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王朝对江汉地区的镇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朝建立前夕，以尧、舜为代表的华夏部落联盟，与居于长江中游且以江汉地区为腹心的三苗部落联盟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果以三苗的失败而告终。对此，学术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毋庸赘言。然而，对夏商王朝与先后生息于江汉地区的三苗、荆或曰荆蛮、荆楚之间的关系，尚未见有系统论述。为此，笔者不揣简陋，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禹讨三苗
夏朝前期，江汉地区最主要的民族是三苗。
禹执政前后，也曾效法舜采取过的对三苗的怀柔政策。据《尚书·大禹谟》载：禹率师讨三苗，“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边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文舞于宾主阶间，抑武事”。又说：“讨而不服，不讨自来，明御之者必有道”。这里说首先提出以“德”、“教”感化三苗者是益，而《朝非子·五蠹》、《韩诗外传》卷三等文献说是舜，世人因之莫衷一是。其实，是益也好，是舜也好，对三苗采取怀柔政策的实施者为禹则是一致的。其次，尧舜禹与三苗之间干戈经年，采取怀柔之策也应不止一次，综考诸书所载分析，此次禹接受益的建议而对三苗行怀柔之策在后，而《朝非子》、《韩诗外传》所揭禹听从舜的指令对三苗行怀柔之策在前。既然此次禹的行动是由于益的建议而非象以往那样缘于舜的指令，说明此时禹很可能已代舜执掌权柄或至少是在摄政。我们把禹的这次对三苗所采取怀柔之策的时间定为其执政前后，也正是出于上述分析。
也许是禹对三苗实施的怀柔之策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三苗仍不愿服从以禹为首的夏王朝的统治，于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征伐三苗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墨子·非攻》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微），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同书《兼爱》则记录了禹出征前的誓言，称之为《禹誓》，其誓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按，指禹），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从《禹誓》的语气分析，此时的禹不仅正式取代了舜的地位，而且比舜更有权威，说明禹已由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酋长变为阶级社会的国王了。上文中“天命殛之”与“用天之罚”大意相同，即奉行天命惩罚三苗，这显然是以“天命”来掩饰对三苗征伐的真正意图。禹此次讨伐三苗，号令有许多方国部落参加，即所谓“率尔群对诸群”、“济济有众”，其声势与规模非以往历次南征所能比。禹所选择的开战之日，恰好是三苗因遭受严重的水灾以至人心惶恐、社会动荡之时，即所谓“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导致“五谷变化”几乎颗粒无收，“民乃大振”。因此，面对禹的凌厉攻势，“苗师大乱”，禹趁势重拳出击，“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注：《国语·周语》。）。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三苗后世就此衰微，即所谓“后乃遂几”（注：《墨子·非攻》。）。而“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厉）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进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注：《墨子·非攻》。）。是说禹击溃三苗后，便对三苗遗民进行整治，三苗之地因而纳入了夏王朝的控制之下，“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注：《墨子·非攻》。）。
禹击溃三苗并对三苗领地实施控制，在考古文化中得到了印证。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以湖北宜都石板巷子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遗存，除石板巷子外（注：宜都考古发掘队：《湖北宜都石板巷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第11期。），还包括宜昌白庙、郧县大寺、钟祥六合、天门肖家屋脊等遗址，该遗存共分两期，其中白庙、大寺、六合、肖家屋脊等属于晚期（注：分别参见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7页。）。令人惊奇的是，石板巷子遗存的器物组合与同一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少有联系，其中的圈足盘、深垂腹釜等尚可认为是吸收了本地区的文化因素，但其主体部分，包括侧装足垂腹釜形鼎、细柄带箍豆、斜沿大口罐、饰间断纹的方体高领罐、高领瓮和刻槽盆等都难以追溯到石家河文化中去，倒几乎涵盖了中原地区煤山类型的全套器物组合，且两者同类器的形制也颇为接近。不难看出，石板巷子遗存是中原地区的煤山类型进入湖北西部地区之后，在当地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类型（注：分别参见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8页。）。所谓煤山类型，指的是以今河南临汝煤山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煤山遗址可分三期：第一期为河南龙山晚期文化，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头一期文化，第三期与二里头二期文化相同（注：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第5期。）。其中第一期经C14测定有两个数据：一是公元前1690+10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005年），二是公元前1920+115年（树轮较正为公元前2290年），这就从绝对年代上证明煤山一期是属于夏代早期（注：杨育彬：《从考古发现探索夏文化的上限与下限》，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外，在汉东的黄陂盘龙城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注：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4页。）。凡此，应当是以禹为首的夏王朝占领并控制了江汉地区三苗腹地的实物见证。
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阳（今武汉市汉南区）纱帽山商代遗址中（注：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文物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2页。），发现一件陶拍。陶拍的背部鼻状握手上刻有一十分怪异的图案：图下部一正视人形，人面鸟身；上部两个回形雷电纹，人与两雷电纹间有一矢由上而下直至头顶，目睹此物，不禁使人联想到《韩非子·非攻》“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矢有苗之祥”的记述，二者可谓契若符节。出土陶拍的遗址时代虽为商代，陶拍并非无早到夏代的可能。因此，陶拍的主人可能就是随禹南征并定居下来的军事将领。这既可证实禹征服三苗并占有其地是可信的，也说明禹占领三苗腹地后曾较大规模地移民、设立据点和派兵驻防，从而控制了三苗之地，而三苗受到异族毁灭性打击后便一蹶不振（注：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禹在征服三苗后，也采取了类似尧、舜流徙三苗之君的作法。《尚书·大禹谟》孔颖达疏说：“鲧既殛死于羽山，禹乃代为崇伯，三苗亦窜其身而存其国。”这里的“窜”，即放逐流徙；窜其身的“三苗”是指三苗之君或上层统治者，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使三苗之君与三苗之民分离，以防其蓄积实力东山再起。与尧、舜有所不同的是，禹对流徙者非但没有虐待，反而为其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乐不思蜀，销磨以至泯灭反叛之心。据《尚书·禹贡》载：“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孔安国注说：“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尚书·禹贡》的这则记载和孔注至少传递了两条信息：一是三苗之君流徙的地点依旧是西北边陲的“三危”；二是禹使三苗之君安居乐业的作法相当成功，以至受到三苗族的称赞。从此，这支由被流徙的三苗上层统治者组成的移民在三危安定下来，甚至有人认为他们便是后世羌族的祖先（注：吴永章：《湖北民族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对于三苗故地的遗部，禹采取了委派夏族人前往统治的方式，并且明文规定三苗遗民不得担任官职。《尚书·益稷》载禹夸耀己功时说：“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注：《史记·夏本纪》所载略同。）孔安国注说：“九州五长，各蹈为有功。惟三苗顽凶，不得就官，善恶分明”。大意是说，禹对四方“蛮夷”，均建为长，唯独凶顽不恭的三苗，“不得就官”。因为蛮夷酋长本已存在，不存在建不建的问题，这里所谓“建长”，大概是指得到夏王朝的正式认可。规定三苗遗民不得为官，意在对三苗遗部实行严密的监控，达到巩固夏王朝统治地位的目的。禹之所以这么作，是由于他吸收了三苗长期以来时臣时叛的经验教训。
从三苗强盛之时的社会状况，经济水平和军事实力来看，足可与中原尧、舜、禹分庭抗礼。然而，经过长期的征战，三苗却以失败而告终。究其缘由，自然非止一端。但三苗主观方面的原因，识者以为在于“失德”和“恃险”。
《史记·吴起列传》说：昔三苗氏“德义不修”。《战国策·魏策》也记吴起说：三苗氏“为政不善”，将两则记载联系起来即是：三苗氏之亡，在于“为政不善”、“德义不修”。如前文所述，三苗之君对其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致使三苗君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禹攻打三苗，也正是打着吊民伐罪、救民水火的旗号：“肆予以尔众士，奉辞罚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注：《尚书·大禹谟》。）《周书》史记篇对三苗灭亡的根本原因，更作了深刻分析：“外内相间，下挠其民，民无所附，三苗以亡。”强大的外族频频攻伐，内部矛盾重重、上下离心，三苗不亡何待？
恃险”则是三苗灭亡的另一原因。《战国策·魏策》记吴起对魏武侯论及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原因时说：“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三苗恃险，“而禹放逐之”。三苗居住的南方，崇山峻岭，水险滩急，其腹心地带江汉地区虽不乏平原沃野，但三苗聚居的江汉西部则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如此地理环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三苗可凭借其“河山之险”作长期而顽强的抵抗，另一方面却限制了三苗诸部之间的联系，不易于形成一个稳固而有力的整体。对于前者，清人严如煜在《苗防备览·风俗下》中作过专门的论述：“《书》载，舜摄政之初，四罪而天下感服，三苗其一也，当尧之时，苗盖负固不服。及禹受命，总师二帝相承六十余年，从欲以治，四方风动，天下不复有寇贼奸宄矣，而苗民逆命，犹劳徂征，蠢尔蛮民，何易嚣难靖如此也？窃尝深究其故，苗人种类繁多，分处溪洞间，地势阻深，人迹罕到，文字不通，为声教所难及，故虽以二帝之圣，欲其革命洗心，必迟之又久而后服也。”这段话，若撇开其民族偏见而论，把“地势阻深”作为三苗“迟之又久而后服”的原因，的确不无道理。在后世中原王朝对南方诸族的征服过程中，出现过不少类似情况。如秦始皇攻打南方越人时，越人就曾利用深山林密的复杂地形，同秦兵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争并重创秦兵（注：《淮南子·人间训》。）。
“恃险”的另一后果也显而易见。正是山川之险，造成了三苗诸侯部落、氏族之间的隔阂，以至其不易形成牢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联盟。“三苗”之谓，正是“种类各殊”、“部落不一”的松散联盟的意思，如此一来，三苗强盛时，固然可以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暂时把周边众多部落团聚起来；但是，一旦内部矛盾激化和中原华夏族倾力南下的，这种联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墨子·非攻》称“三苗大乱”，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注：吴永章：《湖北民族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二、夏桀征荆
夏禹征伐三苗之后，作为三苗腹地的江汉地区并未平静。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或曰“荆蛮”成为江汉地区的主要民族，它们以江汉地区为基地，同夏王朝展开了较小规模的的长期抗争，及至夏朝末年，酿成了一场大规模战争。
据文献记载，夏自孔甲开始衰落，所谓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注：《史记搤夏本纪》。）、“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注：《国语·周语》。），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孔甲传四世至于夏桀，“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于是，“诸侯多畔（叛）夏（注：《史记搤夏本纪》。）”。荆大约也随之叛夏。夏桀企图扭转这一局面，大兴武功，四方征讨，荆也未能幸免于难。今本《竹书纪年》载：“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帝癸即夏桀。很可能荆人慑于夏的威势，或者虽经交手终力不能敌，结果是重新归顺了夏朝，这就是所谓的“荆降”。
尽管迄今为止江汉地区尚未发现确凿无疑的夏桀征荆的考古学证据，但在江汉平原的江陵荆南寺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物则是不争的事实。荆南寺遗址依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陶器变化特点可分为七期，其中第一期出土的深腹盆形扁足鼎和花边口沿夹砂罐等，与二里头文化二期同类器相同（注：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虽说学术界对夏代考古文化的分期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二里头一、二期文化属于夏文化则几成共识，有的学者甚至还讲一步指出二里头一、二期文化为夏文化的下限（注：杨育彬：《从考古发现探索夏文化的上限与下限》，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如此说成立，则荆南寺遗址中的二里头二期文化恰好是夏桀时期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位于长江西陵峡中段的宜昌中堡岛遗址，也出现了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陶器（注：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此外，在宜昌白庙子、随州西花园和武汉市北部的黄陂盘龙城等遗址中，均发现了一些早于商、晚于龙山文化而和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似的陶器。二里头文化中比较典型的陶器如橄榄形罐，鸡冠形罐、澄滤器、三足盘、四足方鼎等，上述遗址中均有所见（注：分别参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1页。）。这固然不能当作夏桀征荆的遗迹，却至少可以视为夏文化对江汉地区影响的物征。
三、“汤献牛荆之伯”
《史记·夏本纪》说，夏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荆人重新归夏朝不久，即遭此改朝换代之巨变，一时竟不知所措，以致未能及时向商汤表示臣服。而商汤非但未兴师问罪，反而“献牛荆伯”，以示德政。对此，《越绝书·吴内传》已有明载：“汤献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伯”，古与“霸”通。荆伯，当为江汉地区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人部落联盟的首领。看来，商汤的羁縻政策获得了成功，荆人因受感化而归服商汤。此即所谓“委其诚心”。
《诗经·商颂·殷武》对归服后的荆人作了进一步描述：“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中上言荆楚，下言氐羌，上下文义连贯起来颇令人费解，历来注解者仁智互见，徐中舒别创新说，以为诗中“荆、楚与氐、羌在文中上下互见，氐、羌即当指荆、楚而言。荆、楚就是氐、羌两个部族所构成的国家”（注：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续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显然，他的前提条件是把荆楚释为“荆、楚”，即视作两个部族，进而以当氐、羌。因荆楚为两部族说“查无实据”（注：张正明：《荆楚族源通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故荆楚即氐羌说也就无从谈起。其实，《诗经·商颂·殷武》系春秋时殷商后裔宋国人行宗庙祭祀的一首史诗（注：参见《毛诗·商颂·殷武序》。），诗中的“荆楚”，是春秋时期的概念，并非意味着商汤时有“荆楚”之称，也就是说，诗中的荆楚就是商汤时的荆或荆蛮，诗作者是用“自彼氐羌”概括含荆在内的所有方国部落，其义是说：成汤时，从西方的氐羌到南乡的荆蛮，无不奉商汤为君长，按期朝贡，即所谓“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盐铁论·论勇》认为，“‘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此时恰与《越绝书》“汤献牛荆之伯”的记载互为印证。由此可见，《越绝书》的记载并非出于杜撰。
四、仲丁筑城“南土”
从商汤起，经太甲到太戊的三代六王，是商王朝的巩固时期，统治者致力于内政，对方国部落则以羁縻为主，局势相对平静，江汉地区也并见重大战争发生。从仲丁开始，内患频生，仲丁迁都于隞，不少学者认为始筑于商代中期的二里冈期下层，使用到二里冈期上层的郑州商城，就是隞的故址（注：安金槐：《郑州商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可能是今江汉地区的荆人趁商都新迁而发难，也可能是仲丁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总之是仲丁都隞不久，今江汉东部的武汉北郊黄陂出现了商朝移民，继而建立了商朝最早也是最大的军事据点—盘龙城。
盘龙城商代城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西南端，1954年被发现。1974年、1976年由湖北省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确认此地最迟在商代二里冈下层时已有居民—即上文所说的商朝移民。至商代后期急剧衰落（注：俞伟超：《盘龙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该城址位于府河北岸高地偏东南部，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北宽约260米，周长约1100米。现今南、西垣及北垣西端尚保存有高出地面约1-3米的残垣，墙基宽约21米。整个城墙由主城墙和内侧护城坡构成，断面呈梯形，夯筑技术与郑州商城相近，即主城墙采用层层平夯、护城坡采用层层斜夯的方法，分段夯筑而成。城的四面中部有一缺口，可能为城门（注：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城内东北部高地上，已发现有一组宫殿建筑群。宫殿群的下部有一大型低矮的夯土台基，台基上已发现宫殿基址三座，它们前后平行，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方向同城垣一致。已发掘的两座，均坐北朝南。其中1号宫殿基址长39.8米、宽12.3米，墙基、柱洞、石柱基础等均保存完好，复原起来是一座内分四室、外绕回廊、四壁木骨泥墙、迴廊外侧阶下没有散水的宫殿，即所谓“重檐四阿”、“茅茨土阶”式的建筑。2号基址位于1号基址南面约13米，长27.5米、宽10.5米，基址四周布有柱洞，据推测可能属于一座中间不分室而两侧开大门的大空间厅堂式建筑。总的看来，这两座建筑与文献所谓“前堂后寝”的建筑格局极为相似，或许正是其祖型。应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作为朝会、宴享和寝居的场所（注：分别参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页。）。而围绕着这组建筑群之外的城址，可能系宫城性质的防御设施。
在南北城垣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壕，壕内侧往往高出外侧1米以上。在城南壕沟底部发现有桥桩的柱穴，说明当时是架桥通过的（注：俞伟超：《盘龙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城址的周围分布着密集的居住遗址，当为当时普通居民的住所以及制陶铸铜等手工业作坊遗迹。
在城东的李家嘴、城南的王家嘴、城西的楼子湾和城北的杨家湾等地，都发现有商代二里冈时期的墓葬。其中随葬大量青铜礼器的中、上等贵族墓主要集中于李家嘴一带。如李家嘴2号墓是一座长方竖穴墓，墓长3.67米、宽2.24米，葬具为重椁单棺，木术长2.78米、宽2.02米。椁板外壁刻有精细的饕殄和云雷纹，阴线内填朱，余者涂黑，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木雕工艺。墓内有三名殉人，其中两具叠压在西二层台之上，分别为成人和儿童，另一具位于北端，可能为手工业奴隶。墓底有腰坑，原有殉人或殉狗，骨骼朽尽，难以辨识。墓中出土鼎、鬲、甗、簋、觚、爵、斝、盉、盘、罍等青铜礼器23件，青铜武器和工具40件，还有陶器、印纹硬陶器和玉器。该墓是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时期墓葬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墓主应是盘龙城奴隶主贵族中的上层人物。尤其是墓中随葬的一件青铜钺，长41、刃宽26厘米，是目前所发现的商代青铜钺中最大的一件，这说明墓主人生前是拥有很大军事统帅权的统治者（注：杨锡璋、杨宝成：《商代的青铜钺》，《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一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盘龙城古文化遣存与郑州二里冈文化面貌上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城垣及宫殿建筑的营造手法大致相同；埋葬风格基本相似；青铜器的器类、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以及青铜礼器的组合形式类似（注：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陶器的器形和纹饰风格有较多共性。尽管盘龙城所出文化遗物特别是陶器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尤其是一定数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更表明南方文化因素影响的存在（注：陈贤一：《盘龙城商代二里冈墓葬陶器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但从整体文化特征分析，无疑属于商代二里冈文化范畴。若进一步联系到盘龙城突出的军事防御性能，便不难作出如是推测：盘龙城要么是商王朝经略南土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注：分别参见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6页。），要么是商人在长江之演建立的一个重要方国（注：俞伟超：《盘龙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相比之下，还是前者的可能性大。
盘龙城军事据点的设置，对商王朝经略南土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对此，考古发现提供了充分的证明。位于江汉平原西部的荆州江陵南寺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文化层总厚度2米有余，共分六层，包涵有东周、西周、商代、龙山文化、大溪文化等不同时期的规程，其中以商代二里冈时期文化遗层最为丰富，表明荆南寺类型商文化是一支受中原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土著文化（注：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与荆南寺遗址相距不远的荆州沙市周梁玉桥遗址，总面积30万平方米。根据出土器物分析，该遗址是以土著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中原商文合肥市其周围地区同时期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支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注：湖北省博物馆、沙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坦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刑》第10期。）。而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卜甲、卜骨的钻凿形态与殷墟甲骨相似分析，商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尽管盘龙城至商代后期急剧衰落（注：俞伟超：《盘龙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却不能排除它在商文化传播南土中的作用。
五、武丁奋伐荆楚
商王朝自仲丁都隞以来，屡次迁都。商朝统治者本来是想借迁都消除纷乱、缓和矛盾，结果却“荡析离居，罔有定极”（注：《尚书·盘庚》。），矛盾日益激化，及至“一度中衰，于是诸侯莫朝”（注：《史记·殷本纪》。）。盘庚继位后，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将都城迁到了河内地区的殷。迁殷后，盘庚“行汤之政”，政治局势逐渐趋于稳定，“殷道复兴，诸侯来朝”（注：《史记·殷本纪》。）。然而，或许是盘龙城军事据点的衰落导致商王朝对南土的失控，或许是南土的反征服斗争促使盘龙城军事据点的衰落，总之是南土公然蔑视商王的共主地位，非但不朝不贡，反而奋起抗争。对此，殷墟卜辞多有所载。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再如“多
亡祸在南土？”此雀、多在南土镇守，吉凶如何，令商王朝惴惴不安，说明南土镇守者对地位岌岌可危。于是，便出现了商王朝最高统治者卜问是不征南土的卜辞，如“癸亥卜，王曰：‘
余自征？不征’”（注：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由此看来，商王朝与南土之间的一场恶战已不避免，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这时“南土”的主要民族，仍是三苗的遗部荆人，亦即《诗经·商颂》所说的“荆楚”。
武丁即位，大力改革政治，国力日强。为了恢复商王朝对南土的控制，对荆楚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有关战争的概况，《诗经·商颂·殷武》作了颇为生动的追叙：“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有所，汤孙之绪”。这是春秋时殷商后代宋国人用于宗庙祭祀的一首史诗，诗中的“荆楚”，即“荆”或曰“荆蛮”。西汉毛公传：“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国也。”释“殷武”为殷王武丁甚确，释“荆楚”为荆州之楚国则欠妥，因为武丁时荆人尚未建立国家。东汉郑玄笺：“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冒（深）入其险阻。谓逾方城之隘，克其军率而俘虏其士众。”毛、郑的解释与诗义大致相符。此次商王朝与荆的战争异常激烈，武丁亲率大军，深入江汉腹地，重拳出击，大获全胜。关于这次战争的过程，甲骨文中已有所反映，其一云；“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左比曾”（注：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甲骨文合集》第三册，第5504片，中化书局，1978年。）；其二云：“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左比〔曾〕。十二月”（注：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甲骨文合集》第三册，第5504片，中化书局，1978年。）。这两条甲骨文，均属武西时代，虽各有残缺，因内容大致相同，正可互相补充。文中的“立”，即“莅”；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戎事。“立事于南”，是说商王武丁亲临南方，指挥战争。右、中、左见于郭沫若《殷契粹编》597片甲骨，其辞曰：“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说明“右、中、左”是指商王朝的右、中、左三军。“舆”，即“举”。“我”、“曾”、“举”都是方国名。椐李学勤先生考证，曾的地望在今湖北枣阳、随州、京山到河南新野这一范围内，举在湖北汉水以东的举水流域（注：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我即其他卜辞中所见的“我方”，其地望不可详考，当与曾、举相邻。“比”有联合、配合之义（注：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6年。）。综考上述三条卜辞，其大意是说：商王武丁亲率右、中、左三军，在我、举、曾三个方国的密切配合下，对荆楚发起强大攻势。这正好与《诗经·商颂·殷武》“奋代荆楚，深入其阻”的内容相互印证和补充。
荆楚在商、我、曾、举联军的深重打击下，死伤无数，被俘者甚众，元气大伤。商军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无不归服，即所谓“有截有所”。遭到惨重失败的荆楚在短期内是无力反击了，他们所能作的只有尽快恢复元气，等待复兴的时机。
夏商王朝对江汉地区主要民族实施的以武力打击为主、以羁縻安抚为辅的方略，无疑给南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南北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周以来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不能说与此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