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运动与绿色主义福利思想：生态健康科学与新型公共卫生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公共卫生论文,框架论文,福利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态运动的兴起与社会福利观念的转变
生态运动又叫环境保护运动或绿色运动，产生1970年代初期，是西方国家新社会运动中最活跃，涉及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对欧美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影响和冲击最大的社会运动。196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国家普遍经历各式各样的抗议和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反核和环境保护运动、种族民权运动，以及反战和平运动。尽管这些社会运动的发展动因、核心议题、参与者构成、发展过程和斗争策略千差万别，但是参与者追求共同的目标——更多的政治参与和更高程度的自主。他们批判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置疑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反对人类为中心和征服自然的传统思维模式，要求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形成风起云涌时新社会运动[1] (9)。
生态运动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目标是重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创建更加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生态问题古已有之，但环境与生态成为“社会问题”却是工业化与都市化革命的结果。19世纪后半期，欧美已出现一些以环保为目标的压力团体。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环境污染问题也暴露的淋漓尽致，先后出现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环境污染成为超越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全球问题”，处于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生态运动应运而生[2] (2)。按照英国学者的看法，绿色主义产生于1972年，主要标志是该年出版三本国际知名专家的专著：米都斯等人编写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联合国关于人类环境的报告，生态学家杂志的创刊[3] (161)。这些报告和生态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社会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传统看法，冲击传统的社会与自然关系模式。
不言而喻，工业文明取向的自然与社会关系模式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运动基本目标是恢复和重建人与自然的伙伴和共生关系。
生态运动为福利概念内涵、外延增加了新的内容，生态需要满足与生态质量成为现代福利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利与社会福利既是社会政策的核心概念，又是价值判断色彩浓厚和充满争议的战略性概念。美国学者Barry在其《福利》一书开篇处写到：福利概念以一种让十九世纪评论家吃惊的方式主宰了当代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6] ( vii) 。这意味福利概念理解和变迁是观察与分析人的处境与福利状况、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角度。但是，福利概念的社会理解因时间、空间、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进而反映福利观念背后蕴涵的文化特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人类社会对福利概念内涵外延的社会理解经历巨大变化：福利最初指拥有物质财富特别是金钱的状况，“经济增长”是评价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准[5]。伴随以单纯经济增长来衡量福利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以“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新福利概念日渐流行。新福利的涵义既包括政治、经济福利，又包括教育、健康、住房和社会关系质量等非经济层面，不仅包含客观的生活条件，还加入主观的福利评价与亲身感受[6]，伴随生态运动的普及，福利概念内涵外延增加了新的层面。生态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广泛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深化对生态问题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为福利概念增加生态环境质量的内容，人类生态需要满足程度成为衡量生活质量不可或缺重要指标。福利概念内涵外延的扩大与生态质量的加盟，意味没有生态质量的福利是过时和残缺的。因为生态运动与绿色主义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福利概念，为福利观念增加了崭新的内容。
二、绿色主义福利思想：重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社会与自然关系是个古老议题。欧美国家工业化与都市化以来，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开始日渐凸显起来，但是长期以来，在主流的直线式和单面性经济增长的进步观念的影响下，工业文明与现代社会的社会与自然关系逐渐形成人类独特论的传统典范。按照当代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威廉·凯顿和利雷·登兰普的人类中心理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人类独特论典范( 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 主要由如下基本假设组成：一是人在地球的生物中是独特的，因为人有文化，二是文化几乎可以无限地改变，文化变化可以比生物学特征变得更快：三是因此人群的差异是由有文化的社会引起的，并非从来就有，而且这种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加以改变，甚至被消除；四是文化的积累意味着进步可以无限制继续下去，并使所有的社会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显而易见，这种典范暗含的错误观念是：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增长，从而否定环境匮乏的可能性[7]。不言而喻，这种观念势必颠倒和扭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既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又不利于环境与社会伙伴和共生关系模式的建立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典范不仅直接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与福利水平，而且直接导致一系列生态灾难。比如土地资源日益枯竭，沙漠化威胁遍及全球，森林惨遭毁灭，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厄尔尼诺现象频频发生，水资源日趋紧张，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物种濒临灭绝，生物链条破碎断裂。这种环境状况不仅威胁人们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而且威胁到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8] (1)。如果我们不改变传统的思维观念，不重新建构社会与环境的新型关系模式，人类便是在为自掘坟墓。
人与自然的新环境典范描绘社会与环境的新型关系模式，为重新建构社会与自然关系指明方向。1978年，在检讨批评传统人类独特论论典范，特别是明确承认人类社会对环境系统依赖的前提下，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凯顿和登兰普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上发表题为《环境社会学：一个新典范》的重要文章，系统提出新环境典范(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 。这一典范的基本假设为：一是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体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而已；二是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网络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三是世界是有限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和生物学的限制[9]。换言之，这种典范揭示一个长期被人类忽视和曲解的客观真理：人类也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物种，而且是生物圈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样，如果不考虑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学和物质基础，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全面了解便成了问题。而且这种了解也将受到社会学人类中心论的限制[10]。因此，如何正确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改变“单调式生产”思想，确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生物学关系，最优化和最大化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福利便成为新环境典范与世界各国政策议程的核心课题。
更为重要的是，绿色主义成为福利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表达生态运动的福利思想。20世纪晚期。欧美社会思想发展显著特征是，环境问题进入知识精英的视野，关注环境问题是宗教领袖、哲学家和普通人的基本特色。这样绿色主义和女性主义成为福利思想的重要类型，“环境与福利”成为社会福利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1] (120)。像生态运动一样，绿色主义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不同理论取向与思想流派争奇斗艳。与此同时，绿色主义思潮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与各式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想的密切结合，并且产生许多新的理论流派。尽管各种绿色主义的主张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对环境与福利议题拥有共同的思想价值基础。总体来说，绿色主义福利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如下基本主张，首先，绿色意识形态的核心主题是增长的极限，他们普遍反对增长无限论。例如轻度绿色主义认为，经济增长与消费应受到鼓励，但是它们必须采用对环境有利的方式来实现。深度绿色主义则相信，既强调经济增长，又强调环境保护，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二者是相互排斥的。只有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率才能与环境和谐一致：，其次，绿色主义认为，不同生物群体的关系是平等互利的，动物和植物生活与人类生活同等重要。保护环境与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12] (275)；第三，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是社会活动与环境变迁的主题，也是社会经济政策与活动的主线[3] (6)；第四，福利的政治生态学是，动态开放的经济体系是社会保险计划的基础，环境恶化与社会危机加剧必然降低人类福利水平；第五，生态公民权的兴起意味人类应负有关爱自然的伦理与责任，公民的福利水平与需要满足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人类对待生态的态度[14] (98)。更为重要的是，绿色主义对现行福利国家基本持批评态度。绿色主义对福利国家批判观点有四个层面，一是福利国家是以这样的基本信仰为基础的：即永恒的经济增长与消费，既是可能的，又是可欲的；二是绿色主义反对在工业、农业和医疗中使用高度复杂的大规模技术：三是批评福利国家的占有性和高度个人主义的伦理；四是虽然压力团体和立法保护环境与自然界，但是福利国家的总体性世界观是以人类为中心的[15] (166-69)。简言之，作为一种新的福利意识形态，绿色社会与政治思想挑战现存的自我概念和社会概念，挑战传统的社会福利观念与社会制度安排。
三、生态健康科学兴起与新型公共卫生框架
生态健康科学兴起是生态学与健康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健康社会化与不起社会健康化的发展趋势，为健康科学与健康理论注入了崭新理论视角。环境与健康关系既是现代医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又是影响健康状况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家庭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直接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状况，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好坏成为影响健康状况的最直接因素。在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处境下，自然环境因素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关系更加突出，如何运用生态学基本原理，从生态平衡与生态建设的角度创造更加适合于健康发展的环境，如何将生态系统与健康服务系统有机结合起来，营造健康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的健康状况，如何运用“健康社会化”与“社会健康化”的发展趋势来分析生态学与健康科学的密切关系，就成为生态学家和医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生态健康科学应运而生，而且发展异常迅猛。不言而喻，生态健康科学的兴起发展是方兴未艾生态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化，是绿色主义福利思想的自然发展，是健康科学渗透力加强的具体表现，说明社会发展与医学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健康科学兴起意味着我们应改变传统的健康科学体系和健康理论框架，从“生态健康一体化”的角度思考个人的健康问题，思考社区、组织和整个社会的健康问题，思考卫生政策框架和卫生服务体系，思考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思考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换言之，生态健康科学最大意义是为我们如何思考社会质量和健康照顾问题提供崭新视角。在健康科学和卫生政策框架中，生态健康科学为如何设计现代公共卫生政策框架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重新“发现”和“回归”公共卫生，特别是传统公共卫生向现代公共卫生制度转型成为最突出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速度明显加快，生活状况、社会结构与社会面貌均发生史无前例和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社会管理模式随之发生战略转变，由静态管理转为动态管理，由系统管理转为公共管理[16]。2003年的“非典”疫情，某种程度上完全改变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其中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社会影响是，人们重新“发现”和“回归”似乎已经久违的公共卫生，公共卫生首次真正形成“公共卫生”议题。人们对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的关系，公共卫生的性质、目的、特征和内涵外延有了全新认识：个人疾病痛苦不光是个人的不幸灾难，而是全社会的悲哀，直接关系所有民众的公共安全。更重要的是，SARS疫情迫使人们反思传统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医疗卫生制度的整体性安排，重新思考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在社会协调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地位、作用和扮演角色，重新思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公共卫生政策框架设计与公共卫生服务的宏观管理、统筹规划，重新思考政府在社会协调发展与公共卫生领域扮演角色、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机制关系，直接刺激推动传统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向现代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转变，这种转变既成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成为推动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社会政策框架建构、社会福利制度创新和公共管理的最佳社会契机，意义重大非凡。
传统公共卫生制度安排基本特征是狭义小型的公共卫生，内涵外延比较狭窄，公共卫生范围基本局限医疗和环境服务范畴内，政府在公共卫生发展中扮演剩余角色，发挥有限作用。1949年以来，政府确立“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原则，建立以妇幼保健、职业病防治和爱国卫生运动等为主的公共卫生制度，创造了以很少经费显著改善占世界1/4人口健康状况的世界奇迹，取得世人注目的辉煌成就。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左”倾意识形态影响和卫生发展面临诸多深层次结构问题，公共卫生政策框架设计与公共卫生发展仍属于传统模式。首先，在计划经济、条块分割和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准军事化的社会管理模式下，公共卫生发展既缺乏适宜的社会环境、价值基础，又难以形成真正的“公共卫生”政策框架。其次，公共卫生概念的内涵外延比较狭窄，公共卫生主要是指家庭、单位以外的环境卫生，公共卫生概念基本停留在公共卫生体系的最低层次上，健康概念基本属于“生物医学”模式。第三，公共卫生服务范围狭小，主要是流行病与疾病预防、计划生育、儿童免疫和妇幼卫生、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医学、营养与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和卫生监督等，范围基本局限于医疗性和环境性卫生服务；第四，政府在公共卫生发展中扮演剩余性角色，主要表现形式是公共卫生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投入，公共卫生的社会福利性质模糊不清，公共卫生安全隐患重重。
现代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主要由家庭卫生与妇幼保健，住房与社区生活环境、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市政工程与自然环境、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五部分组成，形成新型公共卫生框架。根据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和欧美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规律，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主要由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五部分组成，形成新型大公共卫生[17] (27)。首先，最具体、最基础和最低层次是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构成公共卫生体系最主要的部分。个人疾病痛苦并非个人麻烦，而是典型公共政策议题，这是现代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基础—自我保健、营养食品、性健康、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儿童免疫和妇幼保健等是主要内容。这类医疗服务性质属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主要功能是确保个人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质量其次，更高的层次是住房建设与家庭生活的社区环境，主题是房屋质量和家庭生活微观环境。纵观英美医疗制度与卫生服务发展过程，住房质量、房屋结构和城镇规划直接关系身心健康。这类卫生服务性质属家庭和社区卫生服务，主要功能是确保卫生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环境。第三个层次是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卫生服务，它包括各类工作场所和社会机构中的医疗服务，还包括学校卫生和青少年身心健康。劳动保护、职业病防治、疾病预防控制、女职工保护、学校卫生、身体检查等是基本服务领域。这类医疗服务性质是与工作有关的工作场所卫生，主要功能是确保就业者和学生身心健康，是培养高素质劳动力和身心健康合格公民的基础。总体来说，这三个层次公共卫生服务共同之处是“生理性”和“医疗技术性”服务色彩浓厚，基本等同传统的公共卫生政策体系，无法充分反映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结构功能的真正涵义。
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第四个层次是市政工程与自然环境卫生，这是近代公共卫生制度与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古希腊罗马时期，第一波公共卫生模式形成，当时最主要公共卫生设施是排泄疏通沼泽的水利工程，例如马克四姆暗沟，修建湖泊、下水道、引水水管(渠)工程，修建冷热公共浴池.宽敞平坦道路和街道、公共厕所，食品监督、城区禁止埋死人和普遍施行火葬等[18] (181)。这种“市政工程”为主的公共卫生对近代英国第三波公共卫生运动产生深远影响。19世纪中叶查德威克( Chadwick.E) 卫生改革运动重点是下水道和排水设施建设，以改善人们居住环境。例如1835年通过《自治市条例》首次明确规定地方政府的卫生责任，特别是在铺路照明、警务、沟渠和下水道、街道清洁、粪便垃圾处理等市政服务和环境卫生方面。[19] (658)。卫生改革成为全国性、大规模、有组织和全面性社会运动。其最大成果是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市政服务体系建立和环境卫生状况显著改善，确立公民身心健康是政府基本责任，环境卫生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等现代公共卫生观念。最后，公共卫生最高层次是人际关系与社会环境，实质是社会结构的质量。医学发展模式和卫生变迁规律显示：健康状况反映社会结构特征；社会结构是人们健康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公共卫生和健康是更为广泛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不平等是选择性社会流动的结果；健康中社会经济差异反映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上的差异：健康差异主要是社会阶级地位之间，而非职业之间的差异等[20] (1)。这些规律充分说明宏观制度框架与社会结构对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状况决定性影响。有独无偶，1980年代新公共卫生运动在英国诞生，拉开第五波公共卫生运动序幕，主要特征是试图整合公共卫生的医疗和社会层面，倡导人人享有健康、公众参与和发展社区卫生服务[21] (2)。简言之，现代公共卫生政策由五部分组成，反映公共卫生从家庭、环境卫生扩大到社会环境，由医疗服务扩大到非医疗服务的客观规律。
四、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本文采取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的方式，主要从社会工作专业与社会福利理论的角度，重点从生态运动的兴起与福利观念的转变，绿色主义福利关于重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简要探讨新兴的“福利与环保”议题。福利与环保关系的实质是精神福利与物质福利的关系，是现实福利与未来福利的关系，是工业文明式福利与后工业社会式福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是国家福利与全球福利的关系，是个人幸福与福利状况的大问题。从欧美国家历史发展状况看，以经济增长和人类中心主义为主的工业文明建构了物质财富为主的福利观念与福利国家典范。与此同时，工业文明又势必会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灾难，而且导致福利观念的转变与福利国家的改革。更为重要的是，生态运动的兴起与福利观念的转变，标志着人类对社会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新定位，标志着人类社会对灵性世界的超越、圆满和世俗世界的幸福、福利关系的重新建构，标志着对工业化、文明、进步、人性、社会、自然界、幸福、福利等一系列习以为常核心观念的社会认识更加深化，社会理解更加到位，标志着人类社会批判反思能力有所提高，人类社会将会更加成熟、理性。
生态运动兴起与福利观念的转变意味深长，影响深远，其主要社会后果是全球福利理念与典范的形成发展，并为设计现代公共卫生政策框架提供崭新理论视角。从世界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生态运动兴起与福利观念转变从现代性负面影响角度预示全球化时代来临，意味重新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意味着我们应放弃原本喜爱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我们应树立全新的全球福利观念，在国际范围层次上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全球福利的理念与典范绝不仅仅是理论创新的成果，而且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革命，是“福利与环保”议题为当代人类社会带来的最需要、最适当、最珍贵、最有价值和最好的礼物。具体来说，中国社会既处于结构转型时期，又在21世纪重新“发现”和回归公共卫生时代。本文从生态健康科学的角度提出新型公共卫生政策框架，分析后SARS时代健康促进国家行动议程发展战略。公共卫生风险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健康教育、公民参与、社区增权和大力发展生态健康科学既是健康促进的基本国家战略，又是改善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