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表征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对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社会心理学探索》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征论文,社会论文,社会心理学论文,起源论文,莫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是当前国际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新的理论与研究范式，它主要从社会文化层面探讨人们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社会共识(common-sense knowledge)，以及这种社会共识对日常行为的内在规范作用(Farr & Moscovici，1984；Moscovici，2000)。社会表征理论创始人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社会表征：社会心理学探索》(Social Representations: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正是该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以下简称《社会表征》）。除了由剑桥大学杜温(G.Duveen)博士撰写的序言外，该书共七章，分别收录了莫斯科维奇在这一领域的七篇经典性论文，其中包括社会表征现象、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社会与理论、社会表征的历史与现实性、基耦(themata)的概念、德雷弗斯(Dreyfus)事件与普鲁斯特(Proust)和社会心理学、社会意识和其历史的思想与发展、莫斯科维奇与伊万·玛科娃（Ivana Marková）的对话等。目前，该书的中译版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将循着社会表征的概念起源、理论观点、核心研究取向以及现实应用与评论等方面，讨论莫斯科维奇与他的社会表征理论。
一、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其人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1925- )是罗马尼亚裔法国犹太人，当代国际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现定居巴黎。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个谷物商人。二战期间，罗马尼亚成为纳粹同盟，大量犹太人遭到血腥屠杀，莫斯科维奇也被迫离开中学，接受劳动教养。1948年，他逃到巴黎，进入著名的索邦大学学习心理学，1961年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70年代，他先后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等美国和欧洲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任教。1976年起任欧洲社会心理学实验室(LEPS)主任，并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教。鉴于他对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卓越贡献，2003年莫斯科维奇获得了全球著名的巴尔赞奖(Balzan Prize)。该奖自1961年创立以来，在心理学领域只有皮亚杰(J.Piaget)、布鲁纳(J.S.Bruner)和莫斯科维奇获奖。莫斯科维奇把高达100万瑞士法郎的奖金拿出一半，设立了莫斯科维奇基金会，用于资助从事社会表征研究的青年学者。
莫斯科维奇至今已有许多部社会心理学著作问世，目前中译本仅有三部，即《群氓的时代》(2006)、《还自然之魅》(2005)和《社会表征》(2009)。事实上，我们很难将哲人一生的成就还原为最简短的评述，如果论其贡献，也许引用巴尔赞基金会(International Balzan Prize Foundation)为其获奖而撰写的评语最为妥帖：
莫斯科维奇著作的特点是极具创新性，这些著作推翻了社会心理学的规范模式，更新了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取向，并首创了社会心理学的欧洲范式，这一范式的原创性举世公认……他对欧洲社会心理学的三大主要贡献包括社会表征理论、少数派社会影响理论和集体选择与社会共识理论……他使欧洲社会心理学摆脱了美国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独树一帜。(International Balzan Prize Foundation，2003)
二、从表征到社会表征
“表征”(representation)源于法语词汇“représentation”，是指演员通过象征、符号和对话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形式，现在多泛指人类心智的各种不同活动(Pickering，2000；Prendergast，2000)。表征的作用是将客体、人物与事件予以规约化(conventionalize)，将他们安置于一种熟悉的类别脉络中。在本质上，表征具有规范性，并由传统和习俗决定，它将自己加诸我们的认知活动之上。对莫斯科维奇来说，社会表征是集体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向和知识，这种思想的共识形态(consensus universe)由社会产生，并由社会的沟通而形成“共同意识”(common consciousness)的一部分。社会表征作为一种产生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共识性知识，被同一组织群体内部的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并且成为群体成员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基础。这种社会共识性的知识体系，主要源自于人们的经验基础，同时也源自于人们通过传统、教育和社会交流接收和传递的信息、知识和思维模式。由此，莫斯科维奇将社会表征定义为：
社会表征是一种含有其本身的逻辑和语言的认知系统……它不是单纯的代表“关于……的意见”、“对……的意向、倾向……的态度”，而是借以发现和组织现实的“知识分支”或“理论”。(Moscovici，2000:xii)
随后，他进一步将社会表征界定为“某一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及实践系统，并认为其兼有两种功能，其一是为个体在特定生活世界中的生存进行定向，其二则是提供可借以进行社会交流及对现实世界与个体、群体历史进行明晰分类的符号，使人际沟通得以实现”(Moscovici，1976)。在他看来，社会表征实质上是来源于日常生活中人际互动过程的概念、话语及解释体系，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神话及信念系统，或者现代版的社会共识(Hogg & Abrams，1988)。
莫斯科维奇在《社会表征》中进一步解释什么是社会表征现象，强调了社会表征具有社会共享性与群体差异性、社会根源性与行为说明性，以及相对稳定性与长期动态性的特点。他的著作《精神分析：意象与公众》(1961)就是通过研究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三个不同社会阶层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反应，探讨了知识的转换(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问题，即一种形式的知识如何在不同社会背景下通过传播过程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知识。他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以及媒体内容分析，反映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革命性思潮广泛渗入到法国公众生活领域，与共产党、天主教及城市自由主义三种群体的不同意识形态模式相互接触、冲撞，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知识转型或社会表征重构的过程，这是其社会表征研究的开始。之后莫斯科维奇更加强调了社会表征以行动和交流为目的，强调群体中心性，强调群体影响和沟通个体的意识，并强调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只能通过将其放在历史的、文化的和宏观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最好的理解和研究的观点(Wagner et al.,1999)。对于群体的认知如何发生与改变、为什么这种改变不简单地存在于个别人身上而是蔓延到社会中绝大多数群体中并几乎变成“社会共识”，对于这些问题莫斯科维奇坚信可以用“社会表征”来加以解释。
为了更好地阐明社会表征的内容，在《社会表征》一书中莫斯科维奇一一解析了社会表征理论与涂尔干(E.Durkheim)、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皮亚杰(J.Piaget)和维果斯基(L.Vygotsky)的深刻渊源。在阐述社会表征理论时，莫斯科维奇借鉴了各种想法，他从涂尔干的社会学著作、列维—布留尔的人类学作品和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中都获得了许多思想和灵感。莫斯科维奇一开始就以涂尔干的“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概念来构思社会表征理论，涂尔干的集体表征具有共享性、再生性、功能性及社会建构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在他的构想中，集体表征虽然意蕴丰富，囊括了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和宗教神话等理智形式，但又呈现出颇为凝滞化的一面，即它作为一种先在的社会设置，具有稳固性、强制性的特点。涂尔干认为个体表征(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s)是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属于“个人建构”，而集体表征属于社会学领域，即社会学中的社会心理学领域（迪尔凯姆，1995）。“集体表征”的概念为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提供了理论灵感。与涂尔干同一时期的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也彻底地贯彻了“社会心理观”，作为荣格(G.Jung)的老师，布留尔使用“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这个核心概念来代表不发达部落的社会心理现象。布留尔写道：“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有深刻的烙印，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列维—布留尔，1981）。布留尔的理念带动了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理论的完善，使其致力于通过把沟通和表征作为核心，进一步阐明一种联系，从而将人类心理学和当代社会与文化问题结合起来，满足人们对不熟悉的事物熟悉起来的愿望。另外，在皮亚杰的儿童表征心理学研究中，从年幼儿童的“前逻辑”表征延伸至青少年更具“逻辑性和个体化”表征的观念更加接近莫斯科维奇的观念。而维果茨基则让莫斯科维奇发现了另外一条途径，即将社会现象引入心理学中。更重要的是，维果茨基将历史和文化维度引入心理学，他的文化和历史发展观将莫斯科维奇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视域。综上可见，这些来自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大师们的精辟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表征理论的建构，而该理论也深深烙上了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痕迹。
三、社会表征理论的核心表述
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的目标包括了解共识性知识(common sense knowledge)和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的关系、理解社会思维(social thinking)的一般性过程，以及在社会动态系统中行为与沟通模式的关系，尤其是理解从新异事物到熟悉社会现象和人类经验的过程等内容(Jodelet，2006)，其中的核心表述涉及以下要素。
（一）基本过程：锚定与具化
社会表征的主要范式强调了两种主要过程：锚定与具化。
锚定(anchoring)是负责整合原有知识与意义并将其变成新系统的过程，是对不熟悉的事物命名或赋予特性，并以熟悉的名词来解释和定义，使其可以被解释和沟通的过程(Moscovici，2000:177)。在此过程中，相似或可用的定义最先被套用。锚定过程也是一种规约化和世俗化的过程，是用既有的名词概念或事物规则让新的事物很快被熟悉，让人们以熟悉的事物为图式来了解新奇陌生的事物，以化解人们无法应对新奇概念所产生的不安和紧张对立状态，或是降低由于缺乏相关知识而导致的威胁感受（管健，2007a）。锚定机制(anchoring mechanism)则是基于熟悉事物或社会刺激的既有认知库存，对新异事物或社会刺激予以分类和命名的过程，也是以既有认知库存为基型进行比较，将新异事物或社会刺激的突显特性类化到基型中以寻求解释的过程（张曙光，2008）。换言之，锚定就是将新异事物或社会刺激划归到既有类别，并转化为自身所熟悉的模式。这一过程不单单是一种合乎逻辑而不失连贯的知识活动，也是一种与社会态度有关的运作，通过分类与命名新异事物或社会刺激，人们不但可以认识与了解它，也可以对它予以正性或负性评价。莫斯科维奇强调，锚定的历程在熟悉的类别脉络中给社会信息赋予更多的内容，使人们在长期的脉络化中建立自己的群己关系，之后产生行为与思考倾向，并且产生路径依赖，进而演变成强势的价值观念（杨宜音，2008）。
具化(objectifying)则是将各种元素形成社会框架，如规范、价值、行为等，在沟通压力下形成并组织在表征元素中。它使人们那些模糊和抽象的观念变得具体。它的产生需要两种途径，即拟人化(personification)和比喻(figuration)。而具化机制(objectifying mechanism)是锚定机制的延续，将其内隐的抽象产物具体化为主观上自觉可见、可触、可控的“实存”现实。在社会表征形成阶段，锚定和具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正是通过锚定这一环节，不熟悉的对象被放入社会实体中而具有意义，再通过具化将抽象的概念、态度和关系转化，由具体意象取代原本不熟悉的事物(Deaux & Philogene，2000)。
社会表征作为动态过程，先是通过一种内在引导机制将新异观念或事物置放于熟悉的类别脉络之下，赋予意义，进而给当前的社会行动指出初步的方向或权宜之计，而后再通过一种外在引导机制将相应的产物转化为具体而客观的社会共识实体投放到外部世界，使其成为现有社会设置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认知和评价是如何成为社会表征的呢？沟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们通过沟通创造社会事实，而此种沟通即为一种社会互动的过程。社会互动模式强调意义是通过互动而逐渐显现的，因此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首先定义情境，个人在做反应时会假设把反应类推至他人而非特定的人，之后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个人会惯于遵守行为的共同准则，使集体行为得以产生，随后行动者通过主动沟通，调整事件的意义，选择一个最适当的行为表现出来(Thompson & Fine，1999)。因而在互动中，人们通过沟通、协调，调整自己已有的内在认知表征，以符合社会准则所要求的行为反应，即通过沟通达到信息交流，逐渐形成社会共识，也就是大众的社会表征。同一个社会情境中，人们拥有共同的社会表征，这些共同的社会表征使得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理解，进而为沟通者创造了一个有益于沟通的共享环境。
（二）核心层：基耦
社会表征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了社会共识，莫斯科维奇带领我们用科学的分析视角去发现身边的共识性知识，而社会表征的基本目标是识别、描述和分析这些存在于我们日常真实生活中的常识性知识的内容结构和意义(Marková，2003)。为此，阿伯瑞克提出这些元素组成和结构化的模式是一种社会认知的系统，它存在中枢与边缘（或核心与外围）的架构(Abric，2000，2001，2003)。伊万·玛科娃则强调社会表征不仅具备中枢与边缘的静态关联，也是社会性和对话性的动态系统，它的存在类似于中国人头脑中的“阴”与“阳”的态势(Marková，2000，2003)。来自于科学史家霍尔顿的“现象—逻辑—基耦”(phenomenal-analytic-themata)思维激发了社会表征的“基耦”概念(Holton，1975，1978)。霍尔顿的“现象—逻辑—基耦”中，“现象”是浮于问题表面的各种纷繁的现象，它们彼此相倚，却又各自独立；“逻辑”是内在的各种逻辑结构和特质变量，包括维度、原因阐释和类别属性等；“基耦”是核心，蕴于其中的“硬核”是问题的关键性生长点和不断衍生与形成的“种维”(seed dimension)(Holton，1975)。莫斯科维奇提出了社会表征中的基耦，并强调了它在社会表征和对话中的独特意义，它一方面存在于共识性知识的原型中，另一方面也长期植根于文化和观念锚定中(Moscovici & Halls，1993；Moscovici & Vignaux，2000；Marková，2000；Liu，2004)。基耦位于表征层面中最为核心的层面，是从复杂的现象表征归纳出的进行科学阐释的逻辑维度，而这些现象表征和逻辑维度究其根源都是由核心的基耦维度所衍生的，而基耦就其存在形式而言，又常常以二元或三元偶对形式出现，它们相互交错衍生出诸多的复杂表征（管健，2007b）。基于它们所存在并调节的文本及表征，基耦的出现及应用有以下三个层面——概念或概念的基耦要素、方法基耦以及基耦命题或基耦假设(Moscovici，2000:169；Marková，2003，2006)。
基耦强调了社会表征的深层结构。以艾滋病表征(AIDS representations)发展为例，社会表征关注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是如何表征艾滋病的起源、感染和传播，如何界定高危人群和冒险行为的(Jodelet，1991)。应用社会表征的现代艾滋病研究中发现，白种人相信非洲是艾滋病的策源地和温床(Kitzinger，1998)；美国黑人倾向于信奉“阴谋理论”，认为艾滋病源于白种人人为制造和操纵的病毒(Bird & Bogart，2005)；非洲黑人倾向于相信艾滋病源于西方社会的同性恋和毒品文化(Joffe，1996；Joffe & Bettega，2003)；中国人则将艾滋病与吸毒、嫖娼、同性恋和一些不良性行为相关联(Liu，2008)。可见，在特定社会中人们对某一现实问题的社会思维与社会行为植根于其文化底蕴，社会表征的显性内容与其深层结构、社会形态和社会共识存在相互依赖关系，这也是基耦模型提出的核心问题(Moscovici & Vignaux，2000；Marková，2003)。
四、社会表征的多元化视角
基于社会表征的理论，多元化的解释视角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成因化视角、结构化视角和动态性视角是最受关注的方面，它们大部分都由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方法获得。
（一）成因化视角
成因化视角(genetic perspectives)强调社会表征的出现条件和转化是由于社会沟通方式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的结构化的组织和内容(Jodelet，2006)。社会表征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征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征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根据莫斯科维奇的观点，源于科学的科学理论在非科学家中创造形成了一种“二手常识”(second-hand common sense)。常识成为科学，科学使常识不再寻常(Moscovici，2000)。莫斯科维奇强调，对认知一直有两种预设：(1)一般正常的个体对于现象、人、事件等的理解与科学家、统计学家是相同的，所以“人人都是科学家”。(2)理解只是一般的信息处理过程，而此过程的正误完全可以由其符合或偏离规则、常识、理论范型的程度来判断。莫斯科维奇本人也发现三个更稀松平常的事实刚好和上述预设矛盾：(1)很显然的事情我们不一定看得见；(2)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只是我们的错觉；(3)我们对于知觉对象（刺激物）的反应有赖于自身所处的社群对事物所给定的定义。所以，这表示我们受社会再现的影响而看到的事情，其能见度、事实感、事实的定义皆如此。莫斯科维奇特别强调这种社会再现对于真实自然造成全面论断性的干预，而与思考有关的种种活动，包括分类、描述、图示、隐喻、分析等都依赖着社会再现的方式而发生，以致所谓的知识都变成我们熟悉的事物。莫斯科维奇发现的社会再现现象对于知识的支配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甚至科学都变成一种社会再现的形式，即科学被社会生活中的常识所支配。
（二）结构化视角
结构化视角(structural perspectives)描述了核心和边缘要素的内容，即认为核心要素的功能是整体表征运作的重要力量，因而它是稳定的。除此之外，结构性的观点也强调了系统的逻辑方面(Abric，2001；Marková，2003)。在结构化模式中，典型的理论是关于社会表征的中枢系统和边缘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表征的结构可以区分为中枢系统(central system)和边缘系统(peripheral system)。中枢系统由社会表征中枢因素组成，直接与历史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条件相联系并被其所决定，同时强烈地带有其所涉及的规范系统的印记(Abric，1993，2001)。边缘系统是中枢系统不可替代的补充，边缘系统反映了社会群体的现实性，是具体的现实世界和中枢系统的分界面。相对于中枢系统来说，边缘系统更加灵活，可以调节与中枢系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它最先感觉到挑战中枢系统的新异信息并做出反应。边缘系统充分考虑个体变量并将其整合至社会表征中去，达到二者的互补。社会表征的中枢系统不仅要求在量上更肯定表征，而且要求在质的分析上该维度或该项目能明确代表社会表征客体。中枢系统决定了整个社会表征的含义，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社会表征的构成。边缘系统更适应具体的现实世界和具体的个体，并允许在内容上分化和在客观上起到保护中枢系统的作用。阿伯瑞克强调，中枢系统是特定群体的历史和集体记忆，并与其紧密关联；具有决定群体的同质性；有稳定、有序和刚性、对直接内容非敏感性的特点(Abric，1993，2001)。边缘系统形成表征的内涵并支持群体内的差异性、弹性，具有矛盾性、对直接内容的敏感性，且适应不同背景，保有内容差异以及保护中枢系统。根据结构化模式，社会表征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核心和外延结合起来使用，每部分都有其特殊性又互为补充。但是，社会表征理论强调了社会形态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知识结构对话性关系，从核心到边缘的方法必然会将重点放在分析社会表征理论的组织核心上，而忽视了其社会性的和互动式的动力学基础。
（三）动态化视角
动态化视角(dynamic perspectives)强调了沟通和符号互动系统中对共同框架的分享，表达了社会表征在态度影响和干预中的力量。社会表征的动态性视角连接了社会沟通中的对话因素(Jodelet，2006)。对于社会表征的动态模式，沃格纳进行了详细描述，并认为社会表征的形成经历了六个阶段的历程：个人或团体受到威胁或遭遇不熟悉的现象或事件；为化解威胁或不熟悉事件而产生的应对(coping)；以锚定和具化为途径形成社会表征；对于新事物的沟通和深思后产生的社会表征以想象、隐喻或符号的方式透过大众媒介和人际沟通形成；通过不断的沟通和使用新概念，将过去被视为陌生的现象转化为共同知识；共同的知识表征带来群体的社会自我认同(Wagner et al.,1999)。其中，关于应对包含了两种，其一是有形应对(material coping)，这是专家的任务，即以专业角度解释新现象；另外一个是符号应对(symbolic coping)，此为社会表征的核心，即个人或所属群体开始描绘和解释新事件。当一个团体的身份受到威胁时，社会表征就会逐渐显现，同时开始建构新的事件。社会表征从来源上看，主要有三个途径，即直接经验、社会互动和媒体影响。直接感受的信息为人们提供了最为清晰的资源，可以作为表征形成的基础性信息，并且这种信息最容易为人们所直接控制。而潜在的社会互动和媒体信息则属于“借”来的社会表征，它们对于个体来讲具有传播的主动权，而且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由于传媒广泛地渗透于我们的心理生活，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其所传递的现象的理解。人们可能通过传媒中社会群体的表征来理解自己。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门以及相关的关系要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或接近的认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通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协调。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在形成社会表征的过程中担当了责无旁贷的任务。外在事件影响不断作用于个体，形成个体的感知印象，这些个体的感知印象逐渐指导和控制个体的行为回应，并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对原有的个体社会表征的修正和强化。而群体表征也正是通过无数的个体的社会表征的分化和重组而进一步结合，与群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一起相互作用。
五、现实主义关照与批评和发展
社会表征这一词汇是指从“常识”思维中提炼出的结果和分类过程，它在一定的风格逻辑中被一群人或一个社会与文化群体中共享，是社会对话的产物(Jodelet，2006)。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种“共同常识”已经获得了显著地位，其中包括各类社会科学的研究，它为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以及最近为认知科学、哲学、语言学和哲学思想都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综观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表征是社会群体成员之间为了能够更好地互动和沟通而需要通过认知、交流和共享知识等途径来表达的对一定社会性客体的集体性理解和认知。它可以被化约或客体化为认知或图形元素，以形成储存于记忆中的核心或象征核心，并在沟通与互动时得以接触。许多我们生活中的社会表征来自科学的世界，并通过媒体和一般人的精炼而形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常生活，有助于我们组织和理解对世界图景的观念，使我们更为有效地与群体成员进行交流。社会表征理论作为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成果，自其提出起便颇受推崇，也由于它强有力地突破了美国版社会认知的信息加工范式，以其更贴合人类生存本体的理论视角揭示了宏大社会背景下民众的社会认知过程。与莫斯科维奇同时代的泰弗尔(H.Tajfel)、特纳(J.C.Turner)、伊斯瑞尔(J.Israel)和哈瑞(R.Harre)都在致力于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推动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方文，2002）。莫斯科维奇和伊万·玛科娃的著作《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形成：一门国际社会科学创建的轶事》(Moscovici & Markov
，2006)一书充分证明了关键性事件对于学科形成的影响，它为寻找统一知识的全球化提供路径，强调社会心理学要不断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同时也试图打破美国模式的社会心理学的一统局面。它以欧洲学者的口吻强调，欧洲的社会心理学不仅要关注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且要关注欧洲自己的社会问题。可见，莫斯科维奇以其对社会共识或社会表征生成的历史、社会、文化脉络及意义的社会建构性的强调，重返人文主义话语形态，借此解构了美国社会心理学话语霸权。该理论对人文主义话语形态的倡扬，主要建基于一个辩证性的前设，即个体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其存在与认同均植根于一种集体性，并为社会所塑造。与此同时，它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也有积极贡献。这一前设的引入，无疑开阔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思路。
另外，理论与应用的统一是社会表征研究的另一个主要特点。自问世以来，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法国共产主义者、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的不同社会表征研究(Moscovici，1976)；法国社会对健康与疾病的社会表征研究(Herzlich，1973)；旅英中国人关于健康与疾病的社会表征研究(Jovchelovitch & Gervais，1999)；白人黑人对艾滋病的社会表征比较(Joffe，1996)；人权的社会表征研究(Doise et al.,1999)；欧洲一体化的社会表征研究(Hewstone，1986)；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活质量的社会表征研究(Liu，2006)，等等。
诚然，由于社会表征的理论体系尚未十分清晰和稳定，本质上也过于抽象，其初始发展目标在于通过描述和探索性研究以产生资料和理论，并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了解和研究，因而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该理论过于复杂化，充斥的定性研究缺乏统一标准与操作性，科学规范性需要提高等。帕克怀疑该理论是否真的比主流的社会心理理论更具有社会性，他对社会心理学者倾向于利用社会学的理论作为取代实证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提出批判，他认为社会表征理论不但没有打破传统社会心理学的进程，而且还可轻易地为其主流所调节和吸收(Parker，1987)；奥兰斯杜蒂等也以类似的理由，认为社会表征概念的多样性使其容易被社会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的潮流所误用(Allansdottir et al.,1993)；沃克兰与霍沃斯对社会表征的质疑在于其理论模糊性(theoretical ambiguities)、社会决定论(socially deterministic)、认知简化主义(cognitive reductionism)和缺乏批判性(lack of a critical agenda)四个方面(Voelklein & Howarth，2005)。
但不可否认，这种以社会知识为核心的社会表征理论介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交叉视角中，反对以二元论、实证主义和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关注在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社会知识的建构和转换问题，仍然成为不折不扣的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典型社会心理学范式。从《精神分析：意象与公众》到《社会表征》(Moscovici，2000)，再到21世纪的今天，由莫斯科维奇任顾问导师、意大利社会心理学家安娜玛利亚·斯利维尔·德罗萨(Annamaria Silvia de Rosa)教授创建和主持的欧洲社会表征与沟通博士生合作培养网络(European Ph.D.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Communication)的如火如荼，说明社会表征理论已经对全球社会心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社会表征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ICSR)从1992年后每两年举行一次，2010年第11届ICSR大会将在北非突尼斯举行。17年来，社会表征理论已经逐步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播开来，研究者已经从社会心理学领域拓展到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传播学等各个层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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