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断趋向完善的过程——关于48年来《中国文学通史》对——《诗经》描述与介绍情况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史论文,诗经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年来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快48周年了，48年来，国内公开出版的与《诗经》研究相关的文字不啻恒河沙数。在20世纪即将过去，第三届国际《诗经》研讨会就要召开的时候，对建国以来的《诗经》研究情况进行一番总结恐怕是很有必要的。但几十年来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又不是一篇短文所能道尽的。故而，笔者决定从“一部文学史的出现，往往是凝聚了它当时那个时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状况”的思路出发，以三部著名的文学史著作为代表，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通史》对《诗经》进行描述与介绍的文字作一些回顾，以期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目的。
这三部著名的文学史著作分别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刘书），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游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章书）。刘书是40年代初版后，于57年、62年、73年、82年和83年又多次再版的文学史，而且83年的重版本被教育部列为高校文科教材，该书久负盛名，影响挺大；游书出版于63年，它的撰写集中了当时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知名教授，是发行量最大的一部文学史，迄今仍然是高校文科专业普遍使用的教科书；章书是最新的一部文学史，尚未出版之时，便引起媒体的不断曝光，96年5月面世后一直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人们普遍认为它“是近年来出现的文学史著作的翘楚之作，将其置于近百年来的文学史著作中亦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佳作”[①]。故本文以它们为例进行回顾是比较合适的。但在寻察这三部文学史在《诗经》问题上留下的辙印前，对刘书恐怕还得多说几句，因为它的版本比较多。在“前三版里（分别指41年、57年和62年三版——笔者），……表现为宏观上对中国文学的文学特性越来越重视，从而使该书从最初的略有偏题的‘文之史’，演进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史’”[②]，它“在七十年代被迫改成一部面目全非的著作”[③]，至于82年、83年的版本实际上都是据62年的版本重印的，只不过是“改正了行文和引文方面的一些讹误”[④]而已，且其时刘已不在，故本文以62年的版本为据。
刘书对《诗经》的描述与介绍安排在该书的第二章，章分七节，第一节是介绍诗经时代的社会形态，即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诗经》，点明篇数，指出诗篇的大致类别：宗教诗、史诗、宴猎诗、社会诗、民间抒情诗；第二节是介绍《诗经》和乐舞的关系，用了不少材料指证《诗经》的诗本是乐谱的歌辞；第三节至第六节即对宗教诗、宴猎诗与史诗、社会诗、民间抒情歌曲分别进行描述、介绍；最后一节是《诗经》的文学特色。通读这七节文字，可以发现它有两大特点：
一是强调每类诗篇的演进历程。这不仅体现在该章的标题和第三至第六节的小标题上，也明显体现在这四节的行文中。这可从下表看出：（P74）正如该表格所显示的，刘大杰给《诗经》各类诗篇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演进情况描出了一条挺清楚的线索。
二是注重《诗经》的艺术成就。刘大杰不仅把自己的这种意图表现在该章的章目及对每一类诗的分析过程中，而且还专门辟了一节用了占全章1／5的篇幅对《诗经》的文学特色进行总结性的论述。这个总括论述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问题：《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形式上的重叠反复的章法，四言为主而又有各种长短不齐句子的句式，音韵的自然和谐；《诗经》的语言。其中以后者谈得最好：他举了15个例子分析了《诗经》中语助词的妙处；举了写景、写人外貌、写动物形态、写征人心理以及在叙事、抒情方面的一些动人语句，推出《诗经》在描写技巧上已达到很高水平的结论；此外他还对《诗经》中双声叠韵的联绵词以及叠字叠句的例子进行了赏析。读着他这部分的文字，让人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诗经》一些语言的魅力，的确很美。
但，或许是应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老话，刘大杰在用进化论的观点描述各类诗篇的演进历程时，留下了一个挺大的漏洞：诗篇分类标准不统一。他 把《诗经》分成宗教性的颂诗、宫廷诗（即朝会宴飨作品及史诗）、社会诗和抒情歌曲，前三类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分的，而后一类则是从表达方式着眼的。这样分法的结果是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因为“社会诗”是个大概念，它也可以包括抒情歌曲在内。事实上，作者在分析社会诗时，所举的《小雅·何草不黄》等篇，就有很强烈的抒情意味，他自己也说：“……这些诗篇……，成为抒情诗中的杰作。”因而，在第五节、第六节的行文中明显存在着论述不周密的情形。
这种情形在游书中得到了解决。游书也是把《诗经》安排在第二章，但分四节。第一节是关于《诗经》的概貌的，编写者落笔没几句便点明《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那无疑是接受了唐宋人的分法），然后在第二第三节里按各类诗篇产生的大致顺序先后介绍了颂诗、雅诗和风诗的内容及艺术特点。第四节是“《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许是因为在前面的《上古至战国的文学·概说》[⑤]里已对《诗经》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影响作了交代，故在《古代诗歌总集——诗经》这一章里，编写者不再在时代背景上花笔墨；又因为随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已了解了《诗经》和乐舞的关系，故编写者也不再设专节谈论这个问题，只是在说到《诗经》与孔子的关系时顺便提了几句。这样安排的结果，便使得《诗经》的类与类之间不再存在缠夹不清的问题，又保留了每类诗的演进线索，同时更加突出了对《诗经》内容与艺术特色的述评。总体上显得既条理清晰，又集中紧凑。
另外，游书还增加了一些刘书没有或语焉不详的东西，比如汉代传授《诗经》的四家代表人物、采诗说、赋比兴手法、民歌给后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新鲜血液等等，甚至，游书还指出了《诗经》影响不好的一面——不少雅诗和颂诗被后世文人继承下来后，成为歌颂升平、献媚求宠的手段——这使人感到编写者颇有点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精神。
游书的优点是不容置疑的，但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缺失：因受“时风众势”的影响，和刘书一样，甚至比刘书走得更远，把文字当作段级斗争的工具，特别强调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因而在描述与介绍《诗经》时，标签式的评判语触目皆是，在分析诗篇时尤其显得简单、生硬、没味。
这种缺失在章书中得到了纠正和弥补。在章节的编写体例上，章书和游书相似，两书中关于《诗经》的文字在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比例也基本相等。由此可以这样判断；即经过多年的研究，人们对《诗经》的关注重点及诗三百的地位已基本认定，即使编撰者不同，其章节安排篇幅比例也呈现出较稳定的态势。但另一方面，时代的优势、思想解放的大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新局面，使得章书对《诗经》的描述与介绍表现出了不少新的气象。其中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编写者彻底排除了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确立了“文学是人的情感、人的本性的载体”的观念，重新调整了阅读心态，将思想家的冷静、艺术家的感悟以及解剖家的精心结合起来，用清爽的知性，重读“诗三百”，因而对一些诗篇的内涵的分析显得更客观、更实在。如对著名的《伐檀》，刘书说：“……诗篇里，表现出奴隶们愤怒的呼声，和对剥削阶级的强烈反抗与谴责。”游书说：“《伐檀》的作者更以鲜明的事实启发了被剥削者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点燃了他们的阶级仇恨的火焰……他们向剥削阶级提出正义的责问……。”对此，章书的编写者认为，当时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些在物质上与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能否清醒的否定当时社会公认的这一种原则，挺值得怀疑；而且，《诗经》当时是被诸侯和周王朝的宫廷容纳的，是贵族子弟使用的教科书，据此，可推测《诗经》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当时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因而，编写者认为，《毛诗序》对此诗的解法更正确，是“刺贪”的，是批判某些人“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就这样，编写者本着一种同情的理解，神会古人，肯定了《毛诗序》的判断，这个结论无疑更符合诗的原意，让人读了，有一种“正中下怀”的感觉。类似的，编写者对《相鼠》、《硕鼠》、《伯兮》、《十月之交》、《正月》等诗的分析也新意层出多有可读之处。其次，章书对《诗经》每一类诗在诗歌史上的源流作用予以了更细致的关注，注意思索其流惠后世文学的萌芽，如，在介绍了《七月》之后，编写者接着说：“这首诗……，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在分析了《东山》之后，编写者也不忘补上几句：“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其构思可能曾受到此诗的启发。”类似的例子不少。再次，章书的编写者用来进行描述与介绍的语言本身，比以往的文学史语言显得更简洁明快，更条分缕析，几乎没有什么场面上的套话。
以上三点都可以说是新时期《诗经》研究的新进展。但章书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抛开一些细小的方面不说，最明显的就是对《诗经》艺术成就的分析没有大的突破，基本上是踩着以往文学史家的脚印在原地踏步——只对诗歌艺术表层的一些因素诸如重叠的章法、双声叠韵、赋比兴的手法等等作例证说明，而对诗歌艺术更高层次的一些东西几乎不曾触及。比如，对诗歌的氛围问题，编写者只是在谈到《周南·苤苜》的重叠形式时以及《桃夭》头两句兴的作用时略略碰了一下，并没作深入的挖掘体悟，至于诗歌的情调、韵味、意境等更是只字不见。这恐怕也是我们文学研究方面存在的弱项吧。
笔者至此已以建国后三部著名的文学史为例，对48年来《中国文学通史》对《诗经》描述与介绍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概略式的回顾。从这个回顾中，可以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诗经》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趋向完善的过程：分类标准的选取由不甚周密到变得比较合理；评判观念由非学术性转向学术性；对诗篇的分析由简单、生硬走向深入细致；研究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在起先的生物学（进化论）、社会学、历史学、修辞学、音韵学的基础上，增强了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等的思辩色彩；……。但“趋向”不等于“接近”，要真正完善地描述出《诗经》本身的特点、文学价值、文学意蕴，恐怕还需要许多人的辛勤劳动。我们期待着能有更多的既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又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诗经》学”研究者出现。
注释：
①孙明君《追寻遥远的理想》，《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②③陈正宏《从学术名著的版本变迁看二十世纪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复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
④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重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⑤刘书元“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