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向度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社会转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在当代已获得较为广泛的宣传，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不能不指出，当下对可持续发展的认同，更多地是一种经济与社会的认同。不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其主导倾向都是经济学、技术学、社会学、生态学的。换言之，主要从经济、技术、生态、社会层面去制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战略与政策，发展生态化的技术，控制人口膨胀等。这些无疑是必要的，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但远未达到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理解与把握。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可持续发展，揭示其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内容，就不难发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社会转型的本质，是对现代化理论与模式的扬弃，是21世纪人类的共同选择，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归宿。
一、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社会转型的本质
社会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体现与标志，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社会革命从总体上讲具有同等的意义，都表明社会的深刻变革。只是社会革命总伴有更激烈的变革方式，而社会变迁注重变革的力度，其方式可能是激烈的，也可能是渐进的、平和的。至于社会转型则突出变化、转向本身，既未强调变革的形式，也未强调变革的力度，其包容性似乎更大。
社会转型有多种形式。从转型的内容来看，有政治主导型社会转型、经济主导型社会转型，文明主导型社会转型；从转型的原因来看，则可分为内生性社会转型与外生性社会转型。法国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属政治主导型社会转型；英国产业革命，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属于经济主导型社会转型；被托夫勒称作三次浪潮的社会变革，则是文明主导型社会转型；英国超越农业文明开始现代化进程是社会自身演化的结果，应视为内生性社会转型；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则同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殖民化等外在变量有高度相关性，因此被称之为外生性社会转型。
人类社会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社会转型并不罕见。文明愈发展，社会变革的频率愈快，力度愈大，社会转型也会相应地增多，其变革深度也会加强。社会转型以国内社会转型为主，所以迄今为止，人们较为熟悉的社会转型也大都是国内社会转型。换言之，是以人类社会的单元——民族国家为基点审视社会转型的。这并没有错，因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民族、国家。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认从更大的单元——人类整体考察人类演化变革的理由。在“世界历史”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后，这种整体的考察有了更大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当代人类不仅经历着各具特色的国内社会转型，更重要的是面临人类社会整体的转型。换言之，这是人类文明的转型，而在人类演化史上，这种文明的转型屈指可数。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未来学都从不同角度研究着人类的演化史，并预测人类的未来。现在看来，认为自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人类在总体上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见解已被广泛认同。至于工业文明遇到的种种问题与挑战，是表明该文明将被新文明取代，还是仅仅意味着工业文明正在自我更新，走向一个更高阶段，因而不存在被新文明超越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总的来看，由于发达国家已日益深切地感受到工业文明的危机与弊病，所以文明取代论、超越论更容易滋生与立足。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诸多“后学”、“超学”、“新学”，都表明了这一文化指向。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题，突出表现为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现代化，所以对超越现代化的各种理论似乎缺少兴趣。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问题日益广泛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愈来愈感受到一种区别于工业文明的新事物的强大约束力，它修正着原有意义的现代化，指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正是从奋力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也要受制于新的发展模式、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那里，我们看到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转型，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次文明转型。
文明的转型是人类社会转型中层次最高、跨度最大的转型，它不同于政治制度的更替，经济制度的变迁，甚至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虽然历史有过一次巧合，即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恰恰同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吻合，但文明的转型与社会形态的更替毕竟不是一个东西，因为在农业文明中就经历了几次社会形态的变更）。文明的转型是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它意味着构建人类社会大厦的物质——技术基础的质变，人的文化存在内涵的飞跃，以及人类生存变量的增加和复杂化。
那么，当代人类社会的转型，即第三次文明转型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后工业文明只是相应于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一种称谓，并未涉及本质。“信息文明”、“生态文明”的说法较为流行，分别从信息化、生态化的角度标示新文明的特质，应当说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尚不够全面、准确。同样，“知识社会”的提法虽有一定价值，但仅仅凸显知识的作用，也有以偏概全之嫌。
文明的转型是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转型，可持续发展就具有这种全面性、深刻性。因此，以可持续发展标示当代人类社会转型的本质，是独辟蹊径的理论概括。这一概括表明，当代人类社会的转型即文明转型的核心、底蕴是可持续发展，人类第三个文明形态是可持续发展文明。
可持续发展概念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视角不同，可持续发展的界定也难以统一。大体说来，生态学家们强调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属性、生态属性，即强调生态持续性、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环境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们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系统和工艺指标，以尽可能接近“零排放”，减少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消耗；经济学家们仍强调经济发展，只是加了限定，即注意环境质量和资源限度；社会学家们则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属性，即倡导社会公平和提高生活质量。这些界定从特定角度看都有道理，但显然不够全面。目前国际社会公认，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所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长篇调查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的界定是最权威的界定。这一权威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P52）定义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因此涵盖面较大。事实上从报告中对定义的解释来看，它不仅指明了“需要”与“限度”两个基本要素，而且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这无疑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然而即便如此，这一权威定义及其解释，在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涵方面仍给人以欠缺之感。
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人类社会转型的本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可持续发展第一次自觉地把自然生态系统纳入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变量，从而开始了物质资料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并存，经济持续、社会持续、生态持续并重的新时期。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独立因素被重视，甚至具有比经济系统基础性更强的地位，这一点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其二，可持续发展要求并体现着人类实践方式的历史性跃迁。由于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基本变量影响着人类的全部生活，由于信息化、知识化提供了全新的物质——技术条件，所以坚持人类实践的可持续性，就具有了历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可持续发展通过对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的改善及其对人口的控制，为人类实践创造可持续的条件。确切些讲，是从劳动对象、劳动资源、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劳动者的数量与质量等方面为人的劳动实践能力的可持续创造条件〔2〕。 实践的可持续性，无疑是人类文明转型的显著标志。
其三，可持续发展内含着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从而提升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导致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可持续发展在人类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科学技术空前先进的历史阶段，重新思索并追问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告诫人们改变无止境的消费观，节制物质追求，开启能够体现人的创造性和文化内涵的新生活方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与人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自觉，同样引人瞩目，是当代人类社会转型的又一内在尺度。
以上三点集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对当代人类社会转型的意义，论证了当代人类社会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本质。社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内在关联，而这种关联的必然结果是建立可持续发展新文明。
二、可持续发展是对现代化理论与模式的扬弃
可持续发展以现代化为参照物，同时也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实践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当然学术界也存在另一种意见，即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更确切些讲自16世纪人类进入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就开始了，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这两种见解的差异并不大，它们都与现代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而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研究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今天，现代化无论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发展战略还是作为一种发展理论，仍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人们的意识与观念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可持续发展要为自己赢得生存的立足点，必须对现代化进行历史性反思，并为超越现代化的合理性、必要性作出说明。
对现代化的理解同样是多元的，有的将其等同于工业化，于是现代化无异于“经济现代化”；有的着眼于工业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及由此导致的特殊社会变迁；有的则把现代化视为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还有更为特殊的限定，即认为现代化仅仅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罗荣渠教授在深入研究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对现代化作了新的界定，他指出：“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3〕这一界定，虽然作为定义不够简练，但却较为全面、 准确地概括了现代化的本质与特征， 是迄今为止关于现代化的最好定义。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首先，现代化是近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的特定历史过程。既然是个特定过程，那么自然有起点，也有终点。因此，把现代化理解为人类不断追求进步的无止境运动的观点是不妥的。
其次，现代化的动力是以现代科技为表征的现代生产力，突出表现为工业化。正因为现代化始于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所以，现代化有时又被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工业主义成为现代化的象征。
再次，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变迁过程，它的核心是经济、文化诸方面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衡量现代工业社会的尺度则是“现代性”。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征途上必经的阶梯，无论一个民族、国家多么特殊，总要或早或晚经受现代化洗礼。所以，否定现代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现代化确有其弊病，这些弊病在原有文明框架内非但无法克服，而且大有蔓延之势，威胁到既有的文明成果和人类的现实生存。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可持续发展应运而生，承担起扬弃现代化，走向新文明的历史使命。
可持续发展对现代化的扬弃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经济增长第一转向经济质量优先。如前所述，现代化的象征是工业主义，工业化贯穿着整个现代化进程，而在工业化的指标中，经济增长又占有核心的地位。因此，尽管现代化的内容日益丰富，但其灵魂始终未变，它的关注点始终是伴随工业化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当代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价值危机无不与这种增长的狂热有关。
可持续发展对现代化进行了生态学革命。它并不排斥经济增长，而是把生态的再生产和生态效益作为一个新的变量纳入社会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受到有力的制约，服从于基础的需要。于是，经济增长被经济质量所取代。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再片面地盯住量的增长，而是转向追求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为根本特征的经济质量的不断提高。这样，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有了更深厚的基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并增强了人文主义色彩。
其二，从物质追求主导转向适度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精神追求主导。现代化浓重经济主义色彩的严重后果之一是片面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人们成了物质文明的俘虏，全部生命活动都变成受制于商业广告宣传的追求消费的活动。这种极端的唯物质主义造成了人性的扭曲，也导致了诸多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当意义消失、价值泯灭、道德沦丧时，人已不能称其为人，不过是消费动物，这是对人自身的亵渎，也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可持续发展并不主张人类过苦行僧生活，事实上以信息化、知识化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使人类重新回到简陋、贫穷的境况。它所倡导的乃是自觉地节制物质追求，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这种限制一方面是基于资源、环境的承受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理性地为物质生活在人类全部生活中合理定位。因为人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主要不是物质的，而在于精神的丰富，在于人的自觉、自由的创造性活动。
其三，从以现代性为中轴转向以可持续性为中轴。现代化的目的是建立具有现代性的现代社会。“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它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代表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特质。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从理智、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分析了“现代性”〔4〕（P14—36）；奈特·毕乃德则认为现代社会应具有8 项一般特征， 换言之，他提出了现代性的8个指标〔5〕（P216）。 从这些西方学者的论述中不难发现，现代性大致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民主化、法制化、国家中心化、社会阶层流动化、科层化、社会原子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信息交流化与传播扩大化、知识作用显著化，等等。而在这些显性的现代社会特征背后所遮蔽的则是经济主义、唯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
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现代性中积极的成果，如对知识、教育的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交流的扩大与信息传播手段的改善等；另一方面则要赋予人类社会生活一种新的特性——可持续性。这种可持续性将展现的是：渗透着生态化精神，坚持人与自然协调的经济；体现着对话、合作与共存精神，信守民主法制准则的政治；高扬人文精神，注重人的创造性品格和生活意义的文化；强调公正、和谐与社区精神，努力构建人际关系整合新机制的社会。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全面而深刻的可持续性，正是这种经济、生态、政治、社会、文化的可持续性，使得可持续发展获得了一种远比现代化更为优越、更为人性化的地位。
总之，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并未终结，甚至不妨说还要经历一个难以预料的时段。但同样真实的是，超越现代化的迹象已开始显现，这个超越者就是可持续发展，它要站在现代化大厦的顶端，开辟出一条通向新文明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人类的共同选择
首先，人类面临着工业文明负面效应和当代全球问题的共同挑战。尽管各国、各民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已通过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和现代信息通讯技术迅速传播，扩散到世界各地。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现象和世界历史进程，本身就具有扩散性、传导性、累积性。所以无论其积极成果与正面效应还是消极成果与负面效应，都会产生跨越国界的影响。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不断聚集，全球问题以更尖锐、更鲜明的形式冲击着人类，致使各国必须正视并设法解决南北冲突、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人口膨胀、毒品泛滥、爱滋病流行，以及深层次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唯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个人主义等问题。这些挑战的全球性、急迫性危及到每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生存，所以应对这些挑战，必然成为21世纪人类的共同选择。而应对挑战的最佳方略与出路，就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因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为了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病和全球性问题的困扰而产生的，这是它的历史使命。
其次，人类面临着自身发展史上最深刻的社会转型，即文明的转型。这种高层次、大跨度的文明转型，自原始文明以来只有两次，那就是从原始文明转向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工业文明在创造了引以自豪的成就，极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境况之后，已日益暴露出内在的弊端。虽然现代化进程尚未终结，历史使命尚未完成，但工业文明的弊端所明确昭示的社会转型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超越工业文明，完成社会转型正成为人们的共识，推动着社会的全面变革；对于正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与模式已很难行得通，需要修正、重塑。这不仅因为后现代化国家的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整体环境、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受到社会转型的深刻影响和强有力制约，它必然兼顾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并以新的文明形态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新文明就是可持续发展文明，它既是转型的价值尺度，又是转型的最终结果。
再次，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在现象上表现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事物交织并存，但这确实只是具有描述的意义，并未揭示时代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以时间尺度为依据，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并存不仅是事实，而且具有自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纯而又纯，新事物不仅以扬弃的方式保留旧事物中的合理内容，而且常常不得不同旧事物并存相当一个时期。但是，事物的并存并不意味着事物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们在大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取决于各事物自身的质的规定性，以及它们对系统的影响。换言之，在价值尺度上，并存的事物是有很大差异的。对于当代人类社会而言，前现代事物在总体上已被超越，现代事物居主导地位，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工业文明的负效应和方兴未艾的批判性反思，使现代性的合理性被动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已是被限定、被反思的现代；后现代事物生成、崛起于工业文明已发展过度乃至变形之处，它虽然尚不是主流，但由于载体一般都是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居于领先地位，所以这里发生的变化就具有导向的意义。可持续发展就是这种导向的集中反映和结晶，具有普遍意义。可持续发展将包容前现代和现代，它指导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完成现代化，同时又要在已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不断巩固和丰富新质，进一步开辟新的文明领域。它具有校正和创新两种内在功能，从而承担起完成与超越的双重使命。正因为如此，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21世纪人类的共同选择。
四、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归宿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深刻的社会转型，转型的中心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主题是实现现代化。这种见解与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必须加以补充，即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归宿是走向可持续发展，否则，我们的社会转型就可能误入歧途。
从宏观上讲，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继续，其间，既有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又有两次剧烈的政治革命。前者可以说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后，中国在客观上被卷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后者则导致了两次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一次是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另一次是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社会制度的两次更替，其变革力不能说不大，但以今天的眼光理性地思考这两次社会变迁，就会发现，变革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或称政治主导型的，社会生活的基础部分，即社会物质生产的方式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机制则始终局限于非市场经济（先是自然经济，而后是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这就内在地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深度，所以两次政治革命虽在形式上是激烈的，但就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由于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新中国建立后，尽管进行现代化的目标很明确，但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和不断政治革命的方针指引下，现代化事业步履维艰，不仅距现代化目标相差甚远，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现代化的难度。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正是在这一境况下启动的。为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第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转向，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动方式的大变迁。这一变迁就其深刻性而言胜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政治革命，因为这种社会深层次变动，涉及了文明转型。可以说， 自鸦片战争以来， 直至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一直困扰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震荡之中，但始终未能跨越过渡时期，开始真正的工业文明的进程，因为工业文明的基础和标志就是市场经济。
第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题是实现现代化。如果说市场经济是工业文明的基础与标志，那么工业主义就是现代化的基础与标志。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工业化，推动着社会的全面变革，从而促进以现代性为中轴的现代社会的确立。由此不难推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就是由建立市场经济牵动、引发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等领域的现代化。换一种说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启动，只是在明确开始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后。
第三，上述两个特点并非为中国独有，而是当代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共同特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另一个特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完成特定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启现代化的历史航船。这才是中国的特色。这里务必要区分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建立市场经济，推进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这是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文明的转型是一种内涵更深，跨度更大，包容性更广的转型。在同一文明的基础上，可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所以文明转型较少政治色彩，而我们通常所讲的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或完成政权的更替，则具有显著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起文明转型，这种社会转型的覆盖面要小一些，特别是政治革命，覆盖面更为有限。显然，这是考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变迁的两种不同路径，要注意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文明的转型既然是更深层次的基础性转型，所以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更具根本意义，从而要求我们给予极大的关注。但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同样是重要的，不能忽视。此外，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变革会更多地受制于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特殊国情，而文明的转型则源自整个人类活动方式的深度变革。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选择。因此在进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紧紧抓住市场经济的建设和现代化的历史主题，另一方面要珍惜自身的历史选择，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推进文明转型。
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远不止于要把握好建立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关系，要背负计划经济体制的沉重包袱，克服其对转型造成的重重阻力。更棘手、更令人困惑的是：如何面对工业文明负效应的冲击，如何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挑战，如何审视人类社会的又一次文明转型，如何调整社会转型的价值目标。显然，这些问题的回答与解决要求我们运用多元思维的方法，重新给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定位，界定并协调好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与向可持续发展新文明转型的关系。
当代人类社会正受到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等趋势与思潮的猛烈冲击，可持续发展已开始闯入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展现出诱人的前景。同先发展国家相比，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已处于大相径庭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工业文明导致的人与社会的异化，由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影响人类生存的基本变量都已接近甚至超过自身的阈值，后发展国家无论是否意识到，它们都不可能完全按照先发展国家的理论与模式去圆现代化之梦。换言之，修正现代化乃历史之必然，违背不得。当然，自觉与不自觉，将直接影响到社会转型的进程、代价与结果。
问题还在于，我们不仅要修正现代化，这只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一个价值目标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要明确树立超越工业文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新价值目标。也就是说，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归宿。这一点远未成为共识。
可持续发展文明无疑植根于工业文明。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大的物质基础，民主与法制规范，理性的思维等等，都是两种文明连续性的证明。但是，可持续发展又扬弃了工业文明，具有了新的特点，如追求人类活动方式的可持续性，强调经济质量，注重生活意义与价值，自觉节制物质生活。不能在理论上把握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区别，把它们混同为一，就降低了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意义和标示新文明的历史价值，从而导致将可持续发展按照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加以规范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鲜明地提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归宿问题，要坚定不移地以可持续发展来限定、规范现代化，在可持续发展的观照下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从而为完成交织在一起的双层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和从工业文明向可持续发展文明的转型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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