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提升我国西部金融资产质量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资产论文,质量论文,我国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我国政府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将开发和建设西部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这不仅对加速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加速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将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引向深入以及加速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对于未来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格局中，确立并加强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和强国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诚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西部将面临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卫生事业等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还面临着由此而带来的巨大的资金需求与资金瓶颈压力。在西部开发建设中，投融资增量的大小无疑将对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起到直接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我国中央财政用于西部发展的直接投资其规模与增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十五”期间，国家除将一批重点工程设在西部地区以外，中央政府还将逐年加大用于西部地区的投资比例和规模。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中央财政收入中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过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平均水平仅为29.9%，而经济发达国家平均为65.9%，发展中国家平均为77.8%），因此，在短时期内我国中央财政用于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财力仍然是极其有限的，这表明，实施西部开发已不能重复东部沿海开放时所走过的财政扩张型的老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西部金融基础脆弱，金融资产总量不足，金融资产结构扭曲，金融资产流动性差，直接融资比重偏低。过度的金融抑制不仅束缚了该地区的内部储蓄，阻碍了外部资金的进入，而且极大地抑制了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的生成，资本生成困难，导致大量资金外流，加剧了西部资金的紧张状况。金融作为一种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资源，虽然具有可控性，但囿于目前西部的经济环境，金融机构的数量、经营规模、资金运营效率、从业人员水平等诸多障碍因素的影响，无法发挥其正常的积极的作用，致使西部金融在组织体系、机构布局、市场覆盖、机制传导、金融调控以及金融监管等方面均处于初级或不完全发达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完全通过金融，尤其是政策性金融来引导西部地区经济成长其空间亦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笔者认为：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我国西部经济开发必须走市场化道路，尤其是西部开发所需资金的来源、筹集、运用等必须坚持市场化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西部经济开发成功的重要关键所在，也是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一、西部金融贫血现象分析
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其中除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倾斜政策的原因之外，主要是西部地区特有的资源禀赋要素（如：资本、劳力、土地等）的优劣及其比较优势所造成的。而资本则是诸要素中的决定因素，是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稀缺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根本的和直接的原因在于西部金融的贫血现象。
1.现行金融体制弊端的影响
在全国统一的法定准备的利率条件下，西部地区的货币信用水平普遍低于东部，现金漏损率较高，加之近年来西部资金的大量外逃，使得西部地区货币创造乘数（法定准备率与现金漏损率之和的倒数）低于东部地区，致使西部地区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小于东部地区；同时，由于实行利率管制条件下全国统一的存贷利率，在客观上形成对东部地区的“优惠”，大量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向东部，致使西部地区的资金边际利率低于东部地区。又由于我国四大商业银行均实行总分行制，出于资本效率最大化的需要，总行将统一调度其分支机构的资金优先安排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项目贷款，这也会在客观上形成将西部资金引向东部地区。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以及国家金融货币政策统一性之间矛盾的长期存在和惯性作用，造成西部地区金融环境相对较差，金融资产在全国仅占很小的份额。据统计，截至1999年，我国金融机构对西部贷款余额为1.57万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15%。从金融资产总量、质量、结构上看，东西部存在明显差异。90年代以来，中西部金融机构存贷款增长速度均小于东部，其中东部年均存款增长速度为34.5%，贷款增长速度为24.1%；而中西部仅为26.8%和22.6%，这表明东部地区的货币资金的增长速度较快，存量金融资源配置速度也较快。
2.金融市场尚未发育成熟
长期以来，由于体制的原因，西部金融市场发育缓慢，突出表现在：市场与基准利率尚未形成；资金拆借市场还处于初级形态；再贴现的对象主要是工、农、建、中、交等五家银行之间的操作，而且规模较小；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对象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构成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基本票据品种较少、规模小、交易量小，这表明商业银行之间还不适应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工具来调剂彼此的资金余缺或改善金融资产的持有结构；西部资本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和不规范性，由于目前我国仅有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大量西部地区资金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证券、房地产等一些泡沫经济成分较大的产业，而内地许多基础性产业的实际资本却长期缺少向金融资本转化的条件与机会，资本市场未能按一定的规则连接和协调，从而加剧了西部地区建设资金的短缺。目前，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能力占绝对优势。1999年底全国股票市场A股筹资额为893.6亿元，其中东部地区筹资额为480.8亿元，占筹资总额的53.9%；中部地区筹资额为274.2亿元，占筹资总额的30.7%；西部地区筹资额仅为137.5亿元，占筹资总额的15.5%。截止1999年12月底，西北地区投资者在沪深两市的开户数分别为1204758户和1107676户，仅占全国投资者开户数量的5.32%和5.06%。从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布看，截止1999年底，全国共有上市公司949家，其中东部地区578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60.9%；中部地区20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1.7%；西部地区则很少，仅有165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7.4%（注：根据国家外经贸部统计资料整理。）。
3.不能有效地利用外资
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外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占全国的比例不仅偏低，而且还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据统计，1988年我国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4.73亿美元，占全国的8.4%；1997年，我国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增加到17.85亿美元，然而占全国的比重却下降到3.7%；1998年我国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为87.65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却仅为3.3%，同期东部地区则高达83.63%；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其他投资，西部地区仅占全国的1.14%，东部地区则高达96.67%。截止目前，我国西部利用外资在累计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以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只占全国总数的5.01%、3.87%和3.22%。在西部十省区（市）中，西藏、青海与宁夏三省区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量与规模则更小，其中1999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总数的比重分别为0、0.01%和0.04%（注：根据国家外经贸部统计资料整理。）。我国西部实际利用资金的数量、规模和质量等方面均处于全国的最低水平，西部地区的单位项目投资规模仅为139美元，低于全国平均180万美元的水平。从外资（合资）金融机构在华数量及分布看，截止1999年底，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允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代表处）的共有38个国家的412家金融机构，其中主要分布于上海、广州、深圳、厦门、北京等市，西部地区仅有11家（注：根据2000年《中国金融年鉴》计算。）。
以上分析表明，资金是制约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从西部经济发展的长远计，要从根本上解决西部资金短缺问题，西部金融业必须立足自身发展，发挥其潜在优势，全面提升西部金融资产的质量，为建立适合西部经济发展的、市场主导型的融资体制打下基础。
二、西部现有金融资源存量的安排
在我们研究如何解决西部资金短缺的问题时，也不容忽视西部现有金融存量的作用。这些金融资源包括：(1)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7000多亿元；(2)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较好，尤其是拥有大型国有工业企业900多家，其中国有和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资产高达15000多亿元，而净资产也达5000多亿元；(3)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使改革中的一些矛盾和困难突出集中于西部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上，致使西部金融业总体信贷资产质量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大大超过了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一般原则所规定的最高风险警界指标。由于过多的存量信贷无法有效运转，大大削弱了西部金融资源的有效供应。
西部现有金融资源存量的安排，就是要通过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及信贷结构的调整，使西部金融存量中的沉淀金融资本得到有效启动，使西部闲置资金和信贷资金得到有效激活。
1.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活化西部信贷资产存量
目前，在我国西部地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仍是经济的主体，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重为61%，这样其发展状况和资金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对西部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西部地区应结合本地实际，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选择那些经营业绩良好、市场预期乐观的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或实行国有股减持的方法，将国有股本的部分或大部分进行出售，并以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募集资金，这样不仅可以尽快实现产权多元化，而且也可以使分散的社会资金迅速集中并转化成资本，以减少西部资金的供求压力。
2.通过企业重组的方式，有效启动沉淀的信贷资金
西部地区目前已有一些企业具备了现代化企业的实力，应鼓励这些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实现企业债权、债务的重组，使大量沉淀的信贷资金得以盘活。同时，也可利用买壳上市或借壳上市等手段，推动西部企业上市，这样不仅可以将西部地区内的闲置资金激活，使一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遏制西部资金外流；而且还可以吸引东部地区的一部分企业或个人的投资流向西部，以增加西部地区的资金供结量。
3.通过调整信贷结构的方式，加强信贷资金投放的力度
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应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西部地区的经济特点以及发展要求，加强信贷结构的调整，实现金融资产结构的优胜劣汰。其中主要包括：采取倾斜性信贷政策、提高西部地区货币供应增长、降低准备金比例、采取优惠的贷款和再贷款利率政策、提高中长期贷款比例和专项贷款数额等，不断扩大对西部地区的货币资金的供给，促使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尽快调整，使其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
三、建立多元化的资本聚融与传导机制
以资本市场为载体，形成多元化、开放的资本聚融与传导机制，不仅是西部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取向，同时也是提升西部金融资产质量的需要。资本市场作为西部市场化融资体制的核心，其在筹集资金、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配置社会资源以及分散投资风险等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建立西部资本市场多元化的聚融资及传导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西部地区设立证券交易所
可考虑在重庆或成都等经济金融基础较好的城市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异地交易中心，建立规范化的场外市场，允许西部一些规范的、经济效益较好的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或债券进行场外交易；同时，对西部上市公司允许实行二部交易，主板市场上市条件可略低于沪深证券交易所，二板市场主要面向高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上市条件应低于主板市场。
2.加大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规模
西部地区在企业股票发行和上市政策上应实行区域或产业优先的原则，积极扶植和培育一批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和带动力强的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同时，积极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强行推动企业资产重组与收购兼并，全面提高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质量。
3.优化资本市场结构
积极培育和发展股票与债券等资本市场，可充分利用西部地区能源、化工、原材料工业的优势，并针对各产业、行业的特点，可发行期限不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利率档次不同的企业债券；允许西部地区的能源、交通、邮电通讯、原材料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进行股票发行试点的工作，促进这些企业进行直接融资。
4.积极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
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中介机构可以对企业筹集资金、转换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等起到很好地促进作用。大力发展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中介服务机构，不仅可以为西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提供咨询服务，而且还可以通过参与企业资本、债务重组，改善企业经营机制，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5.坚持创新金融产品
成熟的资本市场应不断创造新的金融产品。近期内我国西部资本市场可允许设立西部开发基金、西部创业投资基金、西部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西部农业开发基金以及西部亟需开发的其他专项基金，如西部电力发展基金、西部铁路发展基金、西部教育发展基金、西部环保发展基金，等等。同时，允许西部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用于筹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基金与债券发行后，即可进入二级市场流通。
四、培育理性市场投资主体
培育和发展西部市场投资主体，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西部资本生成困难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遏制西部资金的外流，并最终形成西部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已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伴生物，它必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投资则主要体现在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取向上，而且国家的这种政策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按照信用原则运行，以确保其投放资金的安全性与必要的增值性。这已表明，我国政府已不可能再继续作为市场投资主体参与企业经营与竞争行为。同时，在我国现阶段，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有经济将逐渐从146个行业退出，这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它将预示着我国非国有经济将进入全面生长时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将成为我国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这已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改革实践所证明）。就我国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而言，目前它成为继乡镇企业之后西部地区的又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从1995年～1999年，我国西部地区的私营企业由8.45万户增加到23.82万户，注册资金由311.97亿元增加到1590.75亿元，分别增长了181.89%和409.9%；个体工商户由564.5万户增加到627.21万户，注册资金由269.71亿元增加到524.95亿元，分别增长了111.09%和76.92%；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金由283.45亿美元增加到321.71亿美元，增长了13.5%。1998年，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共提供税收194.6亿元，其中国税111.11亿元，地税83.52亿元（注：2001年6月贵州“西部大开发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资料。）。可见，在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已成为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缓解西部地区资金匮乏的局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然而，西部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也遇到了一些体制性障碍，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1)市场准入难。长期以来，行政性行业垄断一直是困扰我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尤其是一些竞争性较强的某些行业，仍为少数部门所垄断，对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形成壁垒；即便已开发的一些领域，也缺乏公平、完善和有效的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无法实现这些领域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当然这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经营也就无从谈起。(2)非国民待遇。在我国许多地方，对非国有经济有偏见，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税费、规费等项目，对非国有经济在征收时间和数额上具有很强的随意性；非国有经济非但得不到财政的支持，就连在国有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也很难得到贷款，目前，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国有经济中的企业融资难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焦点问题之一。(3)自身问题。非国有经济正普遍面临着二次创业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如：规模较小、分散经营、积累与发展能力不足、家族化管理等等，这些都需要非国有经济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组织制度、形式创新。不解决上述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将步履艰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地开发西部，建立市场化融资体制，必须大力发展西部非国有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培育新的市场投资主体。
与西部国有经济比重过高相适应，西部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过多地集中于国有经济，加之长期以来的低水平重复运转，使其脱离信用约束而大量地沉淀下来，最终形成呆坏死账；由于西部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存在，致使非国有经济的融资空间狭小。资金不足，积累不足，导致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并使其由此而进入了一个非良性循环的怪圈。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培育非国有经济为市场投资主体应需要方面的政策相互配合：(1)按照西部地区产业政策的要求，调整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2)加速西部金融资源存量的调整，加大各商业银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力度，并在贷款期限、利率上予以优惠；(3)利用减免税政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此涵养税源，培植市场投资主体；(4)在税收、信贷、外贸出口上积极扶植西部乡镇企业，尤其是与农业产业化、农副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等密切相关的乡镇企业；(5)在竞争性行业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准入；(6)在垄断性行业允许民间资本参股投资；(7)制定相关引资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西进；(8)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要优先安排民间资本的进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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