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村改革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谨以此文迎接党的十八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此文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12月的某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农民们度过了平常却不平凡的一晚：平常的是他们依然在就着微弱的天光吃着无菜的稀饭，而不平凡的则是他们无意识地即将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就是在这个晚上，十八个农民的红手印摁在了一起。把土地包产到户、若因此坐牢杀头，则户户相帮，幸生者当济死嗣。这是个连坐式原始性的举动，是生命处于边缘情境中的最后一搏。是什么因素导致十八户农民要如此绝望地做这最后一举？安徽农民大包干的原发动机和目标是什么？如何认识农村改革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客观地反思改革实践及其价值指向？本文拟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对此做出思考。
威廉·配第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把土地、劳动力、生产要素和时间科学地给以配置，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在一定经济制度背景中，土地和劳动者结合的机制与方法是产生财富的根本。一切社会财富离开了土地和劳动者都将是无源之水①。而财富的创造、分配、增长以及消耗总是有规律的，对这一规律的探索路径基本上是经济学分野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对各种生产要素配置的体制与方法的研究，最终所要解释和求证的都是关于财富的本质、起源、增长和分配问题。
但马克思远远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思想的阈限，对财富以及其创造、分配做了更加深刻的解释。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关于财富和劳动学说，总在忽略社会和政治要素的作用，从而把财富的生产、创造、分配和权利拟物化。实际上财富不是生硬的，它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并非仅仅只有一种冰冷的物性。现代经济学的谬误在于，把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完全物化，从而忽视了生产主体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颠倒本末的理论设计，它直接把财富的生产、分配与交换完全庸俗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从而把劳动者以及其所置身其间的社会设置、社会历史和文化传承剥离出去。在这样的理论中，劳动者只是生产工具，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其构筑思想体系的一种工具；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远离特定历史阶段和时代背景中的社会关系，成为纯粹的财富生产的要素，生产关系被消解，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种思考惯性——生产、财富、分配的体制机制变迁，从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被分解脱离。因此，一定意义上，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都是为资本不遗余力地攫取劳动剩余而生成的思想逻辑，它把劳动、财富和活生生的劳动与劳动者以及其关联的社会制度、阶级立场、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进行了混淆，进而颠覆了人的社会性，又把人性异化为物性，最终导致对人类的控制与奴役②。
马克思洞若观火，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两大生产门类之间的关系，发掘了资本主义人性被异化的规律，缜密地阐述了财富生产、分配、交换的二重属性。马克思深刻的论述了这一唯物史观中的财富的本质，认为财富的本质既是社会的，又是物质的，既是商品的价值体现，又体现了商品的社会生产关系；人类劳动生产既要面对自然界，又要面对人自身，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人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作用与表现③。因而矫正了纯粹经济学认识的理论偏差，赋予劳动、劳动者、财富、分配以社会学内涵。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财富总是由物质产品构成的，“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不管一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式，是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④。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财富必然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形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财富生产、分配、交换的过程中，人的劳动也关涉了众多要素，是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过程⑤。
劳动是财富之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的劳动是一个过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⑥。因此，这一过程既是劳动者占有和支配自然对象以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又是劳动对象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得以转换的过程；既是劳动者改造自然改造自身的过程，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发展和改变的过程⑦。财富是劳动、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社会生产关系甚至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本质上是社会设置的产物。
因此，马克思劳动学说运用在本文中有着别样的意义：对农业劳动而言，土地是万物得以生长的母体，而农民则是劳动者，是把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变换为财富的主体。马克思这一劳动学说，为我们重新检视中国农村改革发生机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它不是完全从经济活动的视角去烛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创造财富的行动价值，而是从政治社会的高度指导我们，有必要把农民进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行动，置于特定社会政治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格局和国家宏阔的历史、时代、国际、国内分析背景里加以考察。这就给我们的研究以广阔的社会学想象空间。
二、农村改革的原发动机和现实起点
那么，农村改革的原发动机和现实起点是什么呢？
根据周曰礼记述，1977年6月21日，万里到任安徽后，即着手全面开展清查“四人帮”在“安徽的有关人和事”。“在清查工作过程中，万里不断收到邻省发来的电报和信函，反映安徽省大批灾民外出逃荒，涌进了他们的城市，影响了城市的社会治安，要求安徽派人前去，将这些灾民带回来”。农村问题的严重，引起了万里的高度重视。当时安徽全省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00亿公斤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徘徊在60元上下，考虑价格因素影响，生活水平比“文革”前下降了30%；全省有28万多个生产队，人均年收入100元以上的只占10%；60%的队只有60元左右，40元以下的约占25%，还有5%的队约300万人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除10%的队可以维持温饱外，其余90%的队成为‘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⑧。刘明钢《东风第一枝——万里与安徽农村改革》也记载：万里受命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鉴于农村形势的严峻，即马不停蹄地巡调各地，三个多月时间，跑遍了安徽十几个地区的县、市及工矿和农村。他轻车简从，不开大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问、听。所见所闻，农村的贫穷以及农民生活的艰难，使万里多次潸然泪下，倍感沉重⑨。这让他坚定了要先解决安徽农村经济困顿的决心。
万里所见其实是中国农村贫困状态的一个缩影。根据辛明、高洁的研究，当时全国人均年收入低于100元的基本核算单位达391.69万个，占核算单位总数的73.96%。这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托以农补工、城乡差别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国家初始工业化建设期间，农村社会财富大量流向城市，这虽然奠定了新兴中国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但也倒逼出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极端贫困，国民经济基础门类的农业经济呈现窘境。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以来，从最早的初级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土地、耕畜、大农具可以折价入社，主人收取固定租金，到高级社将土地、耕畜、大农具的分红全部取消，全凭劳动工分分配，人民公社体制在运行差不多十年以后，经历十年“文革”的冲击和干扰，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确实面临严峻考验，最大的考验就是在确保公粮上缴的同时，要保证社员能吃饱。人民公社的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经营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怎样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如何实现农业生产的效率？怎样正确发挥集体经济体制内劳动者的积极性自主性？是摆在现实面前的重大课题。
素以农业大省著称的安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矛盾更加突出，了解安徽省情的政治精英着手思考缓解和改变安徽农村现状的办法已经成为必然。万里经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听取意见，用政治家的勇气和胆识提出：“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一切工作要为生产服务，尽快地把生产搞上去。”“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一切都是空谈。”⑩在其推动下，1977年11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著名的安徽“省委六条”。
今天我们再次研读《省委六条》，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在农村改革之肇端，体制内政治精英里涌动的社会担当和科学情思。这是万里调任安徽以后，面对日益恶化的农村经济形势，为解决农村农业生产问题而签发的第一个农村政策文件，凝聚了安徽各级干部的众多智慧，也积淀了安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几经上下，数易其稿。其中心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今天看来不足为奇的内容，在当时却是绝大多数普通人不敢逾越的禁区，它的出台足以解释安徽农村改革启动之初最真实的组织目的和思想动机。“过去母亲送儿子去参加革命，去当红军，一是为了政治解放，二是为了生活，为了吃饭。现在进了城，有些干部把老娘给忘了，忘了本。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11)。万里一语道破了启动《省委六条》的现实原点：那就是解决占人口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困境，恢复农村农业生产的中心地位，确保集体上缴公粮任务的同时，农民口粮的自给，在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适度让农民生产上自主，实现集体主义的优势。
作为安徽省委一个农村政策性文件，它是中国农村经济转折的一个起点，解答了以下几个焦点问题：一是怎样让当时的公社社员吃饱饭，尽量减轻社员负担；二是农村究竟要以什么为中心，人民公社体制的农村生产经营究竟应该怎样搞；三是要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的利益，怎样兼顾；四是如何认识生产经营的自主性，自主性应有多大，是自主到组还是自主到家庭；五是能不能把集体的土地给农民开荒耕种，以补贴生计。而上述几个中心内容的根本就是提高粮食生产和自给水平，保障公粮任务的上缴和农民口粮的充足，从而达到发展人民公社事业的目的。
2001年，笔者曾经与新华社记者陈宝善一同采访小岗村时，严顺昌告诉笔者，小岗村村民很多年辰都要依靠救济粮得以维系生活，到1978年，又逢罕见的特大旱灾，导致当年的秋种都难以进行。在这一情势之下，安徽省委出台了“借地渡荒”政策，鼓励农民多开荒，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农村集体可以将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子。在贯彻“借地渡荒”的过程中，少数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因此，“借地渡荒”就成了“包产到户”的催化剂。“1979年年初，队干部带领社员偷偷实行大包干，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到户，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到户，农产品交售任务及公共积累等分摊到户。到秋季，小岗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达6.6万公斤，比上年增长6倍多；油料总产3.75万公斤，超过合作化以来20多年里油料产量的总和；自1956年后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分别超额完成任务7倍和80多倍”(12)。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货殖列传》)，亘古以来，所有行王道者都会懂得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生存乃民生的第一所需，衣食不足，何知荣辱？“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因此，所谓的善治的前提就是满足民生的所需。饥寒交迫的农业劳动者之于土地和生产的关系，毕竟是被扭曲的。这既不能体现劳动机制的能量，也无法体现经营体制的长处，这从而也说明，原有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体制机制存在严重弊端，亟须改变。万里说：“一切工作要为生产服务，尽快地把生产搞上去。”可谓是政治精英的清醒洞察，也注明了改革人民公社经营体制与农业生产方式的原发动机就是要解决农业劳动者的生存困境，其现实起点则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中农业生产的危机。从安徽历史的经验事实和《省委六条》出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农村改革之发轫最初的动机正好验证了马克思物质生产学说所指的物质生产两大门类之间的深刻关系。
笔者更愿意将《省委六条》这一地域性政策性文件，界定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性起点，虽然文件中对当时敏感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实验性经验和方式进行了限定，但“六条”的内容实质上起到了破除当时的政治禁忌的作用，客观上大胆地修正了“文革”的错误，恢复了人民公社农业生产经营的中心地位，为农民积极寻找农村经济的突破和农村改革创造了条件。《省委六条》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识见，源于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科学精神，源于对社会大多数底层劳动者利益与生存尊严的认同，亦源于对体制之弊和社会制度之价值理性的深刻掘见。与其说《省委六条》是地方党委政府解决安徽地方现实矛盾的一把钥匙，不如说是农村改革的一声响鼓，是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发轫！
三、改革的历史内生驱动和时代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必然早在酝酿之中，偶然只不过是历史逻辑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把安徽《省委六条》作为安徽农村改革之发端并不是要否定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判断，而是研究者通过研究真实地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实施分田单干所选择方式的独特和孤绝乃是一个光辉夺目的历史瞬间，成于偶然的历史机缘，传播于学术和公共呈现的时代语境。小岗村撞上了已经发动的历史列车，轰鸣的时代专列又带上了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的无奈与勇敢，奔向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实际上，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梳理我们知道，小岗村十八个农民的举动仅仅是安徽农民自发尝试集体农业生产新方式的一个典型，在此之前，当时安徽甚至全国范围农村有许多地方，都在以不同方式探索人民公社农业经营的新突破，缓解农村经济的矛盾和民生困境，调整人民公社农业经营的方式已经成为社会基层主体和很多政治精英共同所思所想。从实事出发，我们认为，农村改革既是包括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在内的农村社会主体的内生行动，也是国家各阶层政治精英理性选择的结果，其在彼时彼域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成因。
农村改革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社会主体的行动和政治精英的选择是由历史内生驱动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知道，改革之前的中国，经过近三十年集体化——人民公社的体制优势的发挥，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党在这一时期所创造的历史功绩是任何势力都无法抹杀的。历史资料显示，当时毛泽东等第一代政治家带领人民打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但随之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面临的是各种严峻挑战。笔者研究认为，这些挑战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尽快疗治长期内忧外患所造成的民族心灵创伤、实现基本的生产与生活自给，尽快建设起满足自给条件的基本的国民经济体系；二是巩固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消化和解除国内敌对势力的破坏，实现全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版图的完整；三是在世界两极争霸格局中图存，在险恶的地缘政治压力下确保国体与政权的稳定、持续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二十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挥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从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最终彻底解决了这三大挑战，实现了对内自给对外强盛的国家目标。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众多、生产力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近现代以来的民族救亡运动以及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争与动荡的废墟上，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等集体化公有制的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时间，建设起了初步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在当时时代背景和国际地缘环境中，实行集体主义的中国，一方面进行了改天换地的工农业变革，另一方面也在两极霸权世界的地缘政治压力下，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和国防体系过程中透支了民生与国力，从而为后来的农村改革积累了历史的动因创造了时代条件。
首先，历史为农村改革培植了土壤。社会主体阶层的行动是历史内驱动力生成的结果，为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历史有时是在螺旋式发展中起伏的。社会的倒逼机制将在历史巨大的社会进步中发挥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视野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二元社会结构体制的建立，和国家以农补工方略的选择实在是无奈之举，也是必由之路；它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情条件下，高度政治经济集权体制里有效的社会设置，也符合中国历史延续的文化逻辑。在政权面临生存危机和外部政治经济封锁压力下，唯有这样才能集中国力和资源，自己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资金和技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以抵御国家面临的政治和地缘风险。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当时的政治精英和国民主体共同努力下，新中国正是借此铸造了整个冷战时代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威信。
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方式，筹措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资金，是新中国夯实国力基础，恢复大国地位的最重要路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根据陈锡文的研究，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期间，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亿～8000亿元，亦即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从农民手里拿走了6000亿～800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城市和工业体系建设(13)。有数据显示，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也不过9000亿元(14)。这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农村农业所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被无偿转移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投入，农民劳动所创造的剩余，几乎全部用于国家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设，广大农民在集体主义的阳光下，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初始工业化和城市化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从而也为新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争得大国应有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与工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地位是符合政治逻辑的。
但民生与国力的透支，也导致了农村的贫困，形成了公社体制内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创新的土壤。以农补工尽管实现了高度组织化国家的利益目标，却又客观上牺牲了广大农民和农村的利益。一个社会主体阶层以巨大牺牲为代价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工业化基础，使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成功应对了三大挑战，也使中国国际地位获得了迅速提升。可是历史的极大进步也酿生了农村的严重贫困和虚弱。根据辛逸、高洁的研究，1952年工业总产值指数为100，1979年则达到了1734.4，其中，重工业指数竟高达2991.6；但同期农业总产值指数只有249.4(15)。工业化建设对农业剩余长期、巨大数量的攫取，使广大农民常年生活在赤贫状态之中。根据统计分析，截止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在总共529.57万个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中，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有145.17万个，占核算单位总数的27.41%，即有25%的农民终年得不到温饱；同期人均年收入低于100元的基本核算单位达391.69万个，占核算单位总数的73.96%(16)。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地理季候差异大，南北相迥、东西悬隔，一些风沙干旱、洪涝水患突出的地区、农民的生存状态更加糟糕，“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主义财富生产和分配体制的优势发挥，也无法解除贫困的阴影。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全国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农民自发探索改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责任田等新型生产机制的不在个例，这说明农业生产改革的土壤正在历史中被形成。上述周曰礼记述的资料和万里所见的安徽现状，在当时并非省际个案。
其次，时代为农村改革提供了契机。政治精英对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深邃洞察和把握和思想上的大解放，为改革创造了时代可能性。1978年前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得到了改变，中美建交，中苏关系经历珍宝岛事件以后渐趋理性，雅尔塔体制下的国际关系出现了积极舒缓的气息。中、美、俄三个大国关系的渐趋缓和，驱散了几十年笼罩在国际天空下世界大战的阴云。特别是中国，在两弹一星工程成功告罄以后，中美、中苏关系的改善，减轻了中国地缘政治压力，毛泽东一代伟人的忧患和中国初始工业化的成果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安全利益。被军备竞争和意识形态冷战拖得精疲力竭的苏联和美国，在面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英雄虎胆时，也几乎是一筹莫展。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这三十年里，为中国开启了和平的基业，不仅使我们在废墟上建立了自给型的工农业体系，也使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在荆棘丛生、群狼环伺的地缘政治缝隙里，坚持一手反霸一手反修，“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为中国构筑了独特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国际关系优势。可以说，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毛泽东以精湛的战略运筹天才、斯巴达式的强健与无畏精神、高超的世界政治斗争艺术铸造了半个世纪的人类和平，也奠定了中国走向强大和复兴的基础。
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与世长辞，正如唐山巨震，让中国和世界惊心，让山河江海语噎。这是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但中国并没有人亡政息。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为中国保持国家稳定提供了外部条件；而从1976年到1978年，人们在痛苦和惊悸中思考，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所导致的思想大解放和全国各地农村发生的农业生产方式探索性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开启新时代之门的契机。
根据黄一兵的研究，“邓小平正式复出后，特别是1978年3月开始主管外交工作后，承认并正确认识现存国际体系的作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整个国家朝着融入国际体系的道路前进，努力在现存的国际体系框架内寻找、发现并确认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正在逐步启动的改革事业，解放了思想，拓宽了道路，创造了条件”(17)。当时世界政治正朝着缓和与合作方向转变，建立在核恐怖平衡基础上的东西方阵营的均势格局导致世界虽有意识形态的角逐，但却无法撼动人类趋向和平与合作应对其他危机的意志，这就为中国赢得了时间。正是通过对这一国家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家内生条件的准确判断和把握，使中国内政的决策意志找到了一个良好的改新窗口，使农村经营方式的探索被放大到了国家政治的台面。邓小平正是基于此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著名判断。邓小平还生动简洁地将其总结为“东西南北”问题，东西就是和平，而南北则是发展。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政治家对世界地缘形势做出的最深刻清醒的洞察，他为中国改革开放发现了时代的窗口，并且因势利导，把握了这一历史机遇，为改革创造了条件。植根于历史深处的改革开放的动力才得以获得时代机缘而汇聚成蔚然壮观的大潮。社会主体的内生行动和政治精英的理性选择找到了一个历史的结合点。
1978年9月1日夜间，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委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全大队二十三名党员参加的党支部扩大会，讨论省委“借地种麦”的指示，落实抗旱保种的措施。根据资料记载，会上有人提出按照“1961年的办法”实施“责任田”，黄花大队首度进行责任田分派，黄花大队有1700亩土地，在短短几天内就分出去1420亩。18日，汤茂林召集三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九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开会，推广黄花大队的办法。但山南的做法引来各种议论，汤茂林受到重重压力，万里也收到匿名信，指责汤茂林“是曾希圣阴魂不散搞分田单干！”(18)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对包产到户的纷纷争议，万里凸显了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指出，对山南的做法“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应“先把山南公社作为小范围的试验区，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视情况进行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万里的表态起到了关键作用，使责任田包产到户的实验得以进行下去并在安徽多地推行。从1978年秋至1979年冬，全省很多地方如凤阳、嘉山、定远和来安等县，都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
一石激起千层浪，何况革故鼎新的伟大创造！安徽的农村改革在社会上产生强烈震动，各种压力纷至沓来。1979年6月，万里在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向邓小平汇报了安徽推行的责任制情况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指出：“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邓小平还在7月15日由安徽省委常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指出：‘你们要搞生产责任制，一搞责任制，群众的劲头就来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搞好生产。’”(19)邓小平的支持，真正使发端于安徽的农村改革化为神奇的时代趋势，从此，发端于《省委六条》和安徽肥西、凤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星之火，迅速在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燎原，发端于安徽《省委六条》和农民“借地渡荒”的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为中国揭开了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帷幕，历史驱动和时代条件把具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和奠基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神话，推向了世界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中，中国开始逐渐确立了崭新的建国方略，累积构筑起一百年基本路线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石。小岗村社员用十八个红手印把农村改革的地火从此深深地烙到了中国当代历史中。
四、结论：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民创造的。回顾农村改革的发端和早期历史事实，我们更加懂得，时代的政治精英终究属于自己的时代，他们来自于人民，根须和触角深入大地，用层级、梯次、区位和不同的行动技巧与能力在试尝改革的早春天气。改革之发端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体和政治精英相向而行，在安徽这块改革的试验田中演绎出后世研究者不得不为之动容的故事。它再次证明，历史是客观的，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所注释，又由一系列符合逻辑的行动或者结果所验证；其自身前进的法则和规律在延续中改变时代，又在改变中传承一种精神要义。历史的内驱动力在时代条件作用下使农村改革具备了内外两个必备要件，而中国农村改革在安徽的发端、演进与深化，正是社会主体的内生行动和政治精英的理性选择互动的结果，是历史和时代导致的必然行动。历史、时代、农民、政治精英，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再次行动在一起，对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汇聚成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浩瀚大潮。包括严顺昌、严宏昌、汤茂林、周曰礼、万里在内的安徽各个层级的社会主体与政治精英都被历史和时代洪流裹挟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促进作用。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学说，不仅解释了基于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经济学内涵，也阐述了农村改革所导致的生产关系调整的时代需求和价值取向，这为我们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社会发展的坐标。说到底，这场变革更应该看成是特定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中，甚至是特定时期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一次调整。但这一重大调整并不是要推倒已有的社会制度，也并不能在实践和理论上得出在农村全面引入私有产权制度的结论。通过三十年的制度运行已经证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本质价值取向不会因为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而改变；改革的现实价值目标是完善农村农业生产经营的财富生产和分配体制，其最终价值取向应该是促成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善和新型农村生产关系的建立。农村改革引起的社会财富生产方式的创新不单纯具有经济学的意义，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巨大启动。
笔者研究认为，鉴别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性质是我们追踪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而对农村改革的正确认识又是解答当代中国问题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课题和逻辑起点。农村改革导致中国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推动意义毋庸置疑；但这场改革的时代背景、历史动机、目标价值以及由此出发而得出的关于改革立场的认识，才是历史意义真正的要害。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农村农业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是劳动者的劳动，是生产主体作用劳动对象的能动过程，说穿了是农民在相对劳动时间内，运用劳动工具改造作用劳动对象的过程。而劳动者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者，在传统人民公社体制内，制度和其他社会设置中的农民劳动者，劳动过程是特定社会关系作用下的过程，各种生产劳动的要素配置，依据机制和体制的规约进行，主体的自主性受限制，生产过程的创造性被固化，这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农村改革正是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突破，从而导致农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得以改变。在这里，劳动和土地两个要素的配置方式的改变，不仅仅意涵了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内涵，也表明了农村劳动者社会关系的改变和丰富。
我们不能庸俗化地理解改革的经济学意义。实际上，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社会的(20)，经济包含于社会中，而非社会包含于经济里。农村改革历史发端证明，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导致生产效用和财富分配效率的提高，而这一切都是一种社会制度内涵的完善，是生产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将经济行为完全物化，把一切机制体制改革的价值进行庸俗化阐释，是对人类劳动的亵渎，也是对财富生产和分配本质的曲解。马克思更具有政治社会学的敏锐，他启发我们，把中国农村改革当作一个政治事件和社会关系重构的社会事件加以研究其社会学意义更加切合事实的本质。
政治社会学建立在实时分析基础上，它把政治现象纳入社会范围进行考察，从而准确揭示人类行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最终找到政治的权力、秩序、治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学术假定上：任何政治与经济行动和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现象，它发生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受其他社会政治经济运行时点、条件、制度、文化的影响，也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把人类行为和宏观的政治经济现象置于社会视野里考察，揭示其产生运行的社会基础、政治与经济起源，更加客观和整体地把握其要义，这对我们更加具有意义，更加切合事物的本质。把中国农村改革置于这一思想框架下，就会更加理性地得出中国改革的社会意义、目标价值、发展方向的结论，也才能最终为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获得历史之钥。
摈弃完全从经济活动的视角去烛照中国农村改革的方法，更加有益于我们去把握历史的真知。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起点告诉我们，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创造性行动，其最终价值是推动了政治意识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性改变。它的发生起源于人类对物质生产的基本需要，发展则丰富于对物质生产两大门类相互关系认识的深化。把农民进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农村改革，置于特定社会政治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格局和国家宏阔的历史、时代、国际、国内分析背景里加以考察，我们发现，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1992年，邓小平正是洞察了这场改革对于国家社会重构的意义才在南巡的途中再次推动了改革的航船，他指引我们在完善体制的改革中前行，而又不忘对我们要避免迷失方向的告诫；在春风满眼的时代关口和思想迷乱的历史深处，他像一个伟大的舵手，引导我们推动改革开放的中国巨舰沿着一百年完善体制和国家复兴的正确航道破冰击水；他早就深邃地设计了改革的目标，找到了前进的方向，那就是：一切改革和开放的最终目标都是完善我们的社会体制，实现财富被劳动者共同创造和分享的制度价值，并最终复兴古老的东方强国！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1、115、138、139、143、115、121、129、130、138、140、14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参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5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⑩(11)(12)(18)周曰礼：《农村伟大变革的序幕——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前后》，载《农民日报》2008年11月24日。
⑨刘明钢：《东风第一枝——万里与安徽农村改革》，载《党史天地》1997年第9期。
(13)王丹莉：《统购统销研究述评》，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4)巴志鹏：《建国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载《临沂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5)杨瑞毛：《安徽农村改革的起源》，载《党史纵览》1996年第1期。
(16)陈大斌：《中国农村改革纪事》第182～18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7)黄一兵：《邓小平与中国改革事业的启动》，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9)王前军：《邓小平与安徽农村改革——纪念安徽农村改革30周年》，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2期。
(20)[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59页，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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