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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5)06-0118-06
一、贸易与环境相关性的经济学分析
(一)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一般归结于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效应分别通过贸易对经济规模的影响(污染规模的影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的专业化分工模式)和技术进步(降低污染)等途径，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对一国环境产生影响。
1.规模效应(Scale Effects)。规模效应是指贸易自由化扩大经济活动规模对环境的直接损害以及所带来的环境间接改善。
贸易自由化扩大了经济活动的规模，经济活动规模扩大要求增加对投入品的需求。如果产出的实现或销售过程仍然沿用原有的技术，在缺乏有效环境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污染物的排放将增加，从而恶化环境质量。规模效应对环境损害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规模的扩大使生态支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可能导致资源的恶性开发和加速损耗；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加强，交通运输产生的污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而且，跨国界运输进一步造成污染物的越境转移，环境政策宽松或环境保护意识淡漠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有害废物的落脚点。
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的直接结果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者会提高对环境质量的要求。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赞成制定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税收制度，通过这些政策措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会提高购买在较严环境标准下生产产品的意愿。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使政府有更多的财力用于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效应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环境的影响是有利的。
2.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s)。结构效应是指贸易自由化使一国的产业结构更加适应其比较优势，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在没有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时，自由贸易时的产品结构比在自力更生下更能适应于一国的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贸易自由化越能使经济结构向污染降低的方向转化，并加速从轻工品最终向服务业转移。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比其他生产要素低，贸易自由化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发展中国家在国家资源禀赋丰富以及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有收入弹性时，贸易自由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取决于环境资产是否正确定价，以及这些价值在市场上是否得到充分体现。否则，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分工使经济结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1] (第66页)
3.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s)。技术效应是指技术因素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市场，加强了专业化分工，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国际商品流动的扩大，商品流动产生的技术溢出效果非常显著。一项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投入产出比率的技术与规模经济的作用一样可降低对环境的污染，而一项因环境保护产生的新技术对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自由化产生的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是积极的。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政策的不断出台，厂商必须采用符合环境法规的生产工艺及排污标准，例如OECD国家普遍采用的污染者付费原则，会使厂商的生产成本提高。如果厂商通过改进技术来降低成本、减少污染，则可推动技术进步。如果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这些产品的生产被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就会对环境保护产生负面影响。[2]
(二)环境保护对贸易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保护如何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由此影响两国的贸易结构，笔者借助H-O的要素禀赋模型进行分析。H-O理论认为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一国应出口本国富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在H-O模型中并未考虑环境要素，在环境要素越来越重要的当今，环境应当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被考虑进去。为了分析环境要素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笔者对H-O模型修正后的前提假定为：两种要素即环境和劳动力；生产的两种商品即密集使用环境要素的高污染产品和密集使用劳动力的低污染产品；其余的假定与H-O相同。
假设Ⅰ国为环境富裕国家，Ⅱ国为环境稀缺国家，两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
显然，在封闭经济下，Ⅰ国由于环境为富裕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高污染性产品X，在国内相对产品价格P(i)下，A为Ⅰ国的最佳生产点和消费点；Ⅱ国由于环境为稀缺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低污染性产品Y，在国内相对产品价格P(ii)下，C为Ⅱ国的最佳生产点和消费点。显然P(i)＞P(ii)。在开放经济下，国际交换价格P(int)必定位于P(i)和P(ii)之间。这时，Ⅰ国的最佳生产点将从A转移到B；Ⅱ国的最佳生产点将从C转移到D，两国新的最佳消费点为F。
可见，由于环境要素的不同，影响了两国产品的竞争力。Ⅰ国的高污染产品由于环境要素充裕(如环境保护标准低)获得比较优势，将扩大高污染产品的出口；Ⅱ的高污染产品由于环境要素稀缺(如环境保护标准高等)处于比较劣势，将减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
由于各国的自然条件、消除环境污染的成本和环境标准不同，环境要素在各国存在明显差异，已经成为企业生产中不可忽视的生产要素。理论分析表明环境要素充裕的国家，密集使用环境要素的高污染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将扩大对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环境要素稀缺的国家，高污染产品处于比较劣势，将减少对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由此环境要素通过改变比较优势影响到两国贸易结构。[3]
二、对外贸易与我国环境污染
(一)出口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
皮革、毛皮、羽绒制品和纺织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传统的出口优势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占到了出口品的24％，这些产业在技术和资本均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主要是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及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进入世界市场。但是这些产业同时也是污染密集型或轻度污染产业，如棉印染、丝印染、制革、毛皮鞣制等都是高度污染密集产业。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使这些产业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力，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在出口创汇及巨大经济利益的诱导下，大力发展这些产业，导致地区性的土壤污染与水污染日益加剧，严重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与居民生活。吴江盛泽是著名的“丝绸之乡”，盛泽丝绸享誉国内外，但是当地丝印染业的发展却给盛泽镇河道下游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水污染，使渔业生产连连遭受重创。
(二)进口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
目前，中国每年都进口大量的ODS(臭氧层损耗物质)和化肥、塑料薄膜等环境污染物。首先，进口CFC(氟氯烃，又名氟利昂)和使用CFC的空调器、冰箱等，加重了中国环境的压力，并增加了中国淘汰这类ODS难度，进而影响中国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其次，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尤其是氮肥)，使地面水富营养化，易造成赤潮并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严重威胁；易造成地下水硝酸盐污染，蔬菜等农作物也会受污染；而且还使土地严重板结，最终失去农业耕种价值。另外，中国自20世纪70年末引进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后，面积已扩大到5000余万亩。由于塑料薄膜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需400年之久)，故形成“白色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在每亩地有残膜3.9公斤的条件下，玉米产量下降11％-12％，大豆下降5.5％-9.0％，蔬菜下降14.6％-59.2％。
三、环境规定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限制。中国出口产品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的挑战，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产品已经或即将受到绿色壁垒的影响。受其影响的产品包括农产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器皿、儿童玩具、中药等等。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出口商品结构和档次仍较为落后，因此绿色壁垒将成为21世纪初期我国出口贸易的巨大障碍。
(一)对市场准入的影响
绿色壁垒的直接影响，就是我国许多产品由于环保、安全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
2003年欧盟公布了《关于限制在电气、电子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指令(2002/95/EC)》和《关于废弃电气、电子设备的指令(2002/96/EC)》，前一指令对报废电子设备的回收和处理作出特殊规定外，还规定回收费用由生产者承担。后一指令要求自2006年7月1日起，在欧盟市场禁止销售有铅、汞等6种有害物质的电子电气设备。而目前，欧盟是我国机电产品的主要市场，约占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市场的17％，2002年我国对欧盟出口机电产品270亿美元，其中上述两个指令涉及的产品出口值122亿，约占全部机电产品对欧盟出口总额的45％，涉及2000家出口企业。预计这两个指令的实施将使我国对欧盟的出口量减少30％-50％。
山东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省，但2002年以来该省出口产品屡被退货。2002年1月末，欧盟国家以食品安全为由对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出口进行封关，仅此一项就使8万多山东农户和加工出口企业收入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全省出口创汇3亿美元。欧盟此举还引起了连锁反应，挪威、匈牙利等国先后封关，日、韩、沙特等国也相继提高了检验标准。
(二)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
绿色贸易壁垒的间接影响表现在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一是环保、安全等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国内缺乏先进的测试设备，进口大量设备增加了出口企业成本。三是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由于发达国家不断提高产品检验检疫标准，我国企业要达标须采购价格更高的原料，致使生产成本提高，削弱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如纺织品在欧盟国家的检验中有几项重要指标，即染料中的偶氮和19种分散染料是否超标。入世后，纺织之乡绍兴出现了空前的出口好势头，但不少绍兴纺织在欧洲国家屡屡受挫，多数问题出在染料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提供染料的化工行业抓起。虽然国内有数百家生产染料的企业，但六成以上的环保型活性染料市场被德国巴斯夫等国外大公司所控制，其价格相当于国内企业的两倍。但因国内同类染料的性能不够稳定，纺织品出口企业只好忍痛花高价买进口染料。这样，我国纺织品的原有价格优势就岌岌可危了。
由于进口国高昂的检验费用，使我国原本很有竞争力的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2002年以来，日本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水产品检验检疫措施不断强化，检验检疫范围已涉及所有对日出口农产品、水产品品种，增加检测农残的品目达43种；批批检验导致进口通关放慢，加大滞港费用，增加检验成本，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检验费用，使之占到货值的44％，并造成产品品质下降，以致产品失去竞争力，从而达到迫使日本进口商减少订货的目的。例如，日本对我国出口鳗鱼实行机场48小时的吊水检验，造成鳗鱼大量死亡，迫使我国鳗鱼停止对日出口。再如，蔬菜保鲜期短，而批批检验导致进口通关放慢，造成蔬菜品质下降，同时由于抽样数量增加，检验费用从原来每批次5万日元提高到80万日元，高额的费用迫使日本进口商陆续取消我国的订单。
四、中国的选择
(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进出口商品结构
降低初级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限制或减少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附加值小的初级产品的出口，如应大幅度降低木材及其制成品的关税税率。
我们知道，森林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保护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质量。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的森林耗竭损失占GDP的比重相对较小，但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由占GDP比重不足0.2％一直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0.8％。木材生产量1995年达最高峰，为6767万立方米，随着保护天然林工程的实施，严禁砍伐森林，削减木材生产指标，增加木材进口量，到1999年木材生产量降至5049万立方米，比1995年减少了25.4％。如果继续实行现有的森林保护政策，今后若干年内森林耗竭损失占GDP的比重可以低于0.2％。根据世界银行(1997)提供的数据，中国人均自然资本略高于日本人均自然资本，但是日本人均森林资源资本却是中国的2.4倍，森林覆盖率高达65％，尽管如此，日本长期大量进口世界木材资源，1998年占世界木材市场总量的22.4％，而中国仅占世界总量的4.7％。这表明中国需要进一步削减木材及其加工产品和相关产品(如纸和纸浆)的进口关税税率，甚至实行零关税。大幅度进口木材及加工产品，扩大利用世界森林资源的能力，保护和增加本国森林的资源。[4] (第362-364页)
(二)以环保为基点培育竞争优势
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贸易应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选择专业化分工的结构和贸易结构，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便宜的优势，适宜于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但比较优势是静态的，而且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易于陷入“三明治经济”的窘状：上有无法匹敌的发达国家竞争对手，下有来自劳动力更便宜国家的压力。例如，中国在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中，在原料成本、劳动力成本方面受到了来自巴基斯坦、印尼等国的挑战，这些国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使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被削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从战略高度构建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要从全局的高度、根据一国范围内可以调度的资源、并以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确立本国产品市场占有率为目的的竞争能力。因此，国际竞争力形成不仅仅是企业行为，而且需要国家动员各方力量才能完成。
中国要在环境保护大趋势下构建和提高竞争优势，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就是以环保为契机，培育中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开拓、占领国外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从而以符合发达国家环保标准的产品扩大出口贸易，形成可持续的出口竞争能力。对外贸易中追求出口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改善环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出路，形成出口产品的环境竞争优势。
以环保为基点培育竞争优势也离不开中国的比较优势。虽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非都能形成竞争优势，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更易于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内在因素。因此，竞争优势的培育不是对传统产业的全部抛弃，而是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更新，增强其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例如，中国纺织品在棉布横档、印染布纬斜、色差、针织品缩水等方面落后于新的纺织品标准，所用染料的70％-80％为西方国家禁用的对人体有害的偶氮染料，通过对纺织业进行环境友好技术的改造，可重构和加强中国纺织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优势。[5] (第264-266页)
(三)完善环境标志制度，推行ISO标准体系
作为发展中国家，严格的环境标准显然与中国的基本国情不符，而过低的标准既达不到环保的目的，又易给进口国留下口实。因此，目前较为明智的方法是，在选择实施环境标志的产品名目、制定环境标准时，以ISO14000系列标准为基准。
ISO14000标准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一整套环境标准，其目的是支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需求的平衡。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采用ISO14000系列标准都是可行的。作为一项国际性标准，该标准对全世界工业、商业、政府等所有组织和机构改善环境的管理行为都具有统一标准的功能，因而对消除绿色贸易壁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许多国家已开始按照ISO14000标准对本国企业及产品开展认证工作，同时对进口产品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为了使中国企业及其产品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境标准的要求，中国应通过立法程序将该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同时，还应制定实施这种标准的管理法规，以便使达标认定工作规范化。这一标准的采用，不仅有利于中国绿色产业及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而且有利于阻止国外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设备、设施向中国转移，避免污染转嫁。
(四)积极参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
要使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最根本的途径是使自己成为国际竞争“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权益。国际规则制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国国家利益和力量的斗争与协调过程。目前，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的会议，密切注视着国际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影响。中国还参加了联合国环境署与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组织的贸易与环境问题非正式高级圆桌会议、联合国环境署与国际商会举办的企业环境行为部长级会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关于贸易与环境的讨论等。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和贸易组织的活动和谈判，了解世界环境保护发展的新动态及可能对中国对外贸易带来的潜在影响，表明立场，争取公平合理的谈判地位。扩大中国在一些国际环保立法和贸易立法方面的影响，认真履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应承担的与其能力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与义务，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以集体的力量进行斗争，努力寻求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应有的差别待遇，阻止滥用环保法规、滥用贸易协定条款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企图。及时调整中国有关的环境贸易政策，努力向国际接轨，这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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