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的不确定性来自何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不确定性论文,来自何方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近2010年底，在中欧高层对话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再度向欧盟方面表示，中国承诺采取进一步“协调一致的行动”支持欧洲金融稳定，包括继续购买那些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的债券。
回想2010年早些时候温家宝总理在出访欧盟四国时，也向欧洲人表达了同样的支持。温总理重申，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深重时，他曾访问欧洲并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中国政府还及时派出采购团，去一些欧洲国家采购商品，促进欧洲对华出口。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中国政府不会减持欧元债券，而且将继续认购新发行的欧元债券，以维护欧元区债务稳定，提振市场信心。
然而，欧洲舆论对中国的示好却不那么感激。根据美国的一家重要国际关系智库——马歇尔基金2010年所做的一项跨大西洋的民意调查，欧美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差异越来越大：有超过一半的美国公众(53%)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足够的共同价值观因而可以在国际上合作；但是却有近三分之二(63%)的欧洲公众认为，中欧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值观差异，因而不可能进行国际合作。①前不久，挪威议会决定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发给被中国司法机关定罪且正在服刑的刘晓波，似乎也再一次印证了中欧之间的嫌隙，特别是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而且，这一做法显然是在向中国政府施压和挑衅。
为何中欧之间对相互关系的看法会出现这么大的偏离？前些年，中欧之间确定了相互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些战略伙伴关系本应该发挥重要的意义，但为何中欧之间迟迟达不成重大合作的协议呢？
欧盟的决策考验中国人的耐心
在中欧高层对话结束后，欧盟的官员们表示，虽然中国并未明确将购买债券之举与任何特定议题挂钩，但北京方面在对话期间要求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取消实施多年的武器禁运。
中欧之间早在2005年就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方面觉得战略伙伴之间仍存在某种“歧视性”规定的障碍，似乎与中欧之间的关系不符。于是，中方多次提出建议，希望欧盟解除这两项已经不合时宜的决定，以便让双方的关系真正进入战略伙伴的合作时代。然而，欧盟却屡屡以决策机制中的困难为由，拒绝中方的要求。
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欧盟还在犹豫。欧盟的官方解释是，需要继续考查中国五方面的因素：国家对企业决定的影响；转型及私有化过程取得的进步；审计及企业管理情况；破产规定的情况；财政体制的情况。但在明眼人看来，这些解释不过是些托词。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经济专家希尔佩特(Hans C.Hilpert)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后，欧盟委员会如果再以反倾销税制裁中国，就会非常困难。这也是中国希望得到这一地位而欧盟犹疑不决的原因。”②
市场经济地位是与中国利益攸关的问题。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及企业不断地使用“反倾销”条款，靠的就是“非市场经济”这张牌。欧盟可以随意拿一个国家的价格来衡量中国的出口价格，而不需要举出中国的出口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证据，这种做法并不严肃公正。但是，欧盟依靠这种不平等的规定来对付中国竞争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事实上，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与欧盟等国签的协议给了中国一个15年的过渡期，也就是说，到2016年中国将自动获得这一地位。因此，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开始分化。德国比较积极，法国也比较积极，但另一些重要国家如英国还没有明确表态。
对华武器禁运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欧盟做出的决定。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内部的分歧，欧盟至今仍维持着这一禁令。③更有甚者，欧盟在武器解禁问题上还搬出了“台湾问题”来说事，说解禁可能会引起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力量的失衡，会引起海峡两岸的军备竞赛。欧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多年，不可能不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根本利益问题，而且欧盟还多次重申其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不变。但欧盟现在把武器解禁问题与台湾问题挂起钩来，这能让中国人觉得欧盟是在尊重它的战略伙伴的根本利益吗？
无论如何，中国在采购欧盟国家的高技术产品时，往往会遇到对华武器禁运（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这一壁垒。因此，中国很希望欧盟取消这一决定，甚至为了平衡中欧之间的贸易，也应该取消这一决定。但在最近一次中欧高层对话后，欧盟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表示，取消武器禁运需欧盟所有成员国全票通过，这是极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不禁令世人怀疑，欧盟维持对华武器禁运是否另有打算？起码这种态度让中国人疑虑，欧盟的决策机制太松散，效率太低，是一个很难信任的“战略伙伴”。
中国人喜欢自许中国的历史悠久，看问题有长远观点。而欧洲人往往利用这一点，在市场经济地位与武器解禁问题上，讽刺说中国应该发挥历史悠久、看问题长远的耐心，再给欧洲一点儿时间解决内部的棘手问题。然而，中国还能有那么大耐心吗？
其实，欧洲人在考验的似乎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耐心，还有中国人对欧盟的信心。在危机当中，欧洲的舆论不仅没夸赞中国愿意帮助欧洲国家走出危机的意愿，反而怀疑中国的企图。比如，希腊在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初期曾主动和中国接触，希望中国为其国债融资提供帮助。此事经欧洲媒体报道后，立刻在欧盟引起了非理性的不安情绪和强烈质疑。一些欧盟政要和媒体指责中国要将希腊变成自己在欧盟内的特洛伊木马，向中国请求融资帮助在欧洲好像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的选择。为了平息这种不安情绪，希腊被迫公开否认曾向中国寻求合作的行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再公开与中国就融资问题进行协商。直到希腊危机愈演愈烈，并且一度引发国际社会对欧元的信任危机，欧盟的态度才逐渐改变。2010年7月，德古赫特公开表示，中国购买了约4.2亿欧元希腊和西班牙发行的债券，这是一个明智的投资选择。但在欧盟内部，担心中国通过大规模持有其成员国债券而增强对欧盟影响力的忧虑仍然普遍存在。
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欧洲人心理失衡
欧盟国家及其舆论对中国的认知似乎正在变化，而这种欧盟“中国观”的变化与双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力量对比变化直援有关。
欧盟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成员德、法、意、英也曾是排名仅次于美、日的世界前几名，但最近几年陆续被中国超越过去，心里的不平衡感陡然增加许多。
欧洲的舆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正在夺走欧洲人的很多饭碗。同时，一些欧洲人不愿意反思自己落后的原因，反而把责任都推到中国头上。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获得那么大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违背世贸规则，侵犯知识产权，降低劳工标准等等。同时，尽管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大部分都来自外国在华投资的企业，但欧洲舆论却把这种“顺差”也看成了中国不搞公平贸易的表现，反过来就加大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倾销”诉讼。
过去，欧洲一直是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最多的地区。欧洲人对向中国出口和转让技术不太担心，总以为中国在技术上落后欧洲10年，中国还需要很长时间来追赶。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让欧洲人刮目相看。欧盟委员会委托某欧洲研究机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人认为，10年之内，中国将会在技术上超过欧洲。④因此，在中欧对话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话题就多了起来。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体，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一直是机器出口的大国。但最近几年，中国的机器出口也迅速增长，有超过德国的趋势。虽然中国仍然是欧洲国家机器出口的重要市场，英国舆论还认为，2010年德国出口超常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吸收了大量的德国机器出口，然而，在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方面，中国已经迎头赶上。比如，2010年，中国对巴西的机器出口就超过了德国，仅次于美国。这一切使得欧洲、特别是德国的舆论对中国的发展尤为警觉、甚至反感，它们在提到中国发展时，总要提出人权、民主等问题，似乎忘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是使中国人民受益，增进了中国人民的福祉。
从2007年以来，欧盟国家在对华关系中不断玩弄“人权”与“友好”的牌，不禁让人怀疑它们是否在对华关系中像中国京剧一样在轮着唱“红脸”、“白脸”。比如，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同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要坚持价值观外交，人权和价值观遂成为对华政策的前提。同年，默克尔见达赖，中德关系紧张。就在2007年这一年，法国总统萨科齐访问中国，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他对同学们说，他赞赏中国的发展，赞赏中国取得的成就。他的中国之行获得了200多亿欧元的订单，满载而回。然而，2008年他也想法在国外见了达赖，并表示要抵制北京奥运会，致使中法关系陷入低谷。德国2008年又开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2009年春，中国的采购团奔赴欧洲，在德国、英国签下130亿欧元的订单，却绕过了法国。仔细分析近年来欧洲对华政策的变化，可以看出，欧洲国家对华政策总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们离不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国家深陷债务泥潭，需要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它们总喜欢拿它们的价值观来“教训”中国，骄矜傲慢。于是，就出现了欧洲国家轮流接受中国的订单，轮着受益，然后再轮番批判中国的人权状况这种“怪现象”。
中欧关系这些年还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困扰，特别是中国援助及开发非洲的战略受到了欧洲国家的掣肘。
欧洲的大国在非洲都搞过殖民化。今天非洲流行讲英语、法语，教育基本是以英法语为主，欧洲的文化也得以在非洲传播，这些都是欧洲殖民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国家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纷纷宣布独立。但在很长时间里，非洲国家与欧洲前宗主国之间的联系仍然非常密切，欧洲企业事实上控制着非洲的经济命脉。非洲的矿产、能源资源基本上掌握在欧洲大公司手中。在非洲各国的政权更迭中，都能看到欧洲国家政治影响的影子。某种程度上，欧洲一直把非洲看做自己的后院，是欧洲国家预留的发展空间。
然而，最近几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援助引起了欧洲人的不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上的需求也迅速扩大。如何保障这些物资的供应，特别是保障这些供应的价格稳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依赖。因此，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加强了对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资源开发。而近年来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迅猛，又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密切相关。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国家的良好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反过来，70年代初，非洲国家在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冷战时期，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很重视加强与第三世界的联系，因此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的合作越来越多地扩展到经济与贸易领域，一方面加强对非洲的投资与贸易，另一方面帮助非洲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今天，在非洲各国到处可见中国援建的工地，到处可见标志性的中国建筑，中国的廉价商品大大改善了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对中国开发非洲突然产生了某种畏惧或抵触。
在中国的帮助下，苏丹成为近些年来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大多数非洲资源型国家在把自己的资源供给欧洲国家时，都没有自己的冶炼和加工能力，只能出口原材料。而中国在开发苏丹石油资源的同时，还帮助苏丹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炼油体系。但与此同时，苏丹南部达尔富尔问题就成为美国及欧洲舆论指责中国非洲政策的典型。
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只是中欧在非洲的冲突的一个缩影，美国及欧洲国家还会利用它们在非洲的影响力，继续在非洲制造中非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开发非洲的同时，让非洲国家的经济也迅速发展；更因为非洲的发展证实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从反面证实了欧洲在非洲近一个世纪的殖民化政策及后续的开发政策都不成功。因此，中国在非洲的成功就被欧洲人抬升为意识形态及发展模式之争，它们绝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
欧盟决策机制的特点使欧中关系难以突破
中欧关系难以获得重大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恐怕还是欧盟决策过程中的一票否决制，它使中欧之间的几个障碍无法得到清除。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如果欧盟成员国无法克服这种冗长且无效的决策方式，欧元区的未来会受到威胁，欧盟的走向也变得扑朔迷离了。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开始的，欧洲只是间接受害。但随着危机的演变，欧元区内债务危机频频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似乎变得比美国还要严重。为什么事情变成这样了呢？客观来看，欧洲的总体债务水平要低于日本和美国，因为当年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规定了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应超过GDP的3%，公债不应超过GDP的60%。在危机中，虽然这些标准被一些成员国先后突破，但因为过去有这些红线限制，欧元区国家的债务总额增长得并不快。
欧洲债务危机之所以挥之不去，是因为在欧元区的设计中本来就有缺陷。成员国只统一了货币政策，而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安排，因此当危机袭来时，单个成员国缺乏欧元区层面上的统一的支持，自己的债务无法重整，就陷入了困境。
危机前，一些所谓欧元区的外围国家，即经济不那么强劲的国家借助欧元的力量，可以在市场上以较低的利息借到钱。它们的国债利息水平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的债务利息水平几乎不相上下。但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外围国家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它们的主权债务相对德国同期国债的利息差迅速拉大。以希腊为例，危机时，希腊国债与德国国债的利息差拉大到274个基点。这样，欧元区外围国就面临着一场结构性的衰退。它们若不大量削减财政赤字，市场就不信它们未来能按时还债，因此债务利息会变得越来越高。而如果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它们陷入衰退的经济因为没有公共开支的刺激，只会更加恶化。
由于欧元区核心国在全球极具竞争力，欧元区又有坚实的对外头寸和稳健的货币，所以欧元本身在不断升值。欧元区外围成员国因此落入了一个陷阱：它们无法利用货币贬值快速形成对外盈余，无法轻易重启私营部门的借贷，也无法轻松维持当前的财政赤字。它们的债务状况也会恶化，因为随着名义价格和工资不断降低，以欧元计价的实际债务负担将会加重。这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私营部门（甚至是公共部门）的违约潮。
与此同时，欧元区内的核心国家德国也对欧元区的发展不满。德国舆论认为，德国为了保持欧元的稳定，已经“勒紧裤腰带”过了十年：工资的增长受限，政府服务在削减。当希腊与爱尔兰的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的选民感到愤慨，因为他们得知，他们节衣缩食上交的税收可能被用于资助希腊人的提前退休，或爱尔兰的超低企业税了。
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化，欧元区及欧盟国家领导人出现了更多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为例。当希腊及爱尔兰的债务危机爆发时，默克尔居然与德国媒体一起指责受害国，甚至表示如果危机不断，欧元区应该一分为二，有问题的国家成为单独的欧元区，而德国和没有问题的国家成立另一个欧元区。这种态度与当年德国总理科尔的努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当年，为了推行欧元，让德国人放弃已经成为国家骄傲之象征的马克，科尔屡次到德国议会作证，不断说服德国其他政治家，说明欧元对于欧洲一体化与德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可以说，科尔抓住了历史契机，“统一”了德国，他的声望如日中天，而为了统一欧洲货币，他把个人的政治声誉都押了上去，才说服了德国的广大民众。相形之下，如今欧洲的领导人既没有他那种奋斗精神，也没有欧洲老一代领导人那种建设欧洲一体化的襟怀，所以一旦危机当头，就互相指责，不想办法去推动一体化，寻找走出危机的道路。
其实，当年《马约》的设计者们不是没有考虑到欧元区内部结构性的弱点。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参与了制定《马约》的全过程，许多标准的起草都出自他手。他在接受笔者的一次采访时就坦率表示，只有统一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财政政策的制度设计肯定会导致危机，但这正是《马约》设计的妙处。欧洲的一体化建设始终是由经济一体化带动的，目的是要达成政治一体化，实际上目标瞄准的是一种联邦制度。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尝试。如果出现危机，欧洲领导人必须找到一条出路，倒退是没有前途的，只能前进，必须进一步统一财政政策，也就是必须形成一种“经济政府”的安排。如果欧洲的经济政府能成功，那么下一步再推政治政府阻力就会少一些。⑤然而，尽管制度设计者的思路很缜密，他们可能还是没有料到，后来的欧洲领导人会那样没有魄力，那样去迎合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的民意，以至使欧洲的一体化面临巨大的威胁。
实际上，因为目前欧盟领导人没有当年那种奋斗的意愿，欧盟结构性的弱点与矛盾未来仍可能不断发展，甚至危及欧盟自身的存在。这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债务危机会始终纠缠着欧元区，影响到欧洲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欧洲人对欧洲一体化建设中“民主赤字”的重视，民众参与一体化进程也会使事情更加复杂，而一体化成功的几率却相应下降（欧洲宪法条约在法国和荷兰被公民投票否决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重温法国政治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些分析。他在分析美国的民主时曾经指出：“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订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他还特意提醒：“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⑥客观地说，随着欧盟成员国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民主”会成为欧洲一体化建设的障碍，而与此同时，欧洲人对中国发展的忌惮也会不断上升。考虑到欧盟领导人的现状，再考虑到欧洲国家舆论对中国不太友好的现状，未来中国很可能还会成为欧洲国家攻击的靶子，因为欧盟的领导人没有引导民众的能力，也没有说服民众的意志，却会迎合民意，以民意为幌子为自己辩护，因此很可能拿中国当替罪羊。
展望未来，中欧关系虽然难有突破性进展，但成员国对中国的需求却在增加。因此，2010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德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签署了各种合作协议。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国家对中国的双重态度仍会继续下去。
我们看待中欧关系，应该避免陷入某种“镜像”效应的陷阱，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思想方法去想象欧洲人将会如何做，而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去看待欧洲发生的事情，要了解欧洲人决定对华政策的逻辑。我们可能觉得，中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地缘政治矛盾，却有一些可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的问题，所以中欧理应走到一起，携手应对一些全球性的挑战。然而，如果欧洲人想的不是这些，如果他们的决策过程是以其他因素为主导，而不是理性地思考合作产生更大的利益，那么我们改善中欧关系的良好愿望会不会是一厢情愿呢？
注释：
①于时语：《欧洲“欢乐聚会”的终结与中欧关系》，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0月6日。
②德国之声报道，转引自：http://news.qq.com/a/20100323/002645.htm。
③近期的一项研究对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中的美国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参见黄栋：《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中的美国因素》，《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第91-102页。
④德国之声报道，转引自：http://news.qq.com/a/20100323/002645.htm。
⑤丁一凡：《欧元时代》，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34-139页。
⑥〔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