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悲剧意识审美类型论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论文,悲剧论文,意识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5-0037-07 审美类型是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对审美对象的形态分类，在西方美学史上影响较大的审美类型有悲剧、喜剧、崇高、滑稽、荒诞等等。中国古代诗词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阅读欣赏时审美主体产生的各种审美感受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如对诗词中表现出的悲剧意识、历史本体意识、宇宙情怀、化时间为空间的运思模式、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方式以及富有历史合理性的情理结构等不同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审美体认都会产生差异很大的审美感受，因而构成了唐诗的不同审美类型。实际上，由于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层面上来研究这些审美类型，每个基本审美类型也可分梳成更加细致的小的审美类型。本文即从唐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悲剧意识入手，简要分析唐诗悲剧意识的不同审美类型。 中国主流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主要来源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与人生有限性之间的磨啮与冲突。人的动物性的生本能是人要“活着”的生物性基础，人要“活着”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内在亲证，而人生的有限性时刻提撕着人是一种悲剧性存在，北宋词人晏殊的一句“人生有限情无限”①可谓揭示了中国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实质。②在中国文化，尤其在唐诗中，对待悲剧意识的态度有着多种不同的精神指向，如思考追索、奋斗抗争、默认消解、妥协屈服和审美超越等等，由此构成了不同的悲剧精神。本文依据不同的悲剧精神来分梳唐诗中的悲剧意识。 一、生存真相的暴露与弥合 人的生存真相是指人生的有限性与人的追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暴露必定兴起强烈的悲剧意识。与古希腊悲剧中的悲剧意识不同，唐诗中的悲剧意识往往在撕开人的生存悲剧真相的同时，又指出获得超越性价值的出路，弥合人生困境。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③该诗为陈子昂跟随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北征来到现在北京附近时所作，原意是看不到像燕昭王那样高筑黄金台以求贤纳士的贤明君主，天地悠悠，人生找不到归宿，抒发了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绪。但真正好的艺术品一定能诉诸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登幽州台歌》就是以其多重文化内涵而不受写作背景的拘囿，超越时空，直指当下，使不了解该诗时代背景的当代读者也能感到心灵的震撼。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句话就将人抛到价值的虚空当中，一个人独立于天地、历史之间，绝无依傍，因此价值空虚的悲剧意识油然而生。但它并不把人引向绝望和毁灭，而是接着弥合困境，架起了通向“彼岸”的桥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个人也许是没有希望的，但把“我”个人融入悠悠不绝的天道(人道)中去，“我”就超越了自身的有限性，获得了永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只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才能获得价值。所以，“念天地之悠悠”是对上面悲剧真相的弥合，至于“独怆然而涕下”，则是获得“新生”以后的感动、感慨和感伤：生命有限不能超越，而获得超越性的价值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人生来未必是有价值的，但却是必须有价值的，是必须自己给自己建立价值的，这就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⑤。那么，建构价值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有利于人类总体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合理因素。⑥人生无价值，但人为了人类总体的存在与发展就必定要建立价值，这就是《登幽州台歌》前后两句对人的生存真相暴露与弥合的内在文化逻辑。 在唐诗中，体现这种悲剧意识的诗句很多。如杜甫的《登高》与之具有相似的理路：“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⑦首联写大化流行，宇宙中性，并不能给人提供价值和依托。颔联虽表面上仍是写景，但第二句已经扭转了宇宙自然的走向。“无边落木萧萧下”，在写景中流溢的是无限的生命悲情：人如长江两岸无边的落叶，没有价值，没有归宿，没有希望；“不尽长江滚滚来”却猛然兜回，将个人转向永恒的天道(人道)，开辟出崭新的境界，为人提供了价值和归宿，弥合了上句揭示的人生困境。刘禹锡的《乌衣巷》之所以千百年来传诵不绝，同样是因其诗思内蕴与中国式的悲剧意识相契合。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⑧在野草与夕阳中，历史中的浮华与喧嚣已成陈迹，但作为本真历史而存在的“寻常百姓家”却显示出其永恒性；诗作运思的过程，就是拨开浮华，撕开真相，寻找永恒的过程。在这里，强烈的历史悲剧意识被轻轻地弥合起来，建构起更加富有合理性的“以民为本”的历史观念。 在很多情况下，人的生存真相的暴露与弥合并不一定像《登幽州台歌》和《登高》中表现得那样剧烈和鲜明，而是相对温和，有时甚至难以察觉。如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蘋。”⑨首联写送别的情景，颔联写送别时不见友人后惆怅的心情，颈联第一句仍是承接了上两联的情绪，是悲剧意识的集中兴起，第二句则托底兜住了前面五句，在新的精神境界中找到了归宿。前三联是在情与理的交融中弥合了悲剧困境，而尾联却又兴起了新的悲剧意识——对“落日五湖春”精神境界的新的追询。这种往复不断的追询是对现实悲剧性品格的不断提升，也是诗由“境”到“韵”的转化机理。再如刘长卿《却赴南邑留别苏台知己》：“又过梅岭上，岁岁北枝寒。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猿声湘水静，草色洞庭宽。已料生涯事，唯应把钓竿。”⑩“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将极小与极大的两个事物放在一起，把孤舟放在宇宙中来探究其价值和意义，孤舟之“去”，实际是找不到意义，但孤舟到了穷途末路，突然境界打开——“青山万里看”。如果没有这种境界的开启，尾联“已料生涯事，唯应把钓竿”就会有衰惫之气和无奈之感，有局促之意和叹老嗟卑、自怨自艾之嫌，但因为有了“青山万里看”，尾联的生活就富有超越性。就像“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是宿命论而是境界的开启一样，“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也正是中国文化中由现实悲剧性向超越性价值转化的诗性表达。又如《春草宫怀古》：“君王不可见，芳草旧宫春。犹带罗裙色，青青向楚人。”(11)春草宫是隋炀帝所建离宫，宫以春草命名，足见此地芳草之盛。君王是暂时的，芳草作为人、人情的象征则是永恒的；诗作在对不合理历史的否弃中流溢出对被压抑的像草一样的人、人情的信仰，使得情染天地，情与天地同一，从而获得了超越性的价值。该诗悲剧意识的兴起与弥合之间已经不露痕迹、冥然合一。 二、在悲剧真相中深情地追询 盛唐是政治本体(以现实政治为根本出发点和精神归宿)乐感最为充分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人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对现实政治的功能、价值和意义的信仰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即便是对现实政治的质疑，也是建立在对政治本体观照下的现实认同和热爱的前提下的。在文化上，这是汉唐政治本体化历史进程中政治本体的合理性展示得最为充分的时期。中唐以降，政治本体衰微，文化本体(不以现实政治为依据的价值与意义的追询)逐渐兴起，唐宋文学的分野也由此明确。 盛唐的浪漫主义在实质上是对政治本体的最强烈的乐感，是政治本体的合理性因素最集中的诗性释放。在这种情形下，人可以忽视一切困难，甚至无视一切不可能，直接抒发自己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愿望和情感，即使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生的悲剧真相，也不愿意承认，而是深情地追询，希求突破悲剧性。在这方面，李白的诗最为典型。如《月下独酌四首》(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12)花间置酒，独酌无亲，这时候最容易敞开本真的心灵直视自我，与自己的生命本质对话。于是，李白举酒邀月，欲与天地同饮，结果是只能与影子和明月为伴，但这不是与天地同在，而是天地间的绝对孤独。“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不是消极的及时行乐，而是要冲出孤独，寻找欢乐，但最终仍然是一个人在天地间独舞：明月如人影，于我何有哉!人生悲剧真相一层层地揭示，至此显豁，但诗人并不放弃追求，明知明月无情、不可凑泊，仍要直接突破与人共生共在的现实悲剧性：“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是真正的青春气质，也是浪漫主义的实质。再如李白的《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13)该诗呈现的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追询结构。开篇把酒问月，是中国自古以来追询价值的方式，“人攀明月不可得”，描绘的是人与月亮的距离，也是人与自然的疏离，但在盛唐的李白那里，情感改变自然，“月行却与人相随”，凸显的是一个有情的宇宙。接着，李白放开想象，以无限的热情和信心将大自然描绘得无比美好，李白不仅温暖了自然，还有“嫦娥孤栖与谁邻”之忧，可以说情满天地、情动天地、情变天地。但是，对于人生的悲剧真相，李白毕竟是清醒的，所以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之问。这是唐诗宋词中一种典型的追询方式，以月亮的永恒与人生、人事的短暂进行对比，经过对宇宙自然无限的深情美好的体认之后，无情地撕开人生困境，使人的价值空虚无所遁形。但接着李白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突破现实悲剧性：“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这是一种消解，但这种消解不是悲剧意识的消除，而是面对金樽中的月光又兴起了新的悲剧意识，又进行了新的情感与价值的追询，并在追询中实现永恒。该诗在循环往复的结构中对人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情的追询，这种循环往复的追询恰恰是我们在不断的心灵追询中建构价值的重要方式。 在很多情况下，悲剧真相中的深情追询融化在整首诗的意境中，不可句摘。如李白的《灞陵行送别》：“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14)人生不能长聚，前途不能预卜，情感又不知着落何处，家园更不知归于何方?前四句就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生之“愁”——亦即人存在的悲剧性——展示得淋漓尽致。尽管如此，面对当年王粲漂泊流浪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南登之古道”，李白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坚定地登上漫漫征途。最后四句表面上是写离别的怀念和伤感，实际上，“古道连绵走西京”与“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15)一样，满怀的是对现实和历史的深情，给人的是前进的力量。因此，这样的诗作是在整体上表现了悲剧真相中深情追询的特点。 三、在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体认中质疑 杜甫虽然比李白只小十岁多一点，但杜诗和李诗就显出了两种不同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是杜甫家世显赫而早年仕途蹭蹬，二是安史之乱时杜甫还比较年轻。在悲剧意识上，杜甫的诗往往表现出这样一种特征：一方面，对人生和历史进行深沉的体认；另一方面，又不相信这种人生、历史能够提供价值和意义，故而对此进行质疑。如《怀灞上游》：“怅望东陵道，平生灞上游。春浓停野骑，夜敞宿云楼。离别人谁在，经过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汉一归舟。”(16)仇兆鳌《杜诗详注》解释说：“上四忆旧游景事，下则念同游而动归思也。昼停骑，夜宿楼，极尽一时游兴，惟聚散无常，故有古今之慨。”(17)这种解释，大有不尽意处，仅仅是“聚散无常”，恐怕不值得发此“古今之慨”。前两联描写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年轻时极尽欢娱的灞上之游，体现出对现实的认同。然而，分别后，当年的游伴各自老去，默默地死掉，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眼前也要轮到我了。至于尾联，则可谓千古之叹：今古一意，人就像江汉之中一叶飘零的扁舟，这叶扁舟也许是要归家，但真的有家可归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18)，“相看万里外，同是一浮萍”(19)，有时，这种执着现实然后又无家可归的悲剧感正是杜甫的精神状态。 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20)开篇并非简单的地理形势的描写，而是说天地钟灵毓秀，乃生王昭君，至今昭君村仍存，更是人们喜爱王昭君的确证，这是对宇宙自然和历史人生的应有状态的深沉体认。集天地之精华的王昭君，又选在代表天地之正道的君王之侧，其命运本该应天符人，但现实中恰恰相反：“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尾联直是将对命运不公的愤慨化为怨恨，又将怨恨揉入绵绵的历史情感中。这不仅是对生活和价值的绝望，更是对天道——政治本体的质疑和否弃。再如《咏怀古迹》(其二)：“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21)杜甫的遭遇与宋玉何其相似，怀才不遇、直士遭诬似乎成了一条历史规律，二人成了隔代知音，故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之叹，同时也表现出对明君美政的向往和对个人美好命运的祈盼。但后面两联运思反转，写的是文华成空、宫室不见，诗中隐含的这些对人生与历史的质疑和追问，必然为由政治本体向文化本体过渡发轫。在杜甫诗集中，先体认后质疑的诗还有很多。如在《行次昭陵》中，前面用十句篇幅描写唐太宗李世民的赫赫威势和丰功伟绩，最后四句却这样写道：“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22)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中，杜甫先用二十句的篇幅极写诗酒之快意，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诸生颇尽新知乐，万事终伤不自保。气酣日落西风来，愿吹野水添金杯。如渑之酒常快意，亦知穷愁安在哉。”(23)但接下来却说：“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24)这种结尾猛然翻出的写作手法，已经成为杜甫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为后来的李贺继承和发展。 奸臣当道和王朝的衰败是杜甫诗歌悲剧意识的主要现实来源。中老年时期的杜甫对自己青年时期的生活和情感总是充满着回忆，但这种回忆又总是成为“老杜”表达悲剧意识的手段。“老杜”之“老”，不只是在年龄上，更是在对浮华和浪漫的沉静思考和对政治本体的深沉质疑上，而这些，又都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秋兴八首》(其七)这样写：“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25)前三联借武帝的宏大功业来写浮华历史，尾联直写个人没有任何出路，找不到归宿，以个人的渺小、迷惘与无奈对历史进行了最为深刻的质疑。再如《秋兴八首》(其三)：“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26)不相信天道和历史，在对匡衡、刘向的赞扬中，导向了人的自证。在《乐游园歌》中，杜甫更是先尽情抒写游园的无上之乐，最后却是“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27)，其人生的失落、孤独与彷徨，跃然纸上。在《秋风二首》(其二)中，杜甫这样写：“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捣练急，石古细路行人稀。不知明月为谁好，早晚孤帆他夜归。会将白发倚庭树，故园池台今是非。”(28)该诗前两联是对自然和人事的深切体认，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深情与执着；后两联则是对宇宙自然的追询和对家园的质疑，表现的是无家可归的情绪。该诗将体认、追询与质疑融为一体，也是杜诗悲剧意识的一个特点。 杜甫的诗歌在思想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人道与天道的深切关怀，对政治本体自觉不自觉的怀疑，贯穿于杜甫创作的始终，使杜甫诗歌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文化意义。与李白对政治本体的充分认同不一样，杜甫一生都在追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开启了对文化本体的探询。所以，宋人以道眼观杜甫，认为宋代理学从杜甫开始，是极有见地的。 四、在虚空与绝望中导向价值的崛立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价值空虚，天地中性，人生有限，这是人进行价值追询时必然产生的感受和感慨，当然这也是价值建构的起点。由于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特点，唐诗中的悲剧意识往往表现出对历史和人生的空没感，尤其是在咏诗史和怀古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刘禹锡的《台城怀古》写王朝的衰败与消隐：“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宫墙隐嶙围野泽，鹳鶂夜鸣秋色深。”(29)许浑的《凌歊台》写历史的价值与意义之空：“宋祖凌歊乐未回，三千歌舞宿层台。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行殿有基荒荠合，寝园无主野棠开。百年便作万年计，岩畔古碑空绿苔。”(30)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杜牧，他的《悲吴王城》写道：“二月春风江上来，水精波动碎楼台。吴王宫殿柳含翠，苏小宅房花正开。解舞细腰何处往，能歌姹女逐谁回。千秋万古无消息，国作荒原人作灰。”(31)可谓将绝望情绪写到了极致。再如他的《登乐游原》：“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32)将煊赫的历史置于无限的时空之中，通过让人无法逃避的理性追问，使历史的价值与意义显得无限渺小甚至彻底消失。 在唐诗悲剧意识的诸多审美类型中，最能表现上述特点的当推李贺的诗。李贺的很多诗作只注重对生命有限性和无意义性的彻底暴露，几乎不提供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弥合或超越的精神指向，但其并不导向空虚与毁灭，而是通过复杂深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指向新的价值建构。 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的彻底性往往来源于对历史、人生意义的彻底否定。他在《官街鼓》中这些写道：“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催月出。汉城黄柳映新帘，柏陵飞燕埋香骨。磓碎千年日长白，孝武秦皇听不得。从君翠发芦花色，独共南山守中国。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33)在无限的时间面前，无论是美好的生命还是雄才大略的帝王，甚至是神仙，最终都要灰飞烟灭。著名的《天上谣》更是如此：“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34)该诗前十句将天上的美丽与美好描绘得无以复加，正当读者沉浸其中的时候，最后一句却猛然翻出，形成了最为强烈的对比，使人看到永恒的时间还在、无常还在，无可逃避的悲剧真相豁然抖落在人的面前，让人不禁颤栗。李贺诗极善于使用这种对比手法，造成了强烈的悲剧效果，如《大堤曲》前面尽写青春美好，使人留恋，最后一句“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35)顿然使人回到现实的悲剧性中；《二月》一诗前面也都是写春天的欢乐，但最后一句“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36)彰显的是生活情景的极度不和谐；《三月》的开篇之句是“东方风来满眼春”(37)，最后一句是“曲水漂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38)，让人悲慨莫名。 李贺诗更善于直接描写生命的悲剧性。如《王濬墓下作》：“人间无阿童，犹唱水中龙。白草侵烟死，秋藜绕地红。古书平黑石，神剑断青铜。耕势鱼鳞起，坟科马鬣封。菊花垂湿露，棘径卧干蓬。松柏愁香涩，南原几夜风。”(39)这些诡秘而又绮丽的意象表面上展现出的是一种错乱，实际上是对英雄与人生价值的追问。在李贺诗集中，那些描写生命之悲的诗句几乎俯拾即是，如“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40)、“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41)等等。有时，李贺甚至直接营造墓景象：“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低迷黄昏径，袅袅青栎道。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42)人的生命之悲，莫过于此。 这类诗歌彻底撕开人生的悲剧真相，极为充分地体现了人生价值之“空”，似乎容易使人走向空虚和毁灭。但是，这类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高，有些还被推为名作，原因何在?实际上，这类诗歌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导向消极情绪的，如宋人高翥的《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胡蜨，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43)写人生价值之“空”，但全诗弥漫的是人生无意义、要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不能给人提供向上的动力。另一种情形则是虽写人生价值之“空”，但却给人在绝望中建构价值的强烈冲动，促进价值的崛立。如李贺的许多诗，前面描写美好的情景，最后转写人生短暂，激发的恰是人对美好情景追求的强烈欲望。经过悲剧意识洗礼的价值建构，更多地会依据人类总体原则，指向有利于人类总体存在与发展的维度。 五、历史悲剧意识的兴起与价值建构 在唐诗中，有很多诗以历史人物、事件和王朝兴衰为吟咏对象，这类诗中比较典型的一般被称为咏史诗和怀古诗。咏史诗发源较早，大约在汉代就已成型，与怀古诗的主要区别是在时空方面不受限制，可以较为自由地发挥想象和议论；怀古诗成型并兴盛于唐代，在写作上往往限于吟咏对象自身，所以写景与抒情的成分较多。在唐诗中，咏史、怀古类诗作往往具有强烈的历史悲剧意识，并在兴起历史悲剧意识的同时指向价值的建构。所谓历史悲剧意识，是指人对历史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的差距而产生的悲剧感。历史应然状态(本真历史)实质上是在道德史观的观照下对历史的认知和想象，把道德看成历史的本质，把历史当作道德的归宿，我们把这种道德与历史合一的富有合理性的历史文化观念称作历史本体。唐诗中许多咏史、怀古类诗都将真实历史中的不合理因素加以剔除，将其合理因素加以显扬，使得历史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以人类历史的应然状态为归宿，将人的价值与意义建立在对历史合理性因素的体认上。如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44)首句用秦月汉关的典型意象为我们展示了无垠的历史时空，在这个背景上我们来寻找和确定人与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下两句的回答告诉我们只有保家卫国的战争才是正义的，同时，“不教胡马度阴山”也将道德历史化。对这种历史本体的体认是这类诗作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这类咏史、怀古类诗在更多的情形下体现的是历史悲剧意识。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45)首联借典故写繁华已逝，江水自流，人事短暂而自然永恒，这是历史悲剧意识的兴起，同时也隐含着价值的崛立，并为尾联作出了铺垫。颔联是对浮华历史(本真历史的对立面)结局的描述，是历史悲剧意识的具体化。颈联是在上联找不到价值归宿的情况下要归向宇宙自然的必然选择，为浮华的历史找到本真状态，找到归宿。有了颈联的点化，整首诗才活了起来，才有了价值的支撑，尾联的“浮云蔽日”、忠奸颠倒就让人觉得不会长久，“愁”也不会使人觉得绝望。在诗中，诗人重置历史，以历史的应然状态来取代历史的现实状态，建构富有合理性的历史观。 在运思方式上，咏史、怀古类诗往往以宇宙自然永恒及其自然而然的运行规律来矫正战乱、浮华等非本真的历史状态。如许浑的《金陵怀古》：“玉树歌愁王气终，景阳兵合画楼空。梧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46)首联写隋军攻陷金陵，直逼景阳宫外，陈在《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覆灭；颔联写宫阙成土，极言金陵的衰败；颈联则写金陵的自然运行依旧，不因金陵的盛衰而改变；尾联写六朝中所谓的英雄都逝去了，“唯有青山似洛中”，没有改变。再如他的《咸阳西门城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前朝事，渭水寒声昼夜流。”(47)首联写诗人登上咸阳城楼南望，远处烟笼蒹葭，犹似自己的家乡；颔联写登楼时环境的变化，蕴含着对政治局势的深刻体验和预测，引出下联；颈联写秦、汉两朝故都的颓败景象，展示出巨大的历史沧桑感。尾联以停止追问的方式引起追问，否定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喧嚣，追求与自然亲和的本真历史情态。该诗典型地体现了对历史“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方式——通过对浮华喧嚣历史的否定和对永恒不变的宇宙自然的肯定建立具有合理因素的历史观。 在杜牧的咏史、怀古类诗中，有一些写得决绝痛彻，如上面引述的《悲吴王城》和《登乐游原》，但有的也写得深情绵丽，在历史悲剧意识中隐含着丰富的价值建构，在这类唐诗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他的名诗《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48)首联从历史与宇宙自然处着眼，在天澹云闲的宇宙自然面前，六朝文物不过是过眼烟云，在“大而空”的理性的追询中蕴含着“空而有”；颔联则体现了对现实温暖人情的执着，人的生死过程合成了人的现实中的家园。颈联既有知命、认命的淡淡的伤感，更有洒脱而悠远的超越感，以精丽淡远的意象充分表现了其宇宙情怀，提供了人生的归宿；尾联写对功成身退的豁达洒脱的人生模式的向往，是在前三联的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共同作用下的必然选择。 刘长卿以山水田园诗驰名当世，但其中有些诗富有咏史、怀古情味，写得深邃幽丽。如《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古台摇落后，秋入望乡心。野寺来人少，云峰隔水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49)首联写秋日临古战场登高远望，意绪渺茫，不知指向何方；颔联具体写远望所见，孤寂而清幽，同时也为体味人生和历史提供了典型环境；颈联挺起，确立价值，以寺院清寒的钟磬之音来填充价值之“空”；尾联以自然比人事，为“望乡心”提供了归宿。再如《过桃花夫人庙》：“寂寞应千岁，桃花想一枝。路人看古木，江月向空祠。云雨飞何处，山川是旧时。独怜春草色，犹似忆佳期。”(50)首联应是写息君与桃花夫人相互思念，颔联则写桃花夫人的意义之“空”；颈联承上联提问：山川依旧，难道桃花夫人的忠贞爱情就这样没有意义吗?此问关联上下，激活全诗；尾联答问：春草乃情，年年而发；无情不春，有春皆情。全诗以情满天地作结，确认了情的价值与意义。 悲剧意识是一种文化应对挑战、建构价值和培养韧性的最基本要素，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都必定具有丰富深刻的悲剧意识。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特、深刻和丰富的悲剧意识，唐诗是其重要载体。只有对世事人生富有感情，常常兴起丰富而深刻的悲剧意识，才会善于思索和追询，才能逐渐将富有合理性的价值积淀入人的情感之中，进而提高人格境界，否则人就会麻木。所以，悲剧意识的兴起对于人的心灵成长和价值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我们要反复吟诵那些优秀诗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②参见冷成金：《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③陈子昂著、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2页。 ④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9页。 ⑤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1页。 ⑥参见冷成金：《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⑦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66页。 ⑧刘禹锡著、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0页。 ⑨刘长卿著、储仲君撰：《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2-133页。 ⑩刘长卿著、储仲君撰：《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0页。 (11)刘长卿著、储仲君撰：《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1-322页。 (12)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3页。 (13)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1页。 (14)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97页。 (15)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39页。 (16)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06页。 (17)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06页。 (18)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29页。 (19)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5页。 (20)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02页。 (21)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01页。 (22)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0页。 (23)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4页。 (24)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4页。 (25)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94页。 (26)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87页。 (27)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 (28)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82页。 (29)刘禹锡著、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33页。 (30)许浑著、罗时进笺：《丁卯集笺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2页。 (31)杜牧著、吴在庆撰：《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06页。 (32)杜牧著、吴在庆撰：《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9页。 (33)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8页。 (34)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0页。 (35)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79页。 (36)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页。 (37)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3页。 (38)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4页。 (39)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2页。 (40)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5页。 (41)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88页。 (42)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6页。 (43)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35页。 (44)王昌龄著、李云逸注：《王昌龄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45)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6页。 (46)许浑著、罗时进笺：《丁卯集笺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5页。 (47)许浑著、罗时进笺：《丁卯集笺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1页。 (48)杜牧著、吴在庆撰：《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2页。 (49)刘长卿著、储仲君撰：《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0页。 (50)刘长卿著、储仲君撰：《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4页。标签：杜甫论文; 李白论文; 唐诗论文; 文化论文; 登幽州台歌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唐诗宋词论文; 古诗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