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环境论文,正确论文,传统论文,和谐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渐成“显学”，且在许多国家的战略与政策层面得到体现。“9·11事件”以及最近肆虐全球的“非典型肺炎”（SARS）更从实践层面将“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上各国的安全战略议程。胡锦涛主席2003年5月26日到28日在莫斯科访问时再次提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盼稳定、促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但天下仍不太平，一些原有矛盾长期未得到解决，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在西方学者的著作和文章中，他们列出了一个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清单”。这张清单中有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民族宗教冲突、国家动乱与国家分裂、经济和金融危机、信息网络攻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核材料与核废料的偷运、跨国犯罪、走私贩毒、经济难民和非法移民、传染疾病流行、地下经济、腐败、海盗、非法洗钱等，这些问题都可归之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是，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种类、多少、程序和认知与界定也有所不同。在非洲，较受重视的问题是贫困化、艾滋病、沙漠化、生态难民、部族冲突和内战等。毒品走私、金融危机、跨国犯罪、国内武装冲突、少数民族自治则是拉美地区比较严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东亚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态恶化、人口膨胀、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海盗和“非典”疾病等。在北美和欧盟地区，人们更为关注恐怖主义、温室效应、非法移民、毒品走私、非法军火交易、网络犯罪等问题。但无论如何，像生态环境、资源短缺、恐怖主义、难民、传染疾病、金融危机等问题，似乎是全球各国和各地区不同程度共有的，也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协商合作来加以解决。
一、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破坏性甚至比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破坏性还要大
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几乎导致这个富裕的南美国家破产。“9·11”事件从心理上彻底粉碎了美国国民本土安全难遭破坏的安全感。再看传染病和各种疾病，2003年在全球蔓延的非典在经济上的破坏程度不亚于一场地区战争。目前，全球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到2011年，预计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将达8000万。以南非为例，艾滋病泛滥导致该国1/4的成年人患病或携带病毒，留下200万孤儿，造成2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国际社会也因艾滋病问题限制南非参与国际维和。艾滋病还降低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国防和军事能力以及公务员的工作能力。由传染病引发的大量跨境人口等因素可能导致国家和地区冲突。这些数字远远超过战争的致死率。由此可知，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破坏性甚至比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破坏性还要大。
上述事实导致各国的安全观在目标上也发生了纵向延伸。过去对安全问题研究主要侧重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一单一层次的安全，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抵御外敌侵略。而冷战后安全研究则重在维护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尤为重要的是，其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多元化，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生态、文化、科技等等，日趋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这一系统中的某一分支系统或要素受到损害，均会立即引发全局性问题；其二，随着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民族国家之间互动频率的增强和加大，以国家为单元的政治子系统发生某种突变，都会打破或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均衡。
二、转型期我国非传统安全威胁事件特征
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人均GDP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与公平等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瓶颈时期，比较容易造成社会失序、经济失调、心理失衡等问题，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改革已进入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时期，改革开放触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社会制度系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家庭制度）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变迁，在社会发展序列上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也就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具体而言，转型期我国“非传统安全威胁”事件总体上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危机的突发性、破坏性和无序性，使我们所面临的环境达到了一个临界值和既定的阈值。
二是危机的不确定性，事态的进程使博弈双方的即时决策就能成为一个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变量，不同的博弈决策结构、决策过程、决策路径可能导致差别极大的结局。
三是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加强。
四是非传统安全各个领域问题相互影响，某一方面的安全问题可能激发其他方面的安全问题，而使其呈现逐级放大效应。
五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时常表现出一种较为长期、潜在积累的形式，有时会突然爆发，有时则是逐渐演变。
六是群体心理的脆弱、冷漠，这主要表现在集体恐慌、流言传播、公信怀疑、疾病歧视几个方面。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还深受恐怖主义之害，我们不仅面临着宗教极端思潮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自由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而且还面临着以“法轮功”为代表的邪教恐怖主义势力的直接挑战。
三、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危机应对体制
（一）危机管理框架的基本构想
首先，应该把危机管理意识灌输到全社会，要把危机管理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把这作为政府的使命和责任之一。
其次，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应从宪法上授权政府具有危机管理的权力，并限定其职责；同时，制定一部《危机管理法》，把各种危机的管理都纳入到统一的程序和制度中，而不再是各个政府部门各行其道，分散管理。
第三，成立国家统一的危机管理专门机构。这个机构担负以下职责：危机信息的收集，反危机战略的规划并将其纳入政府日程，判断各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评估其损害和风险，危机防范，监督危机管理日程的实施，进行危机管理教育和训练等，危机发生时，协调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反危机行动。
第四，建立危机管理信息系统和知识系统，为反危机提供知识储备和信息预警等。
第五，建立危机管理的财政保障体系。其一，危机管理经费纳入国家预算体系；其二，建立国家反危机基金；其三，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要同危机管理相结合。
第六，建立全国性的危机管理教育、训练系统。其一，对政府官员进行反危机模拟训练；其二，教育部门要把各类学生的反危机模拟训练列入教学计划；其三，政府对公众进行反危机宣传和训练。
从横向看，危机事件应对系统必须是包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管理、执法、医疗服务和第一现场应对人员（例如消防员、救护人员）等在内有多维度、多领域的综合、联动、协作系统。因此，世界各国在采取上述两项措施时，都非常重视政府在处理紧急事务中的统一协调作用。有的国家成立了处理各种紧急事务的国家紧急事务管理机构——如美国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该紧急事务管理署负责处理包括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以及战争在内的一切紧急事务；有的国家（如土耳其、加拿大、日本等）制定了对付各种危机情境的统一的《紧急状态法》。这些举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建立了危机管理的两项最基本的制度——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前者帮助政府对分阶段期间内可能会发生的各类危机事件事先有一个充分的估计，选择最佳应对策略并做好应急准备；后者则增强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危机状态下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尤其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会危机的发生是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更需要转变观念。不能轻易用暴力来解决社会危机，暴力导致暴力，尤其是政府随便动用暴力时，可能使民间积聚暴力对抗的情绪。
（二）我国危机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应对和管理危机事件的运作机制方面，我们最为缺乏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应急反应队伍和相应保障机制，这严重影响及时处置危机事件应变能力和疾病预防控制综合服务能力的提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包括财政、公安、工商、农业、教育、民政、运输、环保、新闻媒体以及爱国卫生等有关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没有从法律层面加以规定，往往出现在危机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
2.国家心理预警与应急体系尚处于空白状态。
3.紧急医疗救援体系存在种种问题。
4.在有关生物、化学和核恐怖应急预案和体系建设、反生物恐怖培训、全国各级救灾防病专家库、相关技术与物质储备、参与国际反生物化学恐怖网络等方面亟待加强。
5.在重大危机事件的预警、公布制度、国际援助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什么时候应该公布或者不应该公布，造成重大损失该由谁负责，都没有太具体的规定。
（三）构建危机管理体系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1.国家安全战略应保持开放性，将不断产生、危害程度不断上升的非传统威胁纳入国家安全的评估和制定框架。同时，传统的国防、外交、公安等部门要加强与卫生、农业和环境等过去彼此不太相关部门的合作与协调。
2.建立国家心理监测网络。用社会心理的抽样监测调查的方式在全国建立针对一些社会重大的普遍性问题的心理抽样监测调查网络，同时也可以监测各地的心理疾病的发病情况，并及时提出应对策略。
3.媒体宣传要注意趋利避害。
4.积极研究由处理危机事件的机构向建立经常性长效机制的转变
在我国的实际运作中，应该在国家层面上尽快建立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常设性的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部门（可参照美国紧急事务管理署的设置），协同各方面专家，对各种类型危机事件进行划分总结，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同时对于发生的危机事件，要设立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制度，公正甄别事件诱因；还要保持适度的新闻自由度，建立必要、有效的公共危机沟通机制；改革各级政府信防机构职能，切实发挥社会稳定安全阀作用。
5.大力普及医学救援知识技能。在开展卫生救护、现场救护培训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对“第一目击者”的急救知识、抢救技能等相关培训。当前尤其应该对公安、消防、旅馆饭店、旅游交通、矿山电力等遭遇灾害事件机会较多的部门人员进行重点培训，使他们能自救互救。
6.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对付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可建议发达国家在情报、信息共享、技术、资金和财物援助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有的支持，同时，对西方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要保持清醒认识，密切关注有的国家偏离国际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宗旨、搞“双重标准”及单边主义和滥用武力的问题。
“9·11”事件发生后，危机管理已经成为任何国家和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提出严峻考验，而且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公安机关更是首当其冲。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面对很不安定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在国际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有效、及时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已经成为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挑战，这直接关系到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和良好形象，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