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氏杜诗笔记的渊源--从编辑角度看钱的杜诗笔记与吴若朋的关系_钱谦益论文

《钱注杜诗》成书渊源考——从编次角度论《钱注杜诗》与吴若本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书论文,渊源论文,角度论文,关系论文,编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吴若本与《钱注杜诗》在杜集谱系中的地位与相关质疑

      杜集的公认祖本为王洙本(宝元二年，1039)，今存王洙本经过王琪(嘉祐四年，1059)、裴煜(治平年间，1064-1067)等人的重新修订、增补、刊行，实应称“治平间裴煜补遗嘉祐四年王琪刊定宝元二年王洙编订本”①。我们今天通过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毛氏汲古阁所藏《宋本杜工部集》，可以较为方便地看到王洙本。然而由于王洙本在清初流传未广，所以真正成为清代杜集重要源头的是所谓南宋初年杜集刻本“吴若本”。吴若本之引起注意及成为清代杜集重要源头，是从钱谦益以其为底本撰写《钱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集》开始的②。《钱注杜诗》作为最早的清代杜集之一，一方面其注释在杜诗学中的地位高、影响大；另一方面，在当时王洙本难觅踪迹的情况下，此书号称采用最早南宋杜集刻本“吴若本”，一向被认为版本价值很高，影响亦极大③。

      然而，与王洙本的流传有序不同，吴若本流传无迹绪可考，而现世与失踪又皆颇为突兀(除钱谦益撰《钱注杜诗》之外，无人得见吴若本真相，此后又称焚于绛云楼一炬，不再存世)，这就使得史学家、杜诗研究大家洪业疑其为钱谦益伪托之赝本。洪业编纂《杜诗引得》弃《钱注杜诗》不用，而选择郭知达集注《九家注杜诗》三十六卷本为底本④，并在《杜诗引得序》一文中提出十条质疑。直至195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张元济作跋考其书为王洙本十五卷与吴若本五卷之衲配本。张元济认为《宋本杜工部集》衲配本中的“五卷”即为吴若本遗存于世者，他说明此一判断的原因是：“复考配本(第二本)，间有‘樊作某’、‘晋作某’、‘荆作某’、‘宋景文作某’、‘陈作某’、‘刊作某’、‘一作某’等，与钱牧斋谦益《笺注》所载吴若《后记》云‘凡称樊者，樊晃小集也。称晋者，开运二年官书也。称荆者，王介甫《四选》也。称宋者，宋景文也。称陈者，称刊及一作者，黄鲁直、晁以道诸本也’，若合符节，是必吴若刊本可无疑义。”换言之，吴若本即今《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卷10、11、12(刻本)与卷13、14(抄本)部分。洪业读到张元济跋文后，遂于1962年作《我怎样写杜甫》一文大体承认吴若本的存在⑤。然而近来又有不少学者对于张元济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卷10至卷14部分并非吴若本。孙微、王新芳《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对各家说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总结，并从校勘文字、刻工等因素出发，认为这五卷是一种“和吴若本版本渊源较近的翻刻本”⑥。总的来说，对此问题目前尚无新的证据可说明任何一家观点为完全正确。关于所谓“吴若本”以及《钱注杜诗》与此本之关系的讨论似乎已经陷入僵局。

      二、探讨《钱注杜诗》与吴若本关系的新思路

      本文以为，诸家讨论所谓《宋本杜工部集》“吴若本”五卷是否“吴若本”原本、以及《钱注杜诗》是否代表了“吴若本”原貌等问题，皆着眼于诗篇异文校勘与所谓“杜甫自注”两方面。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对其研究基础的“釜底抽薪”式的疑问：《宋本杜工部集》衲配本“五卷”是今存惟一孤本，它究竟是“吴若本”，还是“与吴若本版本渊源较近的翻刻本”，这一争论尚无结论，已经使得从文字校勘上讨论《钱注杜诗》与“吴若本”关系失去了可能性。如果不能确定一个可信的吴若本“底本”，谈何对勘比较？

      然而换个角度，“吴若本”的诗篇编次问题(换言之，即诗篇系年问题)却是一个在杜诗研究中相当重要⑦、而极少在“《钱注杜诗》与吴若本关系”的研究中被纳入的视角⑧，值得引起重视。对这一编次问题的讨论，可以抛开争论不休而又难以解决的文字校勘层面，使得对吴若本的讨论有新的切入途径与发展可能。具体来说，如果仅就异文校勘来说，要考察吴若本之独特性，当然只能就《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吴若本(系统？)”五卷(卷10—卷14)来加以比较。但如欲探讨诗篇编次问题，吴若本之编次应与王洙本一致，《宋本杜工部集》可以代表吴若本的全部编次。原因在于，《宋本杜工部集》既然能用以卷帙为单位的王洙本与吴若本随机纳配，这一事实正说明两者篇目编次应一致，否则必将出现数量较大的诗篇重出或阙失之情况。而我们核查《宋本杜工部集》，纳配后严丝合缝，完全没有重出或阙失的情况。这恰好说明王洙本与吴若本之别仅在于异文校勘，而非篇目编次。另外，我们还可以以宋注杜集的其他分体本如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来看，其编次与今衲配本《宋本杜工部集》全同。可以想见，郭、黄二书要么全用王洙本，要么全用吴若本，郭书与黄书不可能亦以卷10、11、12、13、14为吴若本、其他卷次为王洙本的方式拼合而成。《宋本杜工部集》的这一衲配方式乃是后世就当时所存留的版本现状、随机搭配而形成的。因此，无论二书用王洙本还是吴若本为底本，这种编次上的一致性正好说明王洙本与吴若本之编次并无不同。其实，前人论及王洙本与吴若本之差异，皆限于讨论校勘异文的范围，亦未提及编次差异，已经透露出这一消息。

      第一个注意到钱谦益对吴若本诗篇编次有所调整的现代学者是洪业。他在《杜诗引得序》中提出对《钱注杜诗》的十条质疑，其第四条专论及此事：“《小笺》上、中、下三卷，除最末一首外，完全从鲁訔所编定之次序，即伪王状元本、《草堂诗笺》本所大略同用者也。《二笺》下卷，除首末二题外，似亦从此次序，而两番倒用之，殆两次倒检原书，以采录笺文也。《二笺》上卷中之诗篇次序，最为复杂，细审之，似亦鲁訔之次第，惟当分为段落者数，殆因数次检录笺文耳。夫吴若之本成于绍兴癸丑(1133)，鲁訔编次《杜诗》，序于绍兴癸酉(1153)，在其后二十年；吴本何能从鲁本之次序乎？且何其与钱氏笺注之吴本，次序如是其不同乎？此业不能无疑于吴本内容之次序者，四也。”⑨洪业怀疑的依据在于，号称出自吴若本的钱谦益《杜诗小笺》、《二笺》的篇目编次与鲁訔编次相同，而鲁訔编次远在吴若本问世之后，故洪业认为这是钱氏以鲁訔编次为材料伪造吴若本所漏出之破绽。由于《宋本杜工部集》的出版，证明吴若本确实存在，所以研究者对洪业质疑的回应是，这只不过说明了鲁訔编次沿袭了吴若本编次：“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的编次，从鲁訔之编次，蔡梦弼、鲁訔二人均晚于吴若，其当然有参校吴若本之可能。既然吴若本不能从鲁訔之编次，那么后人鲁訔很可能是从了吴若本之编次。……因此洪业这条怀疑，存在时间逻辑上的倒置。既然蔡梦弼本晚于吴若本，本应怀疑后出的蔡本抄袭吴本，起码二者均存疑问。然洪氏因心存成见，偏执地怀疑吴若本抄袭蔡本，因而得出吴若本乃后人据蔡梦弼本伪造的结论。因此这一质疑，实难成立。”⑩由于吴若本之编次应该与王洙本一致，吴若本并无一种独特的诗篇编次，所谓“鲁訔、蔡梦弼之编次乃参照吴若本之编次而成”的观点就不成立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钱谦益对吴若本编次的改动，乃参照了后出的鲁訔(蔡梦弼《草堂诗笺》本)编次而成。也就是说，洪业对钱谦益的怀疑是成立的。但他的怀疑，不应该是吴若本之伪，而应指向钱谦益对吴若本有妄加改动之迹。所以洪业在1959年读到1957年出版之《宋本杜工部集》后，虽承认吴若本确实存在，但也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指出：“昔所疑，而今竟得证实者，也有。因影印本中实无这些，可见其实为钱氏所妄加、妄改。……总之昔年疑此老不老实，今知其真不老实。”(11)实为平情之论。但此时离洪业撰成《杜甫》一书已逾七载，其学术兴趣已经从杜甫转向刘知几《史通》，故而洪业的怀疑仅仅点到为止，并未明确转向“钱谦益对吴若本编次有妄加改动之迹”这一思路，没能在这一思路下继续加以详考，殊为可惜！

      另一位明确指出钱谦益改动吴若本编次的是日本学者长谷部刚，他指出：“杜诗的排列问题，钱谦益认为：‘今据吴若本，识其大略，某卷为天宝未乱作，某卷为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乱失次者，略为诠订。’如前所述，吴若本和王洙、王淇本有相同之处，杜诗古体、近体分类以及按年代排列的体裁正是被《钱注杜诗》所沿袭了的，特别是《钱注杜诗》和作为范本的吴若本极为相近，在《宋本杜工部集》第二本中，所收录的杜诗，其创作时间在卷头都已标明，它是和前面钱谦益所说的内容一致。由此可以看到，钱谦益基本忠实地沿袭了吴若本的杜诗排列和编年，如按‘其紊乱失次者，略为诠订’所说，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加了一些订正而已。现再举杜甫的《次行昭陵》为例，钱谦益并没有把此诗看做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在了《钱注杜诗》卷十中，但在《宋本杜工部集》卷十(相当于第二本)中，却又找不到此诗，也就是说钱谦益在给杜诗进行排列、编年时，并没有完全依照吴若本。”(12)尽管长谷部刚发现钱谦益《钱注杜诗》的编次“并没有完全依照吴若本”。但他又补充说“钱谦益基本忠实地沿袭了吴若本的杜诗排列和编年……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加了一些订正而已”，这一观点，当然是来自他仅仅将《钱注杜诗》与《宋本杜工部集》中被认为属于“吴若本系统”的五卷(卷10—卷14)加以对比所致，这当然是不全面的。

      其实《钱注杜诗·注杜诗略例》已经自我说明其对吴若本编次有所调整改动：“今据吴若本，识其大略，某卷为天宝未乱作，某卷为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乱失次者，略为诠订。”(13)季振宜《钱注杜诗序》所谓“予读其书，部居州次，都非人间所读本”(14)，皆透露出这一消息。然二语皆未引起相应的重视，洪业在论及《钱注杜诗》编次时，就不曾提及钱谦益的自我说明；而长谷部刚则未曾注意到季振宜的阅读体会。总之，因为确定了所谓“吴若本”与王洙本编次一致，那么如欲讨论《钱注杜诗》对吴若本编次的改动，就完全可以不限于《宋本杜工部集》“吴若本系统”五卷(卷10—卷14)的范围，而可以将《宋本杜工部集》全部编次与《钱注杜诗》加以比对。笔者将《钱注杜诗》与吴若本编次(即《宋本杜工部集》编次)全部比对一过，发现二书在诗篇编次上差异极大。就全部一千四百余首杜诗的数量来看，《钱注杜诗》与吴若本编次不同的诗篇有四百余首，占全部诗篇的四分之一有余(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读者将《宋本杜工部集》与《钱注杜诗》一对即知)。当然也要指出，一首诗编次的变动，还会引起相邻诗篇的相互编次关系的改变，所以数据层面上“四百余首”、“四分之一”的不同，宜缩小视之，不必过于僵化地理解，换言之，要将重点放在“主动”挪移的诗篇上，而不是那些因换了“近邻”后编次“被动”发生变化的诗篇。这样，对吴若本与《钱注杜诗》关系的讨论就出现了新的局面。

      三、《钱注杜诗》编次与宋人鲁訔编次

      《钱注杜诗》对吴若本编次的大规模调整，是出于钱谦益一空依傍还是有所参考呢？按照前人某些说法透露出来的消息，《钱注杜诗》对吴若本编次之调整有可能是遵从《草堂诗笺》之鲁訔编次系统而来。例如洪业已经指出钱谦益《钱注杜诗》之前的《杜诗小笺》、《二笺》编次出于鲁訔编次系统(见上文)。

      据笔者对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所选300余首杜诗加以笺注整理的结果(需要特别说明，本文据以考察的洪业《杜甫》所选全部300余首杜诗，其篇目涵盖杜甫一生，且所选多从史学角度、特别注重与杜甫出处行实相关之篇章，不但恰与本文注重编次系年的拣选思路相契合，而且属于散点覆盖式的采样，可视为全部杜诗的一个缩影)，发现在这300余首杜诗中，如果吴若本编次与《钱注杜诗》编次不同者，清人的重要注本如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尤其是朱鹤龄本，往往从《钱注杜诗》编次，倾向性极为明显，如《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彭衙行》、《收京》、《湖城东遇孟云卿》、《得舍弟消息》、《春夜喜雨》、《壮游》、《巴山》、《伤春》、《登楼》、《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丹青引》、《莫相疑行》、《花鸭》、《引水》、《八阵图》、《咏怀古迹五首》、《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等等(具体例证，下文多有涉及，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举例说明(15))。尤其是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其书公认以鲁訔编次为本(其序明言编次从《草堂诗笺》，即鲁訔编次(16))，换言之，朱鹤龄本明言遵从《草堂诗笺》编次，而暗地里符合《钱注杜诗》编次，岂不恰好说明了《钱注杜诗》之编次正是承袭了《草堂诗笺》之鲁訔编次，而并非吴若本原编次？

      另外，还可以从钱谦益时代可能见到的杜集编次来推断，明清之际流行的杜集编次不外以蔡梦弼《草堂诗笺》为载体的鲁訔编次(鲁訔编次的另一载体、伪托王十朋《杜陵诗史》流传不广)，虽为分体本编次形式但有系年之实的黄希、黄鹤《补注杜诗》，以及融合了鲁訔编次与黄鹤系年的高崇兰编次所谓“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17)，这三种是钱谦益及与他同时的朱鹤龄都看到并在相关文字中提到过的。此外，承载蔡兴宗编次的赵次公《杜诗先后解》，钱谦益、朱鹤龄可能没有看到，但这不影响我们的统计，因为虽然传统上认为杜诗宋人编次流传下来的有两种系年编次系统：一为蔡兴宗编次，一为鲁訔编次。但林继中先生已经考证，赵彦材《杜诗赵次公先后解》所用的蔡兴宗编次，实际上即为鲁訔编次之前身，且鲁訔编次对蔡兴宗编次基本无大改动(18)。故所谓蔡兴宗、鲁訔两家编次，在实际上可视为“蔡兴宗—鲁訔编次”一种。在上述情况之外，我们基本可以说，根据杜诗文献学的传统目录记载，加上今天所知的实际存佚情况，明清之际基本上应该不会存在着其他“全新”的杜集编次本；另外也可以说，根据钱谦益自己的相关记载，他也没有看到超过上述诸本的其他杜集编次本(19)。

      以上是从全书散点抽取具有系年代表性的300余首诗篇进行的全局性覆核，我们发现《钱注杜诗》对吴若本的编次调整往往与鲁訔编次一致。另外，我们还可以“随机”截取一段完整的、连续性的诗篇编次来进行覆核，这一方法能具体而微地“再现”《钱注杜诗》对吴若本的编次调整是如何着手实施的。由于现今最为流行的黎庶昌“古逸丛书”本《草堂诗笺》目次有残阙凌乱之遗憾，本文以与《草堂诗笺》同用鲁訔编次、而篇目更为整备的《杜陵诗史》来检核《钱注杜诗》编次(20)。由于《钱注杜诗》是分体编年本，而《杜陵诗史》是编年本，这里就存在一个古体、近体的不同编年系统。试想，钱谦益如果以鲁訔编次来调整吴若本编次，逻辑上最方便的做法是，以鲁訔编次为基础，按照顺序将鲁訔编次的古体、近体一一检出分别排列，最后将得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古体编年，一部分是近体编年，将古体编年与近体编年按前后两大部分合并为一书，然后将这一编次与吴若本编次比对，将他所认为需修订的地方加以变更，而具体文字及校勘内容仍从吴若本原貌不变，这样一来就得到了经过调整后的今存《钱注杜诗》的编次及文本内容。按照这一假设，笔者对《杜陵诗史》鲁訔编次加以同样处理，来比对《钱注杜诗》当中与吴若本编次差异较大的部分。以下截取《钱注杜诗》古体、近体最早分别出现与吴若本编次有较大不同的卷二与卷九、十中的一段为例(21)。

      我们先看吴若本原编次，列表如下(数字为书中编次序号)：

      

      我们再来看《钱注杜诗》的编次，列表如下(数字为书中编次序号)：

      

      《钱注杜诗》的明显调整是(用粗斜体字标出)：(1)古体部分，《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晦日寻崔戢李封》、《雨过苏端》、《喜晴》、《送率府程录事还乡》被系于至德二载所作(除编次外，还可参见《钱注杜诗》附录之“年谱”部分)。而吴若本原编次将这些诗置于《哀江头》前，即视为杜甫陷贼长安时期所作。(2)近体部分，吴若本原编次将《喜闻官军已临贼寇》置于长安困贼时期，《钱注杜诗》将其挪走，置于卷十《重经昭陵》与《收京三首》之间，也就是肃宗恢复长安前夕。(3)近体部分，吴若本原编次将《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送杨六判官使西蕃》置于《收京》之后，也就是肃宗恢复长安之后时期，而钱注杜诗》将其置于《收京》之前，也就是肃宗驻跸灵武时期。应该说，这些调整都是合理的(22)。那么，这些调整是否来自鲁訔编次的启发呢？

      我们将《杜陵诗史》该部分诗篇(卷五、卷六)的鲁訔编次按古体、近体分列如下(数字序号为鲁訔原编次序号)：

      

      对照列表可知，《钱注杜诗》的调整(1)与鲁訔编次无关(鲁訔仍延续吴若本原编次，将这批诗系于卷五“至德二载丁酉在贼中所作”，即安史之乱爆发后所作)；调整(2)，《喜闻官军已临贼寇》在鲁訔编次中被系于“至德二载八月还鄜州及扈从还京所作”，置于《羌村三首》与《收京四首》之间，《钱注杜诗》的调整与之相合；调整(3)，鲁訔编次亦将《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送杨六判官使西蕃》置于《收京四首》之前，系于“至德二载自贼中达行在所授拾遗以后所作”，《钱注杜诗》与之相合。结合上文对《钱注杜诗》与鲁訔编次的关系讨论可知，《钱注杜诗》此处的三项调整，有两项(2、3)应是受到鲁訔编次的启发，但尚有一项(1)并非出自鲁訔编次。

      四、《钱注杜诗》与其他宋人杜诗编次系统之关系：黄鹤系年

      上面已经指出，鲁訔编次之外，宋人杜诗系年还有重要一家，即黄希、黄鹤《补注杜诗》。此书的系年特点是极为详备，将每一首杜诗都作了系年并详细说明理由，这一特点是为其他宋人杜诗系年所不及者。故而其书虽为分体本(23)，但实际上有编年本之功用。在黄氏《补注杜诗》中，《雨过苏端》、《喜晴》被系于至德二载，《晦日寻崔戢李封》被系于乾元元年，这与《钱注杜诗》将三诗系于至德二载就基本一致了。按，至德二载之后即乾元元年，《晦日寻崔戢李封》一诗被黄鹤特别系于乾元元年的原因在于，晦日为每月最末一日，而古人特重初晦，即正月晦日，《晦日寻崔戢李封》既为正月，则自然应在至德二载的次年(乾元元年)正月。黄鹤补注曰：“晦日谓正月晦日，当是乾元元年归京师时作。”这一点颇能见出《补注杜诗》系年的精细与独到性(24)。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钱注杜诗》其他卷次中吸收黄氏《补注杜诗》系年成果的例子，以杜诗的若干代表名篇为例：

      困守长安时期，如《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吴若本编次在《官定后戏赠》、《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与《故武卫将军挽歌》之间。《钱注杜诗》在《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与《故武卫将军挽歌》、《官定后戏赠》之间。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天宝十一载(752)作”，黄鹤补注曰：“公以天宝九载(750)献赋……此诗当献赋后待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授官时作，崔、于乃是时考文者也。”此诗系年证据甚明，黄鹤说得之。《钱注杜诗》在《官定后戏赠》前，最为直截了当。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皆从其说。吴若本编次系年微误。《杜陵诗史》、《草堂诗笺》置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后，或因两诗皆有“去秦”、“还乡”之意，更是皮相之见。

      蜀中时期，如《忆昔》二首“忆昔先皇巡朔方”、“忆昔开元全盛日”，《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旧本失次于成都诗中。今第二篇末句云‘洒血江汉身衰疾’，则夔州诗也。与《枯棕诗》‘嗟尔江汉人’同。”《杜陵诗史》系于“大历二年丙午在夔州西阁”，置于《枯柟》与《昼梦》之间。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广德二年作”，黄鹤补注曰：“诗云‘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谓广德二年吐蕃陷京师、代宗幸陕，当是作于广德二年，故有‘愿见北地傅介子’之句。而梁权道编在宝应元年梓州作，恐非。”按，此诗宋人系年有二说：一说大历二年在夔州作(蔡兴宗—鲁訔编次)，以“江汉”为据。一说广德二年作(黄鹤系年)。《钱注杜诗》置此诗于《寄韩谏议》与《冬狩行》之间，是从黄鹤广德二年说。钱谦益论此诗主旨曰：“《忆昔》之首章，刺代宗也。肃宗朝之祸乱，成于张后、辅国。代宗在东朝，已身履其难。少属乱离，长于军旅，即位以来，劳心焦思，祸犹未艾，亦可以少悟矣。乃复信任程元振，解郭子仪兵柄，以召匈奴之祸，此不亦童昏之尤乎。公不敢斥言，而以‘忆昔’为词，其意婉而切矣。”正用黄鹤笺释。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吴若本编次在《拨闷》与《九日》“去年登高郪县北”之间。《钱注杜诗》在《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与《九日》“去年登高郪县北”之间。《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以为：“旧本题名《登高》，在成都《哭严仆射归榇》相近，合迁入于此，补所谓阙一首者。”(25)系于“大历元年秋八月、九月在夔州西阁所存之诗”。《草堂诗笺》系于“大历元年在夔州所作”，编次同。《杜陵诗史》在卷三十二之“拾遗”内，题下注“新添”。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广德元年作”，黄鹤补注曰：“宝应元年、广德元年九月，公皆在梓州，以后篇(按，谓《九日》‘去年登高郪县北’)论之，此诗当是广德元年作。”按，此诗宋人系年有大历元年(蔡兴宗—鲁訔编次)与广德元年(黄鹤系年)两说。《钱注杜诗》编次将其置于“梓州幕府”之后，正用黄鹤说。

      夔州时期，如被王嗣奭《杜臆》称为“乃一部杜诗总序”的《偶题》，吴若本编次在《寒雨朝行视园树》与《雨晴》之间。《钱注杜诗》在《上卿翁请修武侯庙》与《秋兴八首》之间。《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系于“大历二年秋九月在夔州瀼西、东屯往来所存之诗”，置于《寒雨朝行视园树》与雨晴》之间。《草堂诗笺》、《杜陵诗史》用鲁訔编年亦同此。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大历元年作”，黄鹤补注曰：“诗云‘江峡绕蛟螭’，当是大历元年在夔州时作；故又曰‘圣朝兼盗贼’，时吐蕃之乱未息也。”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认同黄鹤说，置于《提封》与《吾宗》之间。按，此诗系年有大历元年(黄鹤)与大历二年(吴若本编次、蔡兴宗—鲁訔编次)两说。《钱注杜诗》编次用黄鹤说系于大历元年。

      又如《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吴若本编次在《喜观即到伤题短篇》与《即事》“暮春三月巫峡长”之间。《钱注杜诗》在《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十二首》与《洞房》之间。《杜陵诗史》系于“大历二年三月自赤甲迁瀼西所作”。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大历三年作”，黄鹤补注曰：“诗云‘大历三年调玉烛’，当是其年作。案《旧史》：‘二年，吐蕃九月寇灵州，进寇邠州。十月，灵州奏破吐蕃二万，京师解严。’《通鉴》云：‘十月，路嗣恭破吐蕃于灵州城下，斩首二千余级，吐蕃引去。’今诗云‘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当是蕃寇二年退，而诗作于明年之春，故云‘三年’。一本作‘二年’，而梁权道从而编诗于二年。然元年无吐蕃之乱，虽《新史》云‘九月吐蕃陷原州’，而《旧史》、《通鉴》具不言。案《志》，原州广德元年已陷吐蕃。诗又云‘萧关陇水入官军’，《唐志》：萧关县在武州。《九域志》：陇水县在陇州。而《唐志》陇州无此县。萧关与灵州相近，正是指吐蕃寇灵州而路嗣恭破之也。”在大历二年(吴若本编次、鲁訔)与大历三年(黄鹤)两说之间，《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皆引黄鹤说而用之。

      另外，对诗篇的成序列、有系统的编次，钱谦益的考虑恐怕也受到过黄鹤系年的启发。如杜甫初到夔州的大历元年所作《咏怀古迹五首》，吴若本编次在《秋野》与《送田四弟将军》之间，而《钱注杜诗》将其置于《秋兴八首》与《诸将五首》之间，也就是说，特意将这三组七律组诗名篇放在一起。按，《咏怀古迹五首》一诗系年有大历元年(黄鹤)与大历二年(鲁訔)两说：《草堂诗笺》、《杜陵诗史》系于“大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置于《驱竖子摘苍耳》与《九月一日过孟十二仓曹兄弟》之间。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大历元年作”，黄鹤补注曰：“诗咏‘三峡’、‘五溪’与宋玉之宅、昭君之墓、先主、孔明之庙，而怀其人，当是大历元年至夔州后作。”值得注意的是，《钱注杜诗》卷十四在杜甫刚到夔州的时期连续成序列、有系统地收录了《宿江边阁》、《夜宿西阁》、《西阁口号》、《西阁雨望》、《不离西阁二首》、《西阁三度期大昌严明府同宿不到》、《西阁二首》、《阁夜》、《西阁夜》一批“西阁”系列诗篇，而这批诗篇在吴若本原编次中被置于卷十六瀼西时期，且为零散分布。而按洪业考证，西阁是夔州官方招待客人的住所，杜甫于大历元年在此居停了较长时间，对他夔州时期的创作有特别意义，一些重要的组诗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即作于西阁(26)。《钱注杜诗》将“西阁”系列、“咏史、叹时、感怀”系列(《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皆置于初到夔州的大历元年。——按，《秋兴八首》组诗，《草堂诗笺》、《杜陵诗史》系于“大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置于《秋峡》与《远游》之间。黄氏《补注杜诗》黄鹤补注曰：“诗云‘巫山巫峡气萧森’，又云‘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时舣舟以俟出峡，自永泰元年至云安及今，为菊两开也。”换言之，鲁訔编次系于大历二年，黄鹤系年系于大历元年。《钱注杜诗》亦从黄鹤的大历元年说。——总之，这种全局性的系年编次考虑从多角度、多篇目呼应了黄鹤的系年理由。

      五、出于《钱注杜诗》“原创”的编次调整

      也有极少数钱谦益编次系年具有独创性的个例，代表性的如《归雁》一诗，吴若本编次在《登白马潭》与《野望》之间。《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系于“大历四年春离岳州至潭州所作”，编次同吴若本。《草堂诗笺》同此。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从之。《杜陵诗史》系于“广德元年癸卯春在梓之绵之阆复归梓所作”，置于《江亭送眉州辛别驾升之》与《短歌行》之间。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大历四年作”，黄鹤补注曰：“诗云‘是物关兵气，何时免客愁’，当是大历四年春赴湖南时作，时吐蕃未宁。”也就是说，此诗在《钱注杜诗》之前有广德元年作(《杜陵诗史》)与大历四年作(吴若本编次、蔡兴宗、鲁訔、黄鹤)二说。按，《钱注杜诗》笺云：“《唐会要》：‘大历二年，岭南节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当管怀集县阳雁来，乞编入史。从之。’先是，五岭之外，翔雁不到。浩以为阳为君德，雁随阳者，臣归君之象也。史称浩贪而妄，公诗盖深讥之。”以为大历三年所作。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从其说，系于“大历三年作”，置于《宇文晁崔彧重泛郑监前湖》与《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之间，云：“此诗云‘闻道今春雁，南归自广州’，正是三年春所作。又云‘是物关兵气，何时免客愁’，盖浩以为祥，公以为异耳。”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皆从之。洪业《杜甫》第十二章《孤舟增郁郁》亦采此说：“说到《归雁》，一些注家认为杜甫在诗中预言了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国文人的传统思想总是认为自然界的不寻常现象是人类社会吉凶的预兆。杜甫也不例外。767年12月20日，驻节广州的节度使上表奏说岭南地区出现了大雁，这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唐帝国的普遍和平。现在我们的诗人听说768年春天这些大雁离开了广州，他自然会借这个机会说，这是个不祥之兆，预示着战争。”此诗系于大历三年春，《钱注杜诗》首倡其端，而为今人所信从。当然，这类具有原创性、并得到后世注家认可的编次系年在《钱注杜诗》中并不多见。

      六、《钱注杜诗》编次异常之缘由

      另外还要特别指出，《钱注杜诗》书后附有“杜甫年谱”，其中选择若干杜诗系于各年之下。这些钱谦益作了确凿系年的杜诗，自然就不需要用考察其编次的方式去了解系年了。然而笔者将这些杜诗的确凿系年一一标注到《钱注杜诗》的目录之下，却发现尽管绝大多数诗篇的编次顺序与“年谱”系年一致，但古体部分的开篇“卷之一”与近体部分的开篇“卷之九”的编次竟有明显与“年谱”系年相龃龉者，列之如下：

      古体“卷之一”(诗篇前数字为编次序号)：

      

      近体“卷之九”(诗篇前数字为编次序号)：

      

      这两卷中系年与编次的不一致显而易见，而这种不一致是全书其他部分所没有的。如果《钱注杜诗》是由钱谦益本人最终完成的话，很难想象他在按照鲁訔编次及黄鹤系年大幅度改动了吴若本原编次的情形下，反而对自己在书后年谱中作了确凿系年的诗篇(系年与吴若本原编次不同)不予调整。所以，笔者以为这说明了现存《钱注杜诗》并非最终完成、臻于完善的定稿成书。

      据季振宜《钱注杜诗序》所说钱遵王(曾)向他描述的此书情况：“家族子孙，虽冠带得得，其与之共读书者，则惟遵王一人。以是牧斋先生所读书，遵王实能读之。凡笺注中未及记录，特标之曰：具出某书某书。往往非人间所有，又独遵王有之。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装合辐辏，眉目井然，譬彼船钉秤星，移换不得。而后牧斋先生之书成，而后杜诗之精神愈出。”(27)可见《钱注杜诗》在钱谦益去世时尚未成为定稿，后来又经过钱曾的修补。而分别作为古体、近体部分开篇的卷一、卷九的编次，应该是钱谦益遗留下来的未完成部分。

      那么为什么这一编次异常可以排除钱曾的改动嫌疑呢？原因在于，卷一、卷九这两处书后《年谱》系年与书中编次龃龉不合的部分，正是《钱注杜诗》中极少数完全依照吴若本原编次不变的部分。假如我们认定这里的编次异常乃钱曾所为，也就是说，在钱曾改动之前，钱谦益已经按照自定的书后《年谱》系年，将吴若本编次进行调整，形成了钱氏本的完整编次形态。然后，钱曾在修订刊刻过程中，对卷一、卷九这两处编次加以调整，又恢复为吴若本原编次。这就出现一个疑惑：钱曾既然决定要调整钱谦益已经完全修订完毕的编次，为什么却在将这一小部分(卷一、卷九)恢复为吴若本原编次后，却就此收手停止？毕竟从逻辑上说，根据鲁訔编次及黄鹤系年，将吴若本原编次调整为《钱注杜诗》编次，较难；而将钱谦益已经调整好的《钱注杜诗》编次，将其恢复为吴若本编次原貌，极易(只要手持吴若本，或者任何一种宋人杜集分体本，依样照搬即可)。以难易之别视之，关于钱曾改动之推测实难合乎情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一与卷九开头部分的这些篇章分别作为杜诗近体与古体的开始(因为分体本在分体之下也有编年意图，所以这些诗篇其实也是杜甫系年最早的诗篇)，也是极少数《钱注杜诗》中较完整的、“成时段”的编次与吴若本编次完全一致、没有改动痕迹的部分。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钱谦益最初以吴若本为底本编纂《钱注杜诗》时，可能在一开始并未准备改动吴若本原编次，故卷一、卷九分别作为古体、近体之开篇，遂保持了吴若本编次原貌；在编纂过程中，钱谦益产生了调整编次的想法，并以鲁訔编次为基础、参之以黄鹤系年，逐步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编次格局。而卷一、卷九作为古体、近体分别的开篇部分，其编次调整的工作量虽不大，但因工作进度已渐次进入杜甫中晚年时期诗篇编次笺注范围，此时再回头处理开篇部分的少数诗篇编次，可能会需要重新抄写、编排甚至打乱整个书稿页码结构，也许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钱谦益可能是想要留待统稿时顺便一并处理完善(毕竟这一部分工作量不大，统稿时处理起来很容易(28))。然而因为此书最终并未实现统一定稿，钱谦益就去世了，卷一、卷九的异常编次于是就此保留下来。我们来看季振宜《钱注杜诗序》记载钱曾所述钱谦益临终前念及此书的情形：“(先生)得疾著床，我朝夕守之。中少间，辄转喉作声曰：‘杜诗某章某句，尚有疑义。’口占析之以嘱我，我执笔登焉。成书而后，又千百条。临属纊，目张，老泪犹湿。我抚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终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谋之而何恨？’而然后瞑目受含。”过去通常将其视为钱谦益对《钱注杜诗》编撰“精益求精”的证据，如今视之，则无疑是对此书为“未完成稿”的牵挂和遗憾。

      经过以上对《钱注杜诗》与各种宋人系年编次系统的比对、以及对其书自身编次异常情况的考察可知，《钱注杜诗》的成书建立在对吴若本原编次有极大的调整修订基础上，而这一修订主要参考了鲁訔编次，又吸收了黄氏《补注杜诗》系年，并且钱谦益对个别篇章也有原创性系年编次调整。就目前呈现的面貌来看，此书仍是钱谦益之未完成稿，其编次(如古体、近体之开篇卷一、卷九部分)尚存在修订未惬者。钱谦益《草堂诗笺元本序》斥责他人道：“今师鲁訔、黄鹤之故智，钩稽年月，穿穴璅碎，尽改樊(晃)、吴(若)之旧而后已。”(29)其鄙夷鲁、黄编次之改吴若本旧次，凌虚高蹈，置身事外，一若于己无关者。然而经过本文的考察可知，钱谦益正是通过鲁訔编次、黄鹤系年，对吴若本原编次加以调整改动，形成《钱注杜诗》的现存编次面貌。由于《钱注杜诗》采用的是分体本而非编年本的文本形态，这种编次调整其实意义并不大，显得饾饤琐屑。可以说，《钱注杜诗》对吴若本旧次的修订，既无必要，亦未完功；尤其考虑到钱谦益还有刻意隐瞒该修订的嫌疑，更是触犯了文献整理的学术大忌。通过对清人杜集源头性“善本”《钱注杜诗》编次系年之来龙去脉的发覆，我们对杜诗传承中最神秘的吴若本的情况及其在宋本杜集谱系中的位置、对争论不休的《钱注杜诗》的版本价值，将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此书的利用也会更趋合理。

      ①为行文省净，本文统一以“王洙本”径称之。

      ②此书之初刻为康熙六年(1667年)季振宜静思堂初刻本，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本断句排印，以《钱注杜诗》之名行世。为行文便利，以下皆以《钱注杜诗》称之。

      ③试举一例，清人郑法据《钱注杜诗》去其笺注而为白文本《杜工部集》二十卷，初刻为乾隆五十年玉勾草堂本，是清代杜集白文本中公认的精品。后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即用玉勾草堂本排印，1957年中华书局亦用四部备要本重印单行本。

      ④嘉庆年间翻刻乾隆武英殿翻南宋宝庆乙酉(1225)广南漕司重刊淳熙八年(1181)本。

      ⑤洪业撰、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附录三，页36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⑥孙微、王新芳《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3期。

      ⑦杜诗之号“诗史”，一方面指杜诗真实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及衰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也指杜诗完整、细致地表现了杜甫个人一生的出处行实。故前人有读杜诗“编年本第一，分体本次之，分类本最下”之说，诗篇系年问题自然成为杜诗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参见曾祥波《论杜诗系年的版本依据与标准》，《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1期)。

      ⑧洪业与长谷部刚两位学者注意到了编次问题，然而洪业的出发点有误，而长谷部刚的资料采集范围有限，导致结论有误，详参后文。

      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附录三，页324。

      ⑩《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3期。

      (11)《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附录三，页361。

      (12)[日]长谷部刚撰、李寅生译《简论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几个问题：附关于〈钱注杜诗〉和吴若本》，《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4期。

      (13)《钱注杜诗·注杜诗略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

      (14)《钱注杜诗·序》，页1。

      (15)详见笔者正在着手的《杜诗考笺》(未刊稿)一书。

      (16)朱鹤龄《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萃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计东《朱氏杜诗辑注序》：“编年则蔡梦弼本，吾邑朱氏长孺所辑注者是也。”(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2—3。)

      (17)按，此书对杜诗的系年编次与今存宋人编年本共同采纳的唯一编次系统“蔡兴宗—鲁訔编次”颇多差异，笔者另撰有《论宋人以降杜集编次谱系——以高崇兰编次刘辰翁评点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的承袭为中心》(未刊稿)讨论，指出高崇兰编次第一次将鲁訔编次与黄鹤系年结合起来，且首次表现在文本编次形态上，可称为杜集宋人编次的殿军，并成为元明杜集编次的重要源头。

      (18)故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在前三卷散佚的情况下，即直接以《杜陵诗史》保存的鲁訔编次为框架进行编排，而能与流传至今的后三卷《先后解》蔡兴宗编次吻合无间(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1—28)。

      (19)不难想见，如果钱氏真具有某种“全新”杜集编次本，按照他鼓吹吴若本为惊人秘籍的习惯，一定会有所透露。

      (20)按，关于通行的“古逸丛书本”《草堂诗笺》与《杜陵诗史》的鲁訔系统诗篇编次问题，参见《蔡梦弼〈草堂诗笺〉整理刍议：兼论现存最早两种宋人杜诗编年集注本之优劣》(《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一文说明，此不赘言。

      (21)除了这部分是《钱注杜诗》中“最早”出现与吴若本编次不同的地方之外，我们的选取是完全随机的，没有其他任何影响因素。其实，笔者也曾随机选取过若干呈现出差异的其他“编次段落”进行过大致比对，结论是一致的，只是限于篇幅烦琐，未形诸文字而已。

      (22)当然，还有一些篇章如《奉赠严八阁老》、《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晚行口号》、《独酌成诗》等诗在吴若本原编次及《钱注杜诗》中都被置于《收京三首》之前，亦即肃宗灵武时期，这已经被后来注家否定。这与此处讨论话题无关，故不详及。

      (23)笔者将其与《宋本杜工部集》比对一过，其编次全同王洙本旧次，亦即吴若本原编次。

      (24)至于《钱注杜诗》为何没有采取黄鹤对《晦日寻崔戢李封》的更精细系年，而将其笼统系于至德二载，见下文分析。

      (25)按，此诗《九家集注杜诗》凡两见，其一为卷二十六《登高》，其一为卷三十《九日五首》其五，是将旧本之次与赵次公之改动两存之所致。

      (26)《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十一章《夔子之国杜陵翁》，页201、206—207。

      (27)《钱注杜诗·序》，页1—2。

      (28)上述《钱注杜诗》没有采取黄鹤对《晦日寻崔戢李封》更精细的乾元元年系年，而将其笼统系于至德二载，如果不是出于钱谦益对乾元元年系年不认同，那就可能也出于类似的统稿时再作处理的考虑，从钱谦益好立异且好声明的习惯来看，此处的默不作声使得后者可能性更大。

      (29)《钱注杜诗·序》，页4。

标签：钱谦益论文;  钱注杜诗论文;  咏怀古迹五首论文;  秋兴八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