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功过论文,对中论文,国大论文,是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6-0141-07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把责任全部推在陈独秀头上，其后中共党史界大致按着这个调子批评陈独秀，那是不公平的。后来又认为当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和监督，陈独秀须听共产国际指挥，因此共产国际应对陈独秀犯错误负主要责任。我觉得以上两种说法都缺少具体分析，缺乏说服力。应该根据当时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功过，才能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的工作作出恰如其分的客观评价。
一、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主要贡献和错误
为便于全面观察问题，首先提纲式列举一下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主要贡献：(1)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帮助；(2)对建立国共合作的帮助；(3)对建立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帮助；(4)对中国北伐的巨大援助；(5)在革命理论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帮助。以上几个方面的贡献，贯穿于从建党到北伐中国革命发展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体现着中国革命的主流。其贡献是巨大的，成绩是主要的。必须肯定这一基本事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评估这一阶段共产国际在中国所犯的错误。
从建党到大革命，共产国际在中国所犯的错误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中国阶级关系及国共两党的估价存在严重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及其关于中国的文件，都表现出重视资产阶级，轻视工人阶级，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倾向。1927年7月，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说，在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的上海，“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直到现在，工人仍然普遍和农村保持着联系，他们在城市干几年后就回到农村”，认为中国“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年初马林在广州见了国民党人援助香港海员罢工的情况，认为“这次强有力的海员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主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还说“国民党与罢工工人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可是，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同工人阶级联系，也不支持罢工”。马林断言，共产党只有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才有发展前途；否则，“这些小集团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是暗淡的”。1923年1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批示，也认为“中国唯一的重要民族革命组织就是国民党”。说中国工人阶级“尚未从其他阶级中充分分化出来”，还没有“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共产国际和马林都犯了片面化和表面化看问题的错误，只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幼小和不足的一面，忽视了它蕴藏着巨大革命积极性和迅速发展的强大生命力的一面；只看到国民党还稍有影响的一面，不了解它软弱和腐朽的一面。总之，只看一时的表面现象，而忽视其本质特点。这样表面化片面化观察中国复杂阶级关系的错误，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
（二）指导国共合作过程中犯了原则性错误
首先，是放弃争取领导权的努力。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怎样建立和怎样实行合作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马林都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本来已经指出，共产国际在推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些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但后来共产国际负责人和马林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背离了列宁的指示精神。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完全服从国民党领袖的意志，要共产党人老老实实到国民党中去学习民族自觉。国共合作实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只是替国民党帮忙。共产国际1923年1月的指示虽然提出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特点和“自己的独立组织”，但同时又要求共产党要避免同国民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发生任何矛盾”。在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的具体情况下，要求共产党人不能同国民党领导的运动发生任何矛盾，而又要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特点和独立组织，这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国民党当权派不承认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不承认其他阶级在国民党内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在同年5月的批示中还提出“不用说，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说法，这是一种自然领导权的观点。这种观点曾被彭述之带回国内大肆鼓吹。这也是说空话。从来没有什么自然领导权，领导权完全是靠争取得来的。尤其在党内合作的环境中，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不主动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势必会让资产阶级把持领导权。而资产阶级把持了领导权，就是国民党右派控制统一战线，其结果就是取消革命统一战线，取消工农革命运动，那还有什么大革命呢？所以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不提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完全放弃争夺领导权的努力，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过分依赖国民党上层人士。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只团结不斗争是错误的。一战时期共产国际对待国民党基本上是执行一种片面团结的政策。早在国共合作形式之前，越飞为求得孙中山与苏俄联盟，就无原则地同意孙中山的要求，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的条件”。越飞这一声明，被解释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从而给国民党右派提供了反共的借口。建立国共合作时，马林又无原则地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完全是给国民党帮忙。这样就使共产党人在争取独立性的斗争中陷入不利的地位。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鲍罗廷还在莫斯科，4月29日才回到广州。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电，主张同右派作坚决斗争并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但鲍罗廷没有按来电的要求去办，而是对蒋介石新右派的进攻，采取了容忍、退让的政策，不但没有同蒋介石作斗争，反而同蒋达成了协定：蒋介石用一句同意采取反对右翼措施的空话，换得了鲍罗廷对《党务整理案》的赞同。这个反动提案的通过，使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再次遭到严重削弱和打击。北伐军占领南京以后，蒋介石开始公开反苏反共，鲍罗廷看到依靠蒋介石的政策要落空了，才不得不对蒋有所批评和限制。此时蒋羽翼已丰，一点点批评限制对他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更奇怪的是，尽管蒋介石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维经斯基还亲自跑到南昌去，幻想劝说蒋继续与苏联合作。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国际依靠蒋介石的计划完全破产，于是又转而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依靠汪精卫，军事上依靠唐生智。“马日事变”后，唐生智也靠不住了，鲍罗廷又想依靠冯玉祥和阎锡山。这时共产国际新来的全权代表罗易，还想死死抓住汪精卫。汪精卫本是个政治骗子，最后冯玉祥再一次倒戈，共产国际押在这些国民党上层人物身上的赌注就全部失败。历史证明：共产国际片面强调团结，过分依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
再次，片面援助国民党。孙中山之所以决心同苏联结盟，其主要目的是想从苏方得到经济和武器援助。苏联答应并尽量满足了他的要求。现在虽无法弄清一战时期苏联援助国民党的全部情况，但从已经知道的部分情况来看，援助的数额是非常可观的。根据相关数据统计，1925年苏联拨给广东政府经费共55万卢布。又据北京《顺天时报》称，1924年苏联共交给国民党经费25万元[1]。另外，孙中山借外资一千万元筹建中央银行，据考察此款应来自苏联。武器援助情况：从1925年到1926年，计枪26000支，子弹800万发以上，机枪90挺，大炮24门，炮弹1000发，运交飞机6架。据估计，各项军械总值达110亿元。此外，还派了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支援国民党及其政府，其中有政治总顾问、军事顾问、黄埔军校的首席顾问、政治顾问、步兵顾问、炮兵顾问、军事工程顾问等。政府部门有军事会议主席、总司令部参谋长、军务处长、政务处长、海军局长、航空顾问等。国民革命军中有各军顾问，甚至在旅一级也有顾问。除了援助国民党以外，还给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大批援助。据冯玉祥1926年8月15日在莫斯科写的借据透露，从1925年至1927年两年中，仅军火方面，计步枪31500支，子弹5100万发，机枪227挺，炮60门，炮弹58000发，飞机10架，铁机车8辆。据前苏联国防部资料统计，从1925年3月至1926年10月，国民军从苏联得到了步枪4232支，子弹6770万发，大炮山炮共60门，机枪320挺，迫击炮18门，手榴弹1万多枚，飞机3架，马刀4000把，火焰喷射器10支。另有日本步枪17029支（原文为：日本子弹17026发），德国子弹药120万发[2]90-91。同样也给他派了大批军事顾问。
仅按以上不完整资料所统计的情况，当时苏联对中国的物资和人员援助是很可观的。可是这种援助是片面的，全部给了蒋介石和冯玉祥，把这两个人喂肥了，以至后来他们可以凭借实力，疯狂反对革命，屠杀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后，曾有许多同志建议把援助蒋介石国民党的一部分军火交给农民自卫军，却遭到鲍罗廷拒绝，其理由是会再次引起蒋介石猜疑。如果当时能拨一点给中国共产党，则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将会得到较快的发展。
（三）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共产国际也犯了关键性的错误
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1919年11月列宁在《论东方各民族人民底觉醒》一文中曾经指出：东方各族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善于把共产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本民族的独特条件，妥善解决农民问题，才能把本国革命胜利推向前进[3]。1923年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批示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工农联盟”及“土地革命”的问题。鲍罗廷在中国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1926年7月他在黄埔军校作了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演讲，强调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但是1926年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公开化以后，鲍罗廷对土地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从积极赞成土地改革变到坚决反对在当前解决土地问题。同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对农民问题重视不够，没有尽最大努力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土地改革。会议最后由罗易提议，经斯大林决策，就中国土地问题通过了决议，指出：“土地问题开始……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哪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决议提出以“土地国有”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主张，并规定“没收属于反动军阀、寺院的地产，及对国民政府作战的买办、地主、劣绅等之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会后派了罗易到中国专门负责贯彻。这次会议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也大体上可行，本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可这个重大决议拿到中国来了后却根本不予执行，原因是遭到鲍罗廷的坚决抵制。罗易于1927年4月到汉口，参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同鲍罗廷等人通过多次辩论，使中共“五大”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土地问题决议。但会后鲍罗廷仍然拒绝执行。蒋介石公开叛变后，鲍罗廷认为挽救革命的关键是保持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合作，当前进行土地革命，必然会加速统一战线的破裂。罗易虽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可是他提出贯彻的具体办法，不适应中国的复杂局势，他最后也放弃了立即进行土地革命的打算。所以当1927年5月共产国际的紧急批示到达中国时，不但鲍罗廷大骂“五月批示”是胡闹，罗易也认为不能执行。罗易不把国际批示告诉中共中央，却为了讨好汪精卫，而把“批示”给汪看，并且送给汪一个副本。这个共产国际内部批示，立刻成了汪精卫“七一五”公开反共的所谓证据！土地革命，这个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挽救大革命的关键问题，就这样戏剧性地被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错误处置了！
（四）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的问题，长期不为共产国际所重视
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国际武器片面援助国民党军队，不肯分一点武器给共产党，也不让共产党直接指挥和掌握军队，只要求共产党人单纯给国民党军队做宣传工作和政治工作。北伐开始以后，据说加伦将军曾提出在北伐过程中限制蒋介石军队的实力的建议，但被鲍罗廷拒绝。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演说中，提出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但斯大林在演说中高度肯定的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是指蒋介石、冯玉祥的军队及其从事的斗争，完全不是要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和进行武装斗争。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要求，只是“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以一切方法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第二……应当着手精密地研究军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利用北伐的有利时机争取直接掌握武装，甚至连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发展都受到严格限制。夏斗寅叛变，打到了武昌附近，国民党领袖为势所迫，同意发给工人1500支枪，以保卫武汉。鲍罗廷、陈独秀为避免国民党上层人士猜忌，表示自己无异心，拒绝接受这些武器。“马日事变”发生后，鲍罗廷又反对湖南农民军围攻长沙。当时中共中央有许多同志主张派一批军事工作干部回到湖南组织武装暴动，反击许克祥叛军。鲍罗廷又暗中阻止，不发给活动军费，使暴动计划无法实现。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于6月初到达中国，提出组织武装反击，鲍罗廷却嘲讽这个指示“荒唐可笑”。他不但不组织力量准备自卫反击，反而在6月28日授意陈独秀自动解散工人武装纠察队。以上所举是共产国际在革命武装问题上犯错误的主要事实。仅据这些事实就足以看出它对中国革命事业危害的严重程度！尤其是片面武装国民党人的结果，使共产党在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突然袭击面前，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牺牲极其惨重！
（五）在革命紧急关头，共产国际代表争论不休，贻误了时机
自从1927年4月初罗易到达汉口以后，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鲍罗廷实际上也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之间，在指导方针上存在严重分歧。罗易主张进行土地革命是当前推动中国革命的中心环节；鲍罗廷则认为坚持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合作，是当前保持革命的关键。他们的争论到中共“五大”前后发展为深入革命与扩大革命之争。鲍罗廷认为中国东南地区帝国主义势力很强，蒋介石已经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共产党很难在这里立足。他主张撤到西北地区去，那里远离帝国主义，靠近苏联，可直接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他的方法是支持武汉政府北伐，打到河南去与冯玉祥会师，然后依靠冯玉祥、阎锡山的支持，在西北建立革命基地。罗易则认为不应该抛弃两湖和广东已经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去西北另辟基地，而应该在两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壮大革命力量，巩固两湖基地，然后组织北伐或东征。两种意见在“五大”会议上长时间争持不下，最后罗易依仗三寸不烂之舌及其共产国际代表团长的有利地位，使大会勉强通过了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并对“西北说”进行了批判。但由于鲍罗廷从中作梗，“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根本没有执行。中共中央虽然抛弃了“西北说”，但对于武汉政府的北伐还是给了大力支持。第二次北伐打下郑州后，冯玉祥的态度不是鲍罗廷、陈独秀想象那样支持武汉政府，反而日益倒向蒋介石。这时鲍罗廷害怕冯玉祥、蒋介石为了联合北伐，而联合起来压迫武汉政府，反对共产党，又竭力主张唐生智东征讨蒋，以打破蒋、冯的联合。罗易这时虽也看到了武汉的危险处境，但他却主张南征，夺回广东，重新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于是他们的争论又发展为东征与南征之争。郑州会议以后唐生智的部队完全撤回武汉，为了巩固两湖地盘，他决心在自己的地区内肃清共产党，同时派兵沿江东下，作出东征的姿态，实则是为了预防蒋介石对武汉袭击。鲍罗廷对蒋、冯未能联合北伐而庆幸，并对唐生智实行东征而自以为得计。他断定唐生智还要“吃草”，他袋子里还有“草”，以为还可以拉住唐生智。罗易企图说服汪精卫和广东部队南征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汪精卫不愿向蒋介石屈服，表面上要力撑武汉政府的局面，实际是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罗易为汪精卫的假象所迷惑，认为汪精卫还在坚持革命，把依靠汪精卫视为挽救革命的唯一希望。后来鲍罗廷和罗易在依靠国民党上层人士、暂且放弃土地改革等根本问题上完全走到了一起，但在东征南征问题上仍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直到最后。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两个国际代表长期争论不休，使国际的“五月指示”得不到贯彻，中共干部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广大党员和干部莫衷一是，以致贻误了时机，使革命遭到惨痛失败。
二、共产国际应对陈独秀在大革命的错误负主要责任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分清是非，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谈谈我的具体意见。
（一）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分别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是对中国无产阶级状况及其力量的错误认识。1923年12月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说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分子，但“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需要”。这是陈独秀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估价。五卅运动后，他这种错误看法一度有所转变，但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他的主要错误在于：第一，没有从整体上抓住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特点，片面夸大了她的弱点；第二，过低估计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陈独秀这种错误看法是受共产国际影响的结果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实际。马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错误看法对陈独秀的确起了一些影响。但说陈独秀只是人云亦云，完全没有自己的看法，则是不对的。陈独秀之轻视劳动群众，不是自马林始，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有浓厚的英雄史观。经过五四运动，他这种观点有所转变，一度承认工人群众是当今社会的柱子。但是不久他的认识又发生了反复。1921年7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又骂中国人民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中共“一大”以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轻视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重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力促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此时陈独秀在轻视工人方面虽与马林一致，但他却坚决反对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意见。可见陈独秀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也证明陈独秀轻视工人阶级的观点并非来源于马林。1922年底陈独秀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要陈独秀“滚出孔夫子的共产主义研究室”，令他接受国共合作的决策，可见陈独秀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同共产国际是存在分歧的。接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3年1月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中，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还不是“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个错误提法与同年12月陈独秀的错误看法完全一样，当然可以说它对陈独秀有影响。但同年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中，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工农联盟的作用都有正确的见解，陈独秀对这些正确看法却完全没有接受。这说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执行什么，不执行什么，有他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并非一切都是按共产国际说的办。陈独秀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看法产生错误，是他本身的认识起主导作用，并非单纯顺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结果。
其次，对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错误认识。陈独秀认为中国当前进行的国民革命，其特点是各个阶级联合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它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是这个革命的主要动力和中心支柱，是革命的当然领导者。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只是起一个助手和“督战者”的作用。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这是陈独秀当时对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基本看法和态度。那么共产国际的看法是怎样呢？1920年6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指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切运动的独立性。”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虽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看法有严重错误，但仍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合作当中要保持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同年5月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了“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观点。1926年11月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也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极端软弱，“中国革命倡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必不可避免地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由此可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国际在理论上一开始就是比较明确的，缺点主要在于没有提出如何争取实现这种领导权。再看看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贯彻这一原则的情况。马林在贯彻国共合作方针时，虽然在实践中放弃了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削弱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但口头上还是主张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威经斯基、鲍罗廷、罗易等人都没有讲过取消共产党独立性的话，但他们也不同程度地执行了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支持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许多错误做法。即使是斯大林，在理论上说得比较透彻，在实践上由于片面强调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合作，结果也犯了严重错误。由上可见，共产国际在领导权问题上有对有错，就是说，在理论上基本明确，在实践上软弱无力，犯了不少错误。陈独秀则不然，不仅在实践上不争夺领导权，在理论上也主动放弃领导权，不管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错了。共产国际错的地方他也错了，共产国际上正确的意见拒绝接受，他也错了。所以陈独秀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犯的错误，不能由共产国际负主要责任。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很难把握中国极端复杂的阶级状况。陈独秀有义务也有条件努力弄清本国情况。他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不应把主要原因推给别人，推给客观，只能主要怪自己。
最后，在几次争夺领导权的重大斗争上共产国际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影响。1926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一连作了三次大让步。第一次是国民党“二大”会议上的让步。国民党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批判和处分西山会议派。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力量在会上占显著优势。这次会议本来应该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把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从国民党内赶出去，纯洁统一战线队伍，造成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利条件。但陈独秀认为单靠广东一个地区的左派，敌不过全国的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因此他不同意过分打击右派，造成国民党的完全分裂。他不仅不同意广东党组织利用国民党“二大”打击右派的方针，而且为了拉拢一部分右派共同支撑广东政府的局面，在这次大会前夕，主动约请从广州跑到上海的右派分子孙科、邵元冲、叶楚伦等人开会，达成了七点协议，主要内容是陈独秀答应共产党不包办国民党事务；孙科等人则同意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孙科等人回来后，大大加强了右派在国民党“二大”会上的力量。陈独秀还派了张国焘作出席国民党“二大”中共党员的党团书记，负责贯彻他的右倾让步方针。由于陈独秀的错误操控，这次大会虽然对部分右派作了处分，但同时又加强了右派在国民党中央的力量，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影响及其领导作用的发挥。陈独秀这一错误方针虽然得到了威经斯基的支持，但完全是他自己决定的。鲍罗廷最初不同意这种做法，后来勉强默认了。所以这次错误无疑由陈独秀负主要责任。第二次让步是对中山舰事件的错误处理。事件发生后，在广东的许多党的领导人都主张进行反击，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也来电，指示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企图，必须采取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并且把他们开除国民党的方针。鲍罗廷和威经斯基当时都不在中国。事件过后，鲍罗廷同蒋介石达成谅解，默认了蒋介石的行为。陈独秀在处理这次事件过程中，完全拒绝党内和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认为是由于“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所造成的，是“我们应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因此对中山舰事件又一次采取了右倾退让的错误方针。这次错误当然由陈独秀负主要责任。第三次让步是对党务整理案的错误处理。中山舰事件以后，鲍罗廷于4月底回到广州。此时的蒋介石知道自己羽翼未丰，故在事变后使出其两面手法，声称这次行动只是针对个别人，而不是针对共产党，更不是针对苏联，表示要坚持与苏联友好。鲍罗廷顺水推舟，表示愿意与蒋介石妥协。他们通过谈判达成协定：蒋介石口头答应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鲍罗廷同意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鲍的双边协定，成了党务整理案的前奏。后来这一反动方案，又是经过鲍罗廷反复做工作才得以通过。造成这次共产党人完全退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严重错误，共产国际和鲍罗廷要负主要责任。但陈独秀也要负一部分责任。鲍罗廷虽然越俎代庖，但基本方针是得到陈独秀同意的。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稍存分歧的地方仅在于：陈独秀主张共产党人全部退出国民党，以满足右派的要求；共产国际则坚持留在国民党内实行退让。不同之处在“退出”和“退让”。“退让”是放弃领导权；“退出”是逃避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自动把国民党这块阵地完全交给右派控制，是更严重的右倾错误。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威经斯基回来一开导，陈独秀很快就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而在让步的具体措施方面，他比共产国际走得更远。
综合以上各方面情况来看，陈独秀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虽然不同程度地受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是错误的主要责任和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还是应该由他本身负责，不应该都推到共产国际头上。
（二）关于土地问题
陈独秀不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中共“三大”前后，他就认为中国农民文化水平超低生活欲望简单，保守、苟安，充满着宗法观念和神权帝王迷信思想，难以参加革命。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农民运动也开始高涨起来。陈独秀在为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写的议决案中，只提出限租(50%)、限息（月息2.5%）和反对苛捐杂税的经济要求，闭口不谈土地问题。1926年冬，东南各省尤其是两湖江西农民运动进入高潮，土地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当年11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与鲍罗廷、威经斯基联席的特别会议上，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的政纲。但他提出这一政纲仅仅为了宣传，并未准备实行，他在政治报告中说：“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宣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斗争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地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作斗争口号，便是停止争斗。”会议前后，陈独秀大叫农民运动过左，竭力进行压制。在次年中共“五大”会议上，由于罗易批评中共在土地问题上的右倾，极力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大力发展土地革命的指示，加上蔡和森、毛泽东等许多同志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极力支持，陈独秀被迫承认“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策略太右”，会议作出了没收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人所有的土地除外），分配给农民的规定。但是陈独秀同时又说：“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五大”以后，陈独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贯彻大会通过的那个不彻底的土地问题决议，相反，继续压制农民运动，说“土地问题只能等打到北京以后再说”，同汪精卫完全唱一个调子。同年6月初，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到达中国，提出了以开展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挽救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措施。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认为当前根本不具备执行这些措施的条件，拒不执行，并封锁消息，不向党内传达。这些就是陈独秀在土地问题上的一贯表现。
再看看共产国际同陈独秀上述错误有什么关系。前面已经说过，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在理论上比较明确，但在执行当中有很大的摇摆性。中共“三大”前后，马林对中国农民革命积极性的错误估计，对陈独秀有影响，但1923年5月共产国际在指示中充分强调了农民的作用及工农联盟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陈独秀不采纳这些正确指示，却偏偏同意了马林的错误观点。鲍罗廷来到中国后，前一段时间是重视土地问题的。如1924年他“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1926年7月他在黄埔军校讲演中，说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但这时陈独秀并没有在这些方面接受鲍罗廷的积极影响而有所转变和进步，相反，他在1926年7月写的决议中，对农民运动作了完全右倾机会主义的规定和限制。北伐开始后，斯大林对于在中国进行土地改革一度产生动摇，于1926年10月打电报给上海中共中央，批示中共“在占领上海之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鲍罗廷按斯大林批示办事，从此对土地问题的态度从积极支持转到极力制止。从此以后，陈独秀和鲍罗廷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一致了。但共产国际七次扩大执委会以后，斯大林基本改正了对中国土地问题的错误意见。这次大会决议在中国加紧推行土地改革，并派罗易来中国负责贯彻。罗易来后，同鲍罗廷就土地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陈独秀始终站在鲍罗廷一边。以上事实证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态度确实有过多次反复，其中的错误意见对陈独秀不无影响，但他们最后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不接受正确的意见，可见他犯的错误，应该由自己负责。
（三）革命武装问题
北伐开始以前，陈独秀不同意北伐，认为国民政府还不具备北伐的力量和条件，当前的问题不是主动进攻北方军阀，而是如何防御帝国主义与北方军阀南伐的问题。陈独秀由此对北伐战争完全采取消极态度，根本不考虑利用这个机会去掌握和发展自己的武装。1926年7月，他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委会决议案中写道：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共产党只能“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而且这种政治工作，还“须取‘少为好’的主义”。他不同意共产党员到军队中去做军官；如果有人去做军官，则必须“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就是说不要同反动军官发生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陈独秀这个错误方针指导下，共产党人除叶挺掌握的那点武装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正规武装。在北伐过程中，本来应当对蒋介石扩张武力的阴谋计划进行必要限制，由于陈独秀把北伐完全看作蒋介石的事，起初是听任蒋介石自由扩张，到蒋介石的武力对革命形成威胁时，又采取“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平衡”办法，以求延缓蒋介石的叛变。结果，开始是养虎遗患，后头是纵虎归山！而且养肥了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三只老虎。共产国际开始也不赞成北伐。北伐当中也没有提出共产党人争取掌握武装的任务。对蒋介石、唐生智等人扩张武力的企图，最初是听之任之，后来也是采取所谓“平衡”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基本上是按共产国际的主意办，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要负主要责任。陈独秀既无钱又无枪，只能跟着别人走。
关于武装工农的问题，一贯为陈独秀所忽视。在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的决议中，陈独秀对发展农民武装作了层层限制，规定农民只能搞一点完全自卫的不具常备组织的武装。当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冲破他的限制蓬勃发展起来之后，他大喊群众过左，竭力压制农民运动，支持国民党右派取缔农民武装。陈独秀不赞成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把起义斥为盲动。武汉政府为防御夏斗寅叛变军攻武昌，被迫同意发给工人枪支，陈独秀拒绝接受。为了表明心迹，后来干脆把工人手里已有的一点武器也主动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在武装工农问题上，鲍罗廷同陈独秀的态度基本一致，有的坏主意（例如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主动交枪）还是他先提出来的。早在中山舰事件时，他拒绝把援助国民党的一部分军火交给农民；“马日事变”后，他又拒绝发给回湖南组织武装暴动的活动经费。鲍罗廷这些做法对发展工农武装起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最后，他和罗易拒绝执行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反对加紧建立几个工农武装师，致使共产党人在反革命屠杀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由于鲍罗廷手中有钱有枪，所以共产国际应对革命武装问题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实事求是地说，五四以后，尽管全国布满了燃起革命烈火的干柴，如果当时没有共产国际在理论上、策略上的指导和人力物力上的支援，要在短短几年内燃起那一场烈焰腾腾的革命大火，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从全面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陈独秀虽然受其指挥，所犯错误多少与共产国际有关。但归根结底，他应该对自己犯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三、共产国际在中国犯错误的原因
深入观察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活动，发现存在一系列深刻矛盾：理论与实践，长远目标与当前目标，领导者之间以及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等等的矛盾。透过这些矛盾和冲突，可以找到共产国际在中国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第一，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共产国际为纠正第二国际时期组织涣散，各自为政的状况，强调国际组织的统一集中和纪律。规定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部分，各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执行其决议，分部代表大会的召开及领导成员的任职，均须得到批准。列宁曾对这种状况不满并提出批评。列宁逝世后，季诺维也夫（执行委员会主席）把这种状况发展到了极端，号令一切，指挥一切，完全忽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作用。几个执行委员和主席，坐在遥远的执行部里，依靠派往各国代表的汇报材料来决定问题，指挥各国的革命。这些代表是各国党的太上皇，各国党完全听他们的指挥。这种指导方法，怎能不犯错误呢！各国情形互异，中国情况尤其复杂。中国大革命紧急关头，情况更是瞬息万变，共产国际的人如坠雾海，根本找不到方向。以致“四一二”政变前夕，斯大林4月5日还在莫斯科干部会议上宣称蒋介石是“很遵守纪律的”。1927年6月30日，布哈林还说“只有汪精卫比其他人坚定一些”(坚定的左派)。不依靠各国共产党了解本国情况，决定问题，由共产国际几个人瞎指挥，哪有不犯错误的呢？
第二，片面强调苏联的国际安全，忽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共产国际在制定和执行其中国政策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维护苏联远东国防安全利益为核心的主导思想。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西面和东面同时受到帝国主义与白匪军的武装攻击。1920年初粉碎了英、日支持的高尔察克匪军，建立了从贝加尔湖到海参崴的远东共和国，作为与东方敌对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为了加强东面国防安全，苏俄还力图从中国寻找握有军队的实力派作同盟者，当这种同盟者找到并建立了同盟关系之后，他们就以保持这种联盟关系视为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俄国的驻华使节和共产国际来华代表，在工作中都是自觉或不完全自觉地贯彻以维护苏联国防安全利益为核心的最高原则。所以当他们找到国民党这一个联盟对象之后，就力促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为了实现合作，无原则地宣称“共产组织与维护苏维埃制度”均不适合中国，还不惜放弃中共在国共合作当中的独立性；为了拉拢他们欣赏的实力派，用大量“草料”喂肥了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这些新军阀；为了避免右派猜忌，他们竭力压制甚至破坏中国工农革命武装；为了讨好右派与地主军阀，他们(最后包括斯大林)坚决反对土地改革；最后为了抱住汪精卫这个“坚决的左派”，竟然向他泄密，给他提供了公开反共的证据。总之，共产国际及苏联使节，处处以维持国共合作及与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合作，保证苏联国防安全为最高原则，为了维护苏联利益不惜损害中国革命，不惜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民族利己行径，结果既害人又不利己，终于招来了与蒋介石国民党的长期对抗及日本制造的诺门事件。
第三，共产国际内部斗争妨碍了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由苏联控制，苏联国内的斗争通过共产国际影响到中国。1925年苏共党内围绕工业化道路问题同季诺维也夫等人进行了尖锐斗争。1926年，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联合，形成托季反党联盟。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会主席，托洛茨基也因此插手共产国际工作。托洛茨基本来就反对国共合作，中山舰事件后，他据此猛攻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主张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与陈独秀的主张紧密呼应，给了陈独秀很大鼓励。斯大林为此派威经斯基来华，制止了陈独秀的错误倾向。1927年春国际上刮起一股妖风，中国也发生了张作霖袭击苏驻华使馆和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政变等事件，托洛茨基又抓住这些事件攻击斯大林，力主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托洛茨基搞的是“不断革命”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内这时主要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把苏共的反左带到中国来，势必影响中共党内反右，妨碍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纠正。
如斯大林在1927年春本来主张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工农，但为了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为了尽量保持同中国实力派的联盟，而不愿过早提出把右派分子赶出国民党或实行国共分离的问题，因此推迟了开展土地大力武装工农的斗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多少也牵连到鲍罗廷与罗易在中国的争论。这些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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