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路径论文,渐进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市场化改革两种路径的比较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里程。把我国这个转型时期的特点可归结为：
1.从体制上看，我国是从传统的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正式确立的，但是整个改革思路的进程是逐步向这个目标模式逼近的。
2.从发展的阶段看，我国正在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信息时代及知识经济也在向我们走来。
3.从改革的方式看，我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的激进式改革（或称休克疗法）。
4.从制度变迁的方式看，我国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型制度变迁为主，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是次要的。
5.从体制改革的路径看，我国是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并存，在大多数情况下，体制外改革更有效率。
6.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序看，我国是先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总是相对滞后。
转型（或转轨，在本文这两者是同义上使用的）的长期目标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目标是一致的：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以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包含的系统性变改革：改革必须深入到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中，深入到规范行为及指导组织的体制之中。这使得它既成为一种社会转轨，也成为一种经济转轨（世界银行，1996）。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理论家们把当今转型国家的改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激进式的改革，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对于这两种改革方式的优劣及利弊，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分析。目前我们对这两种改革方式的效果及谁优谁劣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把选择不同改革方式国家的经济绩效仅仅归结为改革方式的不同是没有说服力的。
按照萨克斯本人的解释，“休克疗法”（或激进式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1）采取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 严格控制全社会的货币和信贷规模，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以此抑制社会总需求，强制地消除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并以此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2）放开价格，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
（3）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的限制， 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体系。
（4）取消经济控制，尽快打破某些行业垄断， 放弃对私有部门的各种限制。
（5）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 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萨克斯，1993）。
简单地讲，“休克疗法”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稳定宏观经济、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三者之间，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私有化是基础，而经济自由化是核心，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追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三者同时实现。
与激进式改革不同，渐进式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它的开始阶段，可以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试验，当试验成功后再推广，即先局部后整体。关于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区别，主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从改革的内容上看，两种改革方式在稳定宏观经济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其差别主要表现在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自由化上。从所有制改革方面看，激进式改革主张尽快实行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而渐进式改革则是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包括私有制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从经济自由化方面看，激进式改革是主张快步进行，一步到位，如尽快放开价格、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及取消经济控制等；而渐进式改革则是主张分阶段进行，逐步到位，如价格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实行了双轨价格，在放松管制和经济控制上也是逐步进行，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推进，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进行。在这些不同点上，最本质的差别是在所有制的改革的方向或取向上不一样。
第二，从改革的哲学和理论基础来看，激进式改革者认为，“跨跃深渊时不可能用两步”。而渐进式改革者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这两种比喻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分别适应不同的情况。这两种改革方式最主要的差别体现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上。激进式改革的意识形态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其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是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而渐进式改革的意识形态取向就是社会主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在其改革过程中又有选择地吸收了其他一些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和方法，如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公共选择学派等。
第三，从改革的过程来看，这两种改革方式在改革的顺序、改革中的“破”与“立”、改革的可逆性、改革的速度、改革中的试验、改革的设计及改革中经济的“二元”性上都存在差异（默雷尔，1992）。激进式改革强调经济的迅速自由化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其逻辑起点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能避免经济系统中的不同部门面临不同的环境，服从不同的规则，而由此形成的扭曲能得以消除；相反地，渐进式改革以“信息处理”理论为起点，在其看来，现存的组织的信息倾向于旧的体制，而新的组织具有的信息倾向于新的体制。这样产生了两种相反的需求，一方面，一些现有的制度必须保留，改革的速度必须渐进，以免旧的组织的生产能力迅速崩溃；另一方面，必须大力鼓励边界企业的进入。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二元体制或“双轨体制”的形成。
从理论的逻辑完整性来看，渐进式改革远没有激进式改革那么完整。世界银行曾分析过为什么绝大多数CEE（中东欧）国家和NIS（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国家为什么没有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首先，以前这些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尝试的部分改革未能提高效率，其主要原因是范围太小，不足以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其次，渐进主义之所以不能成为CEE和苏联改革的方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到80年代后半期， 苏联的计划经济从内部瓦解了。1986年，苏联发生了政治松动和经济重组。随着计划贸易体制的瓦解及苏联的解体，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和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贸易量下降了70%。这种混乱的局面和分崩离析的经济，以及职能急剧削弱的政府使渐进的改革无法进行。对这些国家来说，激进的方案是惟一可行的选择。此外，政治、历史、文化和地理等非经济因素也是影响改革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199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激进式改革并没有给选择这种改革方式的国家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反而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中国经济呈持续增长的态势。80年代后期，西方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所走的局部改革道路似乎已经走进一种半途而废的两难处境：产权改革严重滞后，制度创新严重短缺。后来中国持续的增长与所谓不完全改革的事实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加以说明，也不符合正统经济学的逻辑。这种不一致的局面被英国的彼得·诺兰（Nolan，1993）称之为“中国之谜”。
但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分阶段的渐进式改革及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为各种权钱交易、腐败之类的寻租活动留下了体制性空间。
在我国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寻租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国不少寻租现象的产生与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有关：
（1）渐进式改革是先试点后推广。即国家先在某一部门， 或某一地区，或某一类企业试点，一旦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国家为了保证试点的成功，往往对试点部门，或试点地区，或试点企业给予优惠政策，甚至直接承担一部分改革成本。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整体改革的风险，但是这种改革有一个缺陷，由国家给予优惠政策或承担一部分改革成本的试点往往受财力的限制，一部分改革不可能在全国推广。因此，谁先获得这类改革的试点权，谁实际上获得了一部分改革租金。
（2）渐进式改革经常选择双轨制改革方案。 这是由渐进式改革的逻辑决定的。渐进式改革不是先置旧体制于“死地”然后让新体制产生，而是在保留旧体制的同时，给予新体制一个试验空间。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我国都选择了双轨制改革方案。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领域里过大的租金规模都与双轨制有关。
（3）渐进式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变迁可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在这种改革方式中政府能主导改革过程和决定改革的目标。这种改革的好处是政府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减少无序现象。但是这种改革又存在一些弊端，如当改革与政府官员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出现绕道现象；一些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改革发动权寻租；强制性制度变迁容易产生制度、政策的扭曲从而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条件等。
（4）渐进式改革是一种倾斜式改革。 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和集中财力改革，渐进式改革会选择倾斜式改革方式，即选择那些旧体制的影响较小，又有建立新体制条件的地区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我国选择了沿海及开放地区作为我国倾斜式改革的重点，然后通过示范效应和传递效应向全国推广。这种改革方式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效应，即每个地区为了获得倾斜式改革的好处，不得不“跑步进京”，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中央的优惠政策。
（5）渐进式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边际改革。也就是在保留、 改革旧体制的同时，不断地引入新体制因素。通过增量、边际的调整不断地减少旧体制的比例，即绝对地或相对地减少旧体制。如我国在所有制改革上就是一种增量改革、边际改革。我们在改革、完善公有制的同时，又不断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而不断地优化我国所有制结构。有人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由于先不能触动许多既得利益，先不对旧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是先在旧体制的旁边（或“边际上”）发展新体制，因而必然出现一种“体制双轨”的局面，通过较长时期的“双轨制过渡”完成改革（樊纲，1994）。
渐进式改革是我国近些年租金规模较大、寻租现象较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有人认为，当前我国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5 个“点”：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这5个点的“含金量”都比较高（何清涟，1998）。渐进式改革为权力渗入市场提供了条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渗入乃至于权钱交易都与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有关。
二、关于市场化程度的衡量
关于市场化程度可以用几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从总体上来看，国民经济活动中有多少商品和要素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如可用由市场调节的商品和要素占整个商品和要素的比例来表示。目前我国不少理论工作者主张用这种方式来衡量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课题组在《经济转型期的市场波动与经济稳定发展》的报告中，首次将制度因素——市场化程度——定量化，运用市场化指数（该指数由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和商业市场化指数加权合成）衡量我国市场化程度。投资市场化指数，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比重来表示；价格市场化指数，由农产品收购价格中非国家定价比重来表示；生产市场化指数，由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来表示；商业化市场指数，由社会商品零售额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来表示。我国市场化指数已由1979年的24.9%上升到1992年的63.2%，提高了38.3个百分点。其中，价格市场化指数由1979年的11.6%上升到1992年的81.8%，投资市场化指数由1979年的21.3%上升到1992年的71.7%，商业市场化指数由1979年的46%上升到1992年的58.7%，生产市场化指数由1979年的21.5%上升到1992年的45.4%。1979年～1992年间， GNP增长中约有14%来自市场化改革的贡献。这种市场化程度衡量方法与我国渐进式改革是相吻合的。因为渐进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市场调节比重的过程。但是这种方法又有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这种方法只是从形式上而不是从实质上揭示市场化的进程。因为市场化不仅仅是一个放松国家管制的过程，更主要的是一个制度创新和产权制度变革的过程。第二，这种方法不能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这些年从表面上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了，但是，实际上，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还无处不在，政企不分、权钱交易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二是把市场分为上层和下层。在布罗代尔看来，市场经济绝非只包含了买与卖这两类行为，市场经济是包含了许多层次的。在市场经济的底层才是纯粹的、面对面的即时买卖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交易随处可见，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但布罗代尔发现，商品经济市场交易还有上面的层次。上层的首要特点在于交易双方互相并不见面，中间成为一个专业的、独立的部门，商人分化出来了。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的下层交易随处可见（印度、非洲、中国等）。但市场的上层交易却不是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的，是市场的上层构造促使西欧国家完成了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变。布罗代尔认为，市场上层构造的特点是：（1）追逐垄断性；（2）不进行明确的分工（布罗代尔，1992）。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了这样的上层组织，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呢？在布罗代尔看来，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上层组织远离生产进行着抽象活动，并非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种思维定势的。第二，这种长远距离的交易会产生巨额利润，他们常会利用国家、官府来获益。按照布罗代尔的分析，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既包含下层，也包含上层，而且上层市场的建立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成熟的标志。从布罗代尔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上层市场的建立实质上包含着一个寻租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目前我国市场化改革正在从下层向上层转变，如我国的房地产交易、期货交易、股票交易等都可看作我国上层市场的发展。布罗代尔关于市场可以分为上层与下层的思想实际上揭示了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仅有下层次的市场体系不等于市场经济体制就建立起来了，上层次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才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真正标志。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实质上表明这些国家的上层市场出问题了。
三是平均利润率。我们可以通过平均利润率这个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市场机制发育的程度。如果一个国家各行业的利润率高低不平，畸高畸低，那么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市场机制的发育就不成熟。反之，各行业的利润率越趋向平均利润率，那么这个国家的市场机制就越成熟。同时，各行业的利润率畸高畸低，也表明这个国家市场不完全，或者存在进入障碍，或者存在经营上的垄断或特权，或者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如1982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收益率在食品加工业中高达91%，在纺织工业中为81%，而在采煤业中只有3%。 卷烟业每百元固定资产每年带来667元的利税，这个数字是整个工业平均数的31倍。 有趣的是，在利润率偏高和利润率偏低行业的寻租现象最严重。
以上三种方法各有利弊，它们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市场化的程度。如果从第一种方法来看，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但是从我国上层市场及其平均利润率来看，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发育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