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式探索的学术意义——社会转型期档案资源整合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资源整合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5月，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委员会在安徽省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会议听取了安徽省档案局关于电子文件中心的建设和国家档案管理利用新模式的介绍。有人称安徽省的这些举措为“破冰之举”，本文则称其为“徽式探索”。因为这一探索发生在襟江带淮的安徽，是江淮儿女的又一次“冒鲜”(安徽方言)尝试，所以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
一、中国档案学也要有探索精神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同志在新华社刊发的《整合资源 创新体制 强化服务——安徽探索建立国家档案管理利用新模式》一文上批示：“整合档案信息资源、创新档案服务机制，是推动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重要举措。安徽省档案部门认真探索建立国家档案管理利用新模式的做法值得肯定。各级档案部门要从实际出发借鉴这些经验，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档案工作全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整合并合理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进一步发挥档案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特殊作用。”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均取得了累累硕果。档案工作应该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不言而喻，探索精神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探索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王刚同志的殷切希望：“进一步发挥档案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特殊作用”。这里王刚同志所说的“档案工作”，是对全国而言的，不仅仅是指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工作，同时还包括高校的档案教学与档案学术研究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鸿杰曾经提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人文环境中，学术尊严的内涵可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但是，其基本精神却是永恒的——以严肃的态度去探求科学的真谛。”中国档案学是一门管理学科，管理与利用的研究原本就是历史赋予档案学的使命，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把档案学的学科归属由历史学调整为管理学，也正是希望中国档案学在归属明确后，学科建设上能够有所强化，学术研究上能够有所创新。“中国档案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和基本的理论形态，是管理过程的系统分析和管理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整合；中国档案学是通过对一种管理方式的研究，最终揭示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的。”②
因此，中国档案学要加强管理的理论研究，并应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全局问题。学术研究中既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也要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不跟风，不盲从，独立思考，大胆实践，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健康的学术氛围。研究工作开展之前要有充分的科学理论假设与严密的工作程序设计；实验结果出现之后要及时予以科学分析，整理出能上升到理论层次的、能指导后续工作的理性结论。
安徽省档案部门对国家档案管理利用新模式的探索首先在和县试点，而后以现场会的形式进行总结，既是档案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也是对中国档案学管理理论的探讨。笔者认为，“徽式探索”最重要的学术意义正是在于——“以严肃的态度去探求科学的真谛”，而这一点也正是中国档案学最需要的治学精神。
二、开放和利用是社会转型期档案工作的研究主题
档案的“徽式探索”还提示我们，当前的档案工作不仅要有创新精神，还要注意档案事业的内在规律。无论何种情况下，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应该都是档案工作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构建安徽省电子文件中心正是出于强化电子文件的收集，而整合资源也是为了档案更好地开放利用。
从世界范围看，公共档案馆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半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开放不是公共档案馆的权宜之计，也不取决于某些人的选择。有识者的推动和保守者的设防可能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档案馆的开放程度发生影响，但无法改变其不断走向开放的趋势。因为档案馆开放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符合自身的发展规律。③
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都将随之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与这种变化同时出现的还有经济体制的变革、新技术设备的应用、新文化的影响和法制的完善等，这些新生事物聚合起来的巨大能量必将对社会进步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档案的开放利用也将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近几年，我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开放利用的研究十分重视，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合法、及时、便民、平等的利用原则，认为便民与平等体现了和谐社会宽容理解、友善祥和的伦理道德，以及公平、正义的伦理特征，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大学档案学专业甚至还组织硕士研究生对档案馆社会化展开了讨论，认为加强档案馆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发展档案馆学理论，而且有助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翻阅多家档案杂志，明显地感到“档案开放”已成为许多论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这说明，档案开放利用不仅是十分迫切的社会需求，也逐渐成为档案学者们的共识。目前尽管已有一些档案利用政策，但随着我国社会进步和各项事业的深入发展，这些政策的内容建设和执行效果已暴露出明显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事业的发展。因此，非常需要在加强理论研究、为新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探索实践经验、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和方案。
十分可贵的是安徽省档案部门不失时机地果断出击，创新服务机制，探索管理办法。国家档案局李明华副局长在安徽省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现场会上说：“希望安徽省的同志们继续探索加强档案管理、整合国家档案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新路子，使全省档案体制改革在‘十一五’期间取得更大的进展，为全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④
三、国家档案资源整合是社会转型期档案信息化的科研重点
(一)安徽和县的国家档案资源整合试点
档案面向经济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开放利用，首先要有相应的档案资源。因此，安徽省在历史文化名城和县进行了国家档案资源整合的试点。试点前，由于受档案资源分散管理的影响，和县档案馆的馆藏档案82％以上是反映党务政务的文书档案，馆藏单一，利用者寥寥，2003年全年仅有123人次利用档案，平均3天1人次；试点后，房管局、建设局、交通局、国土局等单位的各类专业档案集中到了县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源的结构变化，直接带动了“为现实、为老百姓、为经济建设服务”，2005年年初至11月30日，县档案馆利用档案的人数一下子猛增至2760人次。⑤
安徽和县档案资源整合试点的事实有力地证明，档案资源往往就是制约利用的瓶颈，一旦突破这个关口，将会给档案事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笔者认为，和县试点所反映的正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关注的信息资源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证明，将可能使一些理论专家的思路更加明晰起来，吸引他们对信息资源研究的更大兴趣。
有人把信息资源与物质资源、能量资源等同看作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认为信息资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少数本身就从事信息化工作的同志却没有此清醒的认识，他们往往仅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去看待信息化，从而低估了信息资源的作用。其实，信息需求才是信息技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而无源之水则通常是难以为继的。例如，电子政务本该是利用推动建设，而少数地方却搞成了不考虑利用或者说实际使用考虑不够的设施建设大比拼，出现了一些群众十分有意见的“荒芜网站”、“土围子”和“信息孤岛”。这种结果的产生不正是轻视信息资源建设、轻视理论指导实践工作的苦果吗？
(二)在社会转型期整合国家档案资源亟待研究的重点问题
综合多方面的情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时代的信息资源就是战略物资，就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国家档案资源是国家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合国家档案资源是实现我国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科研重点。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民营企业实力不断增强、部分国有企业转型成为股份制企业等新情况。企业产权的多元化格局必然要造成档案所有权的多元化。那么，这种多元化对国家档案资源整合有些什么影响呢？
整合国家档案资源毕竟是一项新工作，其进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问题，例如对国家档案全宗理论的创新和法律法规创新的探讨。
我们知道，全宗理论是档案整理工作的基础理论，划分全宗的标准就是来源原则。解放初期，我国的全宗理论受前苏联“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影响，认为一切档案归国家所有。在来源原则的指导下，将国家作为一个最大的立档单位，于是就有了“国家档案全宗”。全国组成统一的国家档案全宗，是由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所决定和要求的。⑥ 计划经济时期，这种全宗理论指导中国档案较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然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经济产权的变化导致“国家档案全宗”的适用范围发生了变化。因此，如何创新国家档案全宗理论就成了一个新的科学命题。
目前，根据国家经济政策与现实情况，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套用对国有档案馆、机关档案室的老办法，用达标升级之类的手段来加重非国有单位与个体的负担；另一方面，对他们所持有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又不能放任自流，只能通过法律法规来促进社会的这部分组织与个人自律，以保证社会的这部分档案规范、完好地保存下来。因此可以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我们及时探索国家档案资源整合的规范，而规范的制定又要求在相关的法律法规许可下进行。可见，在法制时代，档案工作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然而，由于我国的档案法规原则性明确，实施细则不够细化，缺乏适合电子文件特点的、全面的、可对照实施的操作性条例，所以，积极开展国家档案资源整合方面法律法规创新的探讨，为有关政策与法律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借鉴，是我们一项十分重要的科研任务。
四、问题的思考
思考一：档案工作需要理论与法规的支撑
由上述讨论我们知道，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个新的档案术语浮出了水面——国家档案资源。过去我们所说的“国家档案全宗”强调“一切档案归国家所有”，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家档案资源”则强调“过去与现在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产生的具有国家和社会保存价值的档案”。两相比较，显然后者的概念更加明晰、更加符合国情、更加有利于档案事业的发展。
一个概念从学术讨论到实践探索，再到理论整理，直至形成规范、政策、法律，从而指导推广应用、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完成它一轮生命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档案学者和档案管理工作者不仅要勇于创新，而且还应善于总结经验与教训，从理论高度和法规建设的层面思考问题。人们常说，为了事业甘于付出的人是伟大的，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参与国家档案资源的理论创新和法规建设，因为档案工作真的十分需要理论与法规的支撑。
思考二：研讨国家档案资源整合法规建设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依据法制原则推进档案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培养公民的理性思维方式，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此，在研究相关法规制定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强调社会成员有保护国家档案资源的义务，强化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档案的管理。
2.充分考虑社会转型期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的客观现实，真正从以人为本出发，既要体现对个体的约束，也要体现对个体利益的维护。
3.对私有档案所有权的确认和对其相关权益的保护，将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应慎重对待。
4.非国有单位与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是应当保密的档案，所有者自当妥为保管。无条件保管者，可向国家档案馆寄存。为充分体现所有者的权益，档案所有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向国家档案馆出卖或捐赠。但国家档案馆可以对其中有价值的进行复制。
5.社会组织(包括非国有单位与个人)的不当行为，造成国家档案资源流失或损毁后果的，由县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罚款等处罚。对其中有恶意企图毁灭或向国外倒卖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思考三：重视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安徽省电子文件中心的启动，说明对电子文件的管理“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由分散管理模式到集中管理模式的转变。但是从总体上看，各地区、各机关电子文件管理工作仍然具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征，缺少国家层面的整体设计、统一规划、战略部署与方法指导，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加以改变，就很难保证当代社会电子文件的科学管理、完整保存和有效利用，国家将为此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社会代价。”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冯惠玲教授等专家学者认为，制定和实施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的国家战略已经迫在眉睫⑦。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已进行多年，国家电子政务标准化总体组和地方、部门出台的电子政务标准很多。但为什么总是遭遇“信息孤岛”？究其根源，一是因为对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规划不够，二是因为缺失档案部门的技术参与，而没有档案意识的电子政务建设必然存在缺陷——不符合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的要求，自然失去了信息源泉。因此，档案部门参与电子政务应用标准的制定是一项十分必要的举措，而强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规划、制定和实施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的国家战略不仅非常需要，而且时不我待。
思考四：国家档案资源整合中暴露出的人才问题
一方面档案馆与档案室客观上存在着跨学科人才奇缺的现实，一方面档案的信息化又刻不容缓地向我们走来，双重压力夹击下的档案部门如何面对技术创新的重任呢？通常，解决方法不外乎三个：一是培训现有人员，二是组建新的队伍，三是借调人员或者叫借船出海。笔者以为，第一，培训现有人员固然十分必要，但实事求是地说，现有人员由于基础条件不一，很难在短期内达到信息化要求的技术水平；第二，组建新的队伍，老队伍的人员发配何处？显然困难多多；第三，借船出海，唯此可行。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果断借调技术人员对口解决技术难题，是比较实际可行的办法。西方国家许多知名的档案学者都是非档案学专业出身的，而我国却很少有档案界以外的学者关注档案学问题。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强调档案学科技术创新的宣传，以此牵引其他学科的科研力量加盟档案学科的研究。
思考五：利用机遇，紧抓学科建设
国家档案资源整合是档案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档案信息化则是中国档案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此机遇，紧抓学科建设。毋庸讳言，中国档案学是诸多学科中历史较短的学科，因而它又是一门极具成长潜力的学科。海纳百川，中国档案学应有宽广的胸怀广纳百科之长。我们处于信息时代，档案的信息化已是必然趋势；我们生活于转型期的经济社会中，档案管理体制的变革更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正视这些影响的客观存在，才不会对其他学科的入侵心存恐惧，顺势而为才是明智的选择。不要太在意自己学科的弱小地位，而要像安徽档案部门那样励精图治，不断进取。当然，“徽式探索”只是我国档案管理利用模式改革创新的一曲前奏，它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档案改革即将在全国展开。这场改革必然会“惊动”中国档案学，促进其学术研究更加活跃，促进其学科建设进入加速阶段。
我们还是用胡鸿杰教授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当中国档案学人能够真正不为功利和世俗所诱惑、不畏权势和偏见所干扰，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档案学就一定能够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享有属于自己的尊严。”⑧
注释：
①宋斌等：《服务经济建设的生力军》，载《安徽档案》2005年第6期。
②胡鸿杰：《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载《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期。
③冯惠玲：《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载《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4期。
④李明华：《搞好档案管理模式改革 为安徽奋力崛起作出新贡献——在安徽省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现场会上的讲话》，载《安徽档案》2005年第6期。
⑤和县县委、县政府：《整合资源 创新模式 推进档案事业跨越式发展——和县档案管理模式改革试点工作介绍》，载《安徽档案》2005年第6期。
⑥陈兆祦、和宝荣：《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34页。
⑦冯惠玲等：《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载《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3期。
⑧胡鸿杰：《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续)》，载《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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