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新世纪发展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探析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0)-04-0116-05
一
全球化(Globalization)首先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Sylvia Ostry)在1990年使用的，该词是具有丰富现实内涵的概念。它应包括政治世界化、民族文化多元开放化、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区域集团化等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一般意义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也就是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的经济融合。在此种条件下，经济增长要素或资源，如资本、知识、技术、人力等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出现全球性流动、配置与组合。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日益被卷入对立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也由此增强。经济全球化，究其本质是资源、生产、财富按一定规则在世界范围的再流动、再分工、再分配；究其动因是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随之国际投资与贸易环境产生了剧变，经济壁垒被削弱甚至击破，扩大了世界市场，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逐步走向全球化；究其参与主体的直接目的是各国家或利益共同体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趋势既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运动，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客观历史过程。如果追溯到公元前2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就曾涉及到了全球化问题，他说：“以前，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互相之间没有关系。从此，它们之间互相依赖”。[1]而真正物质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则发轫于15世纪末的欧洲，伴随着资本主义文明日渐成熟，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拓展以及亚欧国家的殖民扩张是全球化肇始的根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于《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地论述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2]在马恩生活的时代，具有现代形态的全球化方兴未艾。这一时期，经济、贸易、投资、甚至人员的跨国、跨地区活动就异常活跃起来。从那时起到现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经济全球化经历了由大英帝国世界霸权地位的确立，到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的转变，又到当代全球化进程摆脱单一中心主导、形成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大趋势大格局的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阶段。比较确切地讲，最当代的全球化浪潮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从时代背景因素看，由于战后美、欧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使“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与政策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失宠，取而代之的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盛行。在策略与行动上，西方各国的一些企业不断把生产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它们还先后放弃了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到处寻找最佳投资场所；新技术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大大便利了投资与商品的跨国交流；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借用外来的资金、技术和外部市场迅速向新兴工业国进军。与此同时，全球贸易蓬勃发展、花样翻新，多边贸易体制形成。要言之，生产的转移、世界金融市场的开放与贸易的新扩张，从广度、深度和速度三维空间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展。具体说，当前新一轮全球化风潮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贸易自由化范围正迅速扩大。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运行以来，贸易自由化已经从传统的商品贸易领域扩大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合计已达6.7万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二是，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明显加快。金融衍生工具繁多，时间、地域、国界对资本流动已基本不构成障碍，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年交易量高达500万亿美元，每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的融资安排在1万亿美元以上；三是，生产网络化的体系正逐步形成。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目前约有5万家，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近28万家。这些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真正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范围内的巨型企业集团强强联姻、企业购并盛行，形成更具规模效益和竞争威力的国际垄断。如，美德两国之间的克莱斯勒与奔驰公司合并，美国的波音与麦道公司合并，日本的第一劝业、富士和兴业三大银行合作，就是典型案例；四是，投资外向化的现象正日趋突出。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为2430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360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也在稳步增长；五是，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正加速发展。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多种形式的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这些区域经济集团不仅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加快，共同大市场正在形成，而且外部的开放程度也在提高，经济区域化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3]六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投资基金为了占领新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既给发展中国家带去了动力，也给他们带去了风险；七是，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相互促进。国际竞争的增多使企业失去价格上调的空间，迫使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利润。为此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资本的有机构成（技术构成），而当今提高生产率最简单的方法是进行信息技术投资，这反过来又会加剧竞争。举例来说，美国是这方面的榜样。现在美国“新经济”连续增长已经超过8年，而且实现了零赤字、低通胀、失业率为4.2%，达到29年来的最低点。美国经济基础所具有的结构活力使美国人率先冲入了信息时代。据统计，在因特网上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美国企业的营业额从1995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3000亿美元。美国人每年都把国民经济产值中的大约4%用于信息技术的投资，几乎是欧洲人的两倍。其结果是，随着经济增长的持续，生产率强劲提高；[4]除此之外，全球化又是一种受利益驱使、颇具离心力的微观、中观经济行为，使许多政府的作用弱化甚至无能为力。正是这一原因，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都在搞一体化，企图形成某种向心力的框架，找到平衡全球化的力量，能够协调公共权力的控制力。全球化与区域化平行发展，互相联动，是这次全球化的又一特点。一言以蔽之，无论怀着怎样的主观愿望出发去审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大趋势，它已然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并且仍处于迅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发展之中。
二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21世纪的崛起，归根结底要看发展。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也在于发展二字。关于发展主题，邓小平的论述我们耳熟能详，“发展才是硬道理”。[5]（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5]（第265页）我们应及早论证确立新世纪中长期发展战略、整体思路，特别应努力研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及带有预见性、超前性、方向性、可操作性的发展方略。这是负有时代使命的政治经济学。
（一）改革应着力于制度创新，开放要着眼于提升水平，以增强国民经济素质，在日臻“白热化”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是以放权让利、政策调整为特征的。它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产生了举世瞩目的成效。2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总体上实现了由贫困到小康社会的大跨越。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条件的变化，前期改革的手段已近发挥到极致，其效能几乎释放殆尽，产生了“体制疲劳综合症”、甚至负面效用。当前企业面临的困境除了传统历史包袱造成积重难返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改革滞后的一种反应。因此，面向21世纪，我国以市场化为指导的改革应当配套进行、整体推进，逐步弱化政策调整，争取以较少的成本代价，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在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形式、微观企业制度、社会运行机制、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等各个方面展开系统地制度创新。从较短一个时期的技术角度上看，以国有制为主导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产权制度改革、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金融安全与商业银行化改革及新型银企关系构造、各类市场发育、社会保险与福利、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宏观调控、法制环境等方面应当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务求从这个进程中找到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市场与市场背后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效契合，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计划“握手”。上述制度变革和创新，循规蹈矩不行，盲目急躁势必影响安定，只能在协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小步快跑。
（二）发展要有新视野、新思路、新政策、新办法，否则不可能开创新局面。在发展模式上，应总结汲取“东亚模式”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提高政府主导干预经济的水平。一手抓出口导向，一手抓进口替代，兼容并蓄，“两条腿”走出一条新路子；在经济布局上，做好中西部大开发与东部大开放两篇文章。形成北方以资源型为主，南方以加工型为主，华中以资源型、加工型相结合，各地区间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有识之士认为，21世纪是海洋世纪。环顾当今世界，由于海洋经济学的迅猛兴起，迫使我们把陆权、空权与海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特别应树立强烈的“大海权”思想，关注近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开发，向海洋要效益，这是我们未来开拓经济发展可能性空间的重点领域，应该有大的突破；在产业政策上，既要注重传统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又要把信息技术产业、生命科学产业等知识经济朝阳产业、支柱产业放在恰当位置上，及早动手并健全完善相应机制，占领行业制高点，形成符合国际先进潮流的经济“龙头”产业。在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我国生产力仍处于比较不发达状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领域存在大量非社会主义成分或因素，社会呈多样化统一。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为了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现在就必须让生产关系中一些不合理的环节和方面“退”到与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客观状况相适应的层次上来。既要坚决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同时又要借鉴国外经验，努力扶植发展中小企业，积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壮大民族经济，公有制也才能得以更大程度的实现。民富则国强是大道理，以日本、韩国等为典型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成长道路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与之有相当程度的可比性。事实一再表明，囿于传统的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误国误民，没有出路，姓“贫”姓“富”的取舍才应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因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以人为本。在新的发展阶段，落实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战略和收入分配政策至关紧要。目前，个人收入特别是高级人才的收入不应受到政策的过多限制，否则，既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导入，也不利于扩大社会购买力。这种认识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精神是相通的。因为，实现帕累托优化配置终究符合所有人的长远利益。
（三）充分认识和发挥知识资本等非物质形态经济资源的作用，挖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中国欲决胜21世纪，必须有超前意识，更多地打入经济前沿地带。当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时，知识资本是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形态，其次才是有形资本和其它无形资本。这时，资本将更多地以非物质化形态存在。按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知识经济的定义，知识资本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获取、分配、使用的能力和体系。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此类资本及经济形式未能论及。因此，我们应抓紧进行开拓性研究。对资本的内涵、价值形成这些基本的经济问题进行再思考。在新的理论认识基础上制定更为合理的产业政策，进行超前决策和规划。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大资本”观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决策、规划也具有资本质的规定性，是能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知识资本高级形态，故也可以作为一种超级投资。以此为逻辑起点，信息投资应作为政府的一种重要投资方式，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法律、产业动态、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是政府进行信息投资的重要内容，这类投资的收益是企业及社会的发展更贴近政府管理的导向和符合国家追求的目标。政府有居高望远的优势，几乎垄断性占有大量（约为89%）经济宏观走向、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国际市场环境、社会发展趋势等丰富的信息资源。因此，高效地收集、分析、分配、使用这些资源，使之成为政府进行信息投资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我国高层经济管理部门在转变职能、调整管理模式时，要更多地将知识和信息等非物质形态资源以政策、决策、规划等形式转移到产业中去，引导和带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优化。
（四）对需求和产品进行再认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相应赋予其新的内容，并调整和制定有关政策，形成经济“新生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曾经制约发展的“瓶颈”——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基本上已被有效突破，而需求不足则成了新的“瓶颈”之一。探索和掌握需求与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新需求与产品的观念，确立积极介入的供给与需求宏观政策，已是非常紧迫而必要。
人类需求的金子塔型结构决定了社会化的人从基本物质生存需要开始不断向追求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发展。随着“恩格尔系数”值的降低，现代社会人们的消费行为日益显露出追求非物质化的倾向度。与此相对应，社会产品根据人类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也将据此而行。应当重视这种变化，因为在多层次需求中，较高层次需求比重的增加意味着新产品和新行业的生长机会和空间，预示着可能产生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据报道，1995年美国人仅消遣一项就占到消费支出总额的67%，而生活必需品仅占消费的15%。应当说，不同层次、花样繁多的精神消费是近十几年来美国经济景气的重要支撑力量。需求的这种巨大变化趋势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仅就外经贸而言，它可促使观念与机制的嬗变。一方面，注重有形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注重文化和服务类产品出口，以及国际旅游者的直接消费需求。后者是我们绕开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拓展国际贸易空间，减少贸易磨擦，缓解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对我产生的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创造性地利用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比较优势，前景不可限量。
（五）高度重视网络，运用国家力量加快和加强网络发展暨管理，掌握网络的主动权，构建一条崭新的“经济高速公路”。如果说，一战前国际性商品和资本往来迅速发展，二战后运输费用的下降及商品和资本往来限制的消除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那么，新一轮大规模技术进步（如信息处理和传递、通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替代性能源）为这次全球化推波助澜。特别是以前没有一种技术能像它这样覆盖每个行业、每个企业。1993年世界只有100万台电脑上网，到2001年将有10亿人在因特网上相互联系。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预计：“10年后各种业务流程与50年前相比将大为改观”。面对无法准确预知的明天，人们无论怎样描绘未来都不为过。的确，网络诞生30年了，网络时代的来临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世界，而过去的仅仅是序幕。网络正从一个技术性名词演变成现实社会的神经系统。信息技术、数字化地球、网络生存、信息高速公路等等为“地球村”勾画了一幅前景莫测、极具诱惑的未来世界。犹如股票作为虚拟资本构成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活化剂一样，网络化所形成的虚拟社会、虚拟经济将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块重要基石。网络的重要性决定了国家应对网络见事早、抓得快，在研究、规划、发展、引导、控制各个方面拿出对策安排。首先，网络作为社会的数字神经系统，随着其不断完善、健康发展，将给我们提供全新的管理理念、方法，抑或生产生活手段、工具，无论对经济还是政务均是如此。就经济管理而言，网络会使知识和信息这种无形的经济资源最大限度公开化、有形化、时效化，实现充分信息共享、信息对称基础上的公平、完全市场竞争，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管理死角；就政务管理而言，随着电子政务的开展，政府的运行将更加高速、准确、有效、廉洁。这无疑拉近了政府和人民的距离，二者关系更为融合。在可以预料的将来，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网络贸易、网络通讯、网络教育等将遍及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给人类提供崭新的生活。其次，网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相关性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全面利用这一新生事物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和动力，把媒体、通讯、计算机三网合一，尽早形成产业效益，形成新的生产力。我国网络建设已经起步，与世界的差距目前尚不是很大。应当利用现有基础，广辟新资源，高起点、高水准加快开发和建设步伐，并掌握自主权、主动权，避免以往产业建设中存在的低效能、低水平重复现象（现在已有此苗头）。再次，由于信息技术与网络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虚拟化发展趋势，它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空前的权力转移。政府是网络化虚拟社会的最高组织者、当权者，要提高网络管理意识，加强与网络商的联动，进行有效地宏观调控，防范网络危险与脆弱的一面，化解其“多米诺骨牌”式的消极破坏力量。应当清醒，保障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是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然条件。网络必将打开中国与世界互相影响的另外一个层面，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者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有新的扩张机遇，同样面临着国际竞争。为此，我们有必要把国家意志贯穿其中，力求在世界网络经济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并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快速腾飞起到拉动作用。
（六）提高竞争意识和保护意识，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发展和壮大民族经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各国经济失去了独立意义。恰恰相反，在这一大背景下，各国都企图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与他国的经济往来和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并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事实正是如此，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突出。这集中表现在各国间不断发生的贸易战上。二战后，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和国家集团各自为政，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战、关税战、货币战、倾销战等商战频起。所以说，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既表现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换一个角度，国际竞争的本质又是生存空间的剧烈争夺。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扩大开放与发展壮大民族经济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根本目的还是保护自身经济利益，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有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内容，就是提高竞争意识和保护意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亚洲金融危机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必须认真总结反省。由于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保护幼稚产业和民族经济理所当然。如果在这方面疏忽大意，盲目追求对外开放与合作，一味让利、让权、优惠，其结果不仅不可能占领国际市场，连本国市场都有可能丧失。这几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已经有这种严重倾向，值得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提早拿出过硬的对策，做出相应安排、部署。否则，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门大开，情况将变得更加严酷、复杂、被动。总而言之，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国民经济，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仅“引进来”，即引进外资和技术，而且要“打出去”；不仅大力发展出口贸易，也应出口技术、资本，把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都经营好。还要从中发展我们自己的巨型跨国企业和集团。与外国资本的合作，实际上是竞争中的合作，而竞争是更带有根本性的。必须注意维护国际合作中的民族利益。那些片面强调开放而忽视保护国家、民族经济安全的思想和做法是非常错误、十分有害的。
收稿日期：1999-11-03
标签：经济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全球化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金融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