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国际路线”方针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军论文,路线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打通国际路线”①又称为“打通苏联”、“打通国际关系”或“打通远方”，是中共党史和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随着前苏联相关档案的公开，新的带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下：一是从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方面进行研究。揭示了苏联跨国界直接援助中国革命及如何选择援助方向的事实②；红军东征、西征和西路军征战河西，是中共为打通国际路线进行的三次尝试③。二是作为长征史研究的一部分受到重视。长征中的紧迫问题就是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创造根据地④。从会宁会师到西安事变期间，红军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打通国际路线⑤，这也是党中央关于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总体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⑥。三是构成西路军研究的基本问题。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提供物质和技术援助是西路军形成的背景；援助方向由外蒙古改为新疆，是组建西路军的外部依据；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误判及援助物资未能及时抵达哈密或安西是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⑦四是见诸于国民党史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国民党蒋介石对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非常忧虑，他们认为苏俄是潜在的敌人，但外交上又取谨慎灵活原则，既达到了联苏抗日的目的，又阻止了中共对国际路线的打通。张学良曾想联合中共先行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而打通国际路线未能成功，直接决定了“西北国防政府”计划趋于流产⑧等等。本文围绕“打通国际路线”的由来、中共和红军以此为方针所做的决策和行动、相关启示与结论进行探讨，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党的这段历史。
一、“打通国际路线”的由来
“打通国际路线”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苏联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革命，曾经对孙中山提出的由四川派部队前往外蒙或新疆接运苏联援助的计划颇感兴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接受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指导，并得到一定数量的经费，通过苏联培养了党和军队的一批干部。中共及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使共产国际和苏联认识到以上帮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直接给予中共军事物资援助，就能极大地改善中共和红军的发展条件，有利于苏联的利益。又因为从苏联到中共各根据地之间，没有开辟任何公开或秘密的陆地交通线承担物资的转运，所以，1930年，“斯大林向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向四川发展的建议”⑨，希望通过四川，连接西北，靠近苏联，直接取得各种援助。
此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促使苏联将打通国际路线的构想加快实施。30年代初，德日法西斯力量掌握了国家政权，形成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其意识形态的反动性及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和政策，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威胁。1932年，希特勒在德国提出了法西斯政纲，发出了反共反苏维埃的叫嚣：要“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连根铲除”；视苏联为“经济上最严重的竞争者”，煽动德国要寻求“新的生存空间”⑩。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次年8月又自任元首，疯狂扩军备战。英、法等国却采取“绥靖”政策，试图将这股“祸水”引向苏联。
在远东，日本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并与德国遥相呼应，对苏联虎视眈眈。1933年6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召开省部首脑会议，法西斯军官们“从国防的观点，设定对日本最感危险的敌国”是苏联。小畑部长甚至希望“要在苏联尚未强大以前，伺机予以打倒”(11)。苏联和共产国际密切关注日本的动向并作出判断：“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入侵，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再次进军的开端，而且也是接二连三地试图挑起对苏战争的信号”(12)。“日本侵占满洲”是想以此作为进攻苏联边境的桥头堡，为其军队发动这次进攻提供一个大后方。”总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政府和军人政党，仍然力图加害一切劳动群众的祖国——苏联来解决这些矛盾”(13)。
面对德日法西斯威胁，苏联从东、西两个方向感受到战争的巨大压力。作为传统的欧洲国家，苏联的战略中心在西方，即全力防范法西斯德国入侵。在远东则希望借助中国抗日力量拖住日本，避免苏军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认为日本“不把中国的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北部变成日本的桥头堡，日本发动对苏联战争的可能性就比较小”(14)。而“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是资本主义世界新出现的一个巨大的缺口，是横在日本强盗实现其掠夺计划的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15)。要发挥中共及其武装的作用，就必须对力量弱小的红军给予物资支持，才能为苏联在远东筑起一道抵御日本法西斯的坚固防线。这就是苏联积极构想打通国际路线的缘由。而日本把这一情况视为苏联实施“巧妙的对华政、战谋略”，“有效地支援了中国，使之完成对日代理战争”(16)。
二、“打通国际路线”相关条件的生成与苏联的措施
“打通国际路线”关键在于中国国内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很长时间内，由于“中国革命与苏联的远隔，无论在政治上、物质上，难于取得更大的援助与影响”(17)。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与苏联订有盟约，从外蒙古方向为中共提供军事援助有条件，也有先例。1933年4月12日，盛世才在新疆发动政变取得政权，他的拥共亲苏政策使苏联有了直接帮助中共的渠道。盛世才也窥觉到苏联的这一想法，他向王明献策：争取苏维埃在中国取得胜利的策略，首先“必须使红军能够充实自己的装备(主要是武器和弹药)”；“共产国际和苏联当然愿意援助红军武器和弹药，问题只是他们担心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知道这件事。如果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三位革命导师同意给红军以武器和弹药援助，那么我就承担起秘密向甘肃发送武器和弹药帮助红军的责任，使这件事绝对不让新疆居民、南京政府或帝国主义知道”(18)。1935年底，红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不久实现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停战，达成共同抗日和接通苏联的共识。这使得“打通国际路线”的客观条件在苏联与西北地区基本成熟。
苏联“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措施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进行的。共产国际是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世界无产阶级组织，必然把维护苏联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采取的措施与制止和防范德日法西斯侵略战争密不可分。
第一，明确提出建立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苏联援助中国提供了政策依据。
共产国际与苏联揭露德日法西斯的战争目的是想鲸吞全世界，告诫这一行径已威胁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反苏战争并不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唯一目的”。“它们对苏联的进攻，只不过是它们整个扩张与侵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力求重新确定势力范围的计划，同现存的整个利害关系发生冲突，这样一来，欧洲，乃至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化了。”日本侵略中国，“加剧了帝国主义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既直接触犯了英国，又直接触犯了美国”(19)。为了应对共同的威胁，共产国际从1934年开始对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方针作出适时调整，以1935年7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为标志，明确提出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认为只有建立统一战线，“才能防止法西斯取得政权”，“才能推翻已取得政权的法西斯”。如何才能战胜德日法西斯，保卫苏联？就要靠“工农红军和国际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这是任何人永远也无法战胜的力量”。特别强调要“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20)。这就阐明了援助中共和红军的必要性。
第二，设计援助中共的具体方法和线路，确定援助内容。
为了尽快向中共提供军事战略物资，从1934年起，共产国际和苏联积极努力寻找向中央苏区、川陕根据地提供物资援助的途径。如谋划通过福鼎，或湖口、彭泽(鄱阳湖北面的港口)以隐蔽的方式从外面提供弹药和药品。“从苏区和上海经意大利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或者军阀代表处寻找联络途径，以便通过最可靠的途径购买和提供弹药。”(21)建议中共中央在华南选择一港口建立采购和向苏区运送武器、弹药和药品的机构，并物色外国同志来协助工作等等(22)。
随着中共中央及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苏联开始调查和设计具体路线及援助内容。从1934年底到1935年，苏联情报部门先后完成《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援助的具体线路，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古进至绥远的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接通宁夏和山西。(23)
同时，共产国际派来任中共总军事顾问的施特恩，基于红四方面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于1934年9月16日向共产国际提出“打通国际路线”详细方案：在中亚地区(阿拉木图)投入一个核心领导小组，由此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展开工作；西北局最初时期的任务，是研究一方面通过新疆—甘肃，另一方面通过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同四川建立通讯联络的可能性；在中亚建立秘密军政学校，培训从西北各省和从四川红军中派来学习的干部；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所需要的一切。需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成套备用武器弹药。仓库里要有足够的德国、英国、日本生产武器等。(24)
1936年冬季，当西路军进入河西地区后，“苏联派专家10余人与马仲英等组成一个联合参谋处，专门研究中国西北的地形，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迎接红军进入新疆等问题”(25)。同时，季米特洛夫还通过苏共中央要来90辆坦克和90门大炮及其他武器弹药运往中苏边境(26)，准备交付西路军。
第三，将打通国际路线、援助中国的设想及时通知中共，并对中共的行动予以回应。
苏联直接援助中共物资的方针确定后，1934年9月16日，共产国际由康生、王明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央加强对陕北、陕南游击运动的重视和领导，将陕西和四川的运动联系起来，明确提出“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27)。长征期间，中共中央因条件所限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后，于1935年11月派林育英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斯大林要求林育英转告中共中央：他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基于斯大林的态度，林育英、张闻天认为红军“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28)。不久，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又派阎红彦回国，再次与中共中央联系(29)。1937年12月，西路军血战河西，执行由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前往新疆迎接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30)。
三、中共确立“打通国际路线”方针及采取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
30年代中后期，党和红军的战略部署基本围绕“打通国际路线”展开，对其政治军事行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打通国际路线”成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及结束后中央的战略方针，并以绥远为首选方向举行了东征和西征。
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中共和红军的确切信息，使中央在曲折复杂的变化中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逐渐明确。1935年6月16日，正在长征途中的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联合致电即将会面的四方面军领导人：“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31)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又论述了红军北上在苏联边境区域创建根据地，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关系”和“得到帮助”的问题(32)。
红一方面军长征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打通国际路线事关红军的生存与苏联安全利益，成为中共的战略目标和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首要环节。1935年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强调“国际路线无论如何必须打通”。11月3日，张闻天再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讲道：“要认清陕北苏区的重要。陕北苏区目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还由于它靠近外蒙古及苏联，便于打通与苏联的联系。”(33)11月18日，林育英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斯大林的想法后，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目标更加坚定。11月30日，毛泽东总结直罗镇战役后的局势讲道：“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12月1日，毛泽东就斯大林的意见致信张闻天：“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34)12月23日，张闻天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将“打通国际路线”确定为军事战略总目标之一。(35)同日，毛泽东讲道：“第一方面军行动的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36)。1936年，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心情更加迫切，将其确定为年内“必须完成的任务”(37)；其为“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点”；要求党和军队对打通苏联的基本任务，“不应有任何动摇”(38)。正是在这个大局下，8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今后战略方针”之一就是“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之任务”。而“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39)1988年，徐向前元帅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讲道：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的核心就是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40)。
中共中央将打通国际路线确定为战略方针，首选的方向就是绥远并为之展开军事政治部署。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地区，绥远一带成为中日矛盾焦点。1935年7月至1936年1月，关东军先后制订了《对内蒙施策要领》和《对蒙(西北)施策要领》。重点包括扶植亲日势力“伸入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企图吞并这一地区，(41)中日矛盾再度激化。中共把握这一局势，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42)。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提出“拿主要的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发展现有苏区的任务”。第一步在陕西，包括“着手绥远方面的布置”；第二步在山西，包括“加紧对绥远的布置”；第三步在绥远。(43)这一战略高瞻远瞩，将“打通国际路线”与开赴抗日前线结合起来，顺应了民心。
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红一方面军高举“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旗帜，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但是遭到阎锡山晋军和陈诚10万中央军的阻击。为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红军于5月初撤回黄河以西地区。东征结束，从绥远方向打通国际路线随之放弃。之后，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团、红15军团又组成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西征宁夏东部。作战目的就是巩固和扩大陕甘宁苏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打通国际路线。(44)
第二，占领宁夏是中共和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又一战略选择，三军大会师则是实现该目标的战略举措。
东征结束后，打通国际路线只能在宁夏或经河西至新疆两条路线中选择了。1936年8月12日至8月23日，中共中央与二、四方面军反复商讨：自12月起，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或者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是否有把握(45)。继之，中共中央又于8月25日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说明打通国际路线需要苏联配合。“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的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特别强调当地“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12月下旬或1937年1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46)。总之，从地理条件方面考虑，中共倾向于从宁夏方面打通国际路线。
中共的方案得到季米特洛夫的支持(47)和苏联的重视。9月8日，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汇报中共方案的目的是：“巩固目前的陕甘苏区，向苏联靠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抵制日本切断苏联和中国之间联系的企图”。他们向斯大林建议：打通国际线路方向是“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援助武器装备是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48)。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明确同意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49)。为了自身的利益，苏联要求红军不脱离中国抗战前方，否则就起不到牵制日本的作用；也有可能包含着避免破坏苏联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意图。所以，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回复二、四方面军负责人电报中特别强调：打通国际路线是“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强调共产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50)至此，从蒙古—宁夏方向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苏联与中共两方面的确立。
确定了打通国际路线的方向和内容，关键是夺取宁夏。三军会师前，仅西方野战军1.3万人在宁夏东南地区。靠此兵力完成这一任务是力所不及的，必须得到二、四方面军，尤其是力量最强的四方面军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协同作战，才有可能实现。
围绕夺取宁夏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调整三军行动。要求西方野战军打击盘踞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向西扩大赤化领域，配合二、四方面军作战，造成冰期有利作战条件(51)。由四川进入甘肃南部的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52)。接到共产国际9月11日来电，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军以主力在宁夏境内行动，于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并策应四方面军。强调整个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53)关键时刻，奉命北上的张国焘却对北进方针发生动摇，企图带四方面军西进青海。由于朱德、陈昌浩等人的抵制，加上中共中央的一再规劝和明令制止，9月27日，张国焘终于致电中央，承诺“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以]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决不再改变”。(54)至此，三军大会师成为定局。
为配合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9月29日，中共中央将红一方面军第1师部署在隆德、静宁以北；第2师在固原以北，相机占领庄浪，“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策应二、四方面军”；10月2日，陈漫远又率独立支队袭占会宁，迎接北上的四方面军(55)。10月9日，一、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又在当时的静宁县将台堡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集结并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为“打通国际路线”奠定了军事基础。
第三，红四方面军渡河西征承担“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重任，而苏联变更援助线路使红军陷于极大的被动，原定计划搁浅、作战失利、战略目标最终落空。
三军大会师使占领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可能性大增。实施这一战略首先从强渡黄河开始，该任务落在了北上抵达靖远、会宁地区，控制西兰大道的红四方面军身上。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向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发出《关于十月作战纲领》。重点在于“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56)。10月23日，彭德怀具体拟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分两步执行：“第一步，以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第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兵力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第二天，该计划分别得到毛泽东(57)和朱德、张国焘的同意。随后，红军展开了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只要实现上述作战目标，就实际控制了黄河以北至蒙古边境的广大地区，意味着“打通国际路线”的成功。
10月24日晚，红四方面军第30军首先从靖远河包口成功渡河，之后第9军、第5军相继渡河。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推进，迫使红军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中，又插入了“海(原)打(拉池)战役。原本随后渡河的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滞留黄河以东，而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的“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58)的愿望未能实现。
11月1日，林育英在关桥堡会见朱德、张国焘，带来苏联援助的物资已准备好的重要信息，但没有说明何时到达指定的地点(59)。11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从整个战局考虑，指示渡河红四方面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60)。这一部署既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留下伏笔，又配合海打战役，由他们向西阻拦牵制青马军阀及兰州方向的国民党军队。
11月3日，情况再次发生了出乎党中央和红军预料的根本性变化。王明、陈云从苏联发来电报，转达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指示：“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是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61)这份电报表明了苏联的想法：由蒙古—宁夏方向为中共提供物资援助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红军不可能突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而真正的担心却是“这样做可能引起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冲突。”(62)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建议中共改道河西通过新疆取得援助。
苏联突然变更援助路线，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尤其是已渡河的四方面军陷入极大被动，中共中央当时就对此表示不满(63)，无奈之下作战方针随之调整。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领导人集体发出“作战新计划”，说明：“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无执行之可能。”故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在陇东、陕北“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由四方面军的4军、31军组成北路军，在宁夏东部伺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进攻陕北延川、榆林，然后与南路军向东渡黄河东征山西，实行抗日或转战冀、鲁、豫、皖、鄂、陕和西北，争取抗日。已渡河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64)。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正式电令组建西路军，开始执行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为目的的悲壮征程。
四、启示与结论
统观中共与苏联在“打通国际路线”问题上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施效果，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与结论：
第一，“打通国际路线”的根本目的是苏联通过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牵制日本。
长期以来，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主要是道义上的、派遣指导人员和提供活动经费。随着苏日矛盾激化，转为试图直接武装中国工农红军以牵制日本。1934年8月，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指出：日本战争侵略准备过程遇到一系列困难。其原因之一，就是在东北地区抗日义勇军运动相当活跃，同日伪军的斗争“表现了高超的技能”，而其中一部分就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这一事实说明，援助中国工农红军就是降低爆发日苏战争的风险。9月，施特恩送交共产国际的报告，面对日本的威胁，强调“只援助培训干部是不够的。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等”，这种需要因远东战争“提到日程上来”。认为援助计划“应该在一至两年期限内实现”，要在西北形成抗日力量和抗日运动。“否则我们就会落在事态发展的后面”(65)。所谓的“事态”就是指日本可能发动的对苏战争。1937年2月中旬，陈云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就看到了苏联准备提供给中国红军的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66)。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第二，“打通国际路线”作为中共中央的一致认识，是红军生存发展和抗日的紧迫需要。
物资匮乏，装备落后一直是制约红军发展，影响红军作战力的重要原因。如果得到苏联的物资援助，将极大地改善红军的战斗力及生存状况。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周生和介绍红军作战的艰难：“中国红军不得不在困难条件下进行作战。敌人大规模地使用大炮、飞机和毒气反对我们，而我们的军事装备却非常低劣。我们没有弹药。迄今为止供应红军部队的弹药，唯一的来源是在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得来的战利品。不是所有部队都有军服穿。我们缺乏粮秣。”(67)红军经过长征来到西北黄土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更加迫切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1935年10月22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在红军苏区扩大的环境下与苏联直接联系完全是需要的。“特别是现在世界形势剧变，日本加紧进攻我们，我们不但要取得国际的政治帮助，而且还要取得技术帮助”(68)。所谓“技术”就是指获取武器等战略物资。1936年6月，中共中央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后立即给王明发报，迫切希望得到苏联的物资援助。电报列举了红军的具体困难后，要求王明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能否按月提供300万元的援助，并“希望得到飞机、重炮、弹药、步枪、高射炮、浮桥……”(69)。陈昌浩在1936年讲道：苏联的援助“是目前中国革命与红军行动所急迫需要的”(70)。徐向前后来总结：“苏联是唯一能向我们直接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国家。只有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取得军事上、经济上的物资援助，藉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我们对付日寇的侵略战争，不仅要靠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还要靠足够物质力量的支持。对于一支缺乏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的抗日大军来说，在战争初期取得必要的军事经济援助，尤其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71)
第三，中共与苏联围绕“打通国际路线”既存在共同利益又有明显的差异，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一是在“打通国际路线”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中，苏联始终处在主导地位，中共则处于被动和受支配地位，为此党和红军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当时中共及红军的重大部署，基本围绕“打通国际路线”来安排。只有从这一背景出发，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红军长征后期及三军会师前后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原因，如红军东征和西征、三军大会师、宁夏战役计划及其终止、作战新计划的制订、西路军血战河西等。尤其是西路军渡河西进、血战河西，直接原因就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和配合共产国际对打通国际路线方向的变更。也只有从这一背景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共产国际为何十分关注西路军在河西的征战状况，为何对西路军相关问题及善后事宜，发出了一系列特别的指示。
二是双方目标相同，但实现途径不同，造成中共的任务更加艰巨。“打通国际路线”的实现途径，对苏联而言，主要是在国内筹集物资然后选择一条运输线运送到中苏、中蒙边境，或者借助盛世才的力量再转运至甘新边界，交付中共及红军即告完成。对中共和红军而言，“打通国际路线”就必须要立足西北，经过军事斗争突破国民党军队、地方军阀的重重阻挠和封锁，克服戈壁沙漠严寒等自然环境造成的困难，开辟一条长距离、在安全上有绝对保证、能够行驶车辆辎重的陆路交通线，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因素非常多，任务极其艰巨。实践证明，国民党的阻挠与自然环境的恶劣，是中共最终未能完成这一战略的重要原因。
三是双方基本立场一致，但在行动方向和公开性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从什么方向打通国际路线，中共及红军倾向于从东面的绥远或宁夏入手。如果经河西连接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对中共及红军来说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苏联却将打通国际路线由东向西一再做出变更，只是从苏联利益最大化考虑，丝毫没有兼顾中共及红军的现实困难。围绕打通国际路线，无论是占领宁夏、还是占领河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红军各方面军的领导人，基于自身力量、地域环境和任务艰巨程度，一致认为需要同时得到来自苏联和外蒙古的有力帮助才有实现的把握，这在客观上必然造成援助的公开化。而苏联则提出只有占领宁夏或到达哈密，才能得到来自苏联的帮助。还有弹药武器选择非苏联生产，通过外国公司出售等，都说明苏联一直在努力做到援助的非公开，最好不留痕迹，避免引起与国民政府及日本的纠纷。这在盛世才致王明的信中，也得到了充分证明。
苏联在上述问题上没有考虑中共及红军的现实困难，造成红军行动的变更，增加了作战的难度，最终导致宁夏战役计划流产、西路军兵败河西，打通国际路线未能实现。
第四，“打通国际路线”的实际受益者是国民政府和苏联。
打通国际路线、获得苏联物资援助以“七七”抗战为转折，完成了由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主体向国民政府与苏联为主体的转换。抗战爆发后，由于中苏关系改善、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使通过甘肃、新疆联结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不打自通。又由于援华抗战符合中苏双方利益，苏联将大批战略物资通过这条国际交通线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国民政府，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受益者，而中共只是在抗战初期从国民政府那里分得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从国际上讲，打通国际路线最大的受益者是苏联。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把日本牢牢拖在中国战场，始终没敢进攻苏联，使苏联在二战中成功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对此，英国历史学家汤比因评论：二战中苏联“要避免在远东发生武装冲突。因此对俄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继续坚持下去；于是，他们在日内瓦积极支持中国的事业，他们输送相当数量的战争物资，并派遣技术人员和飞行员到中国去”(72)。日本帝国主义则发出叹息：蒋介石的背后有中共，有苏联的存在，“决定了日中两国的悲惨命运”(73)。所谓“悲惨命运”，就是二战中日本法西斯彻底失败和中国战胜日本的野蛮侵略，摆脱了被奴役被掠夺的命运。可见，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苏交通线成为抗战中的中国大后方联系世界仅有的两条陆路通道之一，为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注释：
①“打通国际路线”与“国际路线”的区别：打通国际路线，是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从陆地上通向中苏、中蒙边界，以获取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的交通线。“国际路线”，是指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指导性意见。
②参见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③参见董汉河：《彭德怀对“西路军陷于孤立”的清醒认识和建议——兼论彭德怀为打通国际路线的努力》，《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④参见翟作君等：《中国工农红军寻求苏联帮助的唯一军事行动——从〈毛泽东年谱〉看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的演变》，《党史文汇》1995年第8期。
⑤参见孙欲声：《论红军长征战略目标的演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⑥参见崔永红：《红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战略述论》，《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增刊。
⑦参见董汉河：《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兼论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失败的态度和意见》，《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
⑧参见沈社荣：《红军长征对西北国统区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30年代国民政府的西北战略意识》，《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⑨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⑩《世界现代史》编写组：《世界现代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6页。
(11)《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9、241—242页。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
(1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130—131、138页。
(1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83页。
(1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132页。
(16)《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66、268页。
(17)《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675页。
(1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70—171页。
(1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132—133页。
(2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132、95、104页。
(2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6页。
(2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06页。
(23)参见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4)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38—241页。
(25)王希隆：《马仲英赴苏及其下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6)《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2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6页。
(2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1页。
(29)参见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19页。
(30)参见《陈云年谱》上卷，第199—200页；《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3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32)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33)《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79、80页。
(3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03、408页。
(35)《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92页。
(3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14页。
(3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51页。
(38)《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98、105—106页。
(39)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2页。
(4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336页。
(41)《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65页。
(4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08页。
(4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18—421页。
(44)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33页。
(45)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35、659页。
(46)《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63—164页。
(47)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519页。
(4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51—252页。
(4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3页。
(5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92页。
(51)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66页。
(52)《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68页。
(5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78—579页。
(54)《三军大会师》下册，第626—627页。
(55)参见《三军大会师》下册，第632、634页。
(5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1183页。
(57)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32—633页。
(58)10月2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强调“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6页。
(59)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第859页。
(6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43页。
(6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2页。
(6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30—31页。
(63)参见董汉河：《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兼论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失败的态度和意见》，第96页。
(6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2—653页。
(6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84、241页。
(66)参见《陈云年谱》上卷，第200、201页。
(6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78—79页。
(68)《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79页。
(6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6—227页。
(7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75页。
(7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6—337页。“友军”指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
(72)[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编，劳景素、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大战前夕，1939年》(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111页。
(73)《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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