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公民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视野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14)08－0035－06 15世纪以来，在资本运行逻辑的驱动下，人类社会逐渐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着人的现代化并借助人的现代化，现代性持续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教育作为促进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必须顺应社会转型和人的现代化的趋势。社会化大生产的迅猛发展使得传统的师徒制等劳动者教育形式无法满足社会化大生产对于现代化劳动力的需求，现代教育应运而生。① 现代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形式的改变，同时也是教育性质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教育的大生产性、民主性等特征使得教育民主化(包括受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自身的民主化)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较传统社会有了质的变革，受教育者以至整个人类都以公民身份参与现代社会生活，因而，现代社会全部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也必须是培养现代公民，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规则，体悟现代价值的意义，从而获得美好生活。对此，檀传宝教授于2010年在《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一文中，以现代化的视角，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详细阐述了“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公民教育并非只有工具性的一面，就目的性而言，它乃是全部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1]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人类社会经历的一次重大变革。教育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在传统与现代的不断角力下，教育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型。教育学究竟如何应对现代性问题，并令人信服地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呢？可能的路径在于，基于历史的逻辑来透视现代教育问题，关注人类如何实现了由传统社会的人到现代社会的公民的转变，从而证成以培养现代公民为目的的公民教育是社会转型后教育的应然形态。笔者尝试探讨社会转型②对教育带来的冲击及现代教育如何回应这一挑战，论证当前公民教育的历史与逻辑必然性，以期推进学界对这一重大命题的认识。 一、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产生的动力 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种划分的依据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典论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终极原因即在于资本及“资本主义精神”推动的社会化大生产。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资产者追求自由平等的“可以自由进入的市场”并要求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使劳动者成为自由人。资本为追逐剩余价值而讲求效率，因而社会分工成为必须。社会分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使人陷入技术和能力上的片面性。然而，人的需求是全面的、多样的。于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从而，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大，基于经济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文化领域，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被构建起来。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并未“通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推翻那个统治者集团，用新的二元结构(市民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对立)代替原有的二元结构，相反它把自由与平等的原则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这种贯彻不可能是彻底的，因此，资本主义运动创造了一种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资产阶级不仅创造了一个不同于封建国家的公共领域，而且创造了一套保证社会公共性资源向全社会开放的社会设置。”[3]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所指出的：“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4] 与现代社会一样，现代教育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按照成有信的分析，现代教育是和现代生产力的孕育期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期相伴随而产生的，因而，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大生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5]伴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教育得以产生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首先，现代社会是以机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所据以存在的社会，机器化大生产需要现代教育培养大量的现代化劳动力。欧美国家在其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建立公共教育体系，向社会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在促进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推进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教育民主化。现代教育在教育民主化方面取得的成绩尤为令人瞩目。教育民主化不仅“把政治民主扩展到教育领域，使受教育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即实现“教育的民主”)，而且逐步“把专制的、不民主的、不充分民主的教育改造为适合公平和民主原则的教育”(即实现“民主的教育”)。[6] 其次，现代社会的特征不仅在于由资本推动的社会化大生产，更重要的是“一套保证社会公共性资源向全社会开放的社会设置”。正如英格尔斯所言，那些先进的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到行为，都能与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英格尔斯进一步强调：“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7]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英格尔斯再三强调了教育在人的现代化中的作用，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学校在培植和加强人的现代性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面，是最强有力的方式之一。”[8] 二、社会转型给现代学校教育带来的冲击 现代教育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产生和发展，社会转型产生的需求在推动现代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现代社会所依存的资本运行逻辑及其社会设置也给现代教育带来了诸多的冲击和挑战。 (一)教育系统内在逻辑的嬗变 从古代教育转向现代教育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的组织形式以及教育方法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以教育目的为例，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和统治阶层，古代劳动者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体力劳动者；而现代教育则在培养统治人才的同时也培养现代劳动者，并着力推行义务、免费和世俗化的学校教育以满足现代化大生产对现代劳动者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教育的民主化。 然而，由于现代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由资本驱动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资本所主宰。在现代社会，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被置于更大的金融资本控制劳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在此，我们看到一个由金融资本控制的利益集团正试图改变并正在改变着我们原有的关于教育是什么和为了什么的观念。随着资本的逻辑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领域的工具理性和准市场逻辑也日益侵蚀着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几乎取代教育内在逻辑而成为整个教育系统的基本逻辑。③ 这种教育逻辑的嬗变表现在多个方面。在提升(学校、学生)竞争力的导向下，学校教育在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参与社会服务方面所发挥的功能被相对弱化和忽视；人们以就业率来衡量教育的质量而不再关注教育对于学生人格完善的作用；民主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或杜威语中的教育概念而变成了一个经济概念，在“自由”和“选择”等理念指导下的诸如“择校”等行为使得学校教育成为为那些更有资本能力的人提供的。教育内在的价值与文化逻辑日益式微，教育的公益理念开始枯萎。 (二)国家能力与教育自主性的紧张 现代社会在使人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成为平等自由的公民的同时，现代国家也在此过程中一同成长起来。在传统社会，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限于国家(财政、军事)能力而保持在相对较小的规模。随着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国家能力④急速增长，其控制现代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欲望和能力也日益膨胀。 鉴于教育在社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代教育逐渐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现代国家能力的增长促进了现代教育的大发展，伴随着近代史上的公立学校系统的产生，现代国家教育领导权得以确立。“国家教育权的产生本身反映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保证了现代国家对教育的决定性影响。”[8]现代国家通过掌握教育的领导权从而决定着教育的性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等，它要求教育工作体现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而这些均涉及学生对于择校、课程设置、教材内容等方面的自由，进一步涉及学生在教育中获取的价值取向、政治态度等。正如阿普尔批判的那样：“课程的政治并不仅仅在于知识本身，它还涉及谁来选择它，它是如何被组织起来、被传授、被评价的，以及谁才应该来提问和回答这些问题”，“无论我们的意愿如何，只要谈起课程就会谈到权力”。[10] 一种教育制度能否由民族国家实施，而教育过程的全部社会目的又不受限制、不被约束、不被腐蚀呢？[11]现代国家变得日益强大并逐渐摆脱社会的影响，教育团体在国家机器面前存在强烈的无力感。国家能力的扩张与教育自主性之间的张力时隐时现，成为困扰各国教育决策者的重大根本问题。一方面，现代教育需要为国家发展服务，从而提升国家能力，使国家有效运转；另一方面，现代教育又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以避免现代国家对教育规律造成的伤害。因此，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以及当前的教育实践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教育应该由谁承担？家庭、民间还是国家？[12]这一问题在当前教育市场化、民营化等问题上表现得较为明显。 (三)学校空间中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交错 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有着各异的社会结构，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伦理基础也不尽相同。因而，当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后，支撑传统社会运行的传统伦理(主要是家庭伦理)也需要向支撑现代社会运行的现代伦理(主要是公共伦理)转型。当然，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着私人领域、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公共生活的二元结构，差别只在人们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因而，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的转型并不是以现代伦理取代传统伦理，而是在传统伦理中生发和容纳一种依赖和根源于公共交往领域的公共伦理。 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在家族、氏族等社群内部完成，其活动领域基本上属于费孝通所言的熟人社会，因而家庭伦理在传统社会的伦理规范中处于核心地位。此外，传统社会是“人身依附关系”的不平等社会，父子、夫妻、君臣之间有着严格的尊卑等级，因而“地位的非对等性决定了伦理规则的给定方式，商谈、博弈不适合于特殊的社会关系和血缘关系。由此也就决定了伦理规则的非反思性和非批判性，规则的天然合法性毋庸置疑，而基于平等关系基础之上的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既无必要也不可能”[13]。 现代社会因资产者追求自由平等的“可以自由进入的市场”并要求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使劳动者成为自由人，进而“把自由与平等的原则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的人都被赋予公民身份，是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中平等交往的主体。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陌生人之间的公共交往中，传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特殊伦理规范日益缩小其适用范围，为逐渐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找寻普遍有效的伦理法则成为时代任务。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指出理性指导下的善良意志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法则。[14] 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转变对于学校而言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成为一个“准公共领域”[15]。一方面，学校的日常管理依赖的是制度、规范等普遍化有效的规则，如公正、平等等，这属于公共伦理的范畴；另一方面，有教育意义的学校生活建基于亲密的师生关系，如信任、关怀等，这属于私人伦理的范畴。学校公共空间的属性决定了生活于其中的师生需要同时使用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两套逻辑。然而，在当下的学校生活中，由于人们尚未认识到两种伦理基础的本质区别以及学校“准公共领域”的空间属性，在师生交往以及班级管理中往往以私人伦理代替公共伦理和规则。如，在学校调研中经常可以听到教师将学生称为“孩子”，在与学生交往甚至是处理学生事务时以私人的特殊伦理规则(如情感)行事。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学校公共生活的规则，破坏了教育公正，更为严重的是，学生在这种学校生活中无法学习到必要的公共伦理。 三、作为教育转型应然形态的公民教育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异质性及其运行逻辑确实给现代教育带来了诸多冲击。在教育史上，不同教育家以不同方式尝试回应这一系列问题。⑤笔者认为，作为全部教育转型的公民教育通过培养理性公民，推进教育民主化，确立公民伦理，从而平衡资本对教育系统内在逻辑的冲击，建立教育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并明晰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的边界。因而，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必然也必须是培养现代公民。 (一)培养理性公民，平衡教育目标取向 现代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源自资本驱动下的社会化大生产。与此同时，现代国家要想增强其在国内尤其是国际的影响力就必须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尤其是经济能力。来自教育内部和教育外部的需求使得教育有其工具性的一面，即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发展。然而，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我国教育的终极目标。教育目的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张力在教育思想史上争论不休，尤其使实际教育工作者陷入实践的困境。教育的国家(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均陷入了误区，我们应该找寻能将国家(社会)与个体有机联系的中介桥梁。公民作为联结个体与共同体的纽带，不仅可以引领我们跳出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对立，而且理性的现代公民的培养为我们寻求二者的平衡提供了可能路径。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承认个体价值的多样性，多元化的价值选择赋予社会以活力。公民教育对于独立人格、个体自我选择能力、批判反思能力的重视和培养，使得公民可以认识到资本逻辑之外的其他多样可能，并有能力去追求认定的价值与美好生活。只有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理性判断能力的公民才能平衡教育目标取向，尤其是抵御当前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化对教育的冲击。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以“竞争”“自由”为口号的“择校”，事实上就是“不公平”的另一种表达，而这些政策与民主、公平等公民价值相背离，公民在理性的质疑、批判、对话、协商中揭示资本逻辑等有悖于教育逻辑的问题，唤起人们对教育价值与意义的真切理解，从而使教育回归其自身的逻辑。 (二)推进教育民主化，维护教育自主性 现代教育本质上是国家的公共教育，现代国家掌握着教育的领导权。只要民族国家依然存在，这种为扩展和保持国家能力而产生的对于教育的掌控就不可能被放弃。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也表明，国家是公共教育系统建立、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没有强有力的国家能力作为保障，我们就会面临“教育失败”的危险。⑥因而，我们不能只看到国家能力扩展对于教育的消极影响，尤其是不能受当前新自由主义“去国家化”“分权”等思潮的影响，而是要认识到“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双向和相互的。这就需要重构传统上的静态分析国家作用的模式，走向动态的过程分析”[16]。 教育的自主性是指教育活动中所追求的教育自身的逻辑和规律。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是教育自主性的内在依据。自主性不是任意教育体系中的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构性特征，它可以获得也可能会丧失。因而，必须通过推进教育的民主化，从而保障教育的自主性。唯此，才能实现教育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均衡。一方面，通过教育“为国家提供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工程师和军人，推广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灌输普遍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铸造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统一体，巩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霸主地位”[17]；另一方面，从国家政治和政策的层面推进教育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遵循教育的自主性，改革现有教育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培育公民伦理，明晰公私边界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得人们同时需要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两种伦理规范。一方面，人们需要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的支持；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转型使得公共伦理成为必须。⑦然而，由于缺乏对学校空间范围内私人交往和公共交往领域的适度界分，在反复的交往和生活中，师生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两类范畴的伦理规则相互迁移，无意识地或以正义原则处理私人生活，或以情感原则处理公共生活，于是就产生学校空间中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错置问题，使得人们无所适从。 当前，我国社会仍处于传统的私人伦理转型，而新的公共伦理尚未确立的时期。尽管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的交错使人们的生活陷入了一定的困境，但由于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反思和系统教育，因而，人们在学校的日常交往中反复穿梭于私人领域、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公共生活之间却无法明晰所处情境适用的伦理规范。正如陶行知所指出的，“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学校空间的“准公共领域”属性要求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必须同时教授学生两种伦理规范，并明晰二者的相对边界。对于当前学校而言，尤其需要培养学生对公共领域中的公民伦理的掌握和践行。学校“准公共领域”是培育学生公民德性，形成学生公民伦理的重要平台，而公民伦理对于公民理性的强调、公共生活的参与等对于区分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具有独特的价值。 综上所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给现代教育带来了诸多冲击，面对教育系统内在逻辑的嬗变、国家能力与教育自主性的紧张以及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交错等问题，现代教育应该也必然走向公民教育。唯有确立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的目标，才能平衡资本对教育系统内在逻辑的冲击，形成教育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均衡，并明晰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边界，最终回应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异质性及其运行逻辑给现代教育带来的冲击。最后，我们再次申明：“公民教育概念的确立，其实质追求乃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与教育价值的确认、一种社会整体和核心现代化的追寻。公民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公民教育还意味着教育与社会的全部转型！”[18] 注释： ①学术界对现代教育的概念有多种理解，参见：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59－161.在本文中，笔者同意成有信的观点，他认为：“现代教育是一个教育学的科学概念。它不是教育史的概念。现代教育概括了教育史中的近代教育、现代教育和当代教育三个时期的教育。不能把它和教育史中的现代教育混淆。”参见：成有信．现代教育论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337.此外，关于现代教育产生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其原因是宗教、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传播等，参见：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M].王春华，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5－86.笔者赞同成有信的分析。 ②本文中的社会转型并非当前中国社会学领域所言的“体制转型”等，而是指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 ③郑新蓉分析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发展中心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培养目标经历了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培养适应全球化市场经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变迁”。参见：郑新蓉．变迁中的培养目标与教育质量[J].中国教师，2011,(11下)．然而，笔者认为，自现代教育产生以来，这种教育系统内在逻辑的嬗变就悄然发生，只是随着资本日益扩展带来经济全球化，在金融资本控制劳动的全球化进程中，这一特征日益显著且其对教育内在价值的倾轧也日益严重。 ④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国家能力即“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 ⑤在现代教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社会转型给教育带来的冲击，出现了反思和抵制现代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典型代表是卢梭在《爱弥儿》中表达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然而，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固然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但他“回归自然”的教育理想只能是一种值得欣赏的乌托邦，在现代教育中是无法现实化和普遍化的。 ⑥马金森检讨了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冲击下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他指出，正确的措施不是放弃国家对大学的支持，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再造和加强这一计划。通过政府和大学的协同，使大学成为澳大利亚的特色，进而成为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参见：Marginson,S.Nation-building Universities in a Global Environment:The Case of Australia[J].Higher Education,2002,(3)。 ⑦汉娜·阿伦特指出：“一个人如果仅仅过着个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让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那样不愿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9。标签：教育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公民教育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政治论文; 逻辑能力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论文; 现代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