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_收入差距论文

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江苏样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论文,样本论文,城乡论文,变动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一直都是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差距变动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揭示城乡差距的本质，对城乡差距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具有很好的政策含义，可以帮助政府制定或修订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制度和政策。

具体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而言，既可以从区域总体特征上来观察，也可以从区域内部基本单位构成的角度来分析。在空间层面上，作为面的一个区域整体实际上是由其内部不同的点构成的，当然，这些点也是相对意义上的。由于存在历史、自然等各方面的因素，点与点之间明显具有空间上的差异性。而如果仅从总体的角度分析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研究结论可能说服力不足。如果以区域内部的点为样本，则可以避免由对空间差异性认识不足所带来的对城乡收入差距认识的偏差，从而对中国区域城乡收入差距有更全面的认识。

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先对城乡收入差距状况进行整体上的观察，然后使用数据集分析所属区域的情况，通过实证检验，找出决定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因素。本文的基本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为提出问题；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相关理论和前人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简要的评述；第三部分将检验库兹涅茨假说是否存在，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第四部分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变量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提出基本影响因素的检验模型，并实施具体的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

二、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早在半个世纪前，库兹涅茨（Kuznets,1955）就基于历史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首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过程。在随后的研究中，Robinson（1976）通过数学推导论证了“倒U型”曲线存在的必然性，Ahluqwalia（1976）使用回归分析也支持了“倒U型”曲线的存在。Aghion et al.（1999）则使用了国家层面数据分析佐证了库兹涅茨的观点。虽然也有对于这种分析方式缺陷的批评（例如Figini,1999），但是，对“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进行检验，无疑已经成为分析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重要方法。

在有关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中，王小鲁、樊纲（2005）使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年度数据检验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曲线只近似具有其上升阶段的特征。王建农、张启良（2005）认为，最近2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波浪式扩大。韩旭、韩淑丽（2006）和Qin et al.（2009）则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符合居民收入差距呈“倒U型”曲线的国际经验。可以看出，对于库兹涅茨的观点在中国是否适用还是存在争论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省域范围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例如，江苏省城乡收入比由1990年的1.66扩大到了2008年的2.54。这样，无论从经验研究还是从数据显示上，都对库兹涅茨的论断（即随着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然会缩小）是否仍然成立产生了疑问。

在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分析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3）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与农村和农业改革的相对滞后是有关系的。陆铭、陈钊（2004）认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的确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Knight et al.（1999）研究认为，教育在决定城市和乡村居民收入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本差异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Kuijs et al.（2006）认为，生产率的差异可以很好地解释城乡收入差距。Lu（2002）和Hertel et al.（2006）则重点从劳动力流动性以及城乡资源的分布结构方面进行分析。上述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拉大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还有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的原因。

虽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现有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基本上以国家为范围加以研究，以省级数据进行分析。从省域内部层面通过建模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文献则不多。在所能找到的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范围相近的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宋丽萍（2006）对江苏省级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认为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RP”）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教育支出以及抚恤、福利支出则相反。张士云（2007）对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比例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则拉大了收入差距。韩留富（2007）以长江三角洲为对象分析得出政策的城市偏向性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上述研究角度各异，所得结论与运用省级数据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成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探讨，并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但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级层面，基本未从更加细化的区域内部地级市层面出发，对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江苏虽然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的省份之一，但是，江苏省内不同区域的异质性十分明显，内部形成了苏南、苏中、苏北地区性分化的局面，其工业化进程存在阶段性差距，呈现阶梯状分布。同时，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也不容忽视，从2007年起江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超过浙江，失去了保持多年的省级差距最小（不包括上海、北京、天津）的美誉。因此，笔者认为，基于江苏内部经济发展的特点，分析该省内部不同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选取江苏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区域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意义。近年来江苏省内部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以及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其中的作用机制又如何？本文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尝试去研究和找出答案的。

三、库兹涅茨假说存在的依据

基于所掌握的有限年度数据，直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有一定局限。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对收入差距走势的库兹涅茨假说进行检验。本文使用1998～2006年江苏13个地级市的年度数据，它们均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以及各市统计年鉴①（以下凡是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是同一来源）。这里使用城乡居民收入比值（r），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度量收入差距，且收入分别使用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该变量的值越大，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在模型的设定上，考虑到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仍没有统一的模式，这里选用了收入二次多项式和收入对数二次多项式进行分析②（仅列出固定影响模型）。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表1显示，对数与非对数模型的回归结果有较大区别。非对数各模型中人均GRP一次项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二次项系数均为负值，除截面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之外，显著性均达到1％。而对数模型中收入变量虽然也较显著，但是，随机影响和固定影响模型拟合曲线在样本期内表现为收入差距逐渐收敛于拐点，然后又持续上升。反而“倒U型”曲线在截面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中得到了体现。总体来看，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大部分估计结果还是支持了库兹涅茨假说在地级市层面的存在。但是，就现状来说，江苏整体城乡收入差距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随人均GRP水平上升而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由1990年的1.66扩大到了2006年的2.42。虽然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没有将城市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分开讨论，但是，整体解释力较好的结果中拐点出现至少也在人均GRP6万元以后的水平，按照二次项系数的估计值，在收入差距达到某个最高点后转向下降，估计时间大致在2012年以后。

上述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在函数形式上近似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但结合实际分析，它们的下降阶段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部分结果还出现收入差距收敛在同向上升阶段性拐点的情况。这说明，在不引入其他因素的情形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江苏省地级市层面的城乡收入差距并不会无条件地下降。

通过表2可以发现，就江苏省内部各个区域的估计结果来说，苏南在对数的固定影响模型和非对数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的“倒U型”曲线，而且非对数模型中固定影响模型的拟合程度好于随机影响模型，其超过了0.9。苏中在对数的随机影响模型和截面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中出现了“正U型”曲线，但在非对数模型估计结果中不但出现了“倒U型”曲线的走势，而且拟合程度高，其拟合程度最高的是随机影响模型。苏北在对数的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出现了“正U型”曲线，而在非对数的截面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中也出现了“倒U型”曲线。如果继续考察拟合程度最好模型的拐点的具体位置，苏南拐点在人均GRP7.1万元水平上，而苏中、苏北则分别为5.2万元和3.9万元。再与各自2006年人均GRP比较，苏南已经接近了拐点处，而苏中、苏北还有一段距离。这样的结果不仅验证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而且对于苏中、苏北，甚至是没有在本研究样本内的其他地区，就如何发展区域经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都有一定的启示。

四、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本文发现在不引入其他因素的情形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江苏省地级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并不会无条件地下降，也验证了“倒U型”曲线的存在及其拐点。以下本文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通过构建模型，寻找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因素。

虽然有关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已经涉及了许多相关因素，以往学者也对相关因素进行了细分（例如Alesina，1998；曾国安，2007），但是仍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综合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收入分配研究的重心转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以来，学者深入研究了包括政治经济、教育一生育决策、社会稳定性和国内市场规模在内的多种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尹恒等，2002）。为了更加系统性地衡量多种因素对省域地级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以库兹涅茨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收入分配理论以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考虑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从经济增长因素、间接分配因素和经济干预因素几个方面来考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

（一）变量说明

1.经济增长因素。正如前面分析所证实的那样，经济增长会带来收入增加。在强调效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快，但社会公平可能受到忽视；而过分强调公平也可能损害效率和增长。因此，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替代关系（王小鲁、樊纲，2005）。但是，在具体区域上仍然有一些因素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有待于仔细研究。这里考虑的指标有经济增长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率、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RP比例）、国际投资开放度（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与GRP比例）、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等，这些因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中，城市化水平、进出口贸易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程开明，2008）。出于同一考虑，由于投资在中国存在较严重的城市偏向，因此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以上变量按照顺序分别使用表示。

2.间接分配因素。在这类因素中，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本文考察了两项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一项是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支出，此项支出直接促进了农业发展，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直观上看随着该项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比重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另一项是科教文卫支出，科教文卫事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会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因此，随着这一支出比重的上升，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也会缩小，但是，在城乡投入效应上农村应高于城市。另一方面就是金融发展与金融资源分配（参见Mo，2000）。章奇（2003）和姚耀军（2005）的研究也都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偏向都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在实证分析中，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采用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与当期名义GRP的比例作为替代指标。度量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程度，所用指标是当年的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由于农业贷款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有利，故认为该变量对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数为负。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之所以出现，原因就在于城市内的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分散居住下的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导致城市和乡村在生产力和商业化等方面出现差距。如果能够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把农村的交易效率提高到较高的水平从而缩小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差距，则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就会逐渐收敛。以上变量按照顺序分别使用表示。

3.经济干预因素。首先，干预因素表现在政府的行政能力以及基础设施改善上。一方面，上一级政府通过GRP增长率考核下级政府的业绩；另一方面，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城乡交易效率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会继续扩大（张红宇，2004）。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经济发展也较快。因此，有理由相信，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对地方政府具有极强的驱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显著作用。地方政府的这种行政能力可以用地方财政支出与GRP的比例、行政管理人员占城镇职工人数的比重来体现。其次，干预因素还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上。相关研究强调了教育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影响（例如Knight et al.,1999），因为教育的普及能够对人力资本存量产生作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地区劳动力的供给和当地的消费需求，因而在抑制城市内工资上涨的同时提高了城市生产的规模报酬和生产效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可能给农村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因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以，这方面本文考虑的指标有教育发展水平（每万人中等及以上学校在校学生数）、等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比重。以上变量按照顺序分别使用表示。

（二）计量模型

1.使用说明。本文在模型选取上仍然沿用验证库兹涅茨曲线的适用性时采用的面板数据模型，其优势在于它不仅仅单纯局限于既定的时点或者时间段，而且具有研究面板数据的能力，可以对其设定包括个体和时间的固定影响及随机影响在内的多种形式，综合考虑各种作用因素在空间上演化的特征。本文设定全因素模型基本形式如下（仅列出固定影响模型形式）：

（3）式中，greco代表经济增长因素，sedis和impeco分别表示间接分配因素和经济干预因素，α、β、γ为各类因素的系数，下标j、k、l则分别表示各类型中各个具体的因素。

表3给出了在本文回归分析中使用的关键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为了便于理解，将这些变量数据表示为它们的原始值，此外，也将前面分析所使用的人均GRP变量数据一并列出。由于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因此，列出的数据仅是在整个面板数据中同一指标的极值和平均值、标准差。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采取与—般的时间序列分析相同的方法，为了避免非平稳数据的回归可能产生的伪回归问题，需要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以判别数据中各个序列的平稳性。同时，为了避免因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而给检验结果带来负面影响，本文选用LLC（Levin-Liu-Chu）、Fisher ADF以及Fisher PP方法进行同质和异质面板单位根检验③。在进行分析时，基于显示不同类型因素的考虑，表4分别列出了经济增长因素、间接分配因素与经济干预因素的实证结果，最后为所有变量都进入回归模型的总结果（由于篇幅限制，t检验值未标出），这里使用F检验（包括截面（cross-section）F检验和时期（period）F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来进行模型选择以及个体和时间效应的识别。另外，为使结果更具有效性，本文使用Wooldridge检验（参见Wooldridge，2002）以及修正的Wald检验值（modified Wald statistic）对回归模型的异质残差项的序列相关性和截面异方差特征进行判断，并进一步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参见Wooldridge，2002）方法进行模型估计。

表4显示，经济增长因素模型的接近0.6，间接分配因素与经济干预因素模型的都在0.9左右，全因素模型的则达到了0.95。经济增长因素模型中仅随机影响模型通过了Hausman检验，而固定影响模型没有通过，故表4中只列出了随机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即模型1。对于间接分配因素模型和经济干预因素模型，它们的固定影响模型都通过了Hausman检验，而随机影响模型都没有通过，故表4中只列出了它们的固定影响模型估计结果，即模型2和模型4。在比较模型2和模型4的个体和时间影响的F检验值后，由于截面F检验值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而时期F检验值只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故选择了显著性高的个体固定影响模型。由于修正的Wald检验值显示固定影响模型残差项存在异方差性，所以，都再次对它们进行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分别是模型3、模型5。模型6则尝试将两类效应全部引入，但是，由于Hausman检验要求标准残差估计必须是渐进有效的，而在计算时发现模型6没有满足这一条件，同时，考虑到随机影响模型在进行随机影响新息方差（innovation variance）估计时要求个体或者时点数目大于系数数量，所以，全因素模型直接采用了固定影响模型来估计。

2.结果分析。首先，在经济增长因素模型中，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率、外贸依存度这三个变量符号为正，除外贸依存度外其余变量全部显著，说明这些经济增长因素带来的收入分配是不均等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在全因素模型中也得到了印证。经济增长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高度显著，说明经济增长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各个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该结果与第三部分利用地级市数据的验证结果也是一致的。外贸依存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江苏外贸出口主体的苏南地区其出口占到全省的近90％，而其中苏州就占到全省的近60％，而经济发达区域恰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低，因此，就会出现外贸依存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不显著的结论。

其次，在间接分配因素中，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的确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虽然支农支出总量是不断增加的，但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是下降的。例如，江苏省2005年、2006年支农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8％和6.1％，而1995年、2000年分别占到8.5％和7.9％。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地方政府以追求地方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城市发展，造成支农资金投入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具有扩大的作用，即使某些时期产生了缩小作用，但也缺乏持续性。

再次，在经济干预因素中，地方财政支出与GRP比例可以作为反映地方政府经济调控绩效和能力的重要指标。由于财政支出呈现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因此，该比重越大，城市群体收益越大。尽管从支出结构上看，个别项目的城市化倾向已有所降低，例如科教文卫、环保等支出中用于农村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总体上讲财政支出的城市化倾向仍然明显。另一指标行政管理人员占城镇职工人数比重则更加强化了这一结论，政府行政人员过多确实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行政管理人员占城镇职工人数比重，苏南为6.5％，苏中为8.0％，而苏北达9.4％，有限的财政收入被以城镇居民为主的行政管理人员作为人头费获取，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成为必然。体制机制的差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稀缺性资源的边际效应。此外，等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比重变量在重新估计后显著性水平也达到了5％，说明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发挥了一定的正面效用。江苏省高速公路密度位居全国第一。

3.相关因素的进一步讨论。国际投资开放度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江苏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2007年，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全省出口总额的76％。由于基础设施以及本地市场规模等集聚因素的存在，外资对于城市经济具有强烈的偏好，投资的偏好按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从江苏的实际情况来看，外商投资区域主要分布于苏南，尤其是苏州、无锡等地，外商投资已成为推动辖区GRP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这些区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最小。本文考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外资企业的行业异质性带来的外资转移。由于行业发展阶段不同，许多劳动密集型和标准化生产行业的投资者在区位选择上更多地考虑工资成本的影响，尽管区域集聚的外部效应对初期的产业聚集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拥挤效应的增大，劳动力、土地、环境等成本上升的压力使得部分外资企业逐渐向苏中和苏北地区转移。例如，台湾富士康公司、韩国现代集团不但已在苏北投资，还吸引一大批配套产业聚集。这种基于成本考虑的结果，自然是需要雇佣当地大批农村劳动力。第二，政策引导性的投资转移。为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江苏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措施，其中包括对境外投资者到苏北地区投资的项目以及苏南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向苏北产业转移的项目实行优惠政策。苏中、苏北的引资也持续扩大，2006年，苏中、苏北实际到账外资分别为39.9亿美元、10.8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较苏南高出33.7个和13.2个百分点，延续了高增长的势头。第三，省域内部劳动力的流动性。作为外资聚集地的苏南地区工资水平较高，大批苏北、苏中农村劳动力出于收入原因进入苏南城市，劳动力流动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收入④。据调查⑤，苏南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收入仅占纯收入的6.2％，而苏北占28.6％；苏南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中，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49.9％，而苏北仅占16.9％；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投资占5.7％，而苏北仅占3.1％。因此，有理由认为，国际投资开放度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笔者建模时的预期方向一致，而且没有在全因素回归中发生变化，说明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是稳定的。因此，加大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环境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向农村倾斜，十分有利于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江苏之所以表现出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迹象，可能与江苏近年来加快城乡统筹步伐有密切关系。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城乡差距大的相对欠发达地区，政府加大了定向投入，尝试缩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的较大差距。近几年，省级财政安排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连续保持每年40％以上的增速，主要投向苏北地区，以弥补当地农业职业培训经费的不足。由于政府在农民工培训方面的高投入，江苏以苏北为主体的低收入户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达35％。江苏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有关政策规定，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和支出范围，大幅度缩小了城乡标准之间的差距。江苏省农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率达98.5％，且省政府人均补贴标准也明显高出全国水平。江苏省还出台了改善农村留守少年儿童食宿条件的政策。为缩小区域间差距，江苏省对农村地区文化、公共卫生设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投入。二是从2001年起，苏南地区按照全面小康建设指标体系的要求标准，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了完善，目前，农村教育、卫生、文化服务设施水平与城镇的差距已大为缩小，甚至接近。因此，加大科教文卫等领域向农村投入的力度，有利于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关于每万人中等及以上学校在校学生数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的问题，这与以往经验研究所认为的教育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结论是一致的，并不相悖，因为其结论隐含的前提就是农村居民需要占有一定的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必须是公平分配的。但是，由于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学生就学主要集中在城市，许多农村学生学成后滞留在城市，同时也要考虑到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时滞，因此，该指标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是正常的。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城乡教育不平等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温娇秀，2007）。但是，江苏近年来农村教育已有所改观，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与2000年相比，全省乡村每10万人拥有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增长5.25％，而每10万人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则由2000年的541人增加到2005年的940人，虽然这一数字仍无法与城镇相比，但是增长幅度要快于城镇⑥，城乡之间大学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对于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有益的。所以，从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看前面的实证结果是可以解释和接受的，也是江苏近年来调整教育资源分配成效的反映。

五、结论及启示

综合来看，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消除需要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支撑。通过对江苏省地级市的相关面板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国际投资开放度、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总体上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大多数的经济增长因素、间接分配因素与经济干预因素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包括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以及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的作用力远小于其他变量的扩大作用力，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

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不能动摇，但是，区域和谐、城乡和谐同样也不容忽视，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江苏省作为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已进入中后期阶段，一些城市化倾向的经济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社会和谐发展付出昂贵的代价。事实上，中国9亿农民才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如果他们无法增收，这样一个庞大市场的启动也就无从谈起，在外部需求减弱的情形下则更加彰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有必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弱化现有政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扩大区域开放程度，积极引进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提高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江苏省统计局（编）：《江苏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各市统计年鉴由各市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② Ram（1995）指出，几乎所有关于发展和不平等关系或者库兹涅茨假说的经验研究，都采用了收入的二次方或者其对数的二次方形式。另外，万广华（2004）对于一些经济体尝试采用了9个不同的非线性模型进行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验证，而且他认为拒绝非线性模型必须应该被看作是转型经济体的特殊背景下才成立的结论，非线性模型在其他情况下是非常适用的。而在模型中加入更高阶的多项式（例如List et al.1999）则值得怀疑，因为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一些重要的参数根本无法识别。符淼（2008）研究认为，对数处理可能会使模型发生形变，导致找到的拐点不正确。另外，多项式模型虽然存在脱离样本区间后递减或递增过快的问题，但是，只要仅仅在样本区间内研究曲线及其拐点，二次多项式模型优于对数二次多项式模型。所以，出于全面考虑，本文还是将两种模型都进行了估计。

③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具体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其中，检验的最佳滞后期数是由Schwarz评价标准确定的，在进行LLC以及Fisher PP检验时采用Barlett核密度估计方法并通Newey-West进行带宽选择，在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时所选取的是包含了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结果显示，存在单位根，虽然差分后平稳，但是，由于r本身是平稳变量，它不可能与单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将不平稳变量剔除。而其余变量除个别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在10％外，其余的显著性水平均达到1％，所以，本文判定它们不存在单位根过程，数据平稳，可对其余变量进行回归。

④ 李实（1999）经验分析后认为，外出劳动力对于家庭总收入的边际贡献率明显高于非外出劳动力，前者比后者高出近10个百分点。按照1995年全国农村户均收入6270元计算，一个外出劳动力将比一个留在当地的劳动力平均多挣600元左右。而且在包括了外出劳动力汇款后农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了2个百分点。虽然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城市产生的就业替代率仅为0.1左右，但从长期来看，它也会压低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率，并抑制城镇职工工资增长较快的趋势。所以，外出劳动力的边际报酬显著高于非外出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对于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⑤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网站（http://www.jssb.gov.cn）。

⑥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网站（http://www.jssb.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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