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语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变异论
1.1方音变异的类型
在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方言语音总在不断发生变异。各种变异不外四种类型：
1.1.1音值的变异
同样的音类，从某种读音变为另一种读音。例如吴语松江话，赵元任先生1928年调查时古非组字读Φ，β，古深、臻、曾、梗摄字韵尾读
（注：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434页，437页。）。1929年罗常培先生所记厦门话的o韵现在老派仍读为o，新派已变读为
，像这种新老派读音并存的不同音值各地当有不少。
1.1.2音类的变异
不同的音类合而为一或某一音类分而为二，都是音类的变异。官话方言从分尖团到不分尖团；上海话阴上调和阴去调合并，泉州话阳上调和阴平调合并；福州话和广州话近五十年来n－1趋于不分，这都是音类合并的例子。早期闽东方言没有变韵，现在大多数方言点都有去声和阴入读为复合元音的“变韵”（注：陈泽平：《福州话的韵母结构及其演变模式》，《语言学论丛》（13）商务印书馆，1984），这是音类分化的例子。
1.1.3字音的变读
所谓字音变读指的是没有引起音类增减的变读。有时，字音变读会造成新的音节组合，例如北京音“不用”合音为
。有时同一个字由一读变为两读或由两读变为一读。例如：“松”《切韵》、《广韵》详容切，至《集韵》兼收思恭切，注曰：“关内语”，今北京音只读
两音，福州音只有ki[1]一读，厦门音只有ki[2]一读。
1.1.4连音变读
连音变读不是上述单字在不同多音语词里的变读而是在一定连音条件下的成系统的读音变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连读音变”、“语流音变”。包括许多方言都存在的轻声、儿化、连读变调、小称音变、声母类化等等。连读音变可以变出新的音类，例如北京话的轻声调、儿化韵，福州话声母类化后出现的β（枇杷）
（芥菜）等辅音，但连音变读所出现的新的音类往往只是一种音位变体，和独立的音类还有质的差异。
1.2方音变异的趋向
方言语音的演变总是体现着一定的趋向的，不同方言可以有不同的演变趋向。
1.2.1繁化与简化
就方言自身的音素、音类和音系说，演变的趋向不是简化就是繁化。音类的一分为二、连音音变生成一定规律，都属于繁化；音类的合二为一，字音异读的消失则是简化。
音类和音系的演变是不平衡的，有的方言声母的演变趋于简化，韵母则趋于繁化；有的韵母与声调繁化而声母则简化；有的音系简化而连读音变繁化。正是这些简化和繁化的不同表现，构成了不同方言的区别特征。拿几个大方言说，官话的声调趋于简化，多数只有4个， 而粤方言则趋于繁化，多达7—10个；声母繁化的是吴方言， 通常近于30个， 简化的则是闽方言，一般是15个左右。连读变调是吴方言最复杂，而客赣方言只有个别的表现。在大类方言中，不同小区也是因这些不同的繁化或简化构成区别特征的，例如闽方言，闽南因为韵尾繁多，和鼻韵尾、鼻化韵的并存，韵母系统趋于繁化，一般有70—80个韵母，有轻声、变调，无变声、变韵；闽东则韵尾合并，无鼻化韵，韵母趋于简化，一般只有30多个韵母，有变调、无轻声，变声、变韵特别复杂；闽北方言不但音类简化（声、韵、调皆然），多音连读也并没有发生各种变化。
1.2.2分化与整化
繁化和简化是方言演变方向的个体的考察，分化与整化则是群体的考察。造成方言与共同语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异扩大化，这是分化的趋势；反之，语音差异逐渐缩小，则是整化的趋势。现有的方言大多是在早期社会里形成的，当时共同语的约束力不强，不同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不大，方言自身的演变多呈现分化趋势，方言的形成也就是语言分化的结果。中国东南部诸方言定型较早，彼此之间差异较大，这就是分化的结果；而官话是近代从中古汉语演变而成的，定型较迟，内部差异小，是整化的结果。
就共同语及其基础方言（官话）对东南诸方言的影响而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湘、赣、吴、徽诸方言（可称为近江方言）所受影响大，晚近以来呈现整化的趋势；而闽、粤、客诸方言（可称为远江方言）由于与官话区直接交往少，所受影响也小，虽有整化的表现却不强烈，甚至有的还在继续分化，扩大方言差异。福州话和广州话的n－1相混，显然发生于近百年间，至今还没有最后完成（有人还能分）；福州话声母的类化在100年前的教会罗马字的方言读物中还没有反映， 最早的报告见于30年代的陶燠民的《闽音研究》； 广州话100年前应该还有ts，ts‘，s和t∫‘，t∫，∫的对立，W.Lobscheid所编的词典（香洪1871 年版）还有“说shüt－雪süt，中chung－宗tsung”的不同读音， （注：W.Lobscheid: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汉英词典》），香港1871年。）如今已经完全混同了。
1.3方音变异的过程
任何方音的变异都由量变的积累发展为质变的飞跃。一个新演变的音值或新合并的音类总是先出现在年青人的口音中，开始时难免受到老一辈人的责难，然后说的人多起来了，得到社会上多数人认同，这个新旧音的交替就完成了。上文所述广州话n－1的混同，ts，t ∫两套塞擦音的合流都是已经完成的音变。而近数年来广州、香港都有
声母脱落的新潮，不少人“我”说成o[4]，“牛”说成au[2]， 目前新旧读还处于竞争之中，新音尚未被大多数人接受。这种竞争相持，有时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例如北京的“女国音”，从赵元任到胡明扬的两次调查，都有广泛的存在，相隔半个世纪了，至今女国音还没有被社会承认。
音类的分合或连音变读的规律也经历过渐变的过程，“词汇扩散论”说的就是这个渐变的过程。有时几个字读成别的音类，后来没有继续发展，这几个字就成了例外变读。例如闽南话深摄字“禀、品”读pin[3]，
， “蛰”读tik[8]，山摄字“阐”读siam[2]都属于这种情形。反之，也有整个音类发生了基本的变化，但是一部分或个别字尚未触及，这时，音变中止了，这些字也成了变例或特例。例如北京音古见系声母逢三等韵都腭化为
，白读kei[3]），声母未变，韵母则变读为一等（如北、贼、黑）以相适应；二等韵就有较多口语中的常用字不腭化（梗摄字多不腭化），例如：楷、挨、捱、虾（～蟆）、港、巷（～道）、夯、壳（白读）、更、坑、埂、哽、梗、格、客、亨、赫、耕、耿、革、隔、核、扼、轭。数十年前“涯、崖”还读为未腭化的ai[2]，地名中的“张家庄 ”等，“家”读轻声的
，字面上写成“各、戈、哥”，这说明二等见系字的腭化尚未彻底，但是大势已被认可。
闽北松溪、政和两县方言中，有一些双音词前后音节声调同化了，似乎正在形成连读变调的条例。如：今年
，但是不能任意类推，也不能不变调，这可能是连读变调的量变积累阶段。（注：李如龙：《方言与音韵论集·松溪政和方言的谐音变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研究所，1996。）在闽北只有个别县市的方言有个别调类有可变可不变的变调。
二 整合论
2.1整合和变异
变异只是语音演变的一面。变异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有些变异由局部扩展到整体，新式代替旧制；有些变异一闪而过，没能被全社会承认；有些变异会长期处于新旧并存的状态。可见，变异是否成功，必须受制于另一种力量，这就是整合。变异总是产生于个别的、局部的言语行为之中，经过整合才能稳定地进入整体，进入语言的系统。变异是局部变化，是量的积累，整合是整体的结构，是质的飞跃。变异是长期存在的试行，整合是阶段性的总结认可。通常，变异是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创造，整合是社会的认同。复杂多样而又无序的变异出于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的需求，源于社会各式人等的创造或失误；有序的成系统的整合则是来自语言的两个基本性质——结构系统和语言功能的社会性。因为要全社会通行就必须有共同理解和遵行的规则；因为要口耳相传、世代教习，就必须形成一定的系统。总之，整合是变异的对立面，也是变异的补充和调节。
2.2共时的整合
共时平面的整合是横向的结构系统的整合。因为变异是连续不断的，作为阶段性总结的整合只能把各种不同进程的变异组织在一个共时的平面。这就决定了各种方言的语音系统和前代语音的对应都是不整齐的。
方言和古音类的对应中往往有常例（基本对应或无例外的对应）、变例（条件对应）和特例（个别例外现象）。常例是被认可进入新系统的主流，变例是变与不变的某种妥协，特例则是未参予变异或新发生的超前变异的个别现象。这是方言语音整合的常见模式。例如北京音里广韵系统的麻韵字，二等读a、三等读ie是常例，二等逢见、 晓组读ia， 三等逢章组读γ是变例，二等见晓组读a（暇～蟆、
～腰）是特例；戈韵字读uo是常例，帮组读为o、见晓组读为γ是变例， 歌韵逢端、精组读uo、逢见晓组读γ是变例，“他、大”读为a则是特例。
经过共时的整合，每一种方言都会形成自己的语音结构规律。例如上述北京音歌戈韵字的变异和整合就形成了这样的音节拼合规律：有po无puo，有tuo、tsuo无to、tso，有kγ、kuo无ko。 一旦形成了共时的语音结构规律，它对于变异就会产生明显的约束力，大规模的变异就会受到抑制。语音的演变因此便显示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2.3历时的整合
历时的整合是纵向的叠置系统的整合。任何方言的语音系统都有前代语音材料和语音规律的传承，也有语音变异所形成的创新。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特点共存于一个断代的语音系统之中，这就是叠置。用历时的观点透视共时的方音系统，都是叠置的系统。叠置就是历时的整合。
汉字是纵贯古今、横通南北的汉语语音的记录。用方言语音读出汉字书写的方言词，同样的字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异读，这些异读便向人们提供大量不同时期语音叠置的现象。试想，如果不用汉字记录，就无所谓“异读”。叠置现象也无从查考了。可见，方言的异读既是不同历史层次语音的叠置的结果，也是整合叠置系统的手段。
最常见的异读是文白异读。对于东南诸方言来说，文读系统或者是中古官音（广韵系统）影响的结果，或者是现代标准音影响的结果；白读音则是方言固有的，有早于中古音的，也有近代演变的结果。总之都有不同历史层次语音的叠置。例如梅县客家话“复、腹”，又读fuk[7]白读puk[7]，文读同中古音，白读近上古音；厦门话“平”，文读
，文读近中古音，白读是晚近的变异。
另一种异读是别义异读。别义异读古已有之，有的方言后来不加区别了，这是一种变异的整合，例如：扫，古有苏老切、苏到切，今北京音也有上去二读，多数闽语及粤语、客家话却只有去声一读。也有一些字古时候只有一读，后来的方言有了别义异读，这是另一种变异的整合。例如：
“节”在《广韵》只有子结切一读，在各地闽语，都用几种读音来表示几种不同的意义：
还有一种新老派异读是表现了同一时代的新的两种读音。这类异读大多是近现代方言受普通话影响后产生的现象。例如：苏州话“杂纳”，老派
，新派o[2]，o[5]；“秘”，成都、温州、建瓯音老派声母为p-，新派为m-。这种新老派异读反映了最新变异的语音层次和原有语音的并存。
三 动因论
3.1 语音演变的动因在语言之中
关于语音演变的动力和原因，历来已经有很多语言学家讨论过。在德·索绪尔的时代，就有过许多说法，这位语言学大师列举了七种说法之后说：“没有一种是能够完全说明问题的”。（注：F·D·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205页。 ）布龙菲尔德也宣称：“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在音变和某种先行的现象之间成功地建立一种相互关系：音变的原因是不知道的”，“一个音变的原因要是依靠普遍的考虑或者观察其他的时间和地点的说话的人群，是找不到的。”（注：布龙费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477，480页。）确实，要为某一个语音发生的变化找出十分具体的原因，尤其是到社会生活中去进行考察、寻求原因，是不可能有答案的；然而“依靠普遍的考虑”，观察发生语音变异的动因，应该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语音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发生变化。辩证唯物论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对立和矛盾。运用这个原理来考察语音演变的动因，道理是一目了然的。
3.2内因和外因
3.2.1音变的内因——音素的矛盾
方言语音演变的内因是音素之间的矛盾——对立和统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同化现象和异化现象。异化就是对立，同化就是统一。
官话方言普遍发生的见系细音和精组细音的合流（
）是两套声母的辅音受韵头摩擦化的半元音j的同化的结果。 客、赣、 粤诸方言晓匣合口与非组声母相混（hu→f）也是韵头同化声母的例子。50年前的泉州话阴平调读33调，阳上调读22调（类似现今粤方言阴阳去之别），后来二者混同（同化）了，两个调类合为一类，这种调值的接近和混同造成调类的缩减也是经常可以发现的。大多数客赣方言和部分粤方言（如广州）闽方言（如建瓯）三个人称代词（我、你、渠）读为同调，粤方言“有—无”也读为同调（阳上），这是发生在小规模的词汇系统中的语音形式上的同化。多数现代方言浊声母清化可以说是浊声母与韵母的异化，而官话的轻声音节中发生的声母浊化则是声母受前音节韵尾同化的结果。许多方言里塞音韵尾的脱落可以看成韵腹对韵尾的同化，有些赣语清塞尾变为浊尾-t→-l，-p→-m显然是半同化，完全脱落则是全同化；不少方言阳声韵变读为鼻化韵则是元音韵腹与鼻音韵尾双向同化的结果，先是ian→
，是韵腹同化韵尾。
连读变调大多是异化，例如北京话上上相连、去去相连，前字变调。有时也有同化的，例如北京话“工农兵”农字也读阴平。闽西长汀客家话有不少二三音节连调属于同化：“是非、帮助、相思树、旧社会、大学生”等组合都是后字声调对前置音节实行逆同化。（注：李如龙：《长汀话两音节三音节的连读变调》，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5年第二期。）
有时一处同化会造成另一处的异化。是为类推变化或称为补偿变化。例如浊声母清化之后与清声母相混了，平上去入的四声则发生阴阳调类的分化，原清浊声母的差别转化为阴阳调类的对立。
3.2.2音变的外因——音义的矛盾
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物，语义内容发生变化是引起语音形式的变化的另一个基本原因。语义对于语音来说是外在的因素，因此，语义演变是语音演变的外因。
汉语语法史告诉我们，“着、了、过”等时态助词是宋、元以来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许多方言都是用作动词时重读，用作助词则读轻声。（注：李如龙：《动词的体·前言》，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二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这类虚词及其他表示语法意义的词缀（“子、儿、头，的、地、得，们”等）以及代词用作宾语的变读为轻声，显然都是语法意义的需要所引起的语音变化。儿化及其他小称变韵变调也是“表小指爱”的语法意义所决定的语音的变化。有些方言“炒菜”用作名词和用作动宾结构，连读音变有不同规律，也是语义决定音变的例子。福州话的双音词之中，有种种声韵调的变化，如果是不成词的短语，则规律不同。下例是声母类化与否受语法制约的例子：（注：李竹青、陈文祥：《第四届国际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福州方言的类化别义》，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附会hu[5/2] huoi[6]：穿凿附会（书面语），hu[5/2] uoi[6]：胡涂（方言口语）
上文所述的别义异读，其实也是语义决定语音变化的例子。不过它决定的是字音的变读，而不是音类的分混或连音的变读。再举几个建瓯话的例子：（注：李如龙：《闽语研究·闽北方言》，语文出版社，1991年。）
3.3自变与他变
3.3.1他变是外来影响发生的音变
以上所说的内因和外因都是方言在新的地域、新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自身的变化，可以称为“自变”。方音发生变化的另一种常见的原因，是受共同语或其他方言甚至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这就是语言间的相互渗透，这种变化的成因可以称为“他变”。
自变与他变可用下图表示其区别：
从另一个角度说，自变和他变也是一种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3.3.2外来影响音变种种
最常见的他变是方言受共同语的影响。大多数方言都有文白异读。对此李荣先生有个精辟的说法：“北京的文白异读，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话音往往是外地借来的。其他方言区的文白异读，白话音是本地的，文言音往往是外来的，并且比较接近北京音。”（注：李荣：《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115页。 ）湖南境内铁路沿线的“新湘语”如长沙、衡阳、株州、岳阳等地，浊音声母清化了，一般都认为这是普通话影响的结果，普通话逢塞音塞擦音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新湘语一概变为不送气清音，可见这是影响，并非趋同。有些方言的“文言音”则与普通话十分接近。例如山西临猗话（斜线前是文言音，斜线后是白话音。下同）：（注：田希诚、吕枕甲：《山西方言研究·临猗方言的文白异读》，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5—97页。）
湖南衡阳话：（注：李永明：《衡阳方言》，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有时外来影响来自周边方言，大体上也和普通话读音较为接近。例如赣语南昌话梗摄三四等字白读
，应是客赣系方言固有的，文读in则是周边方言影响的结果，长江流域的多种方言，如属于官话的重庆、武汉、合肥话，属于湘语的长沙话，属于吴语的苏州话都读in。例如：（注：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
浙江建德县梅城话用于与外地人交谈的文读系统“是在浙江权威方言杭州话和汉语共同语等影响下形成的”，白读系统是本方言固有的。例如：（注：曹志耘：《严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社，1996年，61页。）
，大体相当于其他闽语的p，t，没有ts声母，把其他闽语的ts读为s，把其他闽语读s 声母的读为t。 例如：（注：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年。）
，黎语也确实没有s声母。研究越南语和侗台语的法国语言学家A·G·奥德里古尔在比较了越南话和海南闽话的这些情况之后，写道： “海南岛在地理上的孤立跟越南独立后在政治上的孤立所产生的后果是一样的：跟北方缺乏紧密的联系，使土著的语言对来自北方的语言（福佬话）或从前曾受北方语言影响的语言（越南语、倍语）在语音上发生影响。”（注：奥德里古尔：《历史和地理可以解释某些语音上的发展》（岑麒详译），《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1992年，92页。）
四 规律论
综合地考察汉语方言的语音演变状况，可以看到以下几条整体的共同规律。
4.1由分化而整化
早期形成的方言语音差异大，其音变明显地体现着语言分化的趋势。晚近形成的方言则语音差异小，体现着语言整化的趋势。
4.1.1东南方言的音变分化多
东南各省诸方言大多是唐宋之前形成并定了型的，1000年前，北方汉人先后陆续入住这些“蛮荒”之地，由于山川阻绝，定居之后，不同地方、不同时期来的人各自保留了原住地的不同口音；南来移民和少数民族原住民不可避免地发生民族融合之后，也势必吸收了某些古代南方民族的语言成分；方言形成之后，各方言区与官话地区的直接往来有多有少，各方言与外族语言之间相互接触的深度和广度也各不相同。这就造成了东南各省方言保留古代语言成分多，吸收其他民族语言成分多，和共同语及官话方言的差异以及各方言内部差异都比较大等等共同特点。总之，显得古老而纷繁歧异。
东南方言保留古代语音特点比官话多，这是人所共知的。唐以前汉语普遍存在的全浊声母，如今主要保存于吴方言和湘方言，此外，偶见于赣西北方言和闽北方言。元以前普遍存在的入声调类，如今在官话地区少见了，而在东南方言则普遍存在。至宋代还普遍有别的一二等韵的语音对立在东南诸方言还多所反映。例如：（注：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
4.1.2官话方言整化多
官话方言一般认为是元以后形成的，在汉语方言中它的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并成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中心地带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直是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从西北高原到华北平原，历来交往密切，东北、西北和西南各地的大量人口是明清之后由黄河、长江流域移居充填的。最近的数百年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城市的形成，汉民族共同语也逐渐定型了，汉语的发展逐渐以整化代替了分化。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官话方言，语音上的差异就比较少，一致性特征比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具体情况不必细列。正是这个原因，官话方言虽然使用人口占汉族人口百分之七十，多达七、八亿，分布地域则纵横都达两三千公里，但是彼此间通话并没有困难，不像东南方言不少地方一个县内都有几种不能通话的小方言。
从这一点看来，把汉语方言先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是合理的。从现在的面貌说，官话代表着一致的一面，东南诸方言反映了复杂的一面；从历史渊源说，官话是晚近时代汉语整化时期形成的，非官话是早期汉语分化时代形成的。不论从那一方面看，这种分类法都是合理的。
4.2由自变而他变
4.2.1早期方音演变多自变
早期形成的东南诸方言大体上是北中国几次大动荡或者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后，黄河流域的汉人南迁定居而形成的。当时的共同语只有书面形式，口语共同语尚未形成，东南各省大多丘陵起伏、江河交错，各方言区间交往也不多，因而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及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太大。由于原来南方的原住民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语方言吸收土著民族的语言成分也不会太多。因此可以说，早期形成的东南方言的语音系统主要是“自变”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东南方言之间所存在的一些语音系统上的共同特点，不少属于“先天”（同源流）的同源现象。例如吴方言与湘方言都存在的保留全浊声母，复合元音单音化（元音韵尾脱落），该是反映了上古时期吴、楚方言的关系。又如客赣方言共同的全浊声母不论平仄今读大多为送气清音，也应该是历史上曾经共有过的特点，赣方言分布地区显然是客家先民经过住过的地方。这是许多史学家论证过的。
4.2.2晚近方音演变多他变
诚然，在东南诸方言之间，也不乏“后天”的渗透现象，即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或方言之间相互影响。例如东南方言中的“近江”方言：湘语、赣语、吴语（也可包括徽语），见系声母逢三四等韵大多已经腭化为
和塞尾脱落的现象，但都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至于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较为明显的多见于交界地区，特别是双语地区。例如龙岩、漳平的闽南话，古全浊字今读送气的较多，这是闽西客方言影响的结果，粤北的粤方言（如连山、连县及仁化、乐昌等地）无-m，-p韵尾，显然是粤北土话和客家话影响的结果。（注：詹伯慧、张日升等：《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客家话大多没有撮口呼，有撮口呼韵母的少数点大多受周边方言带撮口呼的影响。如广东的连南、河源，广西的陆川其周围都有粤方言。（注：李如龙、张双庆等：《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
可见，在东南方言中，可以再分为远江方言和近江方言两大类，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受官话影响小，后者影响大。这种从大处把汉语方言分为两层三类的区分法比起并列分为几个大区或分为官话方言、中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三大类都显得比较合理。
4.3由字音变读而连音变读
4.3.1连音变读是后起的音变
综合各方言的情况而论，汉语方音的演变早期都是字音的变读，包括音值的递变、音类的分合、字音异读的增减。至于各种连音变读则是后起的演变。得出这个结论，是从以下事实得到启发的。
第一、普通话的轻声儿化都是后起的现象。说到轻声时，赵元任说：“多数文言词语、反映现代生活的新名词，科学术语，这些都不含轻声，剩下的，也就是老资格的口语词语——有的有轻声，有的没有”。（注：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27页。）可见普通话轻声是晚近的口语中产生的。至于儿化，唐诗中的“儿”肯定是单独的音节，押i韵（
，明杂曲、杂剧儿尾不入韵，押韵的是儿尾前的音节（《芳茹园乐府》：只怕房先儿，全轻府产判儿，免强相留没个笑脸儿，陪着咱坐似针尖儿）（注：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 353—354页。）可见儿化只有300年历史。
第二、拿连音变读最复杂的福州话说，1870年教会所编《福州话词典》有变韵和变调的描写（前者较为清楚，后者含糊），尚未有变声的记录，可见变调和变声（声母类化）是近百年间才发生的变化。从1906年所编的《美全八音》和陶燠民的《闽音研究》到现在，声韵调的连音变读都有些变动。可见最近数十年，福州话的连音变读还处于调整之中。
第三、就全国范围说，各方言的连音变读各有不同的“热点”，甚至同一个大方言区内的小方言也有不同的取向。官话轻声、儿化多，连读变调少；湘赣方言轻声多，变调也少；吴语连读变调最为复杂，浙南吴语还有小称音变，没有轻声和儿化。闽方言中闽东有变声、变韵、变调，闽南有轻声、变调，闽北则各种连音变读都没有；客方言只有正在生成之中的少量轻声现象。这也充分说明了各种连音变读是最近三二百年之间生成的，是大区小区方言“各显神通”的结果，而不是源远流长的语音演变。
4.3.2产生连音变读的原因
应该说，各种连读音变是汉语多音词占了优势之后所引发的现象。因为多音词把几个语素意义重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于是要求语音上也把几个音节融为一个整体，连读音变就是把几个音节合成一个新的语音单位的组织方式。
在汉语词汇史上，复音词的大量增加是中古以后的事。向熹指出：“复音词大量产生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特点。中古产生的新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词。上古词汇以单音为主，到了中古，就口语而论，复音词变得逐渐占有优势了”。他还说：“近代产生的新词中，双音词占有绝对优势。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不少三音节和多音节词，这是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在近代后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注：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494—622页。）。连音变读既然发生于复音词大量增加之后，说它是近数百年间的事是合乎逻辑的。
4.4方言语音演变规律的歧异及其原因
就各种方言语音演变的情形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出，各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还有各自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4.4.1发展异向。就音类的演变说，声、韵、 调趋于繁或趋于简，不同方言有不同取向，同样是闽方言，建瓯话韵母只有34个，潮州话多达85个。闽方言声母一般是14—15个，吴方言是28—29个，就字音变读说，文白异读、辩义异读、新旧异读等在不同方言也有不同取向。例如闽南话有文白异读的字，估计在常用字中应超过半数。（注：李如龙：《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二期。）而北京话、客家话、广州话中有文白异读的字就少得多；普通话的多音多义字（辩义异读）大约占常用字的十分之一（注：李如龙：《关于多音字的精简问题》，文字改革，1982年第二期。），在其他方言就少得多；上海话的新老派异读多，而福州话就很少。至于连音变读如上节所述在各地方言中也是表现得大不相同的。
4.4.2演变异速
不同的方言在继承前代语音特征或调整创新上有极大的差异。中古音的平、上、去、入在一些方言里各分阴阳成为8调， 粤语甚至还再分为10调，大多数官话又重新整合成4调（西北有的点又合成3调）。闽方言大体上还保留了上古声母的“无轻唇”、“无舌上”的特点，这是语音变化缓慢的典型；而北京话韵母原来只有38个，儿化兴起之后，一举增加了儿化韵25个，如果加上4个-m尾合音韵（am、im、
、uom），韵母数增加了近8成，这是语音变化迅速的典型。
4.4.3变动异途
不论是音类演变、连音变读，不同方言的具体变化途径常有不同。例如全浊声母清化后，有按古四声分送气不送气的，北京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粤语平上送去入不送，也有全送（客赣方言）全不送（部分湘方言）或少送多不送（闽、徽语）的。塞音韵尾的消变是近代以来汉语方言音变的主要流向，但具体途径又多有区别。吴语走合拼简化的路（-p、-t、-k→
（余干），-t→-l（都昌）， -p→-m（光泽）-p→-i（阳新）-t→-ε （新余）-k→-u（秀篆）。（注：李如龙、张双庆等：《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198页。 ）小称音变在北京表现为儿化，在浙南吴语是-n尾化加上变调，在粤语是高升变调。
4.4.4深广异度
方言里音类的变读未必都是穷尽的变化。不同音类的变读往往所管的字有多有少。例如客赣方言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今读送气清音，但也有少数字读为不送气清音，邵武话咸、深两摄入声字有变读为鼻音的变化（搭tan[7]合xon[6]，十
，狭xie[6]腊la[6]，笠、粒文读li[6]。（注：李如龙、陈章太：见《闽语研究·闽西北七县市的方言》。）北京话连读变调只发生在上声字作双音词前字，在吴方言不论什么调类、也不论是前字后字都可能发生变化，而且还有广用式和窄用式（固定结构里的变调）之别。同样的小称变调，粤方言里词例不算太多，在浙南吴方言则相当可观。再如轻声现象，在客家话刚刚冒头，只见于若干词缀，在闽南话往往与语法意义词汇意义相关，范围也有限，在北京话及湘赣方言双音词及多音词组的轻声现象就十分普遍了。这种音变的不同深度与广度，大概与发生音变的时间长短以及在该方言的语音演变中是否属于主流特征有关。
4.4.5方言音变歧异的原因
为什么方言语音演变会出现如此纷繁的歧异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方言的语音演变都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开展的，都有特定的内外动因，都是历时演变的规律（变异）和共时结构规律（整合）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共同语的普及情况，周边方言的强弱势乃至该地区的行政属辖、人口迁移、变更的过程，文化教育的普及状况，地方戏曲等的流行情况等等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方言语音演变的方向和速度。至于历时演变规律和共时结构规律的相互作用也是长期、反复的过程。不同的方言处在这两种规律较量的不同阶段，其结果就可以有很大不同。整合力强的方言例如福州话，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特点溶合在一个共时的系统之中（经过文白异读、辨义异读等方式）新产生的连音变读也形成了严密的规律，（变声、变韵、变调），其古今音对应和共时结构规律都比较整齐明确。有的整合力弱的方言例如闽北建瓯话，由于人口多次变动，周边强势方言影响较大，普通话普及较早，因而其音变的结果，古今音的对应很不整齐，共时结构规律也缺乏鲜明的特点，仅从其声调的分混和字调的分派就可以见其一斑了。（注：李如龙：《建瓯话的声调》，中国语文，199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