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社会党的理论性质与实践功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绩论文,试论论文,性质论文,理论论文,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社会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政治影响力，长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原则，广泛发展与西方社会党的关系。而如何正确评价西方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把握这一原则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
一、正确把握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实质
从第一国际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处于“共生阶段”。那时，所有国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都称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他们的理论和纲领是“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奋斗目标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1]因此可以说，此时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同等的含义。
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党人逐渐接受了西方国家多党议会竞选的政治规则，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经过和平的议会道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理论成为西方社会党的指导思想。伯恩施坦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渐进的改良，在改良的实践中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伯恩施坦打着“修正”的旗号，拉开了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分道扬镳的序幕。193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弗利茨·塔尔诺将西方社会党形象地比喻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这一比喻，得到了西方社会党人的广泛认同。这表明，西方社会党人自己也意识到，西方社会党及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以改良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只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又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改良的对象，没有了资本主义这个“病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医生”就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存在的意义。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实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共生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社会党的改良主义主要集中在反对暴力革命、在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条件下以改良为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而在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上，起码从纲领上看与当时的共产党没有区别。这种情况直到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和《法兰克福宣言》的发表才发生改变。《法兰克福宣言》的发表，使西方社会党的意识形态走向了现代化。《法兰克福宣言》将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打出“民主”牌与共产党相对抗，确立了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特征。《宣言》指出，社会党人要努力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和维护民主，改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剥削造成人群分化”的不公平现象和在共产党国家存在的人民深受“独裁统治之苦”的现象。《法兰克福宣言》将“民主”提高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将社会主义的目标定为伦理社会主义抽象的“人性解放”和基本价值目标。社会党的改良主义也因此获得了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理论形态。从此，社会党和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认识开始出现原则性的差异，社会党和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对立由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差异发展到对社会主义目标认识的差异，二者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冷战后，西方社会党人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新的调整。社会党人首先围绕着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展开了理论争论。争论后，西方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普遍重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名称。冷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距离进一步扩大。冷战时期，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虽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政策和表述上，还有一些相似之处。如民主社会主义谋求建立一个消除社会不公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性的社会，主张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实行国有化，追求实现公有制和计划化管理经济为手段，来实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目标。冷战后，这些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继承下来的理念在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中已基本不复存在。社会党人认为，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但证明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而且证明了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失败的。不应将社会主义再视为一种社会制度，视为反映历史规律的目标，从而要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实行制度替代；应将社会主义视为对现实进行改良的永恒的社会运动，通过这个永恒的社会运动，不断实现“自由、平等、互助”的价值目标。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冷战后，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进一步从价值伦理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成为西方社会党人观念调整中的主要趋势。从冷战后西方社会党的竞选纲领来看，社会党人正日益放弃体现其传统特色的社会改革目标。他们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的具体政策与保守派、自由派政党的主张出现趋同现象。这种趋同现象深刻地反映了西方社会党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迷茫和退缩。
从伯恩施坦主义——《法兰克福宣言》——冷战后新“第三条道路”的变革，从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到放弃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替代的目标，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发展走过了一条向资本主义制度妥协的轨迹。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党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接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社会党和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还在继续扩大。
二、正确评价西方社会党的实践功绩
首先，从国内政策和实践来看，西方社会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的社会主义政党。西方社会党虽然放弃了暴力革命的道路，甚至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是，它一直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努力，一直高举着社会主义（虽然是社会党解释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社会党执政后，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了许多有益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政策。如在政治上，社会党人要求国家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使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自我负责的精神进行自决；在经济上实行工人参与经济决策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在社会民主方面，社会党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冷战后，社会党人面对国内外政坛上右翼势力的强大攻势，结合西方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对社会党的传统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如在福利政策方面，社会党提出“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口号。提出福利政策要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不再强调“充分就业”，而改称“有效就业”，即通过培训，提高公民的就业能力，建立起以提高就业能力取代就业保障为核心的福利体制，从救济型的福利政策转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的“造血型”的福利政策。在经济政策上，社会党强调建立拥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模式。在市场和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放松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突出市场调节作用，推崇市场优先原则，主张建立具有活力的市场框架。同时，社会党也强调市场不是万能的，对市场不能完全放任而要有一定的控制，“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是社会党人提出的原则。所有的这些政策和实践，都是以遏制资本的权利、维护工人的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为目的的。社会党人的这些具体政策，得到了西方国家选民的支持，这使社会党走出了冷战后的政治低潮，不但维护了组织稳定，而且使政治影响力持续回升。冷战后，在西方国家共产党普遍振兴乏力的情况下，社会党政治影响力的回升，不但使右翼势力彻底祛除西方左翼政治运动的企图落空，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社会社会党人的政策和实践使得一些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无忧虑地说：外部的社会主义虽然消灭了（指苏联和东欧剧变），但内部的社会主义却发展了起来，有些人甚至将社会党人看作是钻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特洛伊木马”。
冷战后，由于受困于经济衰退的压力，社会党在实际政策上，为了推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有时不得不实行一些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有人批评说，社会党人正日渐失去传统的左翼特色，与右翼政党趋同。其实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党人绝对不会与右翼趋同，与右翼完全趋同只能使社会党失去存在的价值空间，这对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主流政党——西方社会党来说，是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的。从长远来看，善于根据时代的变迁而进行革新的西方社会党必将在西方社会保持自身的左翼政治特征，找出一条既能推进经济发展、又能保持自身政治特征的新途径。
社会党的改良，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它是以改良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指社会党人解释的社会主义）为己任的，是对现实资本主义进行否定的力量之一。当然，社会党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反而增强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维护了自身与资本主义的共生性。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还处在探索的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还完全没有出现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和驯化，可以说，社会党人的这种有条件的“制约和驯化”，是推进西方社会进步的力量。
其次，从西方社会党的国际政策和实践来看，西方社会党日益成为世界政坛上维护和平的重要进步力量。维护和平，始终是社会党国际政策的主要口号。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中，社会党国际曾提出：“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社会党人为建立一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2]1962年的《奥斯陆宣言》又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寻求的只是持久和平”[3]，但在冷战初期，社会党人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看作是战争的根源，认为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同这些国家进行对抗和斗争，所以，社会党人在国际政策上支持美国和北约进行军备建设，以遏止共产党国家的“侵略性”。这使社会党人的国际政策不但没有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相反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
1976年社会党国际召开十三大后，西方社会党人的看法和政策开始转变。他们在国际上不再一味追随美国，并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扩军备战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因此，此时的社会党认为，东西方两大集团的缓和与裁军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正是本着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西方社会党人勇敢地冲破冷战的铁幕，谋求与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执政党之间的缓和与合作。从此，社会党人的国际政策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和进步性，社会党也日益成为国际政坛上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冷战后，社会党国际和西方社会党继续高举和平的旗帜，致力于对“全球治理”理念的探索。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社会党国际22大突出强调了维护和平与“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倡导公正、负责的全球治理，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及其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可见，从冷战的高潮时期到冷战后全球化的高潮时期，从追随美国、支持北约军备建设的过去到批判美国、主张建立“全球治理”体系的现在，社会党人的国际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社会党的国际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社会党人在维护和平问题上的作用越来越积极，社会党维护和平的国际政策呈现出现实性和进步性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他们日益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偏见，转而采取了比较客观的立场来研究和认识和平问题，提出了合乎世界潮流的政治主张。社会党国际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转变，使得社会党的国际政策越来越具有进步性。社会党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地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要求，关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努力将国际政治引向民主化。社会党在国际政坛上确实为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自己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和平政党”的地位和形象。
三、正确把握“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原则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原则，主张积极发展与西方社会党的关系。通过以上对社会党的理论实质和实践功绩的分析和评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个原则。
从理论上看，共产党和西方社会党的理论具有原则性的区别。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奋斗目标，并将最高目标和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共产党既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的长期性，又坚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目标，表现出既打算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又不向资本主义妥协的辩证态度。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手段来看，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来看，西方社会党及其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发展所走的道路，是毫无共同点的两条道路，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从这个层次来说，共产党和西方社会党的理论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不容混淆和抹杀的。谋求与西方社会党合作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层次的问题上，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够一味强调“谋求合作”而泯灭与社会党的差异。差异是“超越”的前提，“合作”是“超越”的目的。当社会党在这个层次的问题上对中共发起意识形态攻势时，中共必须旗帜鲜明地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寸步不让地与社会党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
从执政经验和具体的政策来看，社会党在执政期间的丰富的执政经验和一些具体有效的政策，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既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我们可以吸取，那么社会党人优秀成果我们为什么不能吸取呢？社会党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在管理市场经济方面、在治理失业方面、在职工参与经济管理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经验，很多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优秀的经验。对于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应该本着博大的胸怀，积极发展同西方社会党的关系，通过互相交流和合作，学习西方社会党政策和理论中的优秀成分，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借鉴和利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从国际政坛上的共同利益来看，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党在国际政坛上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和利益，并已经在许多国际场合进行了团结合作。在今后的国际政坛上，为了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为了遏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为了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社会党和共产党在许多方面还应该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可见，无论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看，还是从国际政治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党的合作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合作的必要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不能一味强调中共和西方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差异，更不能像过去那样，任意挥舞“修正主义”大棒，说社会党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资产阶级的走狗和别动队”，坚决不与社会党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而谋求与之合作。在合作中，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应该允许别人信奉别人的意识形态，只要西方社会党不对我们形成意识形态攻势，我们与社会党的合作便是必要的。不因合作而泯灭差异，不因差异而不合作，这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具有的宽广胸怀和科学态度。
改革开放后，通过与社会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与西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局面，不但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招商引资、促进经济技术交流的目的，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党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进行紧密合作，不但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和平的外交环境，而且对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西方社会党也在同中共的交往中，了解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以及世界的重要地位，彻底祛除了冷战初期对中国共产党的蔑视和敌视态度。近年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共产党和社会党共同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西方社会党提出了建立“大左翼联盟”的构想，即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实现左翼政党之间的合作，共同对付右翼政治势力的进攻，以推进世界左翼政治运动的复兴。这一构想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广大左翼政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党的合作领域必将进一步拓宽，合作力度必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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