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蒙元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专著有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胡兴东《元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编《〈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商务印书馆)等。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本年度由中华书局出版。元杂剧方面，专著有田同旭《元杂剧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张维娟《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中华书局)、罗斯宁《元杂剧和元代民俗文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另外还有些专题性通史或断代史著作涉及元史方面内容，如王瑜《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王兆春《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宋元明清)》(山西教育出版社)、曾现江《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叶坦和蒋松岩合著《宋辽夏金元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等。各种刊物和论文集中的蒙元史论文近200篇，此外还有史料整理方面的论著若干。以下对各方面的情况分类择要介绍。
一、政治与政制
铁木真尊号“成吉思”与匈奴单于称号“撑黎孤涂”的涵义，历来众说纷纭，蔡美彪《成吉思及撑黎孤涂释义》(《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元人赵璧对元太祖所拟汉语谥号“圣武”是“成吉思”的最恰当释义，而“撑黎孤涂”与蒙古语“腾格里因古出突儿”相当，直译为“天的气力里”，雅译“天立”、“天命”或“天赐”。高荣盛《关于蒙古征服动因及其“天下观”的思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认为讹答剌这一偶然事件是导致成吉思汗西征的唯一和直接的动因，而他的继承者们进行的则是主动的、有目的且有计划的对外征服。文章对蒙古征服战争的后果及蒙古统治者的天下观作了评价。李治安《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第4期)论述了金元鼎革之际汉族士大夫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过程及其影响，并特别对忽必烈吸收汉法和汉族文人仕蒙两方面的影响作了深入探讨。关于蒙元时期士人正统观念的文章还有魏崇武《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史学史研究》第3期)。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一书分析了金元之际汉人世侯的兴起背景，探讨了汉人世侯群体与北方儒士间的关系，考述了蒙元政权对汉人世侯群体的控制机制，并对世侯群体的夷夏观作了探讨。刘晓《元代公文起首语初探——兼论〈全元文〉所收顺帝诏书等相关问题》(《文史》第3期)介绍了元代公文的类型、格式、用途、流程规定等，指出以“皇帝圣旨里”为起首语的公文并不是皇帝的诏书而只是一般官府机构的公文，《全元文》点校者不明乎此，误将一些普通公文视作了元顺帝的诏书。文章还考述了元代圣旨、令旨、懿旨、法旨等公文的起首用语。温海清《元代初期诸路转运使司考述》(《中国史研究》第3期)考察了诸路转运使司在世祖朝两立两废的过程。文章认为转运使司职能广泛，负责督办一路财赋，并且在掌握户口增减方面发挥过重要职能，而其漕运、监督等项职能则渐趋弱化；转运使司衰落的原因在于总管府路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定型。
二、法律
《〈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通过整理残存史料，对成吉思汗大札撒作了逻辑上的复原，并对成吉思汗的法律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胡兴东《元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一书从元代的民事法律渊源、民事法律主体、物权和债权法律制度、婚姻家庭和继承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审判制度和民事法律运作机制等方面对元代民事法律制度进行了大量实证分析，总结了元代民事法律制度的特点，并对其历史地位作了评价。至元八年的户口条画是研究元代人口赋役及社会经济的关键史料之一，分别见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两文本大致相同，但也有若干歧异之处。吴志坚《元至元八年户口条画校勘及释例》(《中国史研究》第2期)校勘出数例《元典章》中有疏漏和可能引起相关史实误解的错误。作者认为《元典章》保留了这个条画最初的款行格式，为探究它的体例提供了线索，而弄清户口条画的整体体例有利于理解条画所涉及的史实。李玉年《元代法律体系之构建——元代法律组成解析》(《安徽史学》第3期)认为元代的法律由札撒、条格组成，在条格内又有狭义条格和断例制诏。同氏《〈大札撤〉对元朝立法的影响及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史林》第3期)认为元朝建立以后，《大札撒》继续成为元朝立法的基础，在它的影响下，元朝至终也没有颁行出具有中华法系典型特征的法典来；由《大札撒》影响所形成的元朝立法的独特性被明清立法所借鉴。杨印民《元代籍没妇女的命运与籍没妻孥法的行废》(《史学月刊》第10期)指出元代籍没妻孥或为官私奴隶或被指配为他人妻妾，籍没妻孥法的行废，实质反映的是蒙汉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相关文章还有同氏《元文宗朝籍没政策及对政府财政的作用》(《庆贺邱树森教授七十华诞史学论文集》，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以下简称《邱论集》)等。
三、人物
《文史》2005年第2期刊载有曾莹《元西域诗人观音奴考》对其人的生平作了考述，本年度陈高华发表《关于元代诗人观音奴生平的几个问题》(《文史》第2期)对曾文提出了不同看法。陈先生认为曾文所说观音奴出任南台御史时间为1332年不确，其时观音奴仅为南台令史。陈氏还考证出观音奴的卒年应在1343年之前。蔡春娟《李璮、王文统事件前后的王恽》(《中国史研究》第3期)以王恽在中统、至元初年的活动为线索，探讨了元初的政治形势及王文统在元初政治上的作用。孟繁清《许衡与经典通俗化》(《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许论集》)认为许衡在理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有二，一是确立了理学在元代的官学地位，二是使儒学—理学经典进一步通俗化。同氏《元上都留守颜伯祥任职时间考》(《中国史研究》第3期)考证出颜氏任上都留守一职最晚始于至元五年(1268)二月，终止时间应在至元十六年到十七年之间。刘晓《合失卒年小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利用一通道教碑文的记载，推断出窝阔台子合失去世年代应在公元1239-1240年，不晚于1240年二月。文章作者怀疑孛刺合真就是合失的生母，并且认为合失卒年的考证，对推定海都的生年也有帮助。王颋《伯牙吾氏泰不华事迹补考》(《民族研究》第2期)考证了泰不华的族属、仕履、文学书法成就、交游、性格等。陈广恩《李好文述论》(《邱论集》)从出身及仕宦、交游、著述等方面对李好文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郭晓航《元豫王阿刺忒纳失里考述》(《社会科学》第9期)考证了阿刺忒纳失里的世系并对其参与天历之变、出镇云南以及出镇陕西等政治活动作了考述。同氏《元代首任“上海县达鲁花赤”舍剌甫丁考释》(《史林》第4期)对清阮元所辑《两浙金石志》中《元舍剌甫丁墓碣》碑文作了标点，并对碑文中所称舍剌甫丁曾为嘉兴路“上海县达鲁花赤”的说法进行了考辨。徐永明《宋濂与戴良友谊变异探微》(《南京师大学报》第2期)分析了这对同门朋友友谊的变化，认为对这种友谊变化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当时文人的心态和其生存环境。
有关人物研究，其他文章还有：朱耀廷《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世界名人眼里的成吉思汗》(《许论集》)、李晓娟《倪瓒生平及生卒年考辨》(《邱论集》)、陈兴吾《从庄氏墓看赵孟頫家学渊源》(《文物天地》第10期)、俞兆光《试论文璧降元问题》(《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等。
四、社会经济史研究
(一)妇女史。陈高华《元朝女性的宗教信仰》(《许论集》)对元朝宫闱之外各阶层女性信奉佛、道二教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对元代女性宗教职业者，如女尼、女冠以及女巫的情况作了考察。位雪艳、徐适端《从〈元史·列女传〉析元代妇女的贞洁观》(《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和位雪艳《元代妇女贞洁问题再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真正守节的妇女在元代并不多，终元一代妇女贞节观念仍比较淡薄。辛卓如《高丽宫廷中的蒙古贵族妇女——以联姻构建的两国特殊关系》(《集刊》)分析了元丽两国联姻对高丽国的影响以及对蒙古公主自身命运的影响。谭晓玲《元代两种婚姻形态的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元代北方地区流行的收继婚和南方盛行的典雇婚都是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行为。同氏《元代妇女再嫁》(《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认为元朝政权对妇女再嫁虽然有政策、法律条款等方面的限制，但并未对妇女产生广泛的、实质的影响。同氏另有《元代女性贞洁观刍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
(二)城市建设。姜东成《元大都孔庙、国子学的建筑模式与基址规模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揭示了元、明两朝孔庙和国子学两大建筑群建筑模式与基础规模的内在一致性。韩光辉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宋代都厢和辽代警巡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拥有确定的行政区域和专门行政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的建制城市的出现，金元普置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出现更多建制城市，并形成联系密切、分布有序的城市体系。
(三)社会生活史。王瑜《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一书介绍了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其中第四章着重论述了元朝时期蒙古族的服饰文化。李莉莎《罟罟冠的演变和形制》(《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分析了罟罟冠的产生和其形制的演变。丁超《元代递帕礼俗考述》(《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元代递帕礼俗的形成，除继承汉地固有礼俗之外，还可能与草原游牧生活有关。董晓荣、齐玉华《榆林窟第六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敦煌研究》第3期)认为该窟壁画中的供养人坐具是蒙元时期设在诸王宫帐中宝座的一种，文章还分析了它的源流及特点。其他文章还有杨印民《蒙元时期的葡萄酒和马奶酒》(《历史教学问题》第4期)、同氏《纳失失与元代宫廷织物的尚金风习》(《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等。
(四)经济与社会面貌。刘森《元钞“钞本”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元代钞本有广义、狭义之分并分析了至大三年钞本的性质及影响。吴志坚《征服者的盛宴——宋元之际中统钞与南宋旧币的兑换问题研究》(《集刊》)对南宋旧币与中统钞的兑换总量进行了估计，考述了这两种货币的兑换率制定及其发生作用的过程，认为通过兑换，元政府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了宋地区巨大的财富。钱永生、吴志坚《元代的鱼盐与盐法》(《湖南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对鱼盐管理制度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元代盐法的整体特征。陈高华《元朝的常平仓和义仓》(《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元代仍被视为救荒重要举措的常平仓和义仓的实施过程及实施效果进行了详细考察。文章认为实施两仓是忽必烈采用汉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两仓制度推行不久即告废弛，其后虽多次下令重新启动，仍收效甚微，在救荒中的作用很小。李莎《元代官方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系》(《中州学刊》第6期)指出元代官方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系主要包括赈恤制度、收养制度、刑律优免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法律保护制度和赋役免除制度等。朱春阳《元代义仓初探》(《东南文化》第5期)认为元代义仓设立于元初，曾对元代的备荒救灾事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后呈现了名存实亡的态势。王敬松《浅述元朝的酒禁》(《许论集》)从禁酒的概况、原因、处罚规定、开酒禁与酒课方面，分析了元朝的这一社会现象。汪兴和《元代的劝农使》(《邱论集》)探讨了劝农使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劝农机构的设立及沿革、劝农使的管理规定及活动、劝农使地位的变化以及历史作用等。
五、地方史研究
杨果、陈曦《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自然灾害探析：种类、分布、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自然灾害以水旱灾害为多，灾害发生的时间和地域分布均有一定规律，灾害不仅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而且带来环境景观的变迁等影响。潘清《元代江南社会、文化及民族习俗的流变——以蒙古、色目人的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影响为中心》(《学术月刊》第3期)认为蒙古、色目文化与江南文化全面接触融合给江南文化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样式和更加丰富的内容。何启龙《元代的江南农业——发展与选择》(《集刊》)认为元代江南农业与宋代一脉相承，文章还分析了宋元江南农业物种对稻与麦的取舍。杨印民《元代江浙行省的酒业和酒课》(《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认为元代该地区巨大的酒课数额一方面反应了元代江浙酒业相对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元朝政府在该地区剥削的繁重，同时也体现出该地区的经济腹心地位。王秀丽《元代海运与太仓城市的发展》(《邱论集》)指出海运的创行与元明时期太仓城市发展间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王仁杰《宋元之际宋民南移及其对岭南社会的影响》(《邱论集》)分析了南迁宋民对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周松《元代宁夏漕运新论》(《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元代宁夏到东胜的黄河漕运主要是为了满足漠北边防和赈济灾荒的需要。潘洁、陈朝辉《元代亦集乃路大王妃子分例文书复原》(《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通过对记载亦集乃路总管府为其辖区的大王、妃子供应生活物资的文书，即分例文书的性质、行文格式等内容的分析与考述，进一步对部分文书进行了复原，以作为研究地方支出经济、纪年文化、机构设置的重要资料。同氏《元代亦集乃路税粮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分析了元代亦集乃路税粮征收的基本情况。王文光、段红云《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元王朝在云南地区的政区设置使云南行省得到了稳步发展，奠定了明清云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也促使“乌蛮”由单纯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
六、民族与地理研究
李莎《元朝汉族及内迁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学术论坛》第5期)考查了元朝汉族和内迁各民族的部分姓氏来源与变化。薛磊《“女直水达达”释名》(《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认为，元代文献中出现的“女直水达达”、“水达达女直”皆指女真中的水达达部，水达达之称源于金代的兀的改，但元代水达达不包括兀者、乞列迷、吉列迷等部族。曾现江《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二、三两章考察了蒙元王朝对藏彝走廊地区的军事征服和对该地区的治理情况。王献军《元朝对黎族的治理》(《集刊》)从元朝海南行政建制的设立、黎兵组织与黎兵万户府的建立、黎区的屯田等方面论述了元朝对黎族的治理情况。李治安《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历史教学(高校版)》第1—3期)指出地方政区层级趋多、行省制的问世、边疆直接治理型官司取代羁縻州，是元代政区建置方面最显著的变动和特色。作者认为引起这些变动的背景，首先是宋辽金地方政区建置的不断累加及发展变异，其次是蒙古因素的影响。林梅村《〈元经世大典图〉考》(《松漠之间》，三联书店)对《元经世大典图》和《元史·西北地附录》中的所有地名进行了考释，极便学人参考利用。默书民《元代的山东东西道辖区考析》(《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辖区有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而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的监察区域则与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辖区的缩小无关，元中后期宣慰司道和肃政廉访司道的辖区并不相同。杨晓春《13—14世纪辽阳、沈阳地区高丽移民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探讨了蒙元时期高丽移民进入辽沈地区的各种情况、在辽沈的居住地、丽元的人口交涉以及元末高丽移民的动向等内容。
有关民族与地理方面的论文还有薛磊《元代双城总管府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姜念思《辽金元三代懿州治所考》(《北方文物》第4期)、王兴骥《论贵州地区在南宋、蒙(元)战争中的作用》(《贵州社会科学》第6期)等。
七、文化史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全面研究了元代的文化教育，全书50余万字，利用大量史料详尽考察了蒙元王朝的文教政策、教育发展历程、教育制度、学校建筑、儒学学产、学官制度等方面内容，特别是在对有关教育管理、祭祀、教学等内容的教育制度和学官制度、学官群体的研究上尤为系统深入。作者对元代教育的地区差异也作了细致考证，对元代儒学教育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还作了中肯的分析。王兆春《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宋元明清)》第一编介绍了宋元时期军事技术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如钢铁兵器、火药的发明与火器的创制、攻守城器械、战船建造、水军工程、军事技术思想等。叶坦和蒋松岩合著《宋辽夏金元文化史》元代部分考述了元代的礼仪风俗、文字、教育、哲学思想、宗教、文学、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唐宇元《元代经学与理学刍议》(《邱论集》)认为元代经学与理学是宋明之间的过渡环节，元代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王建军《大蒙古国国子学考论》(《邱论集》)考察了大蒙古国国子学创办的原因、办学宗旨、办学主权的易位等方面内容。李兵《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元代建立以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随着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书院的教学又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李新宇《元代考赋题目及内涵》(《山西大学学报》第2期)对元代历科考赋题目加以考述，并分析了考赋题目与当时社会的关系。都兴智、田志光《论金末元初知识分子的境遇及其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探讨了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金末抗蒙活动及元初新政权建设中的历史作用。卜照晶《蒙元时期汉族士子在蒙汉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中的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一些汉族士子依据儒家的权变思想，在蒙汉文化冲突中，他们找到了儒学与权力契合的桥梁。程章灿《元明刻石世家三考》(《文史》第3期)考证了元明石刻三大世家，即四明茅氏、长州章氏、昆山唐氏的渊源关系、成就和生平。有关文化史的文章还有陈·巴特尔与李莉合作《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刘中玉《试论元代文人画风格转变的特殊背景》(《集刊》)、杨俊梅《元代书法的演变特点和原因》(《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王风雷《元代的哈剌和林教育》(《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乌云高娃《元代蒙古字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集刊》)等。
八、宗教研究
任宜敏《元代宗教政策略论》(《文史哲》第4期)认为蒙古统治者对宗教教义及功能的认识和对各种宗教的宽容优礼，是其他王朝所无法比拟的。李洪权《论金元全真教经济生活方式的衍变》(《史学集刊》第6期)认为入元后该教教徒在保持自力更生的同时，传统寄生色彩又趋浓重。乌兰《关于成吉思汗“手握凝血”出生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史书中对成吉思汗出生时右手“手握凝血”说法的寓意，不断有所演绎，最初的寓意是预示流血、杀戮或战争，后来转为世界统治者的预示，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又被赋予金刚手化身的涵义。作者认为这种演变反映了古代蒙古人历史观的变化。杨惠玲《宋元时期藏区寺院经济发展的原因》(《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华文出版社，以下简称《古文献》)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寺院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的结合、信仰的广泛性、寺院的直接压榨剥削、朝廷的法律保护和优待赏赐等几个方面。刘永海《元代道教史籍体裁论略》(《晋阳学刊》第4期)指出元代道教史籍可分为仙传、谱录、山志、碑铭集、游记、目录等体裁。宗教研究方面的文章还有左芙蓉《罗马天主教与蒙元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才吾加甫《元明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西域研究》第3期)、卢玉华《蒙古萨满神教》(《北方文物》第2期)等。
九、元杂剧研究
田同旭《元杂剧通论》是一部融通论与通史为一体的元杂剧研究专著。罗斯宁《元杂剧和元代民俗文化》从元杂剧的传播途径、审美趣味、题材内容、艺术形式、人物类型、语言特色等方面考察了元杂剧所反应的元代民俗文化及戏剧与民俗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张维娟《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认为元杂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其实反映的是作家把女性纳入男权文化规定的角色规范的欲望，书中对元代社会妇女状况也有些考述。胡海义《元代戏曲禁毁论略》(《戏曲艺术》第2期)分析了元代戏曲禁毁的特点，认为对戏曲的禁毁影响了戏曲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万书红《元杂剧妓女形象与作家创作的创作心态》(《学术交流》第8期)认为元杂剧对妓女的同情和赞美，反映了作家特殊的创作心态。解玉峰《元剧“正旦”“正末”考释》(《文史》第2期)除对二者考释外，还对元杂剧的演出程序及其发展进行了介绍。此外相关文章还有：焦俊霞《张养浩散曲论略》(《齐鲁学刊》第6期)、虞江英《元杂剧家庭伦理叙事中人物身份的失落与确认》(《武汉大学学报》第6期)、柏红秀《元杂剧中的游士形象之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等。
十、文献史料考订
陈高华、张帆、刘晓《〈元典章·户部·分例〉校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商务印书馆)一文是《元典章》卷一六《户部·分例》的详细校释，每条资料均分原文标点、参考文献、校注、解题四个部分。陈高华《读钱大昕〈元史艺文志〉》(《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钱氏的《元史艺文志》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目录学著作，比起以前同类作品有很大进步；但也有不足，如没能跳出传统书目的窠臼，没有提供著作是否完稿或印行等重要信息，重出、漏收、史实方面的讹误尚存。作者还指出现有的整理本尚难令人满意。同氏《杭州惠因寺的元代白话碑》(《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对这块与高丽忠宣王王璋的活动有关的碑文内容作了解释和分析。张帆《〈至正条格·断例〉婚姻条文札记——与〈元典章·户部·婚姻〉相关条文的比较》(《许论集》)通过实例说明韩国庆州残本《至正条格》的史料价值，认为残本与《元典章》互有详略，可以相互补充。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较原本增加了晋王封藩、江淮诸王、云南诸王、世祖草原领地和《元史·食货志三·岁赐》笺注等内容，其中笺注部分为首次刊出，篇幅约12万字。余大钧《记载元太祖事迹的蒙汉波斯文史料及其相互关系》(《北大史学》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指出记载元太祖成吉思汗事迹的史料有蒙文的《脱卜赤颜》、《蒙古秘史》、《阿勒坦·迭卜帖儿》(《金册》)；汉文的《元太祖实录》、《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纪》；波斯文的《史集·成吉思汗纪》等三种史料，它们反映着各有源流的三大系统，分清不同系统是开展研究的关键。同氏《“按答奚”小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断按答奚罪”、“断按答奚死罪”之“断”，与蒙古词aldal(按答)均为“判处”之意，“断按答”为汉、蒙同义反复，“奚”(xi)则为当时蒙古人对汉语“死”(si)的念法。刘晓《元末大头陀教的一则史料》(《中国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见于清代段松苓撰《益都金石记》卷四《元平昌寺地图记》中的一则有关元代大头陀教的史料，认为至正十五年(1355)该教仍然存在。陈广恩《关于〈大德南海志〉的几个问题》(《古文献》)对残本《大德南海志》的编纂及作者情况做了简要说明，并就残本所载史料，对宋末元初广州路的教育情况做了探讨。钟焓《〈心史·大义略叙〉成书时代考》(《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心史·大义略叙》是一篇史料价值很高的元代文献。杭爱、乌黎《对〈蒙古秘史〉第二百一十九节“客儿·罕苔忽塔”一词的解读和其旁译“满立”的校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罕苔忽塔”旁译“满立”误，应校勘作“被满意”为宜。屈文军《关于元代硬译公文的点校问题》(《古文献》)比较了目前学界对这种文体史料点校的几种形式的各自优势和不足。
十一、文物考古 书评及研究综述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撰《2003年度元中都皇城南门的发掘》(《文物》第1期)是一份发掘简报，内容涉及发掘经过和地层堆积、城门形制与结构、出土遗物三个方面。孟元召《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科学出版社)分析了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瓷器的生产和销售中的外销形制、品种、地区、原因等问题。白勇《大同华严寺元碑及其相关问题》(《文物世界》第5期)对华严寺内一块至元十年的碑铭进行了研究。张连义《大元国大宁路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北方文物》第3期)论述了该碑的价值并考证了相关人物。董永强《元代铜权上的回鹘式蒙古文铭文考》(《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对出土的元代铜权上的回鹘式蒙古文铭文作了重新考释。本年度有关元代考古的另一篇发掘简报是《江西景德镇丽阳碓臼山元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第3期)。
本年度有关蒙元史研究重要的书评有：华涛《迟到的贡献：〈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文译本初读札记》(《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孟繁清《读李治安著〈忽必烈传〉》(《中国史研究动态》第4期)、莫久愚《新译集注〈蒙古秘史〉评介》(《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晓克《引人入胜的〈蒙古史纲要〉》(《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等。
综述方面的文章则有：张国旺《黑城出土元代汉文文书研究综述》(《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莎《近三十年来元代人口研究综述》(《殷都学刊》第3期)、杨玉萍《20世纪以来蒙元军事研究综述》(《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陈瑞青《“黑水城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综述》(《河北学刊》第4期)、孙颖慧《成吉思汗与六盘山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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