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人口和资金的准城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人口论文,资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1999)08-0031-04
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准城市化
（一）人口城市化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1）粮食问题出现转机。1984 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当年粮食总产突破了4亿吨，在当时的消费水平下，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粮食过剩，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从短缺经济的泥潭中走了出来，为非农产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和最宽松的环境。（2 ）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零值劳动力，虽然流动的可能性很大，但永久性的聚集和迁移似乎不会在近期实现。（3）农民对城镇生活的追求。 随着电视传媒的普及，随着城乡劳力流动交往的增加，城里的生活对农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各种设施比较好的针对周围农民的吸引力大，而大部分功能不全的针对农民无吸引力。（4 ）人口向收入和就业机会高的地方移动是要素报酬率均等的要求，只要两地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能够弥补由于迁移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成本，人口由低收入的农村向高收入的城市流动就不会终止。农民跨区流动和进城，离开他们出生地外出就业，具有比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完全城市化和准城市化在人口方面的差别
永久性人口迁移以脱离土地为基本前提，而暂时性人口迁移却没有割断与土地的联系；永久性人口迁移的特征是全家的迁移，而暂时性人口迁移大多是劳动力与其家人的分离，家庭的召唤力是其回归的主要力量；永久性人口迁移的决策主要来自政府（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其迁移的决策权较大程度上属于个人），具有高度的专控性，而暂时性人口迁移过程的决策者是迁移当事人及其家庭；永久性人口迁移特别是通过招生、招工、参军形式进入城市的人口，文化教育水平比较高，而暂时性迁移的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一般较低；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迁移人口进入城镇后都发生了职业变换，永久性迁移人口所取得的职业地位较稳定，特别是经过考学、参军入城的，一般都进入了城市中的现代产业部门，如政府机关、科研事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正式岗位，而暂时性迁移人口取得的职业地位较不稳定，一般进入城市中的传统产业部门，如餐饮、搬运、建筑、装修等服务行业；永久性人口迁移在完成迁移后的生活基础在城镇，而暂时性的迁移人口发生的转移是不完全的，与农村还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永久性迁移人口的回迁可能性很小，而暂时性迁移人口在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或形势不利时回流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农村人口的准城市化状态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从投资者和人口迁移的选择看，安全和稳定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超过冒险和投机的追求，这也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文化特征。对于企业，它要求安全的经营生存环境及稳定的利润，这需要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及完善规范的管理体制，对于个人则要求进入城镇后应享有同等的合法权益，同时尽可能地规避就业风险和经营风险。这些是城镇的重要的软条件。其次，水、电、住房、文化娱乐等硬件不足也削弱了城镇对企业和农民的吸引力。第三，青年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举家迁城的可能性要大些，由年青人持家但三代同堂农户迁城的机率较低，由保守思想较重的中老年人持家的农户迁城的可能性很小。消灭保守思想较重的农民是需要时间的，所需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诸如传媒、政府、意志、教育等因素。
二、资金的流动及准城市化
资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换是非常频繁的，从方向上看是双向的，资金的准城市化状态与劳动力的准城市化状态是相对应的。
（一）国家意志控制下的资金城市化
1.生产挤压。指国家以较低的价格强制性地从农村收购农副产品，同时又以支援农村的名义为农村提供各种现代工业品，在这两种均由国家控制的垄断性交换中，农民的生产剩余就部分地甚至是绝大部分地转化为工业利润。在当时的国情下，建设资金只能从农村中来。在实践中，这种对农业的挤压主要采取了剪刀差的方式，并为这种方式的实施进行制度上的安排，如统购统销农产品、计划管理、集体生产及严格的户籍制度。
2.消费。无论宏观还是微观，在处理农民与工人、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时，总是偏向后者，从宏观上讲，国民收入的30%－50%用于只占总人口10%－30%的城市居民；从微观上讲，粮食紧张时，不生产粮食的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量是农民的1.2倍以上，目前有所下降， 并低于农民的直接口粮消费，人均食用油脂消费量是农民的3－4倍，肉蛋奶等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均高于农民的好几倍，而这种高消费却是在低价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是城市居民对市场的贡献，而是对农民的剥夺。
（二）经济主体及人员流动所引发的资金转移
货币是经济主体的附属物，经济主体的地域流动必然会引起货币的地域流动。
1.企业部门的地域流动，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指企业部门的迁址行为，随着企业部门的迁入或迁出，货币也会流入或流出；企业部门建立分支机构的行为，域内企业在域外设立分支机构，需要从本区内支出货币，而经营收入又会以利润的形式流向总部所在的地区。
2.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里打工，把从城市中赚得的收入汇回农村。据资料表明，农民在城市里务工经商搞服务，人均年收入3000元左右，当然由于行业不同，其收益不完全一致。农民在城市里做工所得，仅是其所创产值的很小一部分（农民在很多行业中的必要劳动算在城市剩余价值中去了），其余是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剩余价值）而留在城市或包工头手里。
（三）储蓄和转移
在价格扭曲条件下，农民的所得通过农村金融渠道再次流向城市。在目前的市场结构下，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低下的，无论作为供方还是作为需方，农民都是既定价格的接受者。农民在这种价格体系下所得到的收入除了生产和消费外又把剩余的大部分用于储蓄。1998年初，全国的存款总额为5万亿，其中农户储蓄约占1/5，在贷款总规模中，用于农村的建设投资很少。这说明，遍布于农村的金融网络，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将农村的资金汇集起来，然后由支行和中心支行运用到城市及工业发展中去。
（四）农村直接为城市服务
城市中由农民兴办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设施近几年有明显的增加，最多的是建筑装修用具、运输设备、厨具等，这些投资对城市的二、三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支撑作用，繁荣了城市的市场和生活。但当经济形势恶化时，这些物化了的资金会以多种形式退离城市。河南省林县近几年在建筑产业上的投资总额达十几亿元，林县人用这些资金建起了深圳、上海、北京、郑州等地很多高层建筑，但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疲软，这些资产退出了城市资产的循环。
（五）农民租房和消费，繁荣城市市场
城乡结合部的居住用房，87%是租给了无该市户口的外来人员，另外的10%左右租给了有该市户口，但不在正式部门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市内的门面房，有一半左右租给从农村来的各类生意人员。农民对当地市民的租房贡献，郑州约3.4亿元，长沙约3亿元，这是农民对城市的贡献。农民在城市里生活，增加了城市的商业销售额，繁荣了当地的市场，这也是农民对城市的贡献。实际上，一定数量的人口是许多服务行业存在的基础。
（六）窗口效应
各下级政府或企业在上一级政府所在地、区域中心大城市、省会城市、京城开设办事处，30个省市区、中国500强的外地企业、 地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多数在京设立了办事处，其硬件设施大多不低于三星级酒店，加上装修和内部设施，多则成千万上亿元，少则也有数百万，这些建筑为北京增添了许多光彩，但这是外地的资金在为北京作贡献。推而广之，各省会城市，地市城市都会对下一级的政府和企业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乡县级企业和政府会在上一级的城市里设立办事处，并把资金用于窗口的建设，这种做法等于将下一级的资金集中起来，为高一级的城市发展服务。这些办事处除了硬件支出外还有很大的流动性支出或者称为消费支出，这部分消费往往是高消费的带动者。一旦经济形势恶化，这些窗口性的办事处可能会撤离所驻城市。
三、准城市化状态的双刃剑作用
生产要素的准城市化状态向城市化迈出了一大步，它具备了城市化的一般内涵，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乡村色彩，这些人财物很可能会在一夜间弃城回村。农村生产要素的准城市化状态，是一把双刃剑，对城市化有其利的一面，同时也有其害的一面。
（一）准城市化状态对城市化过程的促进作用
1.生产要素的准城市化状态，是对生产要素的预热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三大生产要素的聚集不是一帆风顺的。传统配置生产要素的计划体制正在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生产要素要求报酬均等，向外伸出触角，寻找新的组合体系。准城市化状态使刚脱离农业生产系统的生产要素有一个预热适应过程，如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人力资本的投资、物质资本的投资方向、经营观念的更新等，可以在这一状态下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避免职业选择的盲目性。
2.可以动员尽可能多的资源。农民学的研究表明，在各职业阶层，农民是保守的，是最务实的，当他们意识到出去后还有回来的可能时，他们就有可能外出冒险，当粮食生产稳定时，会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出，当整个宏观经济持续增长时，会加大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出；当本社区内的民工在外发迹后，农民会争相仿效，加速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出。
3.对社会安定和粮食安全有一定的缓冲作用。资料显示，城市人和农村人对食品的需求弹性有很大的差别。城市人口对粮食消费的弹性很小，1997年城市居民每人年消费口粮在90公斤左右，折合成原粮140 公斤，当商品粮稍多一点，国家的储备就显不足，微歉一点，就必须从国际粮食市场进口；农村人口对粮食的反应就很不一样，丰收年景，农民对粮食的爱惜程度降低，表现在收获时的不精心、贮存的随便性、口粮消费的增加、饲料粮消费的增加等；遇到歉收年景，农民对粮食的爱惜程度比较高，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农民对粮食的消费弹性很大，人均500公斤／年原粮不剩余，低到人均120公斤／年不至于出现饿死人和社会动荡现象（此处所说的饿死人是直接性的，实际上，120公斤的消费水平低于营养标准，长期处于这种水平会导致营养不良，间接增加死亡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准城市化状态是对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一种贡献。
4.形势稳定时会加速进程。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经济稳定高涨时，农外收入稳定且高，对农村生产要素有很强的外拉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准城市化状态，有了一定的保险性，农村生产要素会在保险和趋利作用下加速流动，因为在安全条件下的趋利行为是主体的基本行为模式。
（二）准城市化状态对城市化过程的负向作用
1.由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经济形势好时，生产要素非农化和城市化过程占主导地位，虽然当中有农忙及节日回流的小潮，但总体上表现出民工携一定生产资料流出农村的大潮；反之，当遇到经济调整时，农民和其生产资料会浩浩荡荡地开回农村，形成民工的大回潮。我国自改革以来已发生了多次的潮涨潮落，对城乡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农村土地的承包转让合同不得不无条件终止，城市里许多门面房和供出租用的住房因此而出现大量空置，许多生活服务行业如低档饮食业会因此萎缩，并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2.农村是农民的根基，但家庭主要劳动力一年中在此间生活的时间很有限，据调查，他们一年在外时间有半年多，无心进行大规模的乡村现代化建设，城市虽然是民工的工作场所和大部分时间的生活场所，但他们很清楚，城市并不是自己的归宿，所以也无心进行建设投资，生产要素游荡于城乡的准城市化状态下不利于城乡建设。
3.对社会风气和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有很大的冲击。
4.民工在流入地区的不稳定状态，使他们感到没有组织归属，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民工聚集的地方自发形成了非正式的组织。
在经济发展初期，准城市化状态利大于害，但长期的准状态会影响整个城市化的进程。所以，当农业的支撑作用已稳固时，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向完全城市化的过渡。从目前来看，过渡的时间跨度由于不同地区的条件而会有很大的差别，可能需要2代人（40－50年）的时间。 这种过渡取决于很多因素，如经济的稳定增长，粮食的稳定供给，农民现代生产和生活观念的转变和传播，农民领袖人物迁移后的示范，国家户籍政策，粮食政策，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等。
收稿日期：1999-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