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绩论文,浅谈论文,陈独秀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很有影响而极其复杂的人物。纵观其一生，前期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推动历史前进的叱咤风云人物，后期从时代前进的列车上跌落下来，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角色。而现在有些人在评价他时，往往注重看其后期而忽略其前期（其中包括五四时期）。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由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本文仅就此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史学界前辈。
一、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主将。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族要向西方寻求真理。首先向英国学习造船制炮，接着向日本学习维新变法，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就全面学习英美的政治制度，但这一切都失败了，而大多数国民却“若观对岸火，熟视而无所容心。”①这就不能不引起以救国为己任的陈独秀沉思。他深深感到：“中国民众普遍地缺乏民主觉醒，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因此，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②于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大旗，掀起了一场震古烁今的东方启蒙运动。
当时，民主称为“人权”，即人人都有自主精神，独立人格。具体说来，即是“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③陈独秀认为，提倡民主，就是要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来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专制和军阀独裁。他主张：“吾国欲图世界之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④
众所周知，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支柱。而当时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在文化领域里推行复古尊孔的逆流。陈独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在《新青年》上发出“打倒孔家店.”的怒吼。他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少离散的因缘。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⑤更反对把孔教定为国教。但是，他并非一味否定传统，即使对孔子也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他承认“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⑥他只是对后世统治阶级为了利用加以歪曲的孔孟学说，尤其是‘三纲五常”大加鞭挞，而“对儒家以外的诸子大都予以肯定。”⑦
与此同时，陈独秀积极宣传科学思想。对任何经不起科学法则检验的东西，即使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⑧并且，他还大力宣传无神论思想，批判迷信、愚昧和盲从。认为“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象”，“都应该破坏”，鼓励人们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⑨，他告诫人们：“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他人之理。”⑩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是把民主和科学并列提出来的。他把民主和科学喻为鸟之两翼，舟车之两轮，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黑暗，渐渐地把中国引向光明的根本途径。”(11)并为之“就是落头流血，都不推辞。”(12)而且陈独秀还倡导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新的道德伦理观念。他明确指出：“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13)他认为民主共和国家必须是“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14)
陈独秀真不愧是“政治革命之先驱”，他敏锐地洞察到辛亥革命之所以流产，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5)，“甘昌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16)将胡适先生首倡的文学革命从形式上的革命发展到内容上的革命。开创了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先河！
这样，陈独秀就点燃了反封建启蒙运动的火炬，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延续，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政治上准备。曾经有人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喻作法国的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大革命。我想，这是不无道理的，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先进的中国人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经过一番比较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和政治锻炼，不仅没有妨碍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为他们实现这种转变的必要前提和良好条件。
二、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文化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五四运动则是政治意义上的救亡图存运动。五四前夕，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暂时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斗争意识越来越高。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乘虚而入，由于北洋政府的卖国政策，更使日本侵略者甚嚣尘上，“长夜茫茫何时旦？”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先进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真理苦苦思索着，他们从“一战”中清醒地看到“举世滔天之祸，全欧陆沉之忧”（陈独秀语），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疑虑重重。同时又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中看到了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鲜明的对比使他们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尤其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耻辱，彻底破灭了身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5月4日，他首先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困惑随感，指出：“这两个分脏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正是这种“直接解决”口号的激励作用，内忧外患使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了。
运动期间，陈独秀不仅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也将美国总统威尔逊称为“感大炮”，揭露其虚伪性。为了动员各界人民觉醒，支持学生运动，陈独秀写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和《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等文章，呼吁“我们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国人？全靠国人团结一致的爱国心”(17)，为单纯的学生运动发展到群众性爱国运动起到有力指导作用。尤其在五四运动走向高潮时，他又不失时机地提出民主政治的主张，即“强力拥护公理”——反对帝国主义；“平民征服政府”——反对封建主义，引导五四运动由外交转向内政，又由内政转向改造社会组织，指引爱国民主运动深入发展。
在实际斗争中，陈独秀更是勇猛战士。在五四运动中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身先士卒。曾因散发自己起草的《北京市民宣告》而遭逮捕，后经多方营救而被释放。在事前他曾豪迈地提出“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18)的宣言。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影响和带动了五四时期一代革命者的成长。毛泽东称陈独秀为“思想界一颗明星”，并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周恩来，施存统，俞秀松等一大批先进分子自觉聚集到《新青年》旗帜下，而陈独秀等又及时给以英明指导。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19)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五四运动是由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诚然，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旧三民主义的建党原则使之成为狭隘的小团体；又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他们不能具备领导五四运动这场“国民运动”的能力，不能制定反映群众要求的思想理论指导运动。毛泽东后来曾明确指出：“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他是站在旁边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三、陈独秀创建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发展及其失败告诉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有着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并且表现了他们的革命力量。但由于他们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获得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有新兴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必须有新的思想作指导。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告诉我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必须具备阶级条件和思想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并且必须互相结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这新的阶级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这新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身上。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先进主义者的桥梁作用，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现有史料，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一九二○年二月，由于北洋政府的政治迫害，陈独秀不得不逃离北京（由李大钊护送），在去天津的途中，二人研究了建党问题，即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他们认识到，只有建立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0)这正是鸦片战争以来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得出的历史结论。一九二○年夏天，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陈独秀首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并推选为书记。上海发起组不仅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还创办了半公开性刊物《共产党》，并推动建党工作的展开。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又创办了《劳动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自觉结合的最早尝试；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为给中国革命建立后备军，上海发起组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外国语学校，培养干部。随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陈独秀在此过程中起了联络和指导作用。可见，上海发起组在当时起了临时党中央作用，陈独秀成为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实际领袖人物。
在理论上，陈独秀不仅和上海发起组成员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对统一内部思想，为“一大”制定党章奠定了基础，还和李汉俊同志校对了陈望道先生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成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修教材。在广州主持广东教育委员会工作期间，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书信往来频繁，并亲自草拟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寄往上海，指导上海乃至全国的建党工作。这些都说明陈独秀对建立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有比较完备的设想。
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声望，特别是由于他从思想上、理论上、干部上和组织上为党的建立作了一系列的准备，他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主持党的中央工作。
一大的召开，仅仅从组织上完成了建党任务，为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发展需要，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亲自出席并主持了这次大会。“二大”发表了由陈独秀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以及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纲领。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为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做了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必要择抉等。历史已经证明，“二大”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作用。
注释：
①《一九一六年》引自《独秀文存》
②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
③《敬告青年》《青年杂志》一卷1号
④引自《独秀文存》
⑤⑥《论孔教问题》
⑦彭明《五四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9年第三期）
⑧⑩《敬告青年》《青年杂志》一卷1号
⑨陈独秀《偶象破坏论》，《新青年》五卷2号1989年8月。
(11)(12)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见《独秀文存》。
(13)(14)《宪法与孔教》《新青年》二卷3号，1916年11月。
(15)(16)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7)陈独秀《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
(18)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
(1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660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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