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决定论，还是多元决定论？——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读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马克思论文,历史观论文,阿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解释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主要集中在1965年发表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这两部著作之中。在《保卫马克思》的序言中，他曾对他的研究背景和缘由作了说明：一方面，当时，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对法共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哲学家们在哲学和政治之间划等号，用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地去裁决一切问题；另一方面，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西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流行一时，在法共党内也出现了用人道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阿尔都塞认为，法国的理论传统比较薄弱，对马克思的著作尤其缺乏真正深入、刻苦的研究，因此，经各种思潮和倾向的冲击，在理论上陷入了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历史把我们推到了理论的死胡同中去，而为了从中脱身，我们就必须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1〕他反复强调， 必须运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为此，他竭力主张一种独特的解答法：征兆阅读法。“征兆阅读法”是阿尔都塞经过对法国结构主义者拉康的语义的精神分析，从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借鉴而来的。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和梦境的谈论的错误、疏忽和荒唐事中，揭示出无意识的复杂的和隐藏的结构的症状；拉康的语义的分析据此进而认为，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和看得见的东西一样重要。阿尔都塞的“征兆阅读法”在方式上与其相仿，但有着不同的对象和目的，即它的对象是“文本”尤其是马克思的著作，它的目的则是发掘出潜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框架。他认为，我们在阅读理论著作时，不能仅仅通过对白纸黑字的表面论述作简单、直接的阅读，而应当通过觉察“缺失”、“空白”、“严格性上的疏忽”等征兆来揭示文本深处的问题框架。“我们不应该用直接阅读的方法来对待马克思的文本，而必须采取依据征兆阅读的方法来对待它们，以便在话语的表面的连续性中辨认出缺失、空白和严格性上的疏忽，在马克思的话语中，这些东西并没有说出来，它们是沉默的，即它们在他的话语本身中浮升出来。”〔2〕他反复强调， 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把各个基本问题放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之中，由每个概念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和功能来决定其本质和特殊意义，不但支配着它所能提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决定着它所能提出的问题及提出问题的方式。他说，一个给定的问题框架具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境界，“任何问题或对象只有位于某个范围和视界之内，即位于一个给定理论学科的理论问题框架的确定的结构领域中才是可见的。”〔3〕当读者在阅读文本时， 如果他本人据以思考的问题框架与被阅读的文本的问题一致，他就只能洞察那些在这一框架中是可见的东西，而对那些不可见的东西则会一晃而过，造成失察。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见那些不可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辨认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注视，即有根据的注视，它是由‘视界的变化’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而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把它描绘为‘问题框架的转换’。”〔4 〕换言之，读者必须置身于新的问题框架中，并依据征兆阅读法，才能由表及里，真正做到对文本的创造性的解读。那么，阿尔都塞的这种理解和解释是否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本义？是否科学合理？
一
通过运用“征兆阅读法”研读马克思的著作，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新”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由一个论述范畴组成的首尾一贯的整体，而是在早晚期著作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共只有几段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在这里，新的理论信仰以必定是不平衡的和暖昧的概念和公式的形式，开始从旧信仰和旧术语中表露出来。”〔5〕从1845年起， 马克思就与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建立在人的本质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彻底决裂了，这一“决裂不是一项次要的细节，它和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浑成一体”〔6〕，因而，当马克思把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时， 它必然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理论方面：1.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2.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3.确定人道主义为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强调，“归根结底是要认识到，人道主义的本质是意识形态。”〔7 〕以往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全部领域和阐述都建立在人性或人的本质这个总问题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则第一次指明，人本主义包含着两个相互补充的基本规定：“1.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的本质；2.这个本质从属于‘孤立的个体’，而他们是人的真正主体。”〔8 〕这种“本质的唯心主义”和“主体的经验主义”相统一的世界观只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在思考现实存在时，以理论概念出现的不再是人的概念或人道主义的概念，而是生产方式、生产力、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这类崭新的概念；“他取消了主体的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本质的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旧假定（它们不仅是唯心主义的基础，而且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而代之以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人类实践的各特殊方面（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科学实践）在其特有联结中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人类社会既是统一的，但在其各联结点上又是特殊的。”〔9〕从而， “马克思确立了一个新的总问题，一种系统地向世界提问的新方式，一些新原则和一个新方法”〔10〕，并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理论。据此他认为，马克思“把主体、经验主义、观念本质等哲学范畴从它们统治的所有领域里驱逐出去”〔11〕，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就理论的严格意义而言，人们可以和应该公开地提出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问题；而且人们可以和应该在其中找到认识人类世界（积极的）及其实践变革的绝对可能性条件（消极的）。”〔12〕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把人的哲学神话打得粉碎，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对人类世界有所认识，因此“援引马克思的话来复辟人本学或人道主义的理论，任何这种企图在理论上始终是徒劳的。而在实践中，它只能建立起马克思以前的意识形态大厦，阻碍真实历史的发展，并可能把历史引向绝路。”〔13〕
二
阿尔都塞依据征兆阅读法说明马克思的辩证法和社会的发展，认为社会发展不是一元决定的，而是多元决定的。由此，提出了多元决定的辩证法（或结构的辩证法）和多元史观。在《矛盾与多元决定》一文中他专门阐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本质区别，认为，黑格尔哲学中并没有体系与方法的矛盾，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倒置的，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不可能发掘出合理内核，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颠倒”，也不是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而是“改造”了辩证法的结构。“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这种根本的不同应该在辩证法的实质中，即在它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中得到反映。……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统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14〕
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模式是“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一切事物的发展是由一个单纯的（一元的）矛盾自始至终地决定的。由于只存在一种能够分裂为两个对立面的、简单的原始同一体，这个统一体通过否定的作用在自身内部不断发展，而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在它每次变为一个更加“具体的”总体时，它所恢复的无非还是那个原始的统一性和简单性。“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性’来源于黑格尔的‘世界观’，特别是来源于在世界观中得到反映的历史观”〔15〕，其所理解的社会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对自己的自由认识和意识目的论的发展过程；所有的历史时期或“不同世界”都只是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一切与一个时期或某个特定历史社会相关联的现象和方面在原则上都可被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统一的内在本原，而“这一内在本原既是以往各社会形态的本原在当时的回音，又是它自身的回音，所以它也只有一个圆心，即保存在记忆中的以往各个世界的圆心，所以它是简单的。”〔16〕惟其如此，黑格尔才能把世界历史理解为由矛盾的“简单本原的简单作用”所推动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发展过程，才能把真正的历史理解为“从没有真正的突变、结束和开端”的本质上并非“辩证”的发展过程。他强调，马克思完全摈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用具有诸多矛盾和复杂结构的多元决定的辩证法取代了黑格尔的由单一矛盾演化而成的一元决定的辩证法，把历史不是看作一种精神本质的表现，而是看作有许许多多的矛盾在起作用，而且为同一个目的在起作用；马克思所理解的矛盾不再具有单一的含义，“根据有结构的复杂整体赋予矛盾的职能，矛盾从此就有了复杂的、有结构的和不平衡的规定性。”〔17〕这种“矛盾”同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及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18〕一切矛盾在历史实践中都以多元决定的矛盾而出现的，这种多元决定正是马克思的矛盾与黑格尔的矛盾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
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多元历史观中，社会不再是由一种决定全部社会现象的基础或存在核心组成的，马克思看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种要素的并存，他相对地突出了经济要素的重要性，但并不主张把所有其他的要素都还原为经济要素。“假如人们匆忙地把复杂整体的有结构的统一性和总体的简单统一性等同起来，假如人们把复杂整体单纯当作唯一的、原始的和简单的本质或实体的简单发展，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从马克思倒退到黑格尔，而在最糟的情况下，则从马克思倒退到海克尔。”〔19〕他分析道：马克思描述的是“链条的两端”，其一是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另一则是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无论在开始或在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20〕，矛盾的多元决定是具有普遍性的。如果把“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因素”引申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就会把马克思的结构因果观混同于黑格尔的线性因果观，就会把马克思的历史多元决定论归结为庸俗唯物论的历史一元论，而“单纯的”、非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念，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经济主义那样，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滑稽的空话”。
三
关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的解读，人们向来褒贬不一。我们认为，阿尔都塞主张运用“征兆阅读法”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强调成熟马克思的科学历史理论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认识论断裂”，强调马克思的“多元决定的矛盾”辩证法和黑格尔的一元决定的矛盾辩证法的对立；他企图以此来反对西方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反对把黑格尔概念推演式的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同时也批评他所认为的“教条主义”者把各种社会现象归结为单一的经济矛盾所决定的“经济还原主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着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观动机是为了“保卫马克思”，他的理论努力和探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答法和释义法。应该承认，这些并非没有合理之处和积极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他又存在着许多严重的误读和曲解，所谓“多元决定论”是他强加给马克思的。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以狭隘的结构主义整体论作为解读法的基础，陷入以理论剪裁事实的误区。尽管阿尔都塞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是，他的“征兆阅读法”却无可争辩地是以结构主义整体论为基础的。当他运用“征兆阅读法”来发掘、表述马克思本文中业已得到表述或未经表述的思想结构时，他往往不得不为了维持解释形式的完整性而有意撇开与其方法所得出的解释相冲突的思想材料或事实。经过对本文的这种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似乎“顺理成章”地以“断裂”的方式产生。然而，对马克思完整理论的断章取义，对马克思的科学历史理论同其他思想体系之间客观存在的逻辑关系的熟视无睹，必然会导致解释者对本文的解释是随心所欲的。这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认识解读使他难免在总的倾向上偏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事与愿违”地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恰恰作出“非科学”的解释。
其二，曲解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无主体”的客观历史观。阿尔都塞强调用社会结构的概念取代主体的概念，由于不理解主体与结构的辩证关系，他夸大了物质条件对主体的制约作用，把对主体的主动意义的重视同夸大主体的作用混为一谈，因而他在否认后者的同时也否认了前者，并根本否认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同旧人本学的改造继承关系。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在形成过程中曾发生过与旧人本学的“断裂”，但这种“断裂”不是对先前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合理超越。马克思并不反对对社会作科学的结构分析，相反，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各要素的结构关系恰好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但是唯物史观所主张的社会结构决不是同主体相对立的，而是赋予了实践以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以实践的观点理解主体和社会结构，使它们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第一次得到真正科学的解释。首先，马克思在重视从客体方面研究社会结构的同时，注意并突出了对社会主体结构的研究。社会的主体并不是单个人的简单组合，而是存在于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客体结构之中，因此主体结构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客体结构中即处于客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群共同体及组成方式；第二，人的本质也必须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就无法说明人的真正本质；第三，社会结构也是现实人的结构，是人们的结合方式和社会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21〕人不仅在经济结构中是主体，在政治结构、文化意识结构中，人的主体意义表现得更为突出。实际上，社会就是由处于一定社会系统中的众多个人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历史进程就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的不断实践的发展过程，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人们自己行动的规律。可见，唯物史观强调的是能动性的主体和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它既反对了抽象地谈论人的唯心主义，也反对了只讲社会结构而忽视人的主体意义的机械唯物主义。阿尔都塞把生产关系、社会发展规律同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对立起来，以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吞没主体，否认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显然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严重误读和歪曲。
其三，曲解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的历史观曾遭到两方面的歪曲。一是被某些人曲解为只讲经济的决定作用，否认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诸因素对经济运动的任何反作用；另一是被一些人歪曲为多元决定论。阿尔都塞依据结构主义的整体论，认为应按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只有从社会的任何矛盾和构成成分都由多元决定这一观点出发”，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多元决定论虽然也承认经济基础是社会的主导结构，但由于把决定作用和相互作用、一元论和结构论截然分割并对立起来，就不可能真正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矛盾观是二点论基础上的重点论，马克思的历史观则是一元决定论和多因素交互作用论的统一：一方面，社会各要素之间是交互作用的，它们对社会历史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又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它们“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22〕。恰如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23〕尽管政治、思想等因素对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24〕
总之，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唯物辩证的决定论，它既主张社会历史发展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自然历史过程”，又强调人的主体存在及其能动性，强调“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5〕；既主张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又强调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因此，社会历史就是人在既定的现实关系中进行创造的有主体的一元决定和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统一。马克思的历史观既不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也不是多元决定论，阿尔都塞理解的多元史观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严重误读和曲解。
注释：
〔1〕〔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阿尔都塞著：《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3—14、197、201、197、199、198、198、199、199、71、84、80、77、78、174、90—91页。
〔2〕〔3〕〔4〕阿尔都塞著：《阅读〈资本论〉》，伦敦1970 年英文版，第24、25、2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82页。
〔22〕〔23〕〔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477、50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第118—119页。
标签：决定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保卫马克思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哲学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