丧失了民族独立，丧失了与外部世界自主交往的权利。建国以后，我们也曾想打开国门，但囿于国际资本的封锁、苏联模式的唯一示范、守旧传统与左倾思想的变幻作祟，以及对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国际性与不可超越性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闭关自守的。基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刻反省，邓小平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敦促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第二，他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把对外开放作为强国之策。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更多地着眼于当时的“革命”问题不同，邓小平的开放理论针对的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他很客观地把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叫做“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并斩钉截铁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时，想圆的便是中国老百姓的强国之梦。怎样才算够格的社会主义？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而包含了极其丰富的不同层次的内容，但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财富，就是“搞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他还把现代化建设提高到党的政治路线的中心和实质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如何尽快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呢？靠的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对外开放被作为圆强国之梦的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事实上，作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邓小平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强调“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此后还在多种场合谈论开放对于实现“四化”的重大意义。到1984年，当我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的势头，工农业翻番的任务可能提前完成，他在进一步构想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蓝图时，明确“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说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到90年代初，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实质是一种更加开放的模式。因为它要求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经济合作。开放被邓小平置于关乎现代化建设成败的战略地位，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对其重要性的认识。
第三，他从纠正“左”的偏差和对“文明是人类共同财富”的认同中，扩展了开放理论的视野。中国的具体国情，使共产党人不得不长期进行反错误倾向的斗争。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面对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党不得不把反对右的倾向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但却给“左”的东西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反右愈力，往往“左”的东西演得愈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倾错误的表现之一，即反对向资本主义学习，拒绝引进和利用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经济手段、运行机制等，把种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斥之为“资本主义”，甚至污蔑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这里，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常常忽略了中国的发展历程与马克思描述的社会演进图式的差异。在马克思那里，人们从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出发经历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全部过程，并在吮吸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一切丰富成果后，因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容纳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设想。问题正在于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能否避开这一社会里高度发展起来的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实践中能否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符合现代化生产规律的东西引进来，“为我所用”？邓小平以其革命家的胆略，指出“左”是主要危险，同时对上述问题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在1992年南巡时，他质问为什么要害怕资本主义，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就是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何必要一切从头开始，重复其他民族已经做过的事情，硬把别人走过的坎坷之路重走一遍。实践也表明，我们扩大开放，学习利用资本主义，争享“后发性利益”的思路是正确的。现在我们除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和关不住、憋不死的态势，还要重视引进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生产方式、健康而文明的生活方式，注意兼容外国思想的有益成果。这也使得邓小平的开放理论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而理论上的新内容又促进我国进一步完善大开放的格局。
第四，他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提供的机会着眼，重视开放理论付诸于现实的过程。因历史缘故，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当年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从马克思复信给查苏利奇的1881年以来的百多年间，世界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尤其在近半个世纪里出现了两大情况：一是世界上各种力量进行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显著而又深刻的调整，一些原殖民地国家陆续独立而进入第三世界，使世界政治格局从美苏两极对立向多极化转移；二是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贸易、投资、信贷等方面既激烈竞争，又需要建立伙伴关系。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邓小平根据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以及我国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出现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我对峙的状况，明确指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给我们以发展自己的极好机会。1983年3月，他视察南方回到北京后便讲：“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1988年5月在会见外宾时又讲，现在“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到1992年南巡讲话，他语气更急切地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难得的国际环境和我国面临的综合国力竞争、大国霸权主义、周边国家发展速度可能走到前边等方面的压力，加之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为把开放理论转变成现实创设了有利的条件。在邓小平的总体设计和其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通过扩大进出口，既把国内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又填补了国内供应的不足；通过引进外资，缓解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与资金严重短缺的矛盾；通过引进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产品的换型、设备的更新、人员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此同时，邓小平运用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统一的策略，逐步推进我国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边和内地”的开放局面。目前，沿海开放区已成为亚太地区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对* 国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开放取得的这些成绩为21世纪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开放结出的累累硕果与封闭、半封闭造成的停滞、衰退形成了极大反差。中国人民珍重开放的成就，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大胆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果，加速缩短实现马克思跨越设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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