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激进主义之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激进与保守之争
对激进主义的反思，是1990年代中国思想变迁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它可以追溯到1988年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会的著名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在演讲中，余英时揭示了百年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史现象：“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到达平地不能停止。”它最后以文化大革命为终点。
余英时认为，在美国，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形成三足鼎立。西方三派都是相对于一个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而成立的，其间已经过启蒙运动、民主革命、工业革命等一连串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革。西方社会是一个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现代化的开放系统，因此无论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都已越过了传统与现代之争。而百年中国则一直处于激进与保守的两极对立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激进取向，如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愈来愈激烈。其共同假定：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把“传统”和“现代”如昼夜般一切为二，在思想史上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的社会历史观念。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施以凌厉无前的道德谴责，从此“保守”和“激进”的关系成为“恶”与“善”或“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关系。人们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
在余英时看来，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进化，主要起因于社会无法提供一个值得普遍认可的现状。辛亥革命改变了政府形式，但并未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民国初年又有袁氏复辟运动以及与之关联的孔教运动。由此，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就日趋激烈化，到五四时期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要负责任的问题。清末民初，政治上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所以保守主义很难有立足点，而只有激进力量拼命地发展。百年中国基本上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为基本价值的。严格地说，中国没有柏克式的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
余英时相信，在一个开放型社会中，思想不至于形成激进化的单向发展。以台湾为例，其现有秩序一方面脱胎于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屡经现代的变迁，而以日益扩大的中间阶层为骨干。民主改革将使这个秩序愈益能靠本身的力量以化解激进思想的冲击。台湾新秩序的出现多少改变了现代思想史上那个激进化的趋向。现在很少人主张“传统”和“现代”势不两立的极端观点；相反，更多人感兴趣的是怎样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接榫之处。
余英时认为，在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世界上几种主要文化大致都循此一张一弛的轨迹发展而来。激进取向支配着近代中国思想界有其必然性，但是与近代西方或日本相比较，中国思想的激进化走得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①
余英时的演讲传到大陆后，引起姜义华的批评。姜并不同意余的基本判断，而将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挫折主要归因于中国传统中各种保守势力。他认为，在近代中国，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固守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观念的亿万民众，是保守主义顽强存在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清末民初的传统卫道派、新儒学运动和国粹主义派，都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政治保守主义，则从清末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到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国民党的军政训政、30年代新式独裁派、40年代战国策派，到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直至80年代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对中国传统政治内核的认同和保守一以贯之。将文化大革命视为中国近代激进化进程的最高峰，只是看到了其表面与封资修彻底决裂的革命口号，而未深究其深植于传统的专制主义本质。相反，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中国现代化运动很长时期力量有限，其首先表现在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力量的弱小。
在姜义华看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一对孪生子，一百年来二者始终交织在一起，互相对抗，互相争衡，并没有形成互相制衡、互相补正的良性互动，而是经常处于势不两立的对峙之中。百年中国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各趋极端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中国缺乏一支强大和成熟的中坚力量作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中产化程度过低，新型知识阶层力量过弱，大多数人难求温饱，社会本身两极化，因而缺乏推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良性互动的积极社会力量。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良性互动，有待于社会中坚力量的壮大。②
在回应姜义华的答辩文中，余英时强调：他所指出的思想史上激进化的现象，以价值取向为重点，这和中国社会上保守力量的强大完全是两回事。在思想史上，由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激进主义一浪高过一浪。如果说“文革”中封建传统泛滥，那么这并非中国文化主流的传统，而是边缘人的传统。在“文革”，激进理论居于绝对权威地位，这样一个以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号召而激起全国响应的运动，绝不可以解释为保守主义泛滥。余最后将他和姜的分歧归因于二者讨论范围、概念界定、历史评判三个基本预设的不同。③ 显然，余姜二氏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二者思想史与社会史之不同视角，以及后现代美国与转型中国之不同语境及问题意识。
余英时的演讲揭示了百年中国激进主义泛滥之思想现象及其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批判了唯新是求的进步主义迷思、革故鼎新的“革命”崇拜、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反传统主义，并对于20世纪“不断革命”之激进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经历了1980年代新一波批判文化传统的“新启蒙”、“文化热”的大陆思想界，对于长期笼罩在革命话语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余英时的激进主义反思所引起的思想地震，自不难想象。自此，一股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的思潮在思想界兴起，成为1990年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现象。
值此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重温余先生二十年前的演讲，其思想之深刻和犀利，仍给人启示良多。而余、姜二先生的争论，进一步深化了百年中国之激进与保守问题的讨论。余先生关于百年中国激进主义的反思，着力于其价值取向上的偏失及其社会后果。而关于近代中国激进主义之来龙去脉及其所以然，仍需以中国现代转型的视阈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余英时在演讲中援引陈寅恪之“真了解”论：“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发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既要对文化传统表“同情之了解”，也不妨回到历史，在反思反传统主义的同时，对论者“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亦表“同情之了解”。
二 激进化：对西方冲击的“梯度式反应”
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进化，实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之激进化的表征。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的变革，伴随着一个西方的发现和传统的反思之双向思想过程。1916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了《吾人最后之觉悟》。在这篇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中，他回溯了中国人对中西文明冲突之渐次深入的觉悟过程：“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陈将明清以来由中西文化之冲突而起的觉悟归为七期，他沉痛地回顾了晚清以来国人的觉悟过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绌，互市局成，曾、李当局，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尼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在民国初年。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当世所诧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顽固党当国，并此肤浅者而亦抑之，遂激动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视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庙堂从容变法而不可得矣。”“第六期则今兹之役也。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④ 陈独秀总结了明清以降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其结论是：“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⑤ 国人对西方文明由“学术”而“政治”而“伦理”层层递进的觉悟过程，伴随着中西文明冲突的创痛和改革的挫折，陈最终寄希望于西方自由平等理念的启蒙，以废除儒教的伦理革命为彻底的“最后之觉悟”。
1919年，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在《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中亦总结了中国人之觉悟过程：“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傅强调指出：“原来中国人既受很长久的专制，逢事葫芦题也是在长久专制的支配之下，当然的现象，再加上中国人每于觉悟之后善于反动，到了现在，社会上真七忿八乱了。自从欧化到中国来，还不曾深深习染，先起了很强烈的反动，学术思想上的反动，可以章太炎为代表，政治上的反动当然以袁世凯为代表，远远的驮着专制精神的压力。”⑥
1923年2月，晚清维新宿将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回顾了晚清以降中国人觉悟的三阶段云：“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⑦
梁启超指出，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呈一波接一波新陈代谢的现象：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后半，张之洞居然已成老朽思想的代表。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立在前阵的新思想界勇士。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逐渐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迅速，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梁强调：“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象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⑧ 梁启超以“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喻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以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之“极艰难、极苦痛”。中国人改革意识之循器物—制度—文化而层层递进，正是伴随着改革的一次次挫败。在陈独秀、梁启超和傅斯年的历史反思图景中，思想史与社会史是一个互为因果的有机整体，国人对中西文明的认识史是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历程同步的。
按照黄仁宇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阐释，中国晚清以来在西方文明刺激下作出了“梯度式的反应”：“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如此计划可能动摇传统皇权制度的根本，于是索性异于日本方式，而推翻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如此再无实效，则发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主张自身的革新，范围及于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只有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和俄国革命前的民粹主义运动与之稍近似。”⑨ 在黄仁宇看来，“中国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波的方式，则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败，就加添下一层之压力。⑩
对于近代中国激进主义之父谭嗣同，黄仁宇颇表“同情之了解”：“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自愿牺牲，他已看清中国需要改造的地方范围极广，历时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标榜其必然性。这表明新旧之间距离之大。”(11) 新旧距离之大，冲突之烈，这正是中国与英国、美国现代化之最大差别，也是中国激进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黄仁宇的“梯度式反应”模式，运用改革与社会环境之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将改革的激进与传统的保守，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互为因果而不可分割的两个面相。在“梯度式反应”中，“改革—失败—压力—再改革”的循环模式，呈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激进化过程。近代中国思想的激进化，实为这一“梯度式反应”之表征。“梯度式反应”这种一波推一波由局部而全面的改革，实为中国现代化变革的独特模式。
如果说近代中国对西方冲击的“梯度式反应”是一种时间性反应模式，它表现为器物—制度—文化之改革的历时性推进；那么，日本明治维新的“立体式反应”则是一种空间性反应模式，它表现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国策之全面改革的共时性展开。
在五四前期，信奉英国式调和论的李大钊认为：社会的进化有赖于二力之互动。“欲使社会为有秩序之进步，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即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勿使徒为时间的交互动作。欧洲中世黑暗时代，保守主义与传袭主义之势力过重，其结果则沦于腐败。法兰西革命时代，则进步主义，趋于极端，不能制止，其结果又归于爆发。是皆不能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之结果，以致反动相寻，不能并立于空间，则求代兴于时间。至是乃不免猛烈之震动，而平流以进之秩序，遂无可望。”(12) 日本明治维新之全方位改革的“立体式反应”，即属于二力“空间的交互动作”，这是新与旧的良性互动。而不幸的是，近代中国的“梯度式反应”，则近于法国式革命与专制消长的二力“时间的交互动作”，这是一种新旧两极振荡的非良性互动。
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市场化和民主化。对于中华帝国的现代转型，民主化尤为艰难。民主归根结底是一个权力下移的过程。英国的民主转型，经历了数百年由君主而贵族而资产者而平民的权力渐次下移过程。而中国由西方刺激而起的帝国之民主转型，则如“巨石走峻坂”，其由君主而民主的急剧权力下移，中间并无英国那样数百年贵族权力和资产者权力的缓冲。此为中国政治转型激进动荡不已的原因所在。
对于帝制中国民主转型之艰难，傅斯年有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平等化的时代，其最后的结果是社会的“山渊平”。人类从原人到未来社会的进化是一个抛物线，起点和终点都在平地上，只是地点不同。傅分析了封建和专制的制度差异，他强调指出，中国社会及其素质是被两千年专制历史陶铸而成的。“从封建跳入新潮流，和从专制跳入新潮流，所得结果当然不同。封建诚然不是一个好制度，却还存着几分少数人自治的精神，不至于把黏土变成沙漠，把生长体变成机械，把社会的发育换作牛马群的训练。顾亭林论封建，几乎要把郡县变成土司一般的制度。……土司还比专制好；土司纵不能帮助适合的滋长，也还不至于把社会变成散沙一般的群众。在专制之下只有个个人，没有什么叫做‘公’的，所以在个人的责任心之外，不负个社会的责任心，原是当然。所以中国的社会大半是机械似的，不能自生自长自持自动，一切全由外力。”(13) 中国之所以难以走“自生自长自持自动”的社会演化之路，其根源在于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凋敝。
傅斯年关于民主化的“山渊平”和“抛物线”之喻，解释了中国转型“巨石走峻坂”之激进化的原因。就权力而言，如果说英国式有限君主制的弱王权只是一个和缓的山坡，而中华帝国之专制主义的强王权则是一个陡峭的“峻坂”。二者“抛物线”的平缓和陡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是改革危机的产物。民国初年，共和流产，社会凋敝。宪政幻灭而极度悲观的陈独秀致信章士钊云：“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14) 陈对宪政幻灭之万念俱灰的绝望，与百科全书派哲人爱尔维修当年对法国政局的悲愤绝望，何其相似。陈的激进，正是由旧势力之顽固和时局之黑暗所催生的。
研究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应将观念置于其产生的语境之中解读，以了解前人立说之用意和对象。离开帝制中国之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僵化保守，离开中国现代化运动之“改革—挫折—改革”一波三折的“梯度式反应”，就无从了解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进化。
激进和保守是一对孪生子，余英时所揭示的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进化和姜义华所强调的百年中国保守势力的强大，共同构成了中国对西方刺激的“梯度式反应”。
三 刚与柔的辩证法
晚清以降，中国从一个笃古不变的古老民族转变为一个“不断革命”的现代民族，其民族精神之由静而动的蜕变，成为世界现代史上的一大奇观。其实，现代中国之保守与激进的转化，有着深刻的心理原因。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认为，一个民族精神之元素必须具有刚性与柔性的平衡。只有当构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要素拥有了某种程度的刚性之后，这种民族精神才算稳定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它还必须具有柔性。没有刚性，先辈的精神就无法继承；而没有柔性，则先辈的精神就不能适应由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环境的变化。“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如果过于柔韧，就会导致革命的不断发生；而民族精神如果过于僵化，则会导致这一精神走向没落。”(15) 因而，民族精神的理想境界是刚柔相济。在勒庞看来，古代罗马和现代英国或许是少数实现了这种刚性与柔性之平衡的完美典型。英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并且还把一位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但仍可称得上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这是因为其民族精神既稳固得足以守成传统，取其精华；又柔韧得足以修正自身而不逾规矩。英国人从来没有像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样，梦想以理性的名义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16) 勒庞显然认为英国刚柔相济的民族精神是完美的，而其保守和进步兼备的温和革命远远优于法国革故鼎新的激进革命。
勒庞比较了英法传统后发现，英国民族精神刚柔相济，法国民族精神则刚有余而柔不足。对于祖国民族精神的过于僵化，他表示遗憾：“如果她再多一点柔韧性的话，古代的君主政体或许就会像其他地方那样慢慢地转变过来，而我们也就能够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坏性的后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务也就不至于如此艰难了。”(17) 透过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勒庞揭示了一条惊人而又极为深刻的革命心理学原理：“那些精神极为稳固、持久的民族通常会爆发激烈的暴力革命，由于不能通过逐步的演进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当这种适应必须做出时，他们不得不在猝然之间被迫激烈地改变自身。”勒庞的发人深省之结论是：“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决定其命运”。(18) 其实不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激进性，亦皆与其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过于刚性有着因果关系。
英国式的弱王权型多中心社会，孕育了自由传统、多元主义和妥协精神，而这些正是法国式的专制主义大一统社会所缺乏的。英法民族精神的差异，源于其海岛和大陆的不同历史演进路径。英国民族精神兼具海岛国家的水之柔韧与土之厚重，它表征着海洋性格的变动性与大陆性格的稳定性之间的完美平衡。而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等大陆国家的民族精神传统中，恰恰缺乏海洋的柔性，以致传统过于僵化而难以适应现代化之历史大变局的挑战。
中国社会之大陆式的刚性结构与传统，是滋生激进主义的温床。激进起于保守之反弹。五四新文化诸贤之激进主义的要旨，即在于以柔克刚，矫枉过正。陈独秀坚持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并反对调和论，其理由在于：“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这种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这等万有不齐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民族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所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它当作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这便是误尽苍生了。”(19)
鲁迅曾痛心疾首地哀叹：“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20) 他强调：“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21)
胡适归国不久曾对传统之惰性不胜感慨：“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22) 后来，胡适在为西化主义辩护时指出：“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23) 胡适的激进，实为“取法乎上”的文化策略。傅斯年亦主张破坏传统，反对新旧调和。他强调：“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艺与旧文艺，同时占据同一空间，不把一种除去，别一种如何进来？……一个空瓶子，里面并没多量的浑水，把清水注进就完了。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钻进来。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提倡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处处和旧有的冲突，实在有异常的困难，比不得在空无所有的国家，容易提倡。所以我们应当一方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着手；一方应当发表破坏旧有的主义。这是势必处此的办法。”(24) 傅倡言对中国传统施行根本改革：“天地间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各不相下，便成旋风，旋风是最讨厌的。所以调和是迁就的别名，迁就是糟糕的绰号。政治上调和，才有今日的怪现状，学术上讲调和，才有所谓‘古今中外党’。”(25)
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亦对近代中国之变革的艰难和激进表示同情：“中国以其固有文化之特殊，社会构造历久而不变，抑且已到了自己不能再有什么变化的地步。及至近百年东西交通，人类历史汇合一流，此老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乃迭起变化不能自己，以求其适应。顾每一度变化均不见有何积极成功，只是他自身更深一度的崩溃解体。至于今日，殆犹未知其所届。其所以然，则以中国西洋在文化上之不同是根本的，其距离之度至大故也。不穷追至于最后，不能为新的构造。”(26) 可见，五四诸贤之“反传统主义”的“激进”，恰恰与“传统”之“保守”成比例。陈独秀用“以石条压驼背”为钱玄同废除汉字之偏激主张辩护，即以激进对抗保守的矫枉过正为理由。陈鲁胡钱傅的激进，折射出中国大陆式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过于刚性的僵化，以及中国现代转型之“蚕变蛾、蛇蜕壳”的艰难。
勒庞的革命心理学深刻地揭示了激进与保守辩证法之奥秘。物极必反，百年中国从传统之稳定到变革之剧烈，刚柔相倚，静动转化，往往呈现历史钟摆的两极振荡，而且传统愈僵化而变革愈激进。传统与反传统，犹如宇宙物体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二者方向相反，强弱相等。中国两千年帝国老传统之“刚”与百年革命新传统之“柔”，实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激进主义是一种封闭型的极化社会的极化心理，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正是中国大一统帝制结构的产物。正如余英时与姜义华都正确地强调的，一个以强大的中间阶级为基础的开放社会，可以避免激进主义的单向发展，而达致激进与保守的良性互动。因而，反思百年中国激进主义之偏激，既要知其然，又不可不知其所以然。近代中国思想“巨石走峻坂”之激进，或“石条压驼背”之极端，离不开“峻坂”和“驼背”的艰险环境，其偏颇极端，既有进步主义和革命崇拜之迷思，亦含矫枉过正之策略。
余英时所欣赏的西方现代社会中激进、自由、保守之三足鼎立，以及激进与保守围绕自由秩序的良性互动，其前提是一个已完成转型的现代开放社会。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开放社会，可以消解激进主义，如现代西方和20世纪末的台湾。然而，这与处于现代转型大变局中的中国近代激进主义，其时间和空间之落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而言，可比较的历史参照系，与其说是海洋国家的英国或美国，毋宁说是大陆国家的法国或俄国。激进主义恰恰是大陆国家现代转型之历史宿命。
四 启蒙与革命：大陆国家转型之命运
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大陆国家的社会转型往往与革命相伴随，最著名者莫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革命是进化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革命的洪水猛兽源于进化的壅塞，没有进化的壅塞就没有革命的溃决。专制是革命的酵母，没有专制就没有革命。诚如汤因比所言：“受不了新压力的旧机器的爆炸，或受不了新酒发酵的旧瓶子的爆炸，便是革命。”(27)
关于社会转型之路径，汤因比指出：“当一个社会的原有组织结构受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挑战时，它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条是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和谐地自行调整结构，一条是革命（它是一种被拖延了的不和谐的调整），一条是反常。……如果和谐的调整占了上风，这个国家就会继续生长；如果发生了革命，这个社会的生长过程就要变得越来越危机重重；如果出现了反常，我们就可以给它下一个衰落的诊断。”(28) 在汤氏看来，当生命受到由内部呈现的一些新的动力或创造性冲动的挑战时，个人或社会并不是注定要在下列两条道路之间作徒然的抉择：要么，固守畸形状态而失败，要么，采取革命而灭亡。还有一条得救的中间路线，在旧秩序和新方案之间取得相互调整，达到更高水平的和谐。(29)
英国的现代转型是“和谐的调整”模式之范例，它避免了激进与保守的对抗冲突。汤因比赞誉“英国能顺利地在旧瓶里装进了新酒，还不至于引起旧瓶爆炸，”是一种“惊人的技艺”。(30) 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旧瓶装新酒”的英格兰转型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它没有反叛传统的启蒙运动，没有废除君主的革命，甚至没有一部象征革命成果的成文宪法。岛国英格兰的转型是自由秩序自生自发演进的成功范例。根据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的研究，至少早在13世纪以前，英国已演化成一个“非农民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31) 英国模式表明：社会愈自由，新文明的阻力愈小，改革就愈温和。
然而，令严复以降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仪的英国模式，却可遇而不可求。英国现代史的吊诡，在于其既孕育了现代性之主流典范，但又走了一条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型的非典型现代化之路。除了美、加、澳、新这些大英帝国殖民地成功地移植了英国现代文明，英国的主流现代性与非典型现代化之吊诡，困扰了多少现代化的后来者。令人悲哀的是，不是渐进的英格兰模式或北美新英格兰模式，而是激进的法国大革命模式，成为大多数国家现代化的样板。知识分子、启蒙、革命、激进主义，成为大陆国家现代转型之历史特色。
法国、俄国、中国的革命，原于其老秩序之“旧瓶”装不了现代性之“新酒”。启蒙是革命的导火索。诚如汤因比所言：“在文明的一般接触中，只要被侵入的一方没有阻止住辐射进来的对手文化中的哪怕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因素在自己的社会体中获得据点，它的唯一的生存出路就是来一个心理革命。……学习以敌人自己的武器和敌人战斗，这样做或许能拯救它自己。”(32) 这种危机中的后进国家的“心理革命”，激进固然难免。
黄仁宇从经济转型的视角研究革命，指出：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同属于“大陆性格的国家”之革命。这三个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沙皇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适应环境，也由于现存体制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规则，以适应此需要。(33) 黄进而认为，中国命运荆棘改造艰难的总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和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资改造利用者甚少。(34) 传统之古老僵化，新与旧之巨大鸿沟，是中国现代转型之趋于革命和激进的根本原因。开放社会产生开放心灵，封闭社会则滋生激进心态。故激进不单是一个思想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史问题。与温和渐进的英国模式相反，在自由匮缺的大陆国家，由于农业帝国之古老传统的巨大阻力，文明转型往往走上激进的革命之路。
余英时认为，在正常状态下，“保守”和“激进”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世界上几个主要文化大致都循此一张一弛的轨迹发展而来。其实，这一观点似可商榷。以工业最发达的西方七国集团（后来俄罗斯加入而成西方八国集团）为例，美英法德意日加七国，只有美英加三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符合“保守”和“激进”动态平衡的模式（或称英美模式），而其余诸国的现代转型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振荡，如法之激进主义和德意日之保守主义的偏至及其灾难。可见，英美式“保守”和“激进”的动态平衡，并非现代文明转型之常态。英国模式之旧瓶装新酒而不至于引起旧瓶爆炸，毋宁是一种文明史上的“惊人的技艺”。
在汤因比揭示的改革、革命和反常三条社会转型路径中，“和谐地自行调整结构”的改革无疑是最完美的境界，但其可遇不可求，只有英国等少数国家享有其幸运；而革命则是改革不成而“被拖延了的不和谐的调整”。与改革之“和谐的调整”相比，革命之“不和谐的调整”固然不幸和代价昂贵，但其调整之“被拖延”，则要归咎于新旧文明冲突之激烈以及旧势力抗拒现代性之顽固。
思想观念总是一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世界现代化史证明，社会愈自由，改革的阻力愈小，社会转型的方式愈温和；反之，社会转型则愈易趋于激进主义。因而，我们对百年中国的激进主义不妨进行“同情之批判”。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多舛，原于其帝国转型之“走兽变飞禽”（黄仁宇语）的艰难蜕变。革命和激进，毋宁是中国之“大陆性格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宿命。
注释：
①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② 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
③ 余英时：《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
④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
⑤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
⑥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9—350页。
⑦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45页。
⑧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47页。
⑨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70页。
⑩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473页。
(11)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471页。
(12) 李大钊：《调和誊言》，《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5—556页。
(13)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348页。
(14) 陈独秀：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杂志》1卷2号。
(15) ［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16) 《革命心理学》，第38页。
(17) 《革命心理学》，第38页。
(18) 《革命心理学》，第38页。
(19) 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7卷1号。
(20)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68页。
(21)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14页。
(22) 胡适：《归国杂感》，《新青年》4卷1号。
(23) 胡适：《独立评论》第142期《编辑后记》。
(24) 傅斯年：《破坏》，《新潮》1卷2号。
(25)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号。
(26) 梁漱溟：《中国此时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7页。
(27)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28) 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第47页。
(29)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第288页。
(30)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300页。
(31) 参阅［英］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秾译：《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32)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第275页。
(33)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63页。
(34)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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