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台湾地区西洋史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西洋论文,近十论文,概况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对自己最根本原则之怀疑，以及时常作内省之功夫，乃是文明人之特征。史学之研究工作，若不具指导性及前瞻性，则不啻是将死人之枯骨，从一个坟场搬往另一个坟场，有吃老本和发死人财之嫌疑。
相对於中国史之外国史，俗称西洋史，挽近为顺应时代潮流，已改名为世界史（中国大陆早已使用此一名称）。唯欧洲仍为西方文明之重镇，而西方文明又是世界文化之中，最具有宰制性之主流。虽然“光明从东方来”，但泰西几个文化大国（如：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等文化），仍主导人类历史发展之取向，乃是不争之事实。
钻研西洋史，除语文之隔阂以外，所需涉猎之辅助学科(auxilliary disciplines)甚多，诸如系谱学(genealogy)、纹章学(heraldry,armory)，金石学(epigraghy)、钱币学(numismatics)、年代学(chronology)、古文献学(diplomatics)等，端赖自我充实，以期有所进境。
由於政治背景使然，美国史之著作较为繁多，而拉丁美洲史、西亚史、南亚史、非洲史之园地仍甚荒芜。然各种学科之专史，多由非史学家执笔，如：文学史、艺术史、图书馆史、音乐史、建筑史、政治思想史、外交史、社会思想史、商业史、科技史、医学史等尚称丰富。
西洋史（或世界史）之套装书见诸一、二十年以前，如：William James Durant nad Ariel Durant原著，幼师文化事业公司编译之《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llvols.)，共出版38册，为一卷帙浩繁之巨著；由方豪总审订，地球出版公司编译之《世界文明史》，共版16册，而本套丛书系译自日本世界文化社出版之《世界历史ッリ－ズ》(World History)，原有23册，中国史占五册，受客观环境之影响，未能全部译出；译自意大利文之《图说世界的历史》(Storia Uniuersale) 由光复书局出版，共有八册；美国，Time-LifeBooks Lnc.也出版中译之《人类的伟大时代》(Great Ages of Man)共有十册；地球出版公司另发行《人类的100件大事》(The100Event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共有七册。而由黎东方校订，冯作民编著之《西洋全史》（燕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共22册），乃唯一由国人执笔，而非翻译之大部头作品，堪称其中之异数。
依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於1990年3月修订之〈文学院各学系必修科目表〉，其中关於历史（史学）系必修科目之外文译名，似仍有商榷之余地。如：〈世界通史〉(World History)亦可使用“General History of World”或“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World”；〈史学方法〉(Historical Method)宜改为〈史学方法论〉(Historical Methodology)〈西洋史学名著选读〉(Selected Readings in Western History)宜改为“Selected Readings of the Masterpieces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因原译名之中无〈名著〉一字，而“Historilgraphy”比“History”较富学术气息。
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即已提倡〈世界观〉教育，而精通数种外语成为必备之条件。如：希腊文、拉丁文→西洋上古史，拉丁文→西洋中古史，法文、德文→西洋近代 现代史；德文→哲学史、思想史，法文→社会史、经济史，德文、意大利文→音乐史、法文、西班牙文→艺术史，俄文→东欧史。而国别史之研究，自然需要了解该国（或该民族）之语文，以便阅读原始史料。至於指涉埃及学(Egyptology)之领域，则应对象形文字(hiero-glyphic)有常识性之认识。
方法论并非万能，工具学科无法取代内容学科，分析哲学虽风行一时，既便分析性与批判性之作品，未若叙述性之作品能感动人心，而后者之启发性常不如前者。不朽之名著，必具备不可超越性和无法取代性，问卷调查有走捷径之嫌疑，量化法(quantitative method)无助於思想史之研究，而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对人格异常者而言，实有其极限。
二、主要著作选辑
如果实践为检验真理之唯一标准，则著作应为衡量教师实力之客观指标。由於学生之选择志愿受市场取向影响，专业人材之培育并不平衡。畴昔台湾中华书局及光复书局，耗费巨资翻译《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与《大美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Americana)，部分款目(entry)系请中国大陆学者们迻译。人到用时方知不足，均衡发展乃文化大国之特征，与成为身心健康之个人相同。
笔者忝为西洋史之研究者，因所知有限，仅将近十年来台湾地区有关西洋史（以欧洲史为主）之代表性著作选择部分，胪列於后，以供有志此道者作参考：
（一）断代史：
1.吴圳义《西洋上古史》（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2月初版）。
2.邢义田译著《西洋古代史参考资料(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2月初版）。
3.刘景辉译著《古代希腊史与罗马共和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12月初版).
4.CharlesWarrenollister原著，张学明译《西洋中古史》(MedievalEurope:A Short His_tory)（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初版）。
5.王曾才《世界现代史》（上、下册）（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10月初版）。
（二）国别史：
1.李迈先《东欧诸国史》（台北：三民书局，1990年1月初版）。
2.郭恒钰《德意志帝国史话》（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11月初版）。
3.陈炯彰《英国史》（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
（三）通史：
1.陈骥《西洋通史》（台北：九思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初版）。
2.王曾才《世界通史》（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2月初版）。
若以出版社为单位，则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实为佼佼者，近年来已编译一套西洋史学丛书，多为西方著名史学家之代表作，其简目如下：
1.John Tosh原著 赵干城、鲍世奋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研究：目标、方法、新方向》(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2.Fernand Braudel原著 刘北成译《论历史》(On History)。
3.Robert Jones Shafer原著 赵干城、鲍世奋译《史学方法论》(A Guide to Historical Method)。
4.William H.McNeill原著 郭方、汪连兴等译《西方的兴起》（上、下册）(Theise the West)。
5.William H.McNeill原著 朱建东、易建平等译《西洋通史》(Historyof Western Civilization)。
6.Brian Tierney and Sidney Painter原著 袁传伟译《西洋中古史》(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300-1475)。
7.Joseph R.Strayer and Hans W.Gatzke原著 陆盛译《西洋近古史》（上、下册）(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ation Since 1500)。
8.Robert O.Paxton原著 刘京建、包仁译《西洋现代史》(Europe in the 20th Century).（此书另有一译本：王曾才、李孝悌等译《二十世纪欧洲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4月出版〕。）
9.R.R.Palmer and Joel Colton 原著 孙小鲁译《现代世界史》（上、下册）(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10.Roland N.Stromberg原著 李小群、宋绍远译《西洋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另外尚有数册西洋史专书；
1.王德昭《西洋通史》（台湾版）（原为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1988年8月初版）。
2.邓元忠《西洋近代文化》（1990年7月初版）。
3.G.de Bertier de Sauvigny and David H.Pinkney 原著 蔡百诠译《法国史》(History of France)（1989年11月初版）。
4.Clayton Roberts and David Roberts 原著 贾士蘅《英国史》（上、下册）(A History of England)（1986年10月初版）。
5.邵建东、陈晓律《德国新史》（1993年3月初版）。
6.曹廷清、杨成竹《苏联简史》（1993年3月初版)。
国立空中大学亦出版二种教科书：
1.陈三井、吴圳义、庄尚武编著《人类的历史》（上、下册）（改编自Willam Habberton and Lawrence V.Roth,Man's Achievements ThroughTheAges）（1987年3月初版）。
2.段昌国等著《西洋文明发展史》（上、下册）（1990年1月初版）。
台湾珠海出版公司（淑馨出版社）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将40种简体字版中之二十余种，改为繁体字出版，有撰写亦有编译，其要目如下：《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宝》、《希伯来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动荡中的繁荣——威玛时期德国文化》、《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文化之路》、《锤子与镰刀——苏维埃文化和苏维埃人》、《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绅士道与武士道——日英比较文化论》、《墨西哥——文化碰撞的悲喜剧》等。
辅仁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曾设欧洲史组及美国史组）已毕业2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近140篇。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之学位论文，分共同体研究、西欧、东欧、南欧、北欧、总类等六大类，部分涉及欧洲现代史。而各大学研究所之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亦多有与西洋史有关者（以文学、外语及法学院为主），唯欲作全方位之整理与分析，需耗费相当之时日，容后再进行。而前所列举之书目，并非钜细靡遗，全部网罗，沧海遗珠，在所难免，尚请未被登录之作者谅解。
三、三大问题刍议
（一）师资之培养：研究所（包括硕士班博士班）之西洋史师资，已出现严重之断层现象，德高望重之博学鸿儒，退休或物化之后，不易请到称职之接棒者。而客座教授来去匆匆，无法使薪火长期相传；至于聘请外籍学者代打，若中文不甚娴熟，则会使研究生犹如在上“国内留学班”。大学部之西洋史师资，约可粗分为三大类：一为科班出身者、二为习外文者、三为专攻中国史者。研究中国史与研究外国史之学者，在意识型态及价值观上有极大之差异，即前者仍以政治史、制度史和军事史为主轴，而后者则以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为思考之核心。以接受正统学院派思维训练者为最佳之人选，但为寻找生产命之实证性意义，弃暗投明，半路出家者，却往往有更高之成就。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Napoleon I,1769-1821)原为意大利人(“Bonaparte”原采意文写法“Buonaparte”)，却当上法兰西第一帝国之皇帝；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原为奥地利人（其姓氏原为“Schicklgruder”，“Hiedler”，“Hottler”，后被施洗之牧师误写为“Hitler”），却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之元首；而争论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到底是犹太人、德国人或美国人？似乎毫无意义，因这位头发呈放电现象之科学巨人，早已成全人类珍贵之文化遗产矣！外文系所毕业，转投西洋史之研究与教学者，长于阅读及沿用第一手史料，但基本史学素养常嫌不足。而研究中国史与中外关系史之学者，亦有〔兼教〕西洋史者，均各有其〔特色〕，兹不赘述。人皆有无法自视之盲点，宇宙万象对立而统一，不论是圈内人或圈外人，本科际整合与世界体系之最高指导原则，宜不必再分〔我群〕与〔他群〕，当思如何互补及启发，教育部之公费留学考试及中国国民党中山奖学金，均有史学学门，部分是以研究西洋史为主，但考取者发现在规定之年限内，实不易获得高学位，可能需〔抗战八年〕，或度过〔黄金十年〕，甚至成为浪迹天涯之波希米亚人(Bohemian)，进而客死他乡。为求早日荣归故里，只有返国搜集资料，以撰写中国史或台湾史之主题游刃有余，成为〔只求目的，不摆手段〕之马基维利氏(Machiavellian)之忠实信徒，至于是否太阿倒持，抑或有无学术价值，则不足为道矣！故中文系学生也准备出国研究〔高级〕中文，若耳闻有莘莘学子欲留学非洲，以探讨台湾原住民文化，亦不必大惊小怪。某些留学生返国之后，外文程度退步，但国语及闽南语却进步，恐指导教授多系华人所以致此。
（二）研究与教学资讯之提供：有关西洋史之外文书刊，量少价昂，为进行一项专题研究工作，可能需耗费数万台币购书，若不作持续研究，则形同废纸，虽可作百年之后陪葬之宝物，但日积月累，随时会引发‘书崩’，有被活埋之危险。公共图书馆及学校图书馆受经费之制约，无法大量采购，何况借阅率亦甚低，假如是期刊，则会考虑停止订阅。笔者曾在中央图书馆寻得一本西洋史学经典之著，令人雀跃不已，但翻到封底之借书卡，竟然发现十余年来未曾有人借阅，可谓饮泣书库，蒙尘已久，如果作者地下有知，当感谢在遥远之东方遇到知音。挽近视听媒体日新月异，影视史学(historiphoty)应运而生，中兴大学周
楷教授和东海大学陈锦忠教授卓然有成，但幻灯片、透明片、录影带与电影片，虽具声光之美，仍然无法取代‘有机体’（教师）本身之教学效果。不论演讲式、讨论式或分组报告式，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之互动关系，以及发挥主学习、副学习与辅学习之教学目标，电化教育实不易完成。而靠贩卖西洋史知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教师，颇有‘黄泉道上，独来独往’之悲壮胸怀，从孤单奋战至孤芳自赏，未若中国史及台湾史学者容易成名，天长地久，会成为巡回演讲专家和座谈会专家，扮演舆论界领导同志之角色。
（三）翻译工作之商榷：中文西译与西文中译，均非易事，绝不是手持几本辞典即可进行。国立编译馆和中央通讯社对外文及外电之迻译，不仅未力求统一，部分辞汇根本译错，造成积非成是、负负得正之奇特现象，若结集成册，当可命名为‘新今古奇观’或‘新儒林外史’，兹试举数例，以证明此言不虚：“Brahms”→布拉姆斯（应为布拉斯；因“m”后面无母音，如何发出‘姆’音），“Creenwich”→格林威治（应为格林尼治，因“W”不发音），“CaspianSea”→盖斯平海（应为里海），“Fraulein”→芙劳莱恩（乃德文‘小姐’之意，因德文之名词均需大写，译者以为不是人名就是地名），“Luftwaffe”→路福瓦夫（乃德文‘空军’之意，译者又以为是人名，并加上私名号），“Napoleon invaded Russia”→拿破仑进攻苏俄（应为俄国或俄罗斯）。“Concert of Europe”→欧洲音乐会（应为欧洲协调）。至于著名之“M.L.T.”(Massachusetts Lnstitute of Tehnology)，何以译成麻‘省’理工学院？加拿大之“British Columbia”省，何以译成‘英属’哥伦比亚省？（外交部礼宾司亦如此，莫非有分裂意识？以译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较贴切。）而意译及音译之混淆，则早已见怪不怪，如“New York”→‘纽’约洲、“New Zealand”→‘纽’西兰、“Newfoundland”→‘纽’芬兰、“New Jersey”→‘新’泽西州、“New Orleans”→‘新’奥尔良、“NewGuinea”→‘新’几内亚；又如：“Iceland”意译为冰岛而非音译为爱斯兰，“Greenland”则音译为格陵兰而非意译为绿岛。至于“Hawaii”译成‘夏’威‘夷’，“Iowa”译为爱我‘华’，到底是大中华沙文主义(chauvinism)或民族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之作祟？专业知识若有不足，尚可言研究不够透彻，但在常识层面上犯错，实属不可原谅。如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空军’如何如何，实则当时日本并无独立之空军编组，乃分别配属于陆军与海军，其全衔为‘大日本国陆军航空队及海军航空队’。西亚地区著名之海湾，伊朗称“PersianGulf”，阿拉伯国家则称“Arabian Gulf”，今已改采价值中立之“The Gulf”一词。英法之间著名之海峡，英国人称，“English Channel”，法国人则称“LaManche”（即‘海峡’之意），而非“Francaise Manche”，大陆国家和岛屿国家之民族性在此表露无遗。至于“Culf of Tongkin”，被译成东京湾，实与日本首都无关，今已改名为北部湾。
四、结论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彰”，立德、立功与立言背后之基本驱策力，即在求立名，但必须假设历史之发展具有持续性(continuity)，如果数千年之文明将全面毁减，则“留名青史”之观念实无具体之意义。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Hegel,1970-1831)曾言：“无知者并不自由，因与其对立者乃一陌生之世界。”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虽质疑进步之标准与价值，但仍不致于落到知识无用论之地步。
“我口所欲言，已出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出古人手。”近代中国饱受西方科技殖民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hegemony)主义之欺凌，对于西洋史之研究成果，迻译重于创作，而在撰写方式上，仍与中国史之论著不尽相同。中国大陆史学界之同好，对台湾之史学论文格式——引书既多且长（有抄袭之嫌疑）、注释动辄上百，颇有微词，通常只浏览前言和结论即可，中间之正文当可略去不读。
西方之史学学位论文，除写作格式严谨以外，通常在字数方面有上限。检视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许多名著，并非尽属数十万字，甚至百万言之大部头作品，在图书馆学之理论上，可分类为49页以下之小册子(Pamphlet)，而非50页以上之书籍。经时间无情之过滤，以量取胜之著作，大概会惨遭淘汰。莫尔(Saint-Sir Thomas More，1478-1535)之《乌托邦》(Utopia,1516)，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之《君王论》（或《霸术论》(IlPrincipc or The Prince,1513)，以及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之《物种原始》（全名《论藉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物竞天择〉或在为生活竞争中优势种属之保存之下物种原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by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in the Struggle for Life,1859)，犹如老子《道德经》般超薄短小，但均系掷地有声，影响历史发展轨迹之巨著。）
任何学说和主义，均系自圆其说式封闭之思想体系，若实践性不足，迟早会被弃之如敝履。原始儒家、新约圣经、三民主义，类多言简而意赅，岂料后因成为官方哲学，必须将其抽象化，宋明理学家、欧洲中世纪神学家，以及今日之三民主义专家皆厥功甚伟，但脱离群众太远，自我批判力不足之思想，必会因丧失内在之生命力，而逐渐没落。
每个人皆是全人类之缩影，但“内圣”却不一定能“外王”，因前者只在解决自己内心世界之问题，而后者却在处理复杂之人际关系问题。农业社会简单之道德规范，而对流动性强烈之工商业社会，实充满无力感。浪漫主义(romanticism)乃理性主义(rationalism)之反动，认为理性(reason)太冰冷、太僵硬，但理性乃维系宇宙秩序之所在，专制政体虽侵蚀个人之自由，却能带来安全之生活。不论中国史或西洋史之研究，应放在世界史之脉络中衡量，兼顾“通古今之变”与“通古今之不变”，即殊相(specialty)及共相(Generality)应作为思考之两个向度，并采多元之角度，以客观、平等、无垢之心，观察人类文明巨流之发展，认识世界历史递演之轨迹，反思个人之安身立命及时空定位，以塑造正确之“世界观”，进而涵泳成为“世界公民”之胸襟。
编者附记 本文原载台湾出版的《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5期〈1993年9月出版〉。现经作者同意在本刊发表。发表时仅根据中国大陆的习惯在译名和纪年上有所改动。相信本文的发表有助于读者对台湾研究西洋史情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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