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冬与历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佟冬同志（1905—1996）——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走了，他给弟子和熟悉他的人留下了不尽的思念和回忆。佟冬一生，无论是在延安中央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东北文史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时期，以至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都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仅就笔者所知，对他的史学活动和建树略做介绍和阐述。
一、关于通史研究与撰写
佟冬于1927年从家乡辽阳考入沈阳的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随校流寓到北平。1938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入中央马列研究院学习，后任中央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研究人员。1940年1月，范文澜同志到延安，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并受命同历史研究室的其他同志分工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干部学习之用。由范文澜担任总编，佟冬参与了此项工作。这可视为他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开端。
后来（1954年），据范文澜讲：“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叫我索性从头写起。”（《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不过在我们看到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版权页和序言中都是注明参与者的。如据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版版权页载，“编辑者 中国历史研究会”，以下依次署名为：谢华、范文澜、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华，主编为范文澜。中国历史研究会序言（1941年5月25日）说：“参加本书编辑的同仁凡七人：谢华、范文澜分任第一编，佟冬、尹达、范文澜分任第二编，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分任第三编，为了整齐体例，修饰文字，由范文澜氏任总编的责任。”从署名次序及序言，既反映了范文澜的谦虚作风，也说明其余六人参与了《中国通史简编》最初的撰写工作。
佟冬、尹达、范文澜分任的第二编为秦汉南北朝时期。记得1978年《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战线》两刊在长春召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期间，笔者在同佟冬闲谈时，他曾高兴地谈及这段往事，并说他承担了秦汉三国部分。
我们可以从该书序言中对编撰者的史学观点及本书的构想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序言说：“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这样，研究中国历史，是每一个进步中国人民应负的责任。”又说：“如果利用‘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一类现成的史书来学习中国历史，是不是能收预期的功效？第一，这类包含千百万字的大部书籍，学习者哪有这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消费；第二，这类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第三，我们要探求中国社会循着怎样的道路向前发展，而这类书却竭力湮没或歪曲发展的事实，尽量表扬倒退停滞阻碍社会发展的功业。一言蔽之说，这类书不适于学习历史的需要。”所以编撰者认为，应“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史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需要法则的中国通史”。于是他们编撰了这部通史。我想，这应是当时所有编撰者的共识。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不止一次地谈到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见前引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然而它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得到广泛的流行。曾有新华出版社1942年版，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版等版本，而上海新知版在同一年内的七月、八月连续出了两版。
《中国通史简编》是较早诞生的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叙述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的通史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参见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1—411页）佟冬作为延安时期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之一，协助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简编》，不仅反映了他当时在史学界的地位，也为他后来从事历史教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奠定了基础。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佟冬在史学界有较高的地位和威望。1953年秋，正在新中国革故鼎新、百废俱兴之际，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并且组成了以郭沫若为召集人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据刘大年先生回忆，当年出席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者有：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胡绳、尹达、刘大年。列席这次会议者有：黎澍和佟冬（见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光荣》，《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并见历史研究杂志社编《历史研究四十年》所载同文之“编者注”）。
我想这也是长期以来佟冬同范文澜、尹达、刘大年、黎澍等老一辈著名史学家保持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范文澜根据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同志派人给他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前引《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76页）他开始组织和计划编写《中国通史》。据我的回忆，当时我所在的东北文史研究所曾接到北京来函，希望派人参与其事。但因当时所内两派群众斗得火热，佟冬已被打倒，无权过问其它，此事自然没有得到回应。我想此函当同范文澜与佟冬的过从有关，应是范老想起了过去他与佟冬在延安的合作。又如，“文革”结束后，1978年分别以佟冬和黎澍任主编的《社会科学战线》和《历史研究》两家杂志联合发起在长春召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当时召开学术讨论会还不像后来那么时兴，两刊联合办会是同两位史学家的交往相联系的。
二、关于东北地方史研究
从事和推动东北地方史研究是佟冬对中国历史学所做出的又一贡献。
佟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大地充满眷恋之情，对东北地方史情有独钟。他从六十年代起，就一直想主持编撰一部东北通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他这个愿望终于在八十年代部分地实现了。由佟冬主编、他的挚友关山复作序的《中国东北史》第一卷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就其规模和深度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傅斯年著《东北史纲》和金毓黻著《东北通史》。
我们知道，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历史学家傅斯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并且鼓吹“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企图使其占领合法化的情势，为了对国人进行历史和国情教育，他联络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学者撰写东北通史，由他写出《东北史纲》第一卷，1932年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书中利用大量史料证明东北一直是中国的领土，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妄说。继之，流寓在四川三台的辽阳历史学家金毓黻出于对故土的怀念，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日本御用学者在东北史问题上的牵强附会、别有用心，于1941年将旧稿整理出版，是为《东北通史》上编，凡六卷三十余万言。
傅、金两书是东北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不仅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其史学功能，而且也是后来东北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然而事隔四五十年，随着社会的变化，观念的更新，文献整理和考古发掘的进展，两书已显陈旧是自不待言的，当然也是我们所不应苛求于前人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时至七八十年代，东北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实现佟冬的多年宿愿——编撰一部全新的东北通史提供了条件。
《中国东北史》第一卷洋洋51万言，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从原始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北历史。书中就东北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关于古代东北的地理区域，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东北史与全国史的内在联系与共性，东北古史的地方特点，古代东北的经济与文化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正如关山复在序言中所说，此书“立论严谨，史料丰赡，文笔流畅，叙述有序，于东北古史之研究颇多独到之处，确实是一部新颖、系统的东北地方通史专著”（第3页）。这是不过誉的。如果说三四十年代傅、金两书用史实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驳斥了日本侵略者所鼓吹的东北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妄说，奠定了东北史研究基础的话，那么《中国东北史》一书则是继两书之后东北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东北古史的重要成果。
本书由佟冬弟子分章撰写，然而从课题的确定到专著的出版，都倾注了佟冬的心血，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关注《中国东北史》以后几卷的进展。（见石静山、孙乃民、宋焮《贵在奉献，功在育人——缅怀佟冬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我想他的弟子们是不会辜负老人家生前殷切期望的。
主持编辑整理卷帙浩繁的《静晤室日记》是佟冬晚年对东北史研究所做出的又一功绩。
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室号静晤，1887—1962），毕生致力于东北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著述甚丰。编纂有《奉天通志》、《辽海丛书》、《渤海国志长编》等，专著有《东北通史》上编、《宋辽金史》和《中国史学史》等。金毓黻去世后，所藏大部分图书于1964年转卖给东北文史研究所（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所撰《静晤室日记》手稿捐赠给他所供职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后由佟冬提议，经历史三所所长刘大年及金毓黻家属同意，以在适当时候编撰一部金毓黻学术年谱为条件，将日记转让给东北文史研究所。《静晤室日记》手稿转让给东北文史研究所后，佟冬一直关注此事，并曾指派研究人员着手编写金毓黻学术年谱。后因“文化大革命”起而告辍。1985年底，年届八十高龄的佟冬提议组成《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委员会，并首先编辑整理《静晤室日记》。这部洋洋550万言的巨著经过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几经周折，于1993年由辽沈书社出版。
《静晤室日记》的学术价值，正如编辑整理组在“前言”中所说：它是金毓黻的长篇读书治学札记，可于此一书中辑出学术年谱、读书札记、考古游记、金石书画经眼录、诗文集、东北地方掌故和辽海人物录等多种专书。此外，日记还迻录了大量的古史珍贵资料，收入许多已刊和未刊的论著、书札等，其中尤以有关东北史事与文献者占绝大部分。特别是有关东北近代史事的记述，有些系访问调查后所撰写，许多史实不见于正式载籍，这些口述史学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可想而知的。
以佟冬为主编的《静晤室日记》的编辑、整理与出版，是东北史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推动东北史研究的进展无疑是功德无量的。
此外，佟冬先后任院长和名誉院长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把东北历史与文化做为该院科研主攻方向之一，以他为首任主编的《社会科学战线》长期辟有“东北历史与文化”专栏，刊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东北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多年来，我国东北史研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进展，这与佟冬的积极倡导和参与是分不开的。他不愧是在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和组织领导者。
三、关于培养文史研究人才
佟冬从任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到东北文史研究所所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及名誉院长，直至生命旅程的终点，培养了大批文史研究人才，特别是史学研究者，这是他对发展中国历史学的第三个贡献。
这里以佟冬任东北文史研究所所长期间的一些事实为例来说明之。
东北文史研究所是东北局根据1959年周恩来同志在哈尔滨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的要改变“东北文化落后，文风不盛，人才甚少”状况的精神，经原东北局宣传部长关山复提议，于1961年建立的，由佟冬任所长。
创办这个研究所的宗旨，是培养文史专业人才及为各级领导机关输送干部。其授业方式，“参照昔日东北萃升书院的办法，或者有如京剧小科班”（关山复：《中国东北史·序》）。并且宣布不参加政治运动，不搞劳动，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建所后，先后从各地招收三批应届大学文史哲本科毕业生，还陆续从全国以高薪聘请一些著名老学者、老教授，如钟泰、陈直、李泰棻、陆懋德、马宗霍、洪诚、金兆梓、沈文卓、陈登原等，到所长期任职或短期讲学。
佟冬十分重视对青年学员专业基本功的培养训练。他反复强调，从事文史研究，一定要有广博厚实的基础，不要急功近利。要求学员在学习期间，不分文史哲专业，一律从“十三经”、“前四史”读起，初定四年，谓之打基础。他常说，有的人四年不行就八年。他一再强调，甘坐冷板凳，练好基本功；反对浅尝辄止，不让学员在学习期间匆忙发表文章。对于以上这些做法，可以有不同的评价。记得当时（1964年）就有一位在京任要职的著名史学家在一家理论刊物上撰文批评这个研究所的方向路线问题，说它第一步就错了。不过很快他也因方向路线问题而被批判、打倒，成为“文革”的前奏。今天回过头来看，那种参照旧书院的修业方式未必值得提倡，但是佟冬所一再倡导的甘于寂寞、切忌浮躁、甘坐冷板凳、练好基本功的精神，则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切从事学术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品格，否则便不要从事学术研究。实践也证明了它是行之有效的治学之道。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一些学员回忆起那段读书生活，无不十分留恋。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一定成绩者，也无不说深深得益于当年佟冬的教诲和培养。
佟冬平时对青年研究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严励得近于苛刻，温和得如同春风，而其中都贯串一个爱字。当他看到身边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有了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时，便感到无比欣慰。他说：“目睹他们‘苗而秀’，‘秀而实’，秋收有成，冬藏在望的成长过程，不禁为之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已至。”（见《曹廷杰集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这就是佟冬关怀中青年学者的真实写照。
从我的一段经历中，也深切体会到佟冬对晚辈的关怀与挚爱。也许是出于历史的误会吧，1969年我从东北文史研究所调到北京从军，两年后被关进京郊团河农场“学习班”接受审查，一查就是几年。在此期间，我想平生与我钟爱的历史专业的缘分算是彻底断绝了。不料，大约是1973年的一天，忽然接到佟冬来信，说他正在原东北文史研究所和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建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两所原来许多同志已经归队，问我想不想重理旧业？我 连做梦都想重理旧业呀！然而当时正在接受审查，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不过我还是从老人的信中增添了一线希望。197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长春，却不能去研究所，而被遣送到一家大工厂接受改造。经过锻炼，居然当了一名很称职的装配工人。约在1977年底或1978年初的一天，工厂中的一位朋友高兴地对我说：你有希望回所了，佟老在全省批判林彪、“四人帮”在吉林省代理人大会上为你鸣不平。在那个人们对政治运动尚心有余悸、许多人对我避之犹恐不及的时候，老人竟能为我主持公道，使我感动万分。不久，我被调到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改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参与《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初期工作。他为了什么？不过是不愿意看到一个经国家多年培养出来的普通知识分子却不能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如此而已。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由于佟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中，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因此没有更多时间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留下来的著作不多，这也许会使人感到有一点遗憾。然而，他却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特别是文史工作者。佟冬任职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以及经过他的培养后分散在各地的学者，在东北史、辽金史、明清史研究，文献整理以及学术编辑与出版等方面都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力量。佟冬虽已作古，但其学术生涯却在他的弟子和后继者那里得到延续。
佟冬平生写的书不多，可他在弟子心目中就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是一座高耸的丰碑。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为新中国历史学的创建做出过贡献，还在于他那几十年如一日对真理的追求，对事业的执著，对人才的爱惜，对晚辈的关怀，以及他一生不唯书、不唯上，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一身正气、不畏邪恶的高风亮节。许多人从佟冬那里懂得了应该如何读书，做人，做学问。我想，佟冬在这方面的贡献，也许比他本人多写几本书更为重要。
〔附记〕笔者在写作这篇小文过程中，承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朋友慷慨赠阅有关图书，文中对他们的论述，也多所借重，谨致谢忱。
1996年12月写于北京
1997年4月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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