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孕育是西欧率先工业化的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动因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五世纪末起，随着城市的工商业向农村的大转移，资本主义在西欧再次萌发，西欧的经济政治秩序开始了重新组合。荷兰、英国、继而法国完成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而一向号称欧洲商场的意大利及德国的经济则向后转，甚至农奴制再版，各国的社会进程的距离明显拉大。布罗代尔说，西欧历史的这一剧变，“恰好证明，欧洲经济是个用自身逻辑便加以解释的协调的集合体。在这个协调体系具有世界经济的流动性、结构性和等级性的情况下，成功与失败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①]这就说明了，不能将荷、英的经济起飞仅仅归之于其国内的某个特点，更不能归之于它们的农业的发展；而应该看到，十五世纪末之前的西欧已是一个整体，其内部各国的经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是这个整体的内部结构的演变的产物。显然，这个整体之所以导出了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它的内部结构已具备了资源配置功能和优胜劣汰功能，因而也就无可置疑地说明了十五世纪末之前的西欧已形成了市场经济的雏形，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说明，唯有市场经济才具备这样的功能。
纵览十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人们也无法抹掉这样一个史实：中古西欧的商品经济从它复苏之日起，就沿着孕育和形成市场经济的轨道运行；十三、十四世纪时，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从十六世纪初起，接踵于荷兰、英国之后，西欧各国相继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从而成为它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强大动力，使其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工业化。
市场经济何以能起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是它独具的资源配置功能和优胜劣汰功能所决定的。通过市场上的价格的波动来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动，使稀缺的社会经济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通过市场上的竞争，迫使每个生产者面临着发财和破产的双重选择而永不停息地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按照盈利最大化原则来组织生产，从而促使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同时，无情的价值规律又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优胜劣汰的原则，实现着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些，是自然经济所没有的，唯有市场经济才因具备这些功能而在人类历史上展现出它独特的魅力，有力地推动着西欧封建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市场经济的这些功能是其具有特殊的经济机制即市场机制的缘故。而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范畴，其运作和作用的发挥又是通过价格机制、信贷利率机制、工资机制、供求机制、利益机制、风险机制来实现的。它是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体系”。[②]而这些机制又必然有其生存的载体，它是这些载体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因此，市场经济是一个由特定的要素、按照特定的结合方式而形成的、具有特殊结构，因而具有特殊功能的经济系统。它有着特殊的市场构成、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法制。[③]从而构成了市场机制赖以生存、运行和发挥其功能的载体和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市场经济也就无从谈起，而市场经济的孕育与形成就主要表现为这些载体的问世。
在市场构成上，以物质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为主体的、包括土地市场等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建立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市场体系，社会经济资源流动就无从实现，遑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配置的最优化？在市场客体方面，不仅要求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全部商品化，而且要求各种生产要素商品化，特别要求劳动力也要成为市场的客体，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尤其是市场经济成长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因为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或者不具备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也就提不上议事日程。
对于市场主体来说，首要的前提是产权关系独立化，即市场主体必须具有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对交换的客体具有直接的占有、使用、支配和处置的权利。这些客体因而是他的财富、是他及其家人的生存条件。唯有如此，市场交换的结果与其生存条件息息相关，财产约束才能硬化，才能保证市场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而敏感地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以对其经济运作作出调整；利益机制、风险机制才得以运行，市场主体才有可能因此而去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而这一可能要变为现实，市场主体还必须有经营活动的自主权，这是他对市场信号作出灵敏反应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在行动上受制于各种外在因素而不能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不能及时地根据他所感受到的市场变化对其经济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市场经济的两大功能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④]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运行的中心，是市场经济具有其特殊功能的关键所在，一切绕过市场的行为都会妨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从而有损于其功能的发挥。为了避免和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以维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制经济，用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和整个市场的经济秩序，以排除政治权力和其它一切非法行为对市场活动的干扰，以确保经济关系的市场化、规范化。[⑤]
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这些特殊的市场构成、市场客体、市场主体和市场法制决定这样一个事实：在市场种类不齐全、市场彼此分割，完整的市场网络尚未建立，主要以小生产者间互通有无为主的小商品经济社会里；在盛行奴隶劳动、农奴劳动的环境中；在政治权力可以随意干预和改变经济关系的封建国家里，决不可能建立起市场经济。因此，尽管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但是，决不是任何商品经济都能建立起市场机制而成为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实现形式”。[⑥]
同东方的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一样，西欧商品经济的复苏也是以在农业生产率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基础上成长出众多的市集、市场和市镇为其标志的。但是，尽管从十世纪起，西欧大地上发展出密如繁星的市场、市镇，但这不意味着西欧市场经济雏形的问世，因为这些市场市镇里存在的都是小商品经济。如前所述，在这种经济中，不可能有市场机制；但是，这并不排斥这些市场市镇能成为市场体系的基础和孕育的起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孤立的市场市镇联系起来，相互交流，从为周围农村服务转为同广大地区，同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交往，从而在完成市镇自身从半自给状态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同时，建立起地区性的、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市场网络，将小商品经济升华为社会化商品经济。十一至十四世纪期间，欧洲在其市场市镇普遍萌发的同时，也经历了商品经济的这个升华过程。穿梭于各地的行商把无数的市场市镇编织起来。1331年5月份，到法国福卡尔基镇的一家商行联系业务的商人共有35个。他们与附近的一千个左右的社区有着频繁的往来，这些孤立的社区因此被他们织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商业网络。[⑦]有了这样的网络，市镇上的商品的品种才得以丰富起来，周围乡村的农副产品才能运往外面的世界，才能因此而有力地促进乡村市镇自身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并由此而增强它们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能力，使这些地区也萌发出许多市集市镇，从而形成无数个星系形的市镇网络。1640年，英国的乡村市镇就从十四世纪中期的300个增加到800个，市场则从1200个增至1750年的3200个，[⑧]市镇市场之间的距离也就因此而大大缩短。犹如蜘蛛一样，商人们通过他们的诸如此类的活动不仅将各个孤立的封闭的市场市镇联成一个市场网络，而且使网眼日趋严密，彼此之间的交流不断地加强。早在十三世纪时，英国即已形成了这样的网络，并复盖了整个英国，还建立起了与其相配套的道路交通系统。[⑨]
当时尚属西欧的第三世界的英国尚且如此，其它西欧国家自然更胜一筹。十五世纪时，经历了黑死病的德国尚有三千个大小市镇，它们的间隔约四到五小时、或七到八小时路程。它们不仅是热那亚人爱说的陆路货与海运货的装卸港，“也是内河船舶与大车的集散中心”。[⑩]
意大利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这里很早开始了商业的复苏。十二世纪时，不仅兴起了众多的市镇，各市镇之间也早已形成了分工互惠的贸易体系，商业活动已渗透到意大利中北部地区的每个角落。（11）并由此向西向北延伸，使意大利与地中海沿岸，与南德的商业活动联成一片，使这个庞大的地区形成了一个经济整体，内部的物资交流十分活跃。（12）
在北方的尼德兰、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以布鲁日、吕贝克等城市为中心，形成了欧洲的另一个经济整体。“这里人口之稠密、城市之众多，工商业之集中，都是西欧其它任何地方都无法匹敌的”。十二世纪时，这里“就出现了各城市之间商业协调一致的迹像”。（13）到十三世纪早期，欧洲北部和西部就“已成为一个互相结合得很好的经济整体”。（14）在著名的香槟集市上，这个整体又与地中海经济世界实现了对接，通过市集上的贸易和彼此之间的直接通航，西欧各国的市场网络在十三世纪时就已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全西欧范围内的国际性的市场网络。（15）相互依赖，并且日益向经济整体化趋进的西欧市场网络又通过意大利同东方经济接轨，从而将贸易活动推向了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
因此，最迟从文艺复兴时期起，西欧各国的经济已是国际性的经济了。（16）仅在十四世纪末的一个商人弗朗赛斯科·达蒂尼的档案中，就保留了从布鲁日、伦敦、里斯本到威尼斯、大马士革等300个商埠中的15.3万封来往书信。（17）运输的物品不再限于奢侈品，粮食、酒等大宗初级产品也在其列，（18）甚至连石头也都成了商品。从十二世纪起，诺曼第的凯恩地区的白石就已经广泛用于东南英和伦敦的房屋建筑。（19）
日益密切的经济来往，促使地区性分工和国际性分工发展起来。十三、十四世纪时，各国各地之间的经济的相互依赖已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爱德华三世时，英国禁止羊毛出口，结果，佛兰德的很多行会都停业了。织工挨饿，商店关门，整个佛兰德民怨沸腾。（20）
如果说市场网络的建立，在中古时代，并非是一家独有的话，那么，类似于西欧这样一种相互依赖的国际性市场网络的建立在当时却是仅有的。而正是在这个网络的基础上，西欧才得以于十五世纪之后建立起近代的世界市场体系。
物质商品市场网络是其它市场网络的基础。它的建立标志着小商品经济向社会化商品经济的转化，从而为其它市场网络的建立，乃至为整个市场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假如说物质商品市场是市场经济的肌体的话，那么，金融市场网络则是市场经济中的血管和血液。因为货币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21）因此，没有金融市场网络，就根本谈不上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而在交通阻隔，贵金属供应严重短缺，币制尤为混乱的西欧中古时代，金融市场网络的建立尤为必要。唯有建立这样的网络，大规模的商贸才有可能，（22）贸易方式才能多样化，国内市场才会得到改善，（23）封建的商品经济才能够进化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犹如一个没有血管和血液的人就不成其为一个活人，一个没有建立起金融市场网络的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发展成市场经济。
金融市场网络的建立的首要前提是金融巨头的形成。没有这样的巨头，金融业就难以从商业中分离出来，因而也就难以建立起独立的金融组织，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业务的运作技术手段，进而形成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
大量史料说明，远程的奢侈品贸易是获利最多、因而最易积累起巨额利润的行业。故此，十二至十五世纪期间，在国际贸易最为盛行的意大利和南德出现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市民。1310年时，佩鲁齐的家资为14.9万镑佛罗琳；1318年，罗尔迪的资本是875000佛罗琳，约合13万英镑；而其时英国国王的岁入也只有3万英镑。（24）当这两家破产时，英国国王欠他们的债务就达140万佛罗琳，而其时英国的出口总额也只值25万英镑。（25）到15世纪中叶，美第奇和卢西莱两家的资产均超过了100万佛罗琳，按含金量计算，达1714万美元；（26）一百年后的富格尔家族的家资则至少有500万佛罗琳。（27）如此巨额的财富是贵族们所无法相比的。1530年，法国杰沃丹地区的121个最富的领主的总收入是2.14万利弗尔，而该地区城市中的一个最富的商人的年收入就有6.5万利佛尔。（28）
金融市场网络形成的另一个前提是商业的发展，尤其是远程贸易的发展。因为唯有这些贸易的发展，才会在原有的交换方式和交换手段满足不了它们的需要的时候，新的交换手段交换方式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十三世纪时，在香槟等国际性的集市上，流通着单位、形制、成色、份量千差万别的各地铸造的货币，商人们则都希望能够兑换到自己所需要的钱，于是，专营货币兑换的商人应运而生。随之，现金兑换即被书面支付的支付票据、承兑汇票所代替，它能避免现金运输中的风险，因而“成了地区性的或国际性的结算工具，”（29）货币兑换业者也就因此而变成了银行家。在大中城市中，为结清商人之间的贸易的差额，金融业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汇划业务，并产生了汇划银行。（30）流通货币的严重不足则使赊销成了国际贸易中的主要方法，致使“信用的原则”十三世纪初即“已经在西欧得到普遍遵行”，（31）从而“要求银行业务的相应发展”，（32）以便基于信用之上的各种商业事务能得到开展。商业组织的发展、股份公司的涌现，导致了股票的发行、转让；公私借贷，又促使银行接收私人存款、发行公债，给客户透支等等，金融业就在这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的需要的促动下从商业中分离出来。
商业活动最为活跃的意大利阿尔诺地区的城市率先起步，首先创立了大型金融商号。十三世纪初，佛罗伦萨便成了欧洲的第一个银行城。到1338年，该城已有80家商号经营银行业务。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巴尔迪家族和佩鲁齐家族。继佛城之后，意大利和西欧其它国家中的一些城市也相继兴起了各式银行。十五世纪时，富格尔银行的财势之大实在是前无古人。它几乎垄断了德国、西里西亚、匈牙利、卡林西林、蒂罗尔、奥地利、希米亚和西班牙的所有的矿业资源。（33）
这些金融巨头在本国建立起一个发达的金融网络的同时，还将触角伸向西欧各地，并扩至东方。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尼德兰、西班牙、北非等地都有佛罗伦萨人开设的银行。仅巴尔迪和佩鲁齐家族的就达41处。（34）1496年，佛城在土耳其境内注册的银行和商家已不下50个。佛罗琳币因而流行全欧成了通用的国际货币。十四世纪末，发行量已达200万佛罗琳。（35）利用这些雄厚的资金，通过向各国国王、贵族贷款，代教皇征收什一税、放债等途径，金融巨头们在各国获得了很多商业上的优惠条件。凭此，他们不仅长期控制了一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36）还在这些国家内部编织了一个金融业网络。（37）在英国，佛兰芒和意大利商人为了获取羊毛，广泛地开展多种金融业务，向各地牧羊人发放各种贷款。（38）随着各国商业的发展，它们也发展起本国的金融网络。大小城市的商贾和金银匠人不仅在城乡放债取息，还接收他人存款，使城市成为周围地区的信贷中心和金融中心。通过商人、绅士和富裕的农民，金融业务被推至了穷乡僻壤。（39）
随着金融组织的发展，金融技术也日新月异。应付票据、汇票等各式各样的票据的应用越来越广。十三世纪初，威尼斯出现了公司股票的发行和买卖。1371年，佛罗伦萨成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证卷交易所；1310年，一个专门出售海运保险和其它种类保险的特许公司问世，布鲁日、比萨、葡萄牙、加泰罗尼亚的银行都相继开展起保险业务；1340年，复式薄记在热那亚首次出现，之后，这一先进的记帐方法，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应用，迅速的传至西欧各地，金融业务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业务面的拓宽和技术的提高，银行的功能增加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边支付体系的中心，（40）金融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货币存量猛增，“正常信贷、强制信贷和虚幻信贷造成证券大量流通”，“其数量之多，据一项确切的计算，竟超过荷兰现金的15倍”。（41）可见，金融、信贷市场网络的形成，的确加速了商品的流通，促进了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欧洲经济发达的核心”。（42）故此，齐波拉说：“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富有弹性的货币供应以及便利的信贷”，“是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金融革命作先导”，欧洲就不可能出现工业革命。没有一个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的建立，西欧市场机制的建立也是决不可能的。（43）
同上述两个市场网络不同的是，劳务市场的产生则主要起因于西欧城市的自治。尽管各城市获得自治的程度不一，但是，西欧市民的绝大多数都获得了自由成了自由人却是一致的，因而也就为劳动者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创立劳务市场提供了基本条件。为了扩大这个市场，获得更多的劳动力，城市当局还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农民进城，并保护那些迁入城市的农奴，赋予他们以自由。十三世纪时，意大利的很多城市还强迫乡村领主解放他们的农奴。因此，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大中城市是西欧劳动力市场的发源地和主要市场。十四世纪初，人口仅有9万的佛罗伦萨城，仅在毛纺业就业的雇工就有3万人。而此时的英国，很多城市的雇工占城市纳税人的三分之一以上，（44）每当冬季，城镇中“到处都充满着没有事做的农民，向手工业者出卖劳动力”。（45）许多城市，如巴黎、汉堡等，早已在十三世纪时就已有专门的场所作为雇工市场。（46）随着货币地租逐渐取代劳役地租，劳动力市场日益向农村扩展。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早期，“英格兰农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为工资而劳动”。（47）十五世纪后，随着工商业从城市向农村的大转移，劳动力市场在英、荷、法等国兴隆空前；16世纪前期，英国的纺织等手工业总共吸收了四分之三的城市劳动力和乡村地区二分之一的居民。（48）
各国市场之间的交往也使劳动力市场突破了国界。十四世纪初，爱德华三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吸引尼德兰的纺织技工前来英国定居。其后各国推行的重商主义和发生的宗教改革极大促进了国际间的移民，在欧洲范围内和欧美两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国际性的劳动力市场。
上述三个主要市场网络的形成，标志着西欧市场体系的确立。与此同时，市场机制赖以形成的其它几个要素也以城市为主要发源地而相继成熟。其间缘由，仍然是因为城市在兴起后不久，都相继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人身自由、司法独立、财政独立和以自由条件领有土地是各城市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力，（49）从而在城墙内根绝了奴隶制和劳役制，也消灭了虽可成为市场主体，但因没有人身自由而不拥有明确的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的农奴制。城市居民都成了自由人，这就决定了他能将他的资本、工具、劳动力归为己有。从而将“劳动主体确立为所有者”，（50）实现了产权关系的独立化和生产经营的自主化，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了合格的市场主体，也为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奠定了主要基础。因为它注定了任何人要想获得市民们的产品，除了通过平等交换之外别无它途。同理，城外的矿冶业等由自由人经营的产业的产品也都成了市场的客体而商品化了。除了迁居进城的少数贵族外，城市居民，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也都只能通过市场获得，进入城市的粮食和原料也大都成了市场的客体。
为了保证自己作为市场主体的利益，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城市在其兴起的过程中，就在国王、封建领主授予的特许状和行会章程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于封建法律的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
以法令、判例为其内容的城市法，涉及到公法和私法的各个方面。它用自由平等的观念排除了封建的特权法，确立了市民作为市场主体所享有的诸如征税、铸币、市集的管理权和应尽的义务；规定了市场主体在各种经济活动中的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从而排除了其中的随意性及封建特权对这些平等关系的侵犯。（51）城市法中对集市贸易规则的各种规定及对市场上的各种不法行为的制止规则和惩罚措施规范了市场主体的行为，促进了市场的有序性。（52）
随着市场网络的形成，商法和海上领事法于十二世纪左右在意大利形成并迅速传至西欧各地，成了各地和各港口共同遵行的基本法。它消除了各地在商业规则方面的差别，通过设立海事法庭、混合法庭、签订条约和领事制度等来调解彼此间的纠纷，从而大大地减少了各地在贸易上的磨擦。（53）
从十一世纪开始复兴的罗马法弥补了上述各项法律的不足，且为十五世纪后西欧各国创建资本主义私法制度提供了法学基础。自1561年丹麦国王颁布海商法典起，西欧各国都相继制定了商法典，实行民商分治，使新生的西欧市场经济从其问世起就沿着比较健全的法制轨道运行。与此同时，西欧各国也相应地建立了完整的法律机构，培养出了大批的司法官员和律师，为法律的贯彻执行提供了组织保证。（54）
随着上述市场机制赖以生存的载体的各个部分的逐渐形成，市场机制的各项要素开始运作起来，并随着载体的各个部分的发展而加快了运作速度，扩大了规模，使市场机制在十三、十四世纪时即已明显地表现出它的资源配置功能和优胜劣汰的功能。各个国家、地区、城市之间为了争夺市场、资金、原料、人材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然而，由于十五世纪末之前，市民的产权独立化和经营自主化有其特殊的组织形式行会和城市当局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等缘故，市场机制的各个要素的运作及其功能的发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正由于此，十六世纪之前，西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远不能和这之后相比。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十三、十四世纪时，西欧即已孕育成市场经济的雏形。因为城市自治当局和行会组织虽然“禁止内部竞争并野蛮地压制它，但它们鼓励它们的成员进行对外的竞争来扼杀对方。”（55）因此，城市内部各行会之间的竞争、分化和行会内部的分化从未停止。十五世纪时，德国科隆的纺织业行会被四、五个师傅控制，其它会员都沦为雇工。（56）更重要的是，行会作为市民自发组成的集体组织绝不同于产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封建官办工商业，他们十分关心其整体利益而极其重视市场的变化。当市场扩大而唤起进一步分工时，“现有的行会就会自行分裂为几个分枝的行会。”（57）再者，城市和行会也不能将它们制止竞争的规定推至地区性和国际性的市集和交易会上。在那里，“所有的限制全部取消”（58），各国各城市之间的争夺因而从未暇息。也无法统一农牧产品价格，因而制止不了农村居民之间争夺农牧产品市场和地区、城市间争夺农牧产品资源。
所有这些说明，尽管十五世纪末之前，由于行会制度和城市自治制度的妨碍，西欧市场机制尚未最终形成，但是，由于西欧已具备了构成市场机制的主要条件，致使市场机制在其孕育过程中就逐渐发挥出它的资源配置功能和优胜劣汰功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欧封建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故此，诺斯等人说，尽管“在国际市场之外的产品市场常常因不完善而受到享有特权的行会和垄断的干扰”，但是，“市场经济在整个欧洲的扩展仍带来了增益”。（59）十五世纪末之后西欧各国经济社会秩序的重新组合就是这种增益的产物。而经济秩序的这一重新组合，使领先的英荷等国在资源配置和市场份额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因而使其市场经济率先孕育成功。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不仅加速了英荷等国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而且对欧洲其它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们也相继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而西欧各国也就在市场经济的孕育、形成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的互动中完成了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注释：
① ⑩ （17） （41） （42） （46）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卷第370页；第1卷第595页；第3卷第91、92页；第3卷第300页；第2卷第31页，第3卷第300、433、434页；第2卷第33页。
② ④ ⑥ 吴振坤：《市场经济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0、54页；第38、39页；第29页。
③ 王珏等：《市场经济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11页。
⑤ 卫兴华等：《经济运行机制概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⑦ 海尔布隆纳：《经济社会的形成》，新泽西1980年版，第49页。
⑧ （52） 查特斯：《农业市镇和商业》，剑桥1990年版，第44、171页；第32、35、53、127、246、247页。
⑨ （23） 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罗曼1980年版，第136、151页；第302—305页。
（11） 鲁扎特：《意大利经济史》，纽约1961年版，第94、109页。
（12） （14） （25） （30） （32） （40） （43） （45） （47） 齐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371、372页；第1卷第238页；第1卷第249、250页；第1卷第262页；第1卷第262—265页；第1卷第261、262、第2卷第473页；第2卷第454页；第1卷第66、147页；第1卷第148、第206页。
（13） （20） （27） （31） （33） （34） （35）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51页；第118页；第586页；第594页；第580页；第567、376页；第567页。
（15） 米勒：《中世纪英国的乡村社会和经济变化》，伦敦1980年版，第78页。
（16） 米斯基明：《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经济》剑桥1975年版，第115页。
（18） 霍姆斯：《中世纪晚期》，阿伦杰门特1966年版，第31页。
（19） 罗利：《中世纪盛期》，劳特利奇1986年版，第164页。
（2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上册第265、267页。
（22） （37） （39） 卡门：《欧洲社会》，伦敦1984年版，第73页；第83页；第69、72、73页。
（24） （28） （49） 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1952年版，第3卷第455页；1971年版，第1卷第557、558页；第3卷第20—30页。
（36）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曼伦萨》，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93、113页。
（29） 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40页。
（36） 伯沃什：《英国的商船》，多伦多1947年版，第148页。
（38） 波斯坦：《工商业论文集》，剑桥1973年版，第204—206页。
（44） 希尔顿：《阶级斗争和封建主义危机》，汉布尔顿1985年版，第265页。
（48） 克拉森：《1500—1750年英国的前工业经济》，纽约1972年版，第80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9—502页。
（51） 小杜泰利：《中世纪的法国公社》，阿姆斯特丹1978年版，第42—44页。
（53） （59） 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第102页。
（54） 齐波拉：《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和经济》，纽约1976年版，第82页。
（55）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下册第439页。
（56） 斯托克利茨卡亚—特烈什柯维奇：《中世纪城市史的基本问题》，莫斯科1960年版，第211页。
（57）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382页。
（58） 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上册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