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源同流 和而不同——梁漱溟、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而不同论文,乡村论文,行知论文,思想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6）01—0025—0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救国运动的失败后，逐渐认识到救国必须考虑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认识到中国以农立国，只有解决了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些教育家和教育团体幻想通过改良的手段来达到乡村教育普及化或职业化，以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从而达到救国目的。他们以爱国爱民的高度热情和献身精神投入到乡村教育运动之中，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广泛的乡村教育实验运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5年，中国各种农村实验区有193处。其中， 影响较大的有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的农村职业教育实验，陶行知建立的晓庄师范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教育实验，梁漱溟的河南、山东乡农教育实验。此种思潮是世界性的新教育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到目前为止，关于以上几位乡村教育家的论著颇多。但比较研究较少，尤其是关于梁漱溟与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更少。据笔者了解，只有许波发表于《远程教育杂志》（2000年第五期）的《陶行知与梁漱溟农村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把二人乡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与性质、意义和盘托出，并进行了比较，但过于笼统。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比较、分析。
一、异源同流
梁漱溟、陶行知二人是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乡村教育领域的。虽然他们都做过大学教师，但由于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不同，前者从事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后者则专门从事于教育研究，因而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会有不同的立场和角度。
作为一个思想家，梁漱溟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思考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就人生问题而言，他认为人生的快乐在于向内发掘自己，发现人性的善和潜力，追求精神的自我完善而不是物质享受。他说：“总而言之，找个地方把自家的力气用在里头，让他发挥尽致。这样便是人生的美满；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价值；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乐趣。乐趣完全是在自己浑沦活动之中。一切所有都在这里，都在自己身上，不待外求。我们眼看这一般人死命的东寻西找，真是可怜！虽然他们的宝贝就藏在家里，他却不自知，走遍天涯那是永远不能找到的。他们再也不得回家！因为他们已经走入了歧路！”[1](P6) 由此，梁进一步认识到“东方学术的根本，就在拿人的聪明回头来用在生命的本身上”[1](P46)，此与“智慧向外用”的西洋学术是不同的。他认为中国人给人类的巨大的贡献就是“对人类的认识”[1](P21)。中国文化是优越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偏重于理性即对自身伦理情感的追求，西方文化偏重于理智即对外在物质的追求。将来世界要和平发展，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互让的，因而，梁漱溟自信将来中国文化要承担拯救整个世界的使命。他经常以文化圣人自居，以复兴儒学为使命。由人生和文化问题出发，梁认为当时中国问题的实质即是文化失调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2](P164) 自从被迫开埠以来，“欧风美雨”已经使以道德追求为目的的中国传统文化被破坏得体无完肤，千疮百孔，社会文化秩序混乱不堪。他认为要救国，就要重建中国优秀的文化，要立足中国儒家思想来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而重建文化的着眼点应在农村。他认为“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30万村落其焉求之”[3]。中国以农立国，80％以上的人民生活在农村；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即追求道德理性的根亦在农村，由于都市的传统文化已被“欧风美雨”破坏殆尽，要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从农村入手；另外，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已经陷于破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中国要从头建设，只有从乡村开始，一点一滴地从乡村建设起。他说：“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求中国的新生命；却不能从中国的新生命里去求农村的新生命。我的所谓乡治，就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办法。”[3](P840)
开始，梁漱溟从文化问题开其端而进行乡村建设，并没有重视乡村教育。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他逐渐意识到乡村建设离不开乡村教育，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已不知不觉地走上一条路。如其所言：“我们原初虽不想办教育，但往前探求我们的途径，到今日来已不觉走上社会教育一条路。试看我们推进乡村建设的机关，同时亦即为乡村组织的‘乡农学校’、‘乡学’、‘村学’，不是个例证么。好像两道河流，上游不是一个源头，而下游则彼此汇合为一流的。”[4] 其实，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乡村建设以乡村教育为方法，乡村教育以乡村建设为目标，二者难以截然分开。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则是从教育救国的角度入手的，开始于平民教育。其思想源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更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即教育与生活实际的紧密结合，教育为人民生活服务。他从实现国家民主共和的角度，提出了对人民实行教育的必要性。他说：“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爱尔吴曰：‘共和之要素有二：一曰教育；二曰生计。’然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成，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5](P9) 其思想即是只有让全国人民接受教育，具备民主共和思想，真正的民主共和才能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出身贫寒和信仰基督教，他深刻地体会到人民大众的艰苦，能以博爱的观点对待天下苍生，并站在其立场为其着想。他从教育公平、知识公有的角度，认为人民大众有权利受到原来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教育。“知识应当是社会所公有。把买卖的商品化的知识变做自由送人的礼物是普及教育运动的一个大目标”[5](P594)。陶行知还这样描述过知识公有化的美好理想：“在小先生的手里，知识是变成空气，人人得而呼吸；知识是变成甘霖，处处得其润泽；知识是变成太阳，照得广大的群众向前进行。”[5](P594) 陶行知是从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从事平民教育而进入乡村教育领域的。在从事平民教育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占当时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生活最悲惨，也最愚昧，更需要教育，因而把目光转向了广阔的农村。1924年，陶行知在总结平民教育运动时，提出了平民教育“下乡”问题；1926年，他考察了江宁、无锡等地的农村教育，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倡议师范教育下乡，提出要办“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试验乡村幼稚园；1926年底，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并筹办《乡教丛讯》加强宣传；1927年3月15日，正式成立了晓庄师范学校，投入了乡村教育的实践之中。
综上所述，陶行知是从教育救国、救民的角度出发进入乡村教育领域的，而梁漱溟是从文化救国的角度进入这一领域的。二人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乡村教育领域，其思想定会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因涉足相同的领域，其思想也会有若干相似之处。
二、和而不同，特色各异
作为从事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陶行知和梁漱溟皆有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关心贫苦农民，主张均富；都具有较高的人生境界和献身理想的精神，重视道德精神的培养，关心做人教育；二人思想皆有人文主义色彩，倡导创造性的教育；他们皆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受到启发，注重个人修养，提倡教育应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相联系，反对脱离生活实际的传统学校教育，提倡社会教育、成人教育、民众教育，但有矫枉过正倾向，有些忽视正规的学校教育；二人皆受实用主义影响，认为教育应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皆提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把改造农村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都提出终身教育观点，都重视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和自治能力。陶行知还具体指出应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1928年，梁漱溟在参观了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后，对其生活教育赞叹不已，认为晓庄师范的办学思想很合自己的意思，其主要之点有三，即合于教育的道理，合于人生道理，注重农村问题[6](P162)。 梁漱溟此后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乡村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晓庄师范的做法，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由于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乡村教育领域，他们二人的乡村教育思想又有明显的不同。
（一）传统道德教化与现代生活教育之别
由于从文化救国角度入手从事乡村建设进而从事乡村教育，梁漱溟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不同于平时的教育，转型时期教育应以改造社会为主要功能，而不同于平常的接续文化之功能。要改造社会，教育的重点就应放在成人教育即社会教育上。同时，改造社会的重心因为是要改造文化，特别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文化之精华。而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特点即是注重道德教育，因而对民众进行社会教育的重点即是进行道德教育，即社会教化，培养“新政治习惯”。他说：“我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作乡村建设实验，什么时候才算成功呢？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村学、乡学真正发生作用，乡村多数人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均行启发，新政治习惯培养成功，而完成县自治，研究院实验县的大功就算告成。”[7](P536) 由此可见，梁漱溟乡村教育的特点是政教合一。他设想乡农学校为中心组织，既是教育组织，又是政治组织，乡村教育服务于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的落脚点还在于乡村教育，即提高乡民的新政治道德素质、自治习惯，其教育思想的教化色彩较浓。梁漱溟教育思想的政教合一特点和教化色彩，使之与其所提倡的“新的政治习惯”相矛盾，因为前者易形成农民的服从思想，而后者则是弘扬个性和自由。从农民身上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来推测，其结果是受教育者难以形成现代思想和现代精神。梁漱溟后来自己所总结的“号称乡村建设运动，而乡村不动”[8](P115)，即说明了这种结果。因此，从实施效果来看，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教化特点仍然具有较强的传统性。而陶行知则是从教育救国、普及平民教育的角度入手进行乡村教育的，其目标虽也是让人民大众受到教育，但其是从乡村学校教育启其端的。他主张以乡村学校为中心，乡村教师为灵魂，通过小先生、传递先生等制度把知识向外辐射，通过建立100万个乡村学校使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都受到教育。因为普及教育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生活贫困的农民及其子女，陶行知认识到原来仅注重书本知识、脱离民众生活的传统学校教育是不适合普及教育的实际的。因而主张生活即教育，乡村教育应与农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他说：“它与装饰品之传统教育根本不同。它不是摩登女郎之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窝窝头和破棉袄。”[5](P589) 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学校教育的实质即是生活教育，其目标不像梁漱溟为重建中国文化和社会组织结构，而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农民素质，让农民既有面包，又有水仙花，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他认为乡村教育的使命是教民“造富”、“均富”、“用富”、“知富”，“教民拿民权以遂民生而保民族”[5](P375)。因生活教育的目标是为民造福， 丰富民众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陶行知还强调乡村师范教育不是要用一个模子铸人，而是强调个性的培养。他指出：“晓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人园’，和花园有相类似的意义。我们愿意在这里面的人都能各得其所，现出各人本来之美，以构成晓庄之美。”[5](P377) 陶行知虽然也非常重视道德习惯的培养，但其完全是为生活教育服务的。并且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则下，承认人欲的地位，打破了中国古代学术中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观念。主张“用教育的力量，达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5](P358)。其思想符合近代以来民主自由、弘扬个性的潮流，具有现代性。
（二）民族性和世界性之别
由于二人所实践的教育有乡村社会教育与乡村学校教育、文化救国与教育救国之别，前者更重视对农村社会成员进行道德精神的改造，后者则强调教育内容的生活性和实用性。梁漱溟立足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其精华为主，在此基础上吸取西方文化的优良之处即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来完成中国优秀文化的重建，即他所谓“老根上发新芽”。出于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偏爱，梁漱溟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推行的乡约精神、朝会、重创讲学之风即其体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自信，认为富有伦理情谊的中国儒家文化将会承担拯救整个世界的责任。他认为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文化导致了西洋列强的弱肉强食与对外侵略，只有将来中国文化复兴，人类才有前途。因而梁漱溟有强烈的复兴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他说：“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6](P66) 因此，他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而陶行知因为有过留洋经历，对西方世界和文化有所了解，因而有更开阔的眼界；受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他认为思想、文化不分中外、新旧，只要于中国人当前生活有用，即可拿来。他认为只要有利于引导行动、引导思想、引导新价值的产生的书就是好书。他主张生活教育之特质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5](P662—664)。因此，其思想除具有拯救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外，更具有世界性。
（三）与农民群众联系的密切程度和实际效果不同
或许由于出身贫寒和受基督教影响，陶行知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大众平等的地位上，即平视农民群众。他提出了一个信念：“要想化农民，须受农民化。”[6](P303) 在此信念支持下，他率领追随者深入农村生活实际，切身体会农民的甘苦，创造出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活教育思想，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认为生活教育是教人干而非代人干，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如小先生制等。并且培养了许多献身乡村、脚踏实地的乡村教师，确实能造福于当地农民，为当地农村教育做出了贡献。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践虽也有不少成绩，但可能由于他出身于官宦贵族之家，经常考虑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因而以思想家自居，其目标追求是要做具有救世主品格的超俗之人。他评价自己“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9](P6)。 他虽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和工作而到农村去过艰苦的生活，也提倡接近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但他似乎是以救世主的身份而俯视农民大众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使他及其追随者与农民群众仍有一定距离，他本人亦主要只是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使他的乡村建设实验未免有些空想色彩。如他相信教化的力量必定远大于刑赏，应以人格的培养来诱导人的本能，此思想来自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善的观点。其实，人性善只是一个假设，只是一种可能，把这种观点贯穿于管理和教育中是难以行得通的，未能充分发动农民去主动地从事于乡村建设。
三、当代启示
梁漱溟、陶行知二人的乡村教育思想留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其一，目前中国农村教育问题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此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关键在于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能否与农民大众相结合。这一点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我们应向前辈学习，学习其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和献身农村教育事业的精神。“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5](P304)。 掌握现代科技和文化的知识分子只有谦虚地向农民学习，在化农民之前，先农民化，才能真正地被农民所接受，从而向农民传播科学文化，以达到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目的。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社会，求利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之一，在此经济大潮下，知识分子也难以脱俗。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城乡之间的差别之大是有目共睹的。让习惯于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过艰苦的生活，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其与农民的沟通也存在着许多障碍。对此，李景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曾经指出：“与农民打成一片，话是很容易说的，志愿也容易定的。等到实行的时候，问题可就发生了。”“起初你愿和他打成一片，他们躲避不愿和你打成一片；等到后来，他愿和你打成一片时，你又受不了，不愿和他打成一片。”“因为他本人的气味，使你不舒服；家内炕上的不洁净，使你坐不住，食品的粗劣，使你难下咽，其他种种不卫生的状态，和拿时间不算回事的和你应酬，都是使你不大受得了的，就是能够居然作下去，也免不了是很勉强的，痛苦的。”李景汉的这些话算是给梁漱溟“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根源从一个侧面作了比较生动、形象的注脚[10]。虽说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但城乡差别依然很大。鉴于以上知识分子与农村结合的困难的分析，国家政府应采取一定的激励政策，鼓励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向农民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以普及农村教育。只有把精神引导和利益激励结合起来，才有希望使中国农民走向知识化，改善生活，从而改变农村的面貌。大力兴办乡村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招收有志于改变家乡面貌的农村青少年入校学习，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其二，农村的非正规教育与正规教育应统筹兼顾。梁漱溟、陶行知二人乡村教育思想的侧重点尽管有所不同，但鉴于当时中国农村教育严重脱离农村实际的问题，都注重普及教育，即教育的大众化，都注意教育与农民生活紧密结合，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正规的学校教育，难以满足国家建设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因为尽管正规学校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但它毕竟是迄今为止最规范的有利于传授知识的教育。这就需要在努力普及乡村教育，致力于改变乡村面貌的同时，还要注意人才的培养。而目前中国乡村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过分注重精英教育，即升学教育，严重忽视了乡村的特点，与农民的生活根本脱节。半个世纪前中国乡村教育存在的弊端在当今中国农村教育中仍然存在，并且其程度还相当严重，农家子女希望通过考学“跳龙门”的思想还普遍存在。在当今社会条件下，我们不能否定部分农民及其子女“向高处走”的愿望，并且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完全有能力吸收一批优秀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输入新鲜血液，增强其发展的活力。但农村要走向现代化，更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留在农村，这就需要国家在政策上也要向农村留住人才方面倾斜。毕竟现代化的生长点不仅在城市，而且也在农村。乡村教育要根据学生的不同基础、能力和志向来确定具体的教育目标，以适合不同学生的不同发展需要。
总之，半个多世纪前的乡村教育前辈们为了实现普及乡村教育的理想而不顾自己的利害得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乡村教育的实践之中，其精神可歌可叹，其经验至今仍值得借鉴。
收稿日期：2005—07—29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科研基金项目成果之一。