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朝鲜族自治地方民族和睦的成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族论文,成因论文,和睦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1)02-0023-06
区域多边合作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具体表现。但区域多边合作的前提必须是区域内的和平与稳定。跨界民族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跨界民族地区的稳定，关系着同一区域内相关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在中国，就有这样一条跨界民族带从东北到西南呈环状屏护着中国陆疆的绝大部分。在这条屏护带上分布着30多个跨界民族，东北的朝鲜族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探讨东北朝鲜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关系问题，不仅对中国，对东北亚区域多边合作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东北朝鲜族自治地方指吉林东部边疆地带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生活在这里的自治民族朝鲜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中虽是较年轻的民族，地理上又紧连自己的迁出地——朝鲜半岛，但自迁入以来，与当地各民族的关系基本上是和睦相处。除了日伪和“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外，没有出现过类似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的严重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即使有过一些矛盾，也从未尖锐化，更无激化的记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地区百多年来民族关系相对平稳和谐呢？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民族身上寻找答案，无疑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本文将就东北边疆的开发史，朝鲜族的历史遭遇与历代民族政策，朝鲜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朝鲜族的文化，改革开放后的朝鲜族等5个方面作一初探，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指正。
一、近代东北边疆开发史，实际上是满族等土著民族与大量关内汉族移民及逃难涌入中国境内的朝鲜农民共同开发的历史，它为各族人民之间的民族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吉林东部边疆的大规模开发始自19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后，随着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东北边疆开始出现严重的边疆危机。此时，由于朝鲜受灾和不堪忍受国内残酷剥削的难民又大批涌入中国边疆，使边疆地区出现新的复杂问题。清廷为抵御沙俄的侵略，巩固边防，逐渐废除了执行200多年的封禁令，实行招民垦荒的移民实边政策。初期只针对关内直隶、山东等地的汉族农民，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由于招募关内农民前来路远不便，实效不大，而朝鲜农民越垦已久，分布广泛，人数众多，并已垦种大片荒地，清廷为进一步加强边防，“安抚韩民，不使生心外向”，将原设在和龙峪（今龙井智新乡）、光霁峪、西步江三处的通商局改为越垦局，专管朝鲜农民越垦事务，并将图们江北长约350公里，宽20～25公里的地区划为朝鲜农民专垦区，提供了比汉族农民更优厚的垦荒条件，鼓励朝鲜农民垦荒。
移民实边使图们江流域的人口和垦地迅速增加。如果按民族人口所占比例及所垦面积计，迁入的朝鲜族与汉族移民起了主要作用，特别是朝鲜族由于人口占到70%以上，成为开发边疆的主力军。回顾这段边疆开发史，对于我们认识今天各民族关系的形成有极重要的意义。
1.在招民垦荒、移民实边的过程中，由于汉族与朝鲜农民是从各自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地段垦荒移民：汉族由西向东，自北向南逐渐推进，人口也随之逐渐稀少；朝鲜族农民正好相反，是自东向西，从南向北，人口分布也是沿着这一迁移方向逐渐稀少，所以垦荒之初双方不存在因争垦荒地发生冲突的问题，而且双方所从事的主业虽都是农业生产，但朝鲜族主要从事的是水稻种植，而汉族主要从事旱田耕作，擅长种植蔬菜，并从事一定的手工业、商业。因此经济上互不矛盾且存在一定互补性，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以后随移民人口的增加，朝鲜族之间，朝鲜族与满、汉族之间因“争垦互殴”的争执和冲突虽有发生，但无激化的记载，没有因此而结怨。
2.就移民的来源与边疆的关系而言，无论是汉族还是朝鲜人，大家都是“外来”人，只不过汉族来自关外，而朝鲜人来自国外。若从地理上讲，来自国外的反而更近，仅一江之隔。而国内汉族虽是清朝的臣民，对于苦寒边远的东北边疆地区来说，远道而来不见得就有极强的国籍和领土意识，更何况朝廷的招民垦荒政策在19世纪80年代后，已无对越江私垦的朝鲜农民的限制，对朝鲜族的招垦政策反而比对汉族更优越。因此，在双方的心理和观念中，既然大家不是这块土地的原住民，是外来的拓荒者，又基本上是同时开发这块封禁之地，彼此相对是“平等”的，谁都没有“先入为主”的排外心理，可殊途同归，这也正是双方民族关系良好的重要心理因素。而这一点与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正好相反。这些地方的一些民族原本就是当地的原住或居住历史久远的民族，加上自身文化系属的因素，对外来民族，特别是人种、文化、历史传统相异的民族有种本能的排外性。
二、（中国）朝鲜族的历史遭遇使得这个民族格外珍惜和平安定的环境和生活。
提及中国朝鲜族的历史，人们自然会从移民迁入说起。其实就其进入中国的原因和目的而言，说中国朝鲜族的历史是一部避难求生史更客观准确。这段悲惨痛苦的避难求生史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近一个世纪，大致分为违禁越垦、移民实边、国破自由移民、强制移民4个时期。
概言之朝鲜族来到中国主要是由于天灾、暴政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朝鲜农民是在不堪忍受残酷统治与剥削，天灾国破、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越江避难迁入中国的。朝鲜流民垦荒的经历是极其艰苦的，“其饥寒交迫之状不堪言表”。一位外国牧师目睹朝鲜流民的悲惨景象，记载到：“对于移流到满洲的朝鲜移民的情况，即使是亲眼目睹过的人，也难以如实加以描述。他们身着白衣，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蹒跚地爬越山岭而来，他们是想从满洲树林浓密、岩山遍布的硗薄山地里开拓出一条生路而来。他们把中国人不屑一顾的山边不毛之地只凭镢头和锄头刨出埯来进行播种。他们经常以难以维持生命的草根树皮充饥度日，有好多人由于熬不过饥寒而丧生，这样的朝鲜流民，在过去的一年间——1922年，共有七万五千人来到中国。”（注：韩俊光.朝鲜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6.）这就是当时流入中国东北朝鲜族生活惨景的真实写照。
求生的经历尽管异常艰辛，但是经过200多年清朝的封禁，中国东北这块基本尚未开垦的肥沃黑土地却给了这些避难求生者以丰硕的意想不到的惊喜，特别是他们的水稻耕作技术在这里得以充分施展，一改中国东北无水稻的历史，为东北边疆的开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由此扎下根，并深深地热爱着他们亲手开辟建设的新家园。本世纪20年代朝鲜民族中流传着一首民谣：“我们别无所长，只把锄头和水瓢带在身上。锄头用来刨地，水瓢用来装籽。一粒粒种子撒到田地里，扎根在新的家乡。”这首民谣形象地刻画了朝鲜族为求生而来，赤手空拳，克服种种困难开发新家园的艰辛，也表露了他们对渗透着辛勤汗水的新家园的热爱。
开发建设新家园的艰辛对于这个有着吃苦耐劳传统的民族来说是不足挂齿的，但屡遭国内外封建势力、反动军阀、帝国主义残暴的民族压迫和同化政策的蹂躏，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用与迫害则是最让这个民族刻骨铭心的。
从清廷的“剃发易服，归化入籍”，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文化灭绝；从民国政府“归化入籍”到东北军阀的“驱逐取缔”及国民党的全面否定、排斥政策，历经中国近代史五个时期近百年，争取土地权、入籍权及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始终是中国朝鲜族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历代反动统治者始终不承认他们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采取带有歧视性的民族政策，以致他们多数人过着“非雇工即佃农”的生活，受尽剥削与欺凌，生命财产得不到切实保障，不得不东搬西迁寻觅生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解放前的历史对于中国的朝鲜族来说是部辛酸苦难史。几代人所历经的天灾人祸、颠沛流离、国破家亡、骨肉离散，特别是间隔21年两度沦为亡国奴的痛苦经历，使中国的朝鲜族格外珍惜和平宁静的环境，对国破家亡、身无居处感触尤深，对社会动荡与战乱深恶痛绝，对用血汗结成的各民族关系更是倍加爱护，“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来之不易的民族大团结的大好局面”已成为延边朝鲜族与其他民族的共识。
三、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正确的民族政策解决了中国朝鲜族百多年的根本问题（法律地位和土地权），与旧中国中外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朝鲜族人民的发自心底的衷心爱戴与拥护
在中国朝鲜族百余年的历史中，真正平等、公正对待朝鲜族，引导他们争取民族解放，从法律上正式承认接纳其为中国一员，并最终解决其生存所必须的土地权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政府。早在30年代，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华苏维埃的两次代表大会曾分别在“在满韩国农民群众运动决议草案”和“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中先后明确承认朝鲜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出了将来在东北地区要建立朝鲜族自治区的决定，崔鼎武、杨林（毕士弟）等还分别代表朝鲜族参加了两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完全承认朝鲜族用血汗争得的实际存在的中国公民资格的合法地位，把朝鲜族人民当作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国家事务的权利和地位，给了朝鲜族以巨大的鼓舞，坚定了朝鲜族跟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极大地促进了朝鲜族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关系。三年解决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的土地改革运动，又解决了他们最急切、根本的问题——土地问题，更是调动了朝鲜族冲天的革命积极性。满足了他们一百多年梦寐以求的宿愿，给了朝鲜族人民前所未有的经济实惠和当家做主人的尊严，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人类为己任的宽阔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政府积极贯彻执行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国民党形成的鲜明对比，以致1948年国民党东北行辕的某一报告也哀叹“共产党争取朝鲜族，国民党却排斥”，这是“重大失策。”（注：朝鲜族研究论丛[M](2).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9.22～35.）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朝鲜民族问题的另一成功之处是吸收培养了一大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民族干部。在土改期间，党培养了大批朝鲜族干部和党员，让他们充分行使做主人的权利。据1984年的统计，延边各县、区级人民政府主要干部221名中，朝鲜族占59.3%，在783名区级干部中则占83.9%，1463名各村级干部中则占79.11%。延边地区级领导干部中，不仅第一书记和专员是朝鲜族，而且在各部、处级干部中朝鲜族也占相当比率。（注：朝鲜族研究论丛[M](2).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9.22～35.）这批人和参加过抗联、抗日战争的一大批朝鲜族干部，由于投身革命较早，在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与各族人民并肩战斗，深切体会到民族和睦、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对党和新中国忠心耿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保障朝鲜族自治地方民族关系稳定的重要力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朝鲜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获得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在法律上得到了明确的认定，这是朝鲜族人民自迁入中国以来，历经清末、民国、奉系军阀、日伪、国民党等几个历史时期，饱受封建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迫害、歧视、压榨、剥削之后梦寐以求的。正是由于新中国、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实行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解决了朝鲜族的根本问题，朝鲜族人民对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无比的热爱。
四、中国朝鲜族由一个外来民族成为中国的一个最年轻的少数民族有一个历史渐变过程，即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双向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各民族共同反帝反封建创办新中国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朝鲜族为此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用鲜血和生命印证了她无愧于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赞同与接纳
中国朝鲜族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自迁入中国后，曾进行过无数次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用鲜血和生命印证了她无愧于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同时，中国朝鲜族斗争形式与内涵也有一个由迁入之初的单一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朝鲜及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到与中华民族联合抗战，反帝反封建，将朝鲜革命与中国革命，朝鲜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有机结合，直到为了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的历史渐变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上世纪30年代之前的以单一民族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期。这一时期斗争的特点是单一民族斗争为主，与其他民族联合为辅，以争取朝鲜与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主，以维护中国主权为辅。
2.30年代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朝鲜族人民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要想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解放，仅靠占东北总人口3%～4%的朝鲜族人民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与占人口多数的东北各族人民，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并肩战斗。从思想认识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与朝鲜革命的关系问题，举起了“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旗帜。当然，对中国朝鲜族人民来说，以前所举的“为朝鲜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旗帜中包含着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内涵，这就是中国朝鲜族所肩负的“一身兼二任”的使命。而此时所举的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旗帜中仍包含着为朝鲜民族的解放的内涵，这是朝鲜族人民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
3.参加创建保卫新中国阶段。如果说这之前朝鲜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具有双重含义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特别是三年解放战争，朝鲜族则是从心底把自己当作新中国的一员，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抛头洒血，表现出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无比忠诚。
在近半个世纪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无数的朝鲜族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仅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统计，在政府注册的延边革命烈士就有14740余名，妇女烈士有398名。而朝鲜族烈士占烈士总数的97%以上，妇女烈士则占全省女烈士总数的41%。这等于延边朝鲜族平均每20户中就出现一位烈士，在其他地区、其他民族中是难以找到的。（注：吉林省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对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37.）“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足以说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朝鲜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正是由于朝鲜族用辛勤的汗水和反帝反封建的鲜血，为推翻三座大山，开发建设边疆，创建保卫新中国立下了卓越的功绩，靠自身的努力与奋斗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族的赞同，从而获得了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当之无愧的资格。正是由于朝鲜族人民从惨痛的历史中认识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仅靠本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斗争是无法获得最终的独立与解放，只有与中国和中国各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才可能获得双重的解放与独立。也正是由于在历史的发展中有了这种有机结合，并肩战斗的各民族之间才有了坚实的民族和睦、民族团结的基础。这是各民族共同战斗，用鲜血与生命夯就的。正是这种结合使得朝鲜族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有了血与肉的联系，有着血浓于水的浑厚感情，也才有了解放50年来，建立在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和睦、边疆稳定的大好局面。
五、有中国特色的朝鲜族文化及朝鲜民族较高的文化素质是民族和睦的文化基础
民族和睦、团结的基础之一，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是由于民族间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系属，即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大，能够相容，没有较大的排斥性。比较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异同，找出相互认同的内在机制，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民族工作实践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朝鲜半岛历史上某些时期和中国的中央王朝存在着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且地理上三面环海，惟一陆路通道即是中国大陆，所以自古就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朝鲜本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兼汲其他外来文化形成的朝鲜（族）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因此，就传统文化的本质而言，中朝文化共同点远大于不同点，这也是中朝、中韩之间历来或正在建立友好邻邦关系的文化根基，两国之间基本上属于同质性文化，交流不存在大的障碍和排斥性。所以朝鲜族迁入中国后能较快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东北边疆朝鲜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关系几十年来一直比较稳定和谐，朝汉民族间在文化的不同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种种表现，乃至成为全国民族团结的模范自治州，也是和同质文化的背景不无关系的。比如，无论是在解放前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同生死共患难，还是在开发建设边疆及解放后不胜枚举的朝汉之间、朝鲜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扶贫济困、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民族团结事例，也都和其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同或相似是分不开的。朝汉民族之间在文化上所表现出来的相互学习吸收，必然从心理上逐渐消除民族间的差异，增加共性的东西，从而为民族间的进一步和睦、团结奠定良好的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朝鲜族文化也必将使朝鲜族与其他民族的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朝鲜族的综合素质较高，居全国56个民族前列，有些领域甚至走在了汉族的前面。文化虽无优劣之分，但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却有高低，一般来说两者是成正比的。一个文化素质、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时往往是比较理智、文明的，这对于各民族关系的平稳和谐发展有益无害。
六、改革开放后，中国朝鲜族在国外的遭遇及与国外一些朝鲜族之间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更加坚定了朝鲜族正确的祖国观，强化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结
人们对自身的了解往往是从与他人的接触和比较中产生和深化的。与国外特别是与国外朝鲜人交往，不仅开阔了我国朝鲜族群众的眼界，也提高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增强了祖国观念。对外开放初期，我国朝鲜族部分群众在民族感情等方面曾有过一些模糊的认识，对国外的朝鲜人抱有幻想，认为同一民族的人会对自己讲点“同胞情”。然而，随着交往的日益扩大，特别是大规模劳务队伍在外打工，冷酷的现实逐步打破了一些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交往越发展越扩大，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越加突出，加上在文化差异、价值观念、人格尊严等方面产生了撞击，使我国朝鲜族与国外朝鲜人之间的隔阂日益突出。国外朝鲜人虐待中国朝鲜族劳工的事屡见不鲜。1996年8月初发生的震惊我国朝鲜族的事件——“帕斯卡马号”轮船杀人案，引起我国朝鲜族的极大关注。经过“帕斯卡马号”这样的案件，我国朝鲜族深深体会到，关键时候祖国才是自己的后盾，只有故乡的亲人才会伸出“亲情”之手，感受到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神圣价值。因此，有的劳工从国外回来一下船就高喊“中国万岁”。
这几年朝鲜族地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不仅没有削弱我国朝鲜族的爱国心，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意识。韩国京熙大学黄兴允教授所写的《中国同胞对韩适应实态》一文，曾得出过“同胞们访问故国的效果是逆向的”结论。在一次对在韩我国朝鲜族的问卷调查中，43%的人表示韩国人歧视过自己，69.3%的人认为劳动未得到应有的报酬，46.2%的人表示在韩除赚钱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注：李红杰等.对外开放与中国的朝鲜族[J].民族研究，1997,(6).）
与世界各国的朝鲜（族）人相比，中国朝鲜族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民族关系，不仅让境外的朝鲜（族）人羡慕，赞叹中国的民族政策，而且也让中国的朝鲜族倍加热爱中国，感到做中国人，做中国少数民族的自豪和幸福。
中国朝鲜族，不论是居住在自治地方的，还是居住在散杂地区的，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享受着同汉族和其他民族一样的权利，而且还受到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种种优待和照顾；他们同各民族一道，积极参政议政，自主地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居住在朝鲜半岛之外的500多万朝鲜族中，惟独中国的朝鲜族建立了本民族的自治地方，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不仅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人是由朝鲜族担任，在省一级、国家级领导当中也有朝鲜族干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族的将军就有8人，其中一人为上将军衔。与此相反，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朝鲜族，不仅政治上无自治权利，还要受到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的权利受到严重限制。美国有124万朝鲜族，相当于中国朝鲜族人口总数的2/3，但是，他们既没有自己的自治机关，也没有一所民族大学。洋洋百万之众，无一人在政界、军界担任要职。（注：吉林省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对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37.）在前苏联沿海州居住的近20万朝鲜人于二战前夕被前苏联政府强制迁移到中亚，朝鲜人学校完全废止，被迫使用俄语教育。因为是没有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除通用俄语外，有的还要优先使用所居共和国的主要民族语。日本在二战后，曾将强制移住的朝鲜人作为治安管理对象，视其为外国人，不能享受社会保障等国民待遇。甚至在入学、就职等方面都曾受到种种歧视和侮辱性的限制。因此，境外朝鲜族（朝鲜半岛除外）即使是已加入外国籍，心里也觉得自处异乡，和当地人难以建立骨肉之情，怀念故土之情甚深，仍视朝鲜半岛为祖国。而中国朝鲜族，不仅社会地位高、政治素质好，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在革命战争年代，境内朝鲜族人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边疆，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用生命和鲜血凝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形成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前进，涌现出一大批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延边朝鲜自治州还是全国第一个民族团结模范自治州。两相比较，中国的朝鲜族怎能不感到幸福和自豪，怎能不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并在内心深处以自己是中国人，朝鲜民族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自己的国家为荣。据1992年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干部、知识分子、中学生、工人、农民中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朝鲜族群众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祖国，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视中国为祖国的人还会不断增加。
〔收稿日期〕200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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